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是嘗到了閒居的苦味。
從農村調回城市，我一直在家裡等分配。
在鄉下的風塵裡滾了十年，城市對於我來說，已經變得陌生了，我幾乎沒有什麼熟人和朋友。
父親上班去了，妹妹上學去了，我一人在家無聊地翻著新到的雜誌，但很快就坐不住了。我又胡亂地翻了一陣抽屜，然後在空空的五間屋子裡轉了一回，最後站到窗口。
從這三樓的窗口，一直可以眺望到遠處的紫金山，那巍峨的山峰在春天的陽光下，呈現出生命力的綠色。就是在這峰頂上曾經飄揚過我們少先隊「星星火炬」的旗幟，……
最近我總愛在逝去的歲月裡徜徉，尋找童年給我留下的夢一樣美好的記憶。這也許是對目前這種孤獨寂寞和充滿著等待的生活的一種逃遁。
樓上的收音機響了，女聲獨唱——羅馬尼亞民歌《照鏡子》。
大概是一種女子的本能吧，我來到鏡子跟前。我看著鏡子裡的我：眼睛很大，但周圍卻刻著令人沮喪的魚尾紋。青春的紅暈彷彿永遠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黧黑的顏色。不帶一點捲曲，垂直搭在兩鬢的短髮也很不入時了，我自欺欺人地扭過頭，但目光卻觸到了床頭櫃上妹妹的大照片。她那俊秀嬌美的臉上漾著甜甜的微笑，捲曲的劉海，捲曲的辮梢，這是一九七八年女大學生最時興的髮型。
窗外的歌聲更響了：「看我長得多漂亮，誰能說我不漂亮？……」
我關上窗戶，有點黯然神傷。
爸爸對我說過：「小亮，你已經快三十歲的人了，總該有個生活的歸宿了。」
我懂得這話的全部含意，不過我一點也不想主動行動，我最近曾讀到一篇小說，是寫一個與我年齡相同的女知識青年，怎樣在情場上到處碰壁的故事。我為那個女主人公的遭遇而憤憤不平，但聯想到自己，又不寒而慄。
十年前，我也是個眉清目秀的少女，可是那時，我卻為自己容貌而羞愧，因為我周圍那些農村姑娘都是臉色黑紅，身材粗壯，我認為這是勞動者的美，而自己的白皙、苗條則是養尊處優的象徵。於是我三伏天下田，也不戴草帽，衣袖、褲管也捲得高高的。很快，田野的陽光和風土徹底改變了我的模樣。
現在是後悔的時候了嗎？我不願肯定。
也許現在進入了輪到我妹——小婭她們神氣的時代了。她們在許多方面比我們強。小婭是大學外語系的走讀生，她已經能說流利的英語，據說還是標準的「BBC」音。
姐姐是不該對妹妹嫉妒的，我暗暗告誡自己。
父親不止一次地嘀咕，家裡少一個精明強幹的小伙子，你看，電燈的保險絲斷了，也要打電話給行政處；液化氣瓶空了，總要請鄰居小伙子幫忙。父親是有著四十五年黨齡的老黨員，但畢竟也是該做外公的老年人了。
晚上，一家人快快樂樂地圍在一起，談談報紙上的新聞；看看電視播放的新片子，這種溫暖的家庭氣氛，是我過去在鄉下，帶著渾身汗酸味，倒在吱吱嘎嘎的竹床上，帶著一種渴望的心情懷念的。我曾幻想過那參加到我們家庭組織中來的小伙子，甚至還幻想過家裡將增添一個聰明而淘氣的小男孩，他用蠟筆在牆上畫誰也沒見過的動物；揮著玩具手槍「襲擊」他的外公……，女孩子（也許我不應該這樣稱呼自己）總愛在自己的腦海裡編織這些生活的美夢。
可是我並不是那種感情澎湃的女子，妹妹也說我對生活太冷靜，缺乏熱情。也許是這樣的，因為我確實喜歡以純理性的態度思索自己身邊的生活，回南京一個多月，開始我沉溺在喜悅和恬適之中，但現在一想，我又覺得生活中少些什麼，自己也好像整日裡尋尋覓覓，然而究竟在尋找什麼，我也茫茫然說不清楚。
不過我很難肯定，我是在尋找父親所說的生活的歸宿；在尋找我自己編織的那些美夢。
我不想結婚，不是不願意結婚。
我活到這麼大，還從來沒有戀愛過。不過我的心裡並非從來沒有男子。就像世界名畫都收藏在魯佛爾藝術宮一樣，我心靈世界最神聖的地方，也有一個男子。
他名字叫喬曉陽，是一個烈士的遺孤。文化大革命中是我們紅衛兵的領袖。插隊落戶，我們在一個大隊。後來他參了軍，但不久就被做為現行反革命關進了監獄。
我對他的感情是純真而專注的，但是我不承認我對他的感情等於世俗的那種愛情，那種愛情是自私的、不牢靠的。
我一想到他，就激動起來，他現在出獄了嗎？在南京嗎？我為什麼不去找找他呢？
鬧鐘響了，是做晚飯的時候了，我從沉思中清醒過來。撥鬧鐘也是小婭想起來的花樣。因為我有兩次看書，忘記了燒飯，所以她每次上學之前，總要把鬧鐘撥好。
鬧鐘是響了一會兒，可我還是懶得動。也許是造物主把我身體內的染色體排得不夠精確，使我天生就缺少一種女子的氣質。比如做針線，不出三分鐘，我就戳破手指；再比如燒菜，只要樣數一多，我就會把廚房搞得一塌糊塗。不過燒燒日常飯菜，我還是可以獨當一面的。現在因為我在家，爸爸和妹妹能回家吃上現成飯，他們已經很滿意了。
