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弟：
很久沒有接到你的信了。你的來信又是那麼簡略，真不知你過得怎樣。如卉好嗎？你好久沒有提到他，是怎麼回事？是不是鬧矛盾了？望下次來信告知。
文弟，我和超群發生了分歧，原因是我「右傾」了。我似乎也只好承認，我「右傾」了。因為，我實在不願打倒我的專案對像余子期。我同情他，尊敬他，還常常要為他辯護。
這是怎麼回事呢？我也想不清啊！
我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會和「右傾」這兩個字聯繫在一起，因為我和你都是在不斷地反右鬥爭中長大的。從我開始懂得政治的時候起，我就害怕「右」這個字眼了。「右」就是資產階級，就是修正主義，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呀！
一九五七年，我還只是剛剛跨進校門的大學生，便參加了反右鬥爭。我們的一個老同學何思捷被打成右派。他被開除了學籍，勞動教養去了。記得他臨走的時候，曾經找我告別。我對他說：「你本來是一個有才幹、肯學習的青年，為什麼會犯這樣的錯誤呢？我真為你惋惜！」他說：「我不為自己惋惜。你多珍重吧。我相信，你是永遠不會『右』的！」
是的，我也相信，我永遠不會「右」的。甚至向「右」邊傾一傾，我也是不干的。
我踏上社會，進入了文藝界，也是在反對右傾，批判修正主義的高潮中。我懂得了，不但要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鬥爭，還要批判一切過去的封、資、修的文藝和文化。我堅決地舉著批判的旗幟。我是不會投降的，我是不會右傾的。
我們的家鄉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你媽媽在這期間死了。有人說是餓死的。我不相信，死也不相信。我認為這是敵人在趁機造謠，想砍掉三面紅旗。我和你一起回到家鄉，到了你家裡。我們一起吃胡蘿蔔，沒見一粒糧。你爸爸端著飯碗淌眼淚，對我說：「孩子，真對不起你！」我笑哈哈地對他說：「表舅，你別難過，我喜歡吃胡蘿蔔。」我看見你爸爸對我無可奈何地搖搖頭，心裡不覺一陣難過。可是立即批評自己的「小資情調」，臉上又掛上了笑容。我保衛了三面紅旗，我沒有右傾。我慶幸自己的無產階級立場竟然如此堅定。
文化大革命給我上了新的一課。開始的時候，毛孩子們說濱海市委有問題，把我嚇了一大跳。這不是右派言論嗎？我和機關裡大部分同志一起到街上去和這些毛孩子辯論。我告訴他們：「你們這是否定黨，否定社會主義！」一個小男孩抓住了我。他的舊軍裝拖到膝蓋，一張圓乎乎的胖臉充滿稚氣。他對我的發言是那麼憤慨！他問我：「你是什麼出身？屬於哪個階級？為什麼包庇黑市委！」一下子，一群孩子一起把我圍住了。幸虧王友義一把拖住我衝出了重圍。這以後，許多事情使我明白了過來：革命在深入，形勢在發展。「左」和「右」的含義不同了。今天的左派，就是要造反，要炮轟各級黨組織。
我向小將們學習，起來造反了。我批判十七年的文藝路線，教育路線，批判別人，也清算自己。我像避免瘟疫一樣提防著自己腦子裡的沉渣泛起。我覺得，這一次，我獲得了對「右傾」的終身免疫力。
可是現在，我還是「右傾」了。這叫我怎麼說得清？
當超群把余子期的專案交給我的時候，我多麼興奮！我認為這是黨對我的信任。我並不熟悉余子期。他雖然是我們的一個領導，可是長期在外地深入生活，偶爾回到濱海，也不過是在會上和我們見面。除了他的詩給我留下一些印象外，對於他，我真是一無瞭解。因此，我可以毫無私心地去進行這項革命工作。
我對他持有高度的警惕。因為我是那麼相信他必定是一個修正主義分子。我嚴厲地命令他交代自己的全部問題。每一次和他談話前，我都仔細地設想，他會耍什麼花招？又該怎麼對付？在和他談話的時候，我的緊張真可以和那個與風車搏鬥的堂·吉訶德相比！我調動起自己的全部神經，不漏掉他的一句話。甚至對他的一個手勢和眼神，我都要反覆研究和推敲，以便從中找出矛盾，發現問題。可是過了一段時間，我頭腦裡的「弦」慢慢地鬆了。因為撥拉來撥拉去，那些懷疑的問題一個個被否定了。我逐漸感到他是一個熱情、坦率而又真誠的人。他不怕在群眾面前攤開自己的一切，他的交代沒有絲毫被迫的成分。他像對親人和朋友傾吐心曲一樣擺出了自己的一生。他是那麼相信：黨會瞭解他的。
但是，我並沒有因此就解除思想武裝。王友義也時時提醒我，「沒有查出問題，不一定就沒有問題。還是慎重一點好。」我也是這樣想的。於是我們再查，給他提出這樣那樣的問題叫他交代。
