在一次座談會上，我讀了蔣義海同志關於小說《尋找》的評論文章《救救青年，癒合傷口》，對於他的觀點，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此，寫下自己的一些看法，參加爭鳴，並求教於蔣義海同志。
短篇小說《尋找》敘述了一個青年人的思想上的苦悶與思索，文字樸素、生動、流暢，人物形象有一定的真實感，提出了一些應該思考的問題，但某些結論值得商榷。
一個女孩子，像我們這個時代的許多青年人一樣，經歷了十年的劫難與動亂，對過去所追求的目標產生了懷疑，而新的目標又不十分明確的時候，思想上便有了一種茫然空虛的感覺。懷著這種感情，作者便通過主人公去尋找，尋找一種思想上的出路，尋找一種新的精神寄托。
可是蔣義海同志卻把作者的意圖完全歪曲了。小說中的主人公小亮，明明是作者的愛之所鐘，是作者為人們樹立的一個青年楷模，卻被蔣同志曲解成了「厭倦政治」，「只要愛克斯，不問馬克思」的青年，需要「循循善誘，加以指導，醫治他們的傷口，救救他們」。小亮心上理想的情人喬曉陽，一個紅衛兵頭頭，反「四人幫」坐過牢，又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的英雄，在蔣同志筆下，卻成了「帶有極大的盲目性」，「開始害人，後來害己」的青年，需要「幫助他們提高認識，分清界限，癒合傷口」。而小婭與七八個大學生，則更是「胸無大志，鼠目寸光，不學無術、成了混世蟲」，「沉溺於情慾、享樂、小我的漩渦中」。更需要「伸出拯救的手，拉他們上來」。你看，作品中所有的年青人，都需要拯救。這固然是一付「大慈大悲」的菩薩心腸，卻未免有「無的放矢」之嫌。到底是今天的年輕人已經糟糕到不可救藥的地步，還是蔣義海同志估計和判斷的錯誤，我想這個答案應該是明確的。
生活是多采多姿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他們不是一些觀念的集合物。我感到小亮、小婭等人物是不幸的，因為她們帶著濃郁的生活氣息出現在讀者面前時，卻被粗暴地貼上了各種觀念的標籤；被強行放在一個需要「拯救」的地位，去接受某某人的「拯救」……
這些年青人必需被「拯救」的最大理由，也是必須興師問罪的最大罪狀就是：「穿喇叭褲，留長髮，哼圓舞曲，跳小步舞，陶醉於吃喝玩樂，出外郊遊，尋找個人樂趣……」等等。
隨著時代的演變，人類的服裝，髮型的式樣同樣也在變化著。假如我們現在還穿著表示「漢官威儀」的寬袖長袍，假如幾十年以後的人仍然穿著我們今天的中山裝、解放裝，那倒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今天，我們早晨起來，穿起了西裝褲，梳一梳西裝頭，一定覺得十分自然，可是如果我們帶著這個西裝頭與西裝褲回到一百年前去，大概少不了一頓痛打，甚至會掉了腦袋。
喇叭褲，長頭髮，色彩鮮艷的衣服也正是隨著時代演變的一種變化，假如你看不慣，也用不著非難它們。如果它們是美的，那麼遲早要被人們所接受，假如它們是醜的，自然會被歷史所淘汰。的確，在社會上，有一些年輕人愛穿著喇叭褲，留著鬍子，蓄著長髮，顯得俗不可耐。但是這並不是喇叭褲與髮型的罪過，俗氣的人無論穿什麼衣服都俗氣。為什麼喇叭褲穿在外國人身上，小鬍子蓄在斯大林、魯迅的唇上就顯得那麼自然，那麼順眼呢？因為凡是一種裝飾物，都能使雅的更雅，俗的更俗。即使是俗氣的東西吧，也用不著責備與攻擊它們。一件藝術品，應要雅俗共賞，那麼，在一個社會裡，為什麼不能雅俗共存呢？
人畢竟是人，他不是低級動物，不是生產工具，除了工作之外，他還需要休息，還要有家庭生活，娛樂活動，還要有自己的興趣與愛好；只要不影響社會與他人的利益，那麼這些興趣與愛好就應當受到尊重。列寧愛好打獵，毛主席喜歡游泳，陳毅有下棋的興趣，這些興趣與愛好並沒有影響他們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那麼，為什麼我們的年輕人不能在節假日裡，穿上漂亮的衣服，帶上可口的食物與錄音機，去郊遊，去爬山，去跳舞呢？《尋找》中有一個細節，描寫踏著舞步的愉快的大學生與身旁冷眼相看的農村孩子的對比，這個對比十分鮮明，真有點「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味道。但這不是青年人的罪過，也不能因為農村孩子的存在而去責備跳舞的年輕人。這是個社會問題，這個社會問題正是我們建設「四化」需要逐步解決的問題。但在這個問題的解決過程中，城市不能因為農村的落後而停止發展，年輕人也不能因為社會的貧困而取消生活中的音樂與舞蹈。