我終於決定，明天出去找找老同學，打聽打聽喬曉陽的下落。
帶著決斷後的輕鬆，我理好書桌上亂七八糟的書，向廚房走去。
我出門跑了兩天，找到幾個老同學。只有一個知道喬曉陽的一點大概情況。說是前幾年已經判處了死刑。後來又說是自殺。這雖然都是我預料之中的，但我還是悲哀了很多天。
櫻花開了，又謝了，天氣慢慢暖和起來。
星期六的晚上，小婭告訴我，她明天要和幾個朋友去中山陵郊遊。吃過晚飯，她就為明天的野餐忙開了。她把前汁魚罐頭、水果罐頭收進書包，又在食品櫃裡搜起甜食和糖果來。她忙得顛顛的，嘴裡還哼著圓舞曲《藍色的多瑙河》的旋律。
我沒有幫她忙，陪著爸爸在看電視。
她收拾完畢，也坐下來和我們一起看電視。嘴裡仍然漫不經心地哼著圓舞曲。
爸爸不悅地瞪了她一眼，命令她閉上嘴巴，因為他要聽電視裡馬連良的《借東風》。
小婭不買帳，一邊繼續哼著，一邊跳起來，不屑地拂袖而去了。
我和小婭睡一個房間，平時睡覺前，我們總要躺著說一會兒話，但這天晚上，小婭一句話也沒說，好像在考慮什麼。
早晨，她從被窩裡坐起來，突然問我：「小亮，你也和我們一起去郊遊嗎？」這大概是她昨晚睡覺前一直在考慮是否向我提出的問題吧。
我沒有立即回答她。
小婭非常周到地給我留下了思考的時間，她跳下床，對著穿衣鏡梳妝打扮起來。
我躺在床上想，去見識見識幾個大學生也好。我雖然在鄉下時間多，可書並沒少讀。如果這些佼佼者要在那綠色的郊野談論古希臘、羅馬的話，我完全可以奉陪到底；如果他們要把近代科學作為主要話題的話，我也不在乎，我可以極生動地講好幾則關於愛因斯坦的軼事。好吧，那就大吧，小婭前些天不是要我也努力適應新的環境、新的生活嗎？
小婭穿好衣服，回轉身，詢問地看著我。她今天打扮得很出色，淡雅顏色的春秋衫緊裹著她那娉婷而不羸弱的身體，薔薇色襯衫尖領特意翻在外面。
我十分乾脆地答應和他們一起去中山陵，我匆匆起床，也穿上了小婭前些天給我做的新罩衣，當做出這個決定後，我感到很愉快，只是到最後，我才發現這早晨的決定是十分錯誤的，完全是出於一種荒唐透頂的虛榮心。
八點鐘的樣子，小婭的朋友們來了，男男女女，有七、八個人，他們衝進我們房間，七嘴八舌地評論了一番房裡的擺設，以及牆上掛著的我臨摹的莫奈的《日出印象》。就哼著、唱著、笑著出了門。
郊遊的隊伍來到紫金山北麓，整了整行裝，便開始登山。在鄉下壓過擔子的我，足力要比他們健，我遙遙領先，爬在最前面。兩個緊跟在我後頭的小伙子，累得滿頭大汗也役趕上我。我還兩次停下來，接過他們脫下的衣服。下山比賽，還是我蟬聯冠軍。我倚在山下一株黑松上，把頭髮攏到耳後，讓春天的暖風吹著我熱乎乎的臉。看看小婭他們還你攙我扶地走在山道上，我勝利地、驕傲地笑了。
孫中山先生的陵墓儘管器宇軒昂，但大家沒有一個人提出去瞻仰一下他那大理石的塑像。稍微歇憩了一下，他們就亮出照相機，忙著選鏡頭照相。女娃們照相，都有點扭捏作態，不是披上紗內，在花間樹下，做出「望斷天涯路」的相思貌；就是斜臥草坪、捧書托腮，裝出女學者的風情。男的則喜歡抱著石獅子照相，大約是想顯示男子的威武和勇敢吧。我也以青山碧野為背景，站著照了一張。一位中文系的學生，立刻批評說這是自然主義的傑作。
豐盛的野餐在紫霞湖的草灘上舉行。那真是個好地方，陽光在水面上閃耀生輝，幽深的樹林散發著清香。
大家圍坐在攤滿食物的大塑料布四周，一邊喝著啤酒，一邊哄著用叉子搶最受歡迎的茄汁魚。我也不知哪來的興致，開始跟他們講關於紫霞湖的民間傳說。可我很快發現他們對此並不感興趣。一個小伙子從書包裡拿出「索尼」牌收錄兩用機，開始倒磁帶，不少人的目光都朝向了他。我急忙連削帶刪，識相地結束了我的故事。
音樂響起來了，是夾有電子琴的小樂隊演奏的施特勞斯的圓舞曲。春天的草地上，響著這種玫瑰色的樂曲，是很迷人的。
大家吃著麵包，三三兩兩漫談起來，但沒有談古希臘、羅馬，也沒有談愛因斯坦。幾個大學一年級學生談的是既遙遠又實際的畢業分配問題。一致認為，小婭將來去交際處是篤定打保票的了。