一九六七年「一月奪權」之後，我的看法終於發生了一次大變化。因為發生了一件事情。一天，我到「牛棚」去取他的交代材料，看見他正在偷偷地看著什麼，並往自己的小本上抄摘。我悄悄往他身後一站，竟是一張傳單！我正想伸手去拿，卻被他發現了，他連忙把傳單攥在手裡。我懷疑他在搗鬼！我厲聲地叫他：「你出來！」我把手伸出來說：「把傳單交出來！」他遲疑了一下，攤開了手。我拿過傳單一看，是去年冬天紅衛兵中流傳的一張傳單，傳的是一位部隊老同志的講話。這位老同志批評紅衛兵不講政策，勸告小將注意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他說，「哪怕錯誤只有百分之一，不加注意，任其發展，對革命事業也會造成很大的損失。」他教訓那些紅衛兵說：「小娃子呀，要說造反，我們才真是老造反了。為什麼你們這些小造反要打倒我們這些老造反？」我當時就不同意這個講話的精神。我認為現在不是大講百分之一的時候，這只能給革命的群眾運動潑冷水，加阻力！敵人會利用這個講話的！余子期為什麼現在對這個講話發生興趣？是不是他也想利用這個講話呢？於是我問他：「這張傳單是誰給你的？」
他搖搖頭說：「是打掃院子時偶然拾到的。」
我冷笑一聲說：「階級鬥爭中沒有什麼偶然！就算你是拾到的，為什麼這麼感興趣？這也是偶然嗎？」
他沒有立即回答我的問題，只是憂傷地看著我。過了一會，他突然問：「小向同志，你今年才二十幾歲吧？」
我馬上反問：「什麼意思？二十幾歲的人無權審查你嗎？」
他又搖搖頭說：「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你恐怕並不瞭解我們黨內鬥爭的歷史吧！」
我的臉漲紅了，挖苦地對他說：「當然不如你。可是要是聽你這個黨組成員、大詩人的話，我怕是一輩子也不會懂得黨內鬥爭的！你還是說說為什麼對這份傳單感興趣吧！」
「好吧。」他無可奈何地說，「我們的黨教導我們，一個黨員在任何時候都要說真話。我不想隱瞞自己的觀點。我尊敬這位首長，信賴他，同意他的意見。」
「什麼意見？指責紅衛兵運動嗎？」我厲聲地說。
「不！向南同志，你不瞭解他！」他爭辯說。
「我不瞭解。但是我知道他現在跟不上形勢，因為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我振振有詞。
「不對，向南同志，你錯了！」他突然激動起來，提高了嗓門。「我瞭解他。他怕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你知道不知道，他曾經為革命獻出了什麼？比生命還寶貴的東西啊！他的最疼愛的小兒子，就是在戰場上犧牲的，而且是為了掩護我！」說到這裡，他拉拉自己身上那件舊羊皮大衣，深情地說：「這就是他的小兒子的遺物，他那時候送給我的。我穿了多少年了。我永遠忘不了他給我的教育。是他教我讀書識字，是他教我懂得革命，是他把我培養成為一個戰士、詩人！」他還突然提高聲音，直衝著我問：「向南同志，你也是黨培養的吧？在你的生活中也曾經遇到過一個又一個的具體的指導者、領路人吧！黨，就是由這些優秀的共產黨員組成的啊！把這些人都打倒，那麼，我們的黨呢？我們的黨呢？」
「我——？」說真的，文弟，我一下子語塞了。因為這些問題正是我當初和小將辯論時提出的問題啊！我以為已經解決了，徹底解決了。可是今天，這件事情震動了我，也使我重新思考一些問題。我不能不在內心承認：他是對的。於是，在中央提出「三結合」的時候，我提出「解放」他，「結合」他，我認為他正是我們黨需要的好幹部。
然而，超群反對，我受了批判……
我曾經承認，是我「右傾」。我曾經暗自下定決心，今後再不「右」了。可是最近，在他的妻子被迫自殺，女兒到黑龍江插隊落戶以後，我又動搖了。事實是必須尊重的。因為我畢竟不是被騎士小說弄得神經錯亂的堂·吉訶德呀！我有正常的感覺和思想，看清了自己面對的是風車不是兇惡的敵人。這時候再齜牙咧嘴地大殺大砍，豈不是天大的笑話？文弟，我不明白，對一個幹部審查清楚了，證明他是一個好人，這有什麼不好？可是超群和馮文峰他們好像是不甘心，他們懷疑我的工作。
我很想聽從他們。但是，對余子期的深切同情已經在我思想上完全佔了上風。我在他面前再也擺不出一副審查者的面孔了。我該怎麼辦？辭去專案組組長的職務，行不行？但是這樣一來，是不是我在偉大的革命鬥爭中動搖、退卻？以至落荒、逃跑了呢？
心裡真亂啊！我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好。文弟，你比我冷靜，幫幫我吧！我等著你的信。
南 一九六八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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