生活是複雜的，也是豐富多彩、五光十色的。如果有的人一定要把它們裝在以觀念為邊長的四四方方的框框裡，當這個規規矩矩的框框容納不了那麼豐富的生活時，便立刻操起一柄道德的板斧去砍掉那「多餘」的部分。於是，音樂被砍掉了，舞蹈被砍掉了，吃喝玩樂被砍掉了，郊遊旅行被砍掉了，……總之，一切屬於個人的樂趣統統被砍掉了，留在框框裡的是被肢解了的生活，這種「生活」沒有色彩，沒有歡笑，沒有希望，沒有痛苦……沒有任何生命，只有一個金光閃閃的概念。
寫到這裡，我想請問一下蔣義海同志，在您的頭腦中，難道除了一個美好的概念之外，就乾淨得什麼也沒有了嗎？您想過加工資嗎？您渴望過愛情嗎？您難道就不希望自己的住房能夠寬敞一些？您難道就沒有為子女的前途發過愁？
經過十年浩劫，當人們從「突出政治」的精神在梏中清醒過來之後，應該理解，今天的青年，對千篇一律的說教，那種用統一規格，統一型號的方法去統一人們的興趣、愛好、感情、性格、甚至服裝與髮型，是多麼的反感。馬克思說過，要使人成為一個真正的人，需要一個合乎人性的環境。一個建築工程師，一個機械工程師尚且要考慮多種規格，多種式樣，多種標準，可是一個塑進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在他的設計中，難道可以這麼簡單，這麼機械，這麼刻板嗎？馬克思說過：「你們讚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祇能有一種存在的形式呢？」（《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
有多少年輕人當年正是帶著這樣一種統一規格、統一型號的「說教」、「指導」與「拯救」走上了社會，迎接文化革命的十年風暴的，所以他們才會顯得那麼單純，那麼幼稚，那麼任人驅使，那麼像患了軟骨症似的一觸即潰。因為這一類的「說教」中，只有抽像的信條與概念，沒有社會的複雜生活的艱難，沒有沉痛的教訓，往事的悔恨。一句話，從這一類說教中，得不到獨立思索與獨立生存的能力。這些教訓難道還不夠嗎？難道今天還會有什麼年輕人願意接受這一類說教的「拯救」嗎？今天，年輕人終於離開了多年閉鎖的樊籠，跳進了生活的激流，以各種姿勢劈波斬浪地前進著。沒有誰能夠規定他們只許以一種姿勢前進，也沒有任何力量能夠使他們離開生活的激流，再回到那無形的樊籠裡去。
小亮這個人物有她的缺陷，如心胸有些偏狹，還有點孤芳自賞，但蔣同志對她的指責也太不公正了，說她是「只知道苦悶、苦讀、苦鬥」，但不知道為什麼。對喬曉陽的愛情是「感情重於理智」，「全然看不清」「喬曉陽身上的纍纍傷口」。「尋找」也只是「在茫茫的海洋上摸索苦戰」。一句話，小亮的「一切行動都帶有極大的盲目性」，盲目的苦讀，盲目的愛，盲目的尋找。小亮的行動究竟帶有多大的盲目性姑且不論，請問，在我們的生活中，誰能在干每一件事情時，對它的全部意義感到十分明確呢？誰能在自己的行動中絕對地排除盲目性呢？因為人，畢竟不是程序精確的電子計算機。說到此，我想起了泰戈爾的一旬名言：「假如你把所有的錯誤都關在門外，那麼真理也被關在門外了。」（《飛鳥集》）
還要提一下，《尋找》中的喬曉陽的形象是否有真實感？是否有典型意義？是否應該佩戴那麼多英雄勳章？是否應該沒有人的弱點？這些問題都可以討論。但蔣同志卻給他戴上了「桀驁不馴，傾吐真言，掏出赤心，無懼於死」等各種奇怪的帽子。其含義，其語法，實在令人費解。這也許正是那些「學院派的才子們」「對老師講的東西一概不感興趣」的緣故吧！
讀了評論《救救青年，癒合傷口》，我彷彿看到蔣義海同志站在一個虛幻的高處，對著我們的社會，高喊著：「救救青年！救救青年！」可同時又有一個問題苦苦纏住了我，誰來救救這篇評論的作者呢？
（原載《青春》198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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