我聽說坐在我身旁的中文系那個學生正在學習政治經濟學，我很感興趣，因為在農村我專攻過這一學科，於是我就和他攀談起來。我問他關於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的理論，他說了，不過和我所知差不多。我又問他「人民資本主義的理論」，他支吾了一會，說老師還沒有講過，我準備他問我，可是他沒有問。我問他老師講的是些什麼？他甩了一下長頭髮，說他對老師講的東西一概不感興趣。我和他談起關於我國計劃經濟的利弊，這時他變得慷慨激昂，滔滔不絕起來。一邊說，還一邊直搖頭。我問他改革的方向，他直截了當地說了四個字：「自由競爭」。我不同意，說了幾點理由，不料我話音剛落，就遭到好幾人的「攻擊」，說我思想不解放。那個對「人民資本主義」一無所知的大學生還說我的觀點是「小生產者」的觀點。當他說這話的時候，我發現一個最時髦的女娃斜乜了我一眼，我看出她那笑容裡隱藏的不屑為伍之念。
小婭在思想上站在他們一邊，在感情上站在我的一邊。她平息了這場爭論。她揮手讓大家安靜下來，叫大家不要以這些敏感的政治問題而沖淡了野餐的歡快氣氛。說完，她責備地看了我一眼。我明白她的意思：你呀，就是缺少生活情趣，愛在這些抽像的問題上糾纏。本來我真想來個舌戰群儒的，但在這種眼光下，我克制了自己的願望。
舞曲響亮起來。
女娃們開始議論香港歌星鄧麗君，男娃們議論起內部放映的西方打鬥片。我落落寡合地坐在一邊，禁不住又思索起那些頭疼的「主義」。我感到心緒很亂，覺得音樂也不悅耳了，無論是《女學生圓舞曲》，還是《藝術家生活圓舞曲》，感情都太簡單，都是快樂、快樂、快樂……
正當整個野餐氣氛漸漸平靜下來時，中文系的那個「狂生」跳了起來，又一次將腦門上的長髮朝後一甩，大叫道：「節奏怎麼慢下來了？是該向高潮衝擊的時候了！我提議——小步舞！」
一些人贊同地跳了起來，但也有兩個女娃不好意思，幾個男的在動員她們，她們坐在草地上扭著，我多麼希望她們一直扭下去呀，因為我這個「登山冠軍」是無論如何不會跳舞，而且也不會有誰來邀請我。然而那兩個女娃還是半推半就地站了起來……這時，草地上只有我一個人還坐在那裡了，我的腦子裡嗡嗡亂響，雖然微微低著頭在一點一點地往麵包上塗果醬，但我還是感到有許多譏笑的目光在盯著我，我的臉上一陣潮熱，面頰一定漲得通紅。
小婭是永遠不會讓任何客人感到孤獨的外交家，她蹲到我跟前，溫和地讓我照看錄音機。
舞蹈開始了。
我不願意看這些思想解放的青年們春風得意的笑臉，我的眼前只有一雙雙皮鞋在草地上靈活地移動。
我真恨自己，恨自己早上做出的錯誤決定。一個被人家顯然看成為時代淘汰的三十歲的人，何苦要自作多情地穿上新衣裳來趕時髦呢？這使人家為難，也使自己苦惱。過了一會，我感到身後站著人，扭頭看，驚呆了。
就在我的身後站著四、五個農村孩子，每人背著一捆柴。他們一個個緊抿著嘴，用冷冷的目光一會看看塑料布上的罐頭、酒瓶，一會看看那群狂歡的青年。
我猛地打了一個寒噤，一幅永遠難以忘卻的圖景陡然浮現在我眼前：
天空是灰白的，大雨嘩嘩地往下倒，三萬畝圩田一片白茫茫。我和農民在一起搶插晚稻秧。每一個人的眼睛都紅腫充血，每一個人的面頰都深陷下去，腰椎發出似乎要斷裂一樣的劇痛，兩條長久泡在水裡的腿已經變麻木了。……
當送飯的一來，人們便拚起最後的勁，向放在泥水中的兩隻木桶奔去。兩桶米飯，一盆鹹蘿蔔，對於我們具有多麼大的誘惑力啊，我一邊跑一邊往肚裡嚥口水。沒有地方避雨，連坐的地方也沒有，這野餐是在風雨中站著進行的……
我想著想著，就覺得眼前的陽光不像先前那樣燦爛，我的眼睛模糊起來，是被灼熱的淚水蒙住了。
誰不希望生活中充滿音樂和舞蹈呢？但是生長在富饒而又貧困的中國的青年，應該有他們更高尚的生活。
小婭忽然離開了舞圈，貼近我坐下。小聲地問：「姐姐，你怎麼啦？」說完親切地摟住了我的胳膊。
我慌忙揩去眼角的淚痕，發現她正用憐憫的目光看著我，我不高興地看了她一眼，我編造了一個謊言，說居委會下午要組織待業青年學習，就離開了這些學院派才子。
我走在中山路高大的梧桐樹下，喬曉陽的形象不時出現在我的腦子裡。在鄉下苦幹了兩年之後，有一次從城裡回農村，我看他帶了一旅行包的馬克思、列寧的著作。我笑他「緊跟潮流」，而他卻嚴肅地說：我們當紅衛兵的時候，狂熱地堅信別人對一切是非曲直的判斷。今天，我們應該冷靜地面對生活，公正準確地做出我們自己的判斷了。
可惜我們還太年輕，直到今天，我們還不能夠完全準確公正地判斷我們的歷史和現實。
但是我自信，我們對自己國家和社會瞭解的深度要遠遠超過小婭他們那批時代的寵兒。「自由競爭」，說得太輕巧了。他們根本不瞭解農民，不瞭解中國七、八億差可溫飽的農民，就不瞭解中國。大洋的彼岸是迷人的，可是別忘記，那裡的人可以登上月球，卻不曉得怎樣在地球上生活。不是有許許多多的青年用「海洛因」，甚至用「山納」來解脫自己生的痛苦嗎？我們是新興的國家，走的是新的道路。我們應該在不久的將來驕傲地使西方的兄弟姐妹們覺得，社會主義有可以向他們推薦的東西。
喬曉陽今天如果也來參加這個聚會的話，也一定和我共同中途退席。而且照他的脾氣，說不定還會斥責出聲。那他們定會大大感到震驚了。
我不相信喬曉陽會死，他是熱愛生活，熱愛生命的。還記得知識青年在茅草屋裡聚會的情景嗎？先是全體齊跳新疆舞，一把二胡，兩支笛子奏得熱火朝天。我們大喊大叫著，歪頸子、扭肩膀，在小草房裡亂跳一氣。接著是每人唱一支歌，還規定一定要唱「黃歌」，第一個就輪到喬曉陽，沒料到喬曉陽這個平時被人稱為「鋼鐵臉」的年輕人，竟十分認真，並盡量憋著柔和的音調唱完了有四段歌詞的一支什麼小夜曲。
這樣的人是不會死的，他一定還活著。
我要找到他，一定。
喬曉陽部隊裡的一個戰友，告訴了我一些喬曉陽在監獄裡的一些情況，並告訴我，據可靠消息，他還活著。聽了他的話，我激動得幾夜沒睡好覺。
就在我想進一步打聽喬曉陽的下落的時候，我接到了分配通知，讓我到一家國營無線電工廠去報到。人家都說我能分到這麼好的單位，主要是沾我父親的光，小婭很替我高興，說當這種工人一點也不「刷色」。爸爸也高興，為了祝賀我，晚上還乾了兩杯，可是我這個有著十年曲折生活的人，卻並不感到怎麼特別興奮。在我眼裡，這似乎很平常，就像從屋裡走到院子裡一樣平常。
我開始在流水作業線上工作了，我的全部工作就是在一塊金屬板上鑽眼。但我一直不知道我在鐵板上鑽的眼有什麼用處，問身邊的同事，可她雖然己這樣工作了三年，也說不清。
這樣鑽了一個月，我才看出了這些眼的價值。連工資帶獎金我拿到了不少錢。我上新街口，替爸爸和妹妹買了禮物：一隻氣體打火機和一件尼龍襯衫。妹妹接過禮物，像小孩一樣歡天喜地。可爸爸掂了掂打火機，卻皺起了眉頭。他責怪我用錢大手大腳，將來成家要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小婭調皮地說，只要我們姐妹倆的「花旗銀行經理」不倒，什麼「經濟危機」也好對付。爸爸苦笑著搖了搖頭。
工作後不久，我就覺察到有人在父親面前為我說媒。果真沒多久，父親把一個信封鄭重地交給了我。裡面有一張男子的照片，說不上英俊，客氣的說法叫做五官端正。還有一張紙，上面是人物介紹。人名下第一行寫了四個字：幹部子弟。第二行是年齡及學歷、職業。年齡稍微大了點，但旁邊專門有條備註：自今年五月之前一直在三線工廠工作，所以至今尚未婚配。最後還寫了約會的時間、地點。
這對於我來說，似乎已是個無可挑剔的對象了。父親的意思是去見見面。還說現在年紀大一點的搞對象，都是如此，雖然有點俗氣，但也沒有辦法。
對於找對象這種事，小婭好像也深明其中三昧，她毛遂自薦地給我當參謀。見我猶豫，她就在睡覺的時候開導我。說要實際一點，愛情的伊甸園在生活裡是很難找到的。還說我多才多藝，那人也有水平，兩人會幸福的。
我一直在冷靜地考慮我和喬曉陽的關係。我和喬曉陽相處的時間不短，感情也篤厚，但從未談情說愛。他參軍後，我們通過信，但都是互相傾訴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每封信我們都只在末尾極簡略地提一下各自的生活，有時甚至只用「一切如常」來概括。他在最後一封信上說他要奉人民的指令去執行一項光榮的任務，並叫我以後不要寫信給他，他說我們會再見的。最後他沒有寫慣常的祝辭，而寫了「緊緊握你的手」幾個字，後面用了兩個驚歎號。直到一年後他入獄的消息傳來，我才明白他這封信的意思。
約會的日期一天天逼近，我一直在彷徨。可是連我自己也沒料到，我在最後半個小時裡拿定了主意，去。我簡直懷疑是「潛意識」在作怪，後來想想，我所以下決心去，主要是不願讓父親掃興。
我們在公園裡約會。他和照片一樣，臉上沒有一點過分的熱情。我也很沉靜，根本沒有感覺到一個女子在這種時刻應有的那種羞怯和不安。我迅速地察覺，他是一個塗上了市儈色彩的「有水平的人」。他是那麼直率地向我報了他準備的傢具，報他家擁有的平方。並徵求我意見，什麼時候結婚（總算是以婉轉的方式提出的）。一切都彷彿表明我和他有著「金玉良緣」似的。我不能忍受他的囉哩叭嗦，盡量以客氣的口吻和他告別了，永遠地告別。
一離開公園大門，我就不願再想這件事。這種僅僅為結合而愛，是獸類彼此相吸引的愛。
回到家裡，我開玩笑地對妹妹說，這種戀愛的迅速真可以叫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破產，因為相對論是把光速作為一個恆定量為前提的。小婭沒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只是埋怨我對終身大事太草率、太不嚴肅。
父親知道我這樣了結這件事，很不高興，但也不好說我什麼。不過後來他不知從哪裡得到消息，曉得我在到處尋找喬曉陽，於是他發火了。
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間，很嚴厲地教訓我，多少年來他還是第一次這樣對我發脾氣，他並不因為我快三十歲而有所顧忌。
喬曉陽是南京最早一批紅衛兵，他當時是頗有點名氣的。爸爸他們這輩人，一聽到「紅衛兵」、「造反派」就氣得發抖。而我——一個被紅衛兵、造反派迫害的老幹部的女兒，竟然在今天，還在四下尋找紅衛兵頭頭，他能不勃然大怒嗎？而且他一想到我找他的目的，就更加怒不可遏了。
他先用嘲諷的口氣說，喬曉陽算個什麼貨色？一個文化革命的闖將！是的，他有組織才能，能說會道，腦子轉得快，可這都是歪才！是亂世英雄！現在搞「四化」，這種人有什麼用？還來搬弄口舌？還來貼大字報嗎？你，三十歲的人了，還不會看人，老實有學問的人看不起，反倒跟著這種政治上不可靠的小投機家屁股後頭跑。文化革命跟著他胡鬧，現在還想鬧嗎？
我耐心分辨，人也是會變的，怎麼還用老眼光來看人呢？我又把喬曉陽坐牢的事告訴了爸爸。
可他根本聽不進去，非常固執地說，這種人根本就沒有革命原則性，反這個，反那個，都是搞個人投機，想表現自己。再說我們黨還沒垮，我們軍隊還沒垮，要他一個上陣跳什麼？還要不要黨的領導？現在北京民主牆不是又有人在鬧嗎？還不是喬曉陽這類人，達不到個人目的，就鬧個沒完。
要是其他任何人這樣說喬曉陽，我是決不答應的。我這張嘴緘默的時候多，可爭鬥起來，也會說出很刻薄的話。但因為是爸爸，我只好任憑他對喬曉陽誹謗。然而我心裡是不服的。
現在來嘲笑青年人十年前的幼稚舉動，並不表明自己政治上的成熟練達。我承認我們當年做了不少錯事、蠢事。但我們決不是所說的那種投機分子。我們還是純真的孩子，我們的心是真誠的，全國人民的心都是真誠的。你當年不是因為我去北京見到了毛主席而熱淚盈眶嗎？頭髮花白的你，當年不也上街跳過「忠字舞」嗎？干校舉行的批判會上，你不也聲討過「黑省委」嗎？這也體現了黨的組織原則嗎？體現了黨的領導嗎？不是該嘲笑，而是該痛哭，放聲痛哭，為我們整個愚昧敦厚、多災多難的民族痛哭……
我真想把我心裡想的，都對父親說，可他是不會聽的。他還在那裡滔滔不絕地說著，不過已從訓斥轉為勸誡了：
你們這一代人也是受害者，十年光陰白白耽誤，要文化沒文化，要技術沒技術，只是懂得不少歪門邪道。現在應該努力工作，埋頭學點實際本領，能為「四化」出多少力就出多少力吧。再說你年齡也確實不小，也該找個合適的人成個家了。還那麼不安穩，真不明白胡思亂想些什麼。
我回到自己屋裡，躺在床上，心裡久久不能平靜。
我的眼前又出現了那熊熊的大火。我們的紅衛兵總部遭到了一個造反派組織的圍攻。樓梯已經燒燬，退路已經斷絕，樓房四周全是手持刀槍棍棒的武士，他們狂叫：「老保不投降，就叫它滅亡！」的口號（說我們是造反派真是冤枉）。
我們一個個穿著被烈火燒得焦黑的軍裝，手拉著手從二樓退到三樓，從三樓退到四樓，最後手挽手上了房頂。喬曉陽抱著紅衛兵的旗幟站在最前面。我們都決心和這面旗幟共存亡。我們用嘶啞的喉嚨齊聲不斷地呼喊：「誓死捍衛毛主席！誓死捍衛革命真理！」大家就是這樣等待著死亡的來臨。石頭、瓦片從下面雨點似地打上來，喬曉陽的額頭被砸破了，鮮血濺到了在大風中狂舞的旗幟上……
……我們像一支被擊敗的小部隊一樣退到了農村。缺少錢糧，我們一天只吃兩頓飯。晚上就住宿在野外廢舊的草棚子裡。我們這些嬌生慣養的孩子，誰也沒有掉過一滴淚。大家都像兄妹一樣互相支持、體貼著。夜晚睡覺，大家都爭著往風口裡睡，用自己的身體給同伴擋風。但最後睡在草棚口上的都是喬曉陽。為了暖和一點，大家都是緊挨著睡在一塊的，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是臉貼臉地睡在一塊的。好強的我總愛和喬曉陽合蓋一條軍大衣睡在風口。我們睡在潮滋滋的稻草上，身子緊緊擠在一起。但是只要一會就都睡熟了。我們這些十六、十七歲，自認為是為人類最崇高神聖的事業而奮鬥的戰士，都還是些情竇未開的童貞孩提啊……
世界上有這樣的投機分子嗎？有這樣胡鬧的烏合之眾嗎？
熱愛黨，熱愛領袖，追求進步，崇仰真理是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學就開始形成的道德品質。在那動亂的歲月裡，我們不顧性命追求、捍衛的是什麼？是真、善、美。可是到頭來卻是一場大騙局，這深深地傷害了青年人敏感的心，這傷口的深重是一輩子也難以癒合的。多少人看穿了：這個世界上原來沒有真、善、美啊！我們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啊！於是他們在幾個平方米的溫暖角落裡找到了歸宿。但是，不是還有一些人仍然抱著更加執著、更加堅定的信念，帶著日趨成熟的深沉的思想，仍然在不甘沉淪地追求、尋找嗎？請不要忘記，在喚醒民族之魂的轟轟烈烈的「四五」運動中，老紅衛兵是抱著以身殉國的決心衝在最前面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漢白玉的基座上染著他們的血啊……
這是一支傷亡慘重的梯隊，但是並沒有垮掉。他們是可以信賴的。不要怕他們獨立思考，不要嫌他們不順從，這個世界將來總歸要成為他們的。
當然，敗類總是有的，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也還會有。
我決心走我的路，朝著「不可能」和「不實際」的方向走下去。我仔細地權衡了自己的力量，總的感覺是：我還年輕。
三天之後，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招考經濟系研究生的廣告。裡面的一句話象鋼錘一樣敲響了我的心——「我們歡迎你：為中華民族的崛起而獻身的人。」
我找到了，找到了，我一直在生活裡左顧右盼，不就是在等待這一句話嗎？我幾乎不加思索，就寫信去要參考書目。「三思而行」不是年輕人的作風，瞻前顧後往往一事無成。
參考書目很快寄來了，只有幾本是我沒讀過的。我很高興，立即制定了計劃，並立即執行計劃：早上背英語，白天鑽研，晚上讀書。
父親對此堅決反對。他先是發雷霆：這是不自量力，想入非非。接著又是規勸：三十歲了，三十歲了！但不管他怎麼說，我都用大道理來反駁他。他見拿我沒有辦法，只得對我側目相看，不理不睬，任憑我不折不扣地執行自己的計劃：早晨背單詞，白天鑽眼，晚上讀書。
妹妹卻完全站到我這一邊來了。她支持我去考研究生，說人生那麼短暫，應該幹出點事業來。她支持我尋找喬曉陽，說我和他的感情就是愛情，是真正的愛情，而真正的愛情就是心心相印，無須互相表白。
我感到從未有過的精神振奮，雖然我每天只睡很少幾個小時。當一個人不僅僅考慮個人的利害得失時，就會處在這種精神狀態中的吧。
在我應試前的一天夜裡，夜色是那樣濃。我想起了我那去世的媽媽曾經講過的一個悲壯的故事。
一群善良的人被一夥強盜趕進了陰暗潮濕、不見一線陽光的密林深處。幾天過去，人們一個接一個地死去了。這時，一個英俊的年輕人站了出來，他的名字叫丹柯。他對活著的人大聲說：「森林是有盡頭的。起來，我們走！走出一條路來！」
人們和丹柯一起出發了。可是艱難地走了幾天幾夜，也沒走出森林。這時有的人絕望了，有的人倒下了，有的人埋怨丹柯。丹柯想了很久，突然叫道：「我愛你們呀！我的心可以做證！」說完，他抓開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把它高高舉過頭頂。他的心燃燒起來，發出了強烈的光輝。黑暗的森林被這人類愛的火把照得透亮，人們簇擁著丹柯，呼嘯著向前。
森林分開了，碧綠的草原展現在人們面前，太陽在蔚藍的空中發出金色的光芒。人們狂喜地跳起了舞蹈。而丹柯卻在別人不注意的時候，驕傲地笑著倒下了。他的心碎了，化作點點紅花開在草原上……
後來我在高爾基的書裡讀到了這個故事，才明白丹柯原來不是我們民族的英雄。不過在我腦海裡的丹柯，卻永遠是個中國青年的形象，有時我還覺得他有點像喬曉陽。
喬曉陽，你在哪裡？
在接到錄取通知書的那天晚上，我見到了我日夜思念的喬曉陽——
這是早春季節的一個藍瑩瑩的夜晚。
美麗的雪花愉快地在溫馨的空中旋舞著，靜靜地落在蒼青的松枝上，落在迎春花嫩黃的花蕾上。小河的水解凍了，汩汩地流著，開始踏上了與江海匯合的路途。
我們依偎著坐在傘蓋似的松枝下，我的心完全匍匐在愛情和幸福之中。
我帶著少女般的羞怯，帶著顫抖的激情對他說：「我們該結婚了。因為我們是人，所以也有人的弱點。」
他沉吟了好久，才說：「等兩年再舉行這個儀式吧，我們還年輕，有許多事要做。」
我說：「我們是不是太超脫了？」
他說：「是的，不過我們是帶著這種精神，為人民的實際利益而探求，而奮鬥的啊。」
我的心漸漸平靜下來。
雪大起來了，把大地裝成了潔淨的世界。那飛簷高翹四方形的寶塔，變成了晶瑩的玉雕工藝品。遠處隱約在雪霧中的樓房，閃動著黃澄澄的光環。
我們熱烈地議論著未來的理想世界：太陽永不西墜，根本沒有黑夜。人人誠心誠意，個個相親相愛。
我們看見了馬克思。他髯鬚蒼白、面容消瘦，紀念碑似的身影屹立在多霧的地平線上。他焦慮地凝視著這廣漠的世界，痛苦地皺緊眉頭，他為不能繼續思想而痛苦。
馬克思不是第一個向人類描繪未來世界的人，而是第一個為理想世界開拓道路的人。無數人跟上了他，不斷地開拓，許多人倒下了，而後來者一批又一批湧上來，繼續一邊開拓，一邊探索。
「我們的事業並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
當太陽剛剛照耀在白雪皚皚的春天的大地上，我和喬曉陽用這句話互相激勵著，共同出發了。
就這樣，在夢裡見到了喬曉陽。
動身的日子已經越來越臨近了。我卻沒做任何出發的準備。我強烈地感到離開家庭一步，都是那麼困難。幾天來，我好像才發現爸爸已經十分衰老了，而妹妹還太年輕，還是個傻不愣癡的姑娘。
好多年前，我在鄉下第一次用自己的汗水換來了二十幾塊錢，快活得不曉得怎麼用才好。我想一定要使離別了整整一年的爸爸、妹妹高興一下，就用全部二十幾塊錢買了許許多多土產，連回南京的車費也沒留，我準備和知識青年中的幾個活絡鬼一起乘便車回去。
誰料到直到年三十那天，才算乘上一輛便車。可偏偏開到半路又遇到了大風雪。而且車子開到城外一個小站就停下不開了。
我拎著沉甸甸的旅行包在漫天風雪的黃昏裡，眼淚汪汪地走了兩個多小時，終於看到了我們家窗口的燈光。那雖然只是一點點昏黃的光亮，可卻是暖人心窩的啊。我攏了攏粘滿雪花的凌亂的頭髮，夾起旅行包，朝著我的家興沖沖地拚命奔跑過去。
我扛著包裹上樓梯，兩條腿不知怎地變得軟綿綿的，抬一下都很費力，棉鞋早已濕透，寒氣直往上鑽，發出鑽心的疼痛。我為了回家，已經用盡了最後一點力氣，當我站在家門口時，已經累得無法動彈了，我無力而歡喜地倚在門框上，透過門縫看著裡屋。
小方桌放在屋子當中，上面擱著好幾樣菜，三雙筷子整整齊齊地放在上面。妹妹（她那時還是個小學生）依偎在爸爸身邊，坐在桌旁。媽媽不在了，小婭穿著又短又小的衣服，膀子一大截都露在外頭。爸爸還穿著干校裡穿的發白的幹部服，肩膀上磨了一個洞。顯然是為了過年的緣故，他剛剛剃了頭，光了鬍子。小婭揚著小臉問爸爸：「爸爸，爸爸，姐姐怎麼還不來，菜熱了又冷了？」爸爸憂慮地望著窗外的雪花說：「許是下雪，車不好走，一會兒總要來的，等她回來，我們一起吃飯。」妹妹快快活活地說：「嗯，等姐姐回來，我們就吃飯，唔，還要喝酒哩……」
看著這近在咫尺的親人，聽著這牽肚掛腸的話，我的眼睛模糊了。我抑制不住自己，竟伏在門框上像個小孩似地嚶嚶嗚嗚地哭開了……
多少回這樣的歸家探親啊，每次回來，我都恨不得永遠住在家裡，再不遠離。可是每回春節一過，天氣微微轉暖，我想到生產隊的鄉親們已開始春耕生產，便坐立不安，不好意思再呆在家裡愜意了。於是我買買鄉親托我代買的東西，又匆匆告別了父親和妹妹。這次回家，本可以永遠再不遠離家門的，可是我自己當時也沒有料到，一年後的今天，我又要告別父親和妹妹，到那遙遙千里之外去。我又變成了一個優柔寡斷的女人，我變得那樣戀家，連牆上的一條水跡我也覺得親切。
就這樣，我在惆悵中徘徊了許多天，但最後還是重新鼓起了勇氣，從爸爸他們幾個老戰友聚會的那天開始。
那天晚上，爸爸幾個老戰友到我們家來喝酒，說是紀念他們一次戰鬥立功授勳多少週年。
小婭擔任了家庭主婦的角色，燒菜弄菜全是她一人包了。我給她當助手，端盤子拿碗，不斷地聽聽爸爸他們的談話。
他們永恆的話題就是戰爭。他們一坐定就回憶起那一次又一次的戰鬥。什麼集團衝鋒，什麼炮火突襲，我聽得很有味道。接著他們談起了一些老熟人、老戰友的近況：縱隊政治處那個上海來的大學生，現在是官運亨通，前些天看報，當上副部長了；十五團的那個胖子已經退休，野心不小，在家寫起回憶錄來了。現在的追悼會真他娘的來得個多，榴炮團的政委前天心肌梗塞，閉了眼。說到這裡，話題便轉到了他們各自的身體。於是「冠心病」、「高血壓」、「腦血栓」、「嗜睡症」等不吉利的字眼充滿了他們的談話。父親不讓我聽這些話，把我支到廚房裡去了。等我端著一盤菜回來，他們已經在那裡談論今天的年輕人了。他們一個個搖頭咂嘴，表示不滿。對目前一些年輕人中流行的電吉他、錄音機、喇叭褲、超短裙，他們簡直恨之入骨，欲掃蕩一空而後快。不過有個叔叔卻誇獎了我和小婭，說有事業心，愛學習，難能可貴。爸爸板著臉搖頭：「喜歡電子音樂，思想太自由。」最後話題從戰爭生活開頭，在和平生活裡劃了一個圈，又回到了開頭的戰爭生活。他們又談起了他們一生中最艱險也是最榮耀的年代。我和小婭雖然已聽過許多類似的談話，但這次還是被吸引住了——破曉前的襲擊，越過封鎖線的馬隊，佈滿彈洞的軍旗，發起總攻的軍號……
夜裡，我在夢中聽到了遙遠的充滿召喚聲調的號音。第二天一早，我上街買了一隻人造革皮箱。回來後，開始以軍人的速度整理行裝。
離啟程還有兩天了，我的老同學、新同事都陸續來為我送行。後來小婭幾個認識我的同學也來了。那個中文系的長頭髮象朗誦讚美詩似的送了我幾頂「桂冠」。他一定以為我三十歲不成家，跑到千里之外，是去逛功名的。我沒有向他解釋，而且我想，對他很難解釋清楚。
出發的日子終於來到了。行李包裹已經在前一天貼上標籤，送到了碼頭行李房。早晨，父親出門時跟我打了個招呼，說今天要開一天會，不能來為我送行。他因為我固執地走自己的路，不高興直到今天。
由於我沒有把出發的確實日期告訴任何人，所以傍晚送我去中山碼頭的只有小婭。
白色船體的客輪泊在江邊。開船的時間還有一會，我和妹妹在江邊隨便走了一會，又伏在江邊的欄杆上，望那江對岸工廠區的燈光。該說的話已經說得差不多了。小婭沉默起來，但她的手一直握著我的手，久久不放，我感到她的手是滾燙的。
客輪不時發出聲聲汽笛，似乎在催人上船。
小婭往我身邊靠了靠，小聲地說：「姐姐，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我想囑咐小婭好好照顧父親，但是一開口，卻說成了這樣的話：「我走後，就你一個人，要照顧爸爸，又要忙功課……我，我是個不顧家的人……」下面該怎麼說，我也不知道了，只覺得心裡一陣苦澀。
小婭卻寬和地說：「我從小就和爸爸在一起，早已習慣了。你放心去吧，你有你的事業。」
我激動地抱住了妹妹，深情地說：「好妹妹，我們的事業是共同的。」
鈴聲響了，那麼刺耳，妹妹催我快快上船。
汽笛嗚嗚地叫著不停，起錨機也開動了。
我站在船舷，還想多看兩眼小婭。
她不時向我招招手，我注意到她揮手同時，迅速地揉了一下眼睛。是揩眼淚嗎？我的心猛地收緊了。她流的是憐憫的淚水還是感動的淚水？是後者嗎？我已經不能思考這個問題了，因為感情的潮水已經衝垮了理性的堤坎，我的眼睛也濕潤了。
輪船開始慢慢移動，漸漸離開了碼頭。
這時我忽然發現父親出現在碼頭的人群中，他擠在最前面，高高舉起手，揮了一下，可眼睛還在朝輪船上下搜尋著。我知道他沒有看見我，我想喊，但周圍人聲嘈雜喧嘩，喊是沒有用的。我只得默默注視著爸爸，慢慢舉起手，向他告別。
輪船鳴著高亢的汽笛遠遠離開碼頭，駛向夜色蒼茫的江心。爸爸和妹妹還立在碼頭上，雖然小婭指指戳戳，但爸爸還是茫然地望著整條船，他的手垂著，沒有再揮。
漸漸的，離愁別緒已不再那麼濃重地壓在我的心上了，由於父親的到來，我感到一種滿足。
燈光燦爛的輪船加快航速，行駛在寬闊的江面上。
我不願鑽在悶熱的船艙裡，一直立在甲板上。江風浩蕩，撲面而來，但已是春天的風了，風裡只略帶著濕氣，而毫無一點寒意。
長江大橋已在眼前了，那大橋上燈的陣容十分壯觀，一簇接一簇，綿延十幾里，雄赳赳，橫跨長江天險。
我驀地想起了丹柯那堅毅的身影，想起了他高舉的燃燒的心。我又想，我們的青年，如果都不把個人的利害得失做為判定問題的標準，都能高舉著自己燃燒的心，朝著一個方向奔跑，那等待著我們的將是一個何等光輝燦爛的世界啊。
自然，我也很快想起了這幾天來一直怕想到的喬曉陽。我和喬曉陽是心心相印的，多少年過去了，我們都從天真幼稚的孩子長成快三十歲的人了，「三十而立」啊，可我們都沒有走上正常的、安定的、從一般常識和狹義上講也算是幸福的人生道路。最近我又聽到消息，說喬曉陽已經出獄，並且出獄後第二天，就跟隨部隊開赴廣西前線去了。
現在我離他越來越遠了，很可能永遠失去了他。但是，我永遠愛著他，即使這是毫無希望的愛。同時我又感到，我並沒有失去他，並正在向他靠攏。
輪船指揮台上的探照燈亮了，我的眼前出現了迷迷濛濛、沒有盡頭的大江。南京城的萬家燈火已被拋在了身後。
完稿於一九七九年十小月三十一日夜
（原載《青春》198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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