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用薄薄的幾片艷紙、在那間屬於我的窯洞裡，開始了我17年後的筆耕的。首先湧
進我的創作天地的是昔日我在團河農場勞改時；那兩隻被異化了的白天鵝。當時在我們的園
藝大隊隊部，有兩隻被勞改幹部剪去了一圈翅膀的白天鵝。
它的故鄉在東北的興凱湖。那兒勞改農場的頭頭，不遠千里把它送到了北京近郊的團
河。天鵝本是鳥類中最為溫馴的動物。早年我當記者在北大荒採訪時，當地的老獵人告訴
我，它不僅僅天性柔順，而且絕無其他鳥類互相格鬥的惡習。但是在勞改隊的這兩隻天鵝，
在勞改幹部的調教和勞改人員的挑逗下，漸漸失去了它們原有的本性。不知它是怎麼養成區
分兩種人員的本領的——我們勞改成員，偶爾去大隊部辦事時，那兩隻美神便立刻變成了凶
神，撲打著飛不起來的雙翅，主動向我們發起進攻。這件事兒，對我的刺激極大，那美神何
以會變成了一隻長翅膀的「狼狗」？
非常有喻世意義的是，有一年的春天，天上的一群白天鵝，由南方北去。當它們飛到同
類窩居的上空時，便纏綿悱惻不忍離去。當時中國還沒有愛護鳥類的意識，一位農場場長，
開槍射落了其中的一隻，按著人們的一般思維模式，把受了傷的那只天鵝，放到它的同類中
去豢養，一定能把它馴化成地上的地鵝。誰知，事與願違。第一，那兩隻早已異化的同類，
對這個外來的天鵝成員並不友好，它們把它視若異類；第二，那只天上的美神，拒絕接受進
食，直到絕食餓死。由這兩隻白天鵝，我聯想起昔日北京大學西語系講師黃繼忠，他在被劃
為右派後，因老婆離婚幾個孩子沒有收養人，黃只好將其帶進了勞改隊——那可憐的孩子，
也像那兩隻白天鵝一樣，經受著環境造成的另一種異化——我便將那幾個娃兒，濃縮成為一
個，並與白天鵝寫在了一起。這就是後來在80年代獲全國中篇小說獎的《遠去的白帆》最
早的雛形（小說問世後，當時已是北大西語系系主任的黃繼忠，曾先後給我來過兩封信，表
示他對一個中國作家勇氣的敬意。之所以如此，因為這篇東西，先後經《人民文學）和《十
月）兩大刊物的審讀，都因其政治內涵而未能披露。後來巴金及其女兒李小林路過北京，拿
到《收穫）上發表了）。
若不是當時發生了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我的那篇小說，就在窯洞中完成
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使我的小說寫作中斷了，因為這個自然災害太刺激人的中樞神經
了，它迫使有良知的中國人，把視線的焦點立刻轉移到了中國那雪上加霜的政局。記得在唐
山大地震後的第三天，陳大琪把我找到了他的辦公室，面色嚴肅地對我交代了一項緊急任
務：山西發下來通知，每個單位都要有專人負責關注震情發展。我們的中隊院外，有一圓口
形的水井，要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去丈量一次井水的升落情況，並每天作出記錄，向中
隊匯報。
伍姓湖學大寨學得干了底兒，但是那口井的水，卻根深很深。每天早上，勞改成員們還
沒起炕時，我手拿一卷米尺，到井邊伏下身子，把井水離井口的高度記錄在案；晚上，我手
拿著一隻電筒，再重複一遍早上干的工作。量完之後，我要到陳大琪屋子裡去當面報告水
情。有一天，他忽然讓我在屋內坐下，並關上了屋門對我說：「你看，是不是要發生地
震？」
我說：「水位沒有什麼變化，我看不出有這種跡象。」
他在屋子裡轉來轉去，好像並沒留意我的回答。
「咱是說……是說……別的地震！」他轉了又轉以後，終於道出了他的擔憂。
我最初以為他說的是別的地方要發生地震，但看他神色飽含著驚恐的樣子，我立刻意識
到了這是一句隱語——它一語雙關，隨便別人作出什麼解釋。當時正是「四人幫」登基奪權
到了急不可耐的時刻，這句話的政治含量，顯然是超常沉重的。我驚愕地低下頭來，一方面
對陳大琪憂國憂民的心腸，十分敬重；另一方面，我也怕錯誤地領會了他話中的意思，回答
他的話時出什麼問題。思索再三，我說：「地火岩漿形成氣候，別的……別的……地震，也
可能發生。」
說完這句話，我不敢再在屋內多留，匆匆走出他的辦公室。待回到窯洞內，平靜一下狂
亂的心情之後，我感悟到陳大琪的心，就像是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湖沒有水了、那口井卻
深不可測。我對他說的地火岩漿，是指這年的4月5日，蔓延於全國追念周恩來的熾熱民情
而言的；儘管它立刻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但是全國百姓沒有人會接受這一結論。至於陳大
琪是根據什麼情況，預感到了有可能發生「另一種地震」，我不得而知。但是他說到的「別
的地震」，絕對是指政治地震而言。在那個年代，不要說敢於把那種話說出口；就是敢想
想，也算是難能可貴了——這就是在我最後一個驛站，所遇到的陳大琪。但是由於國家雪上
加霜之災，也給我帶來了更大的不安，在這種形勢下，我的個人問題，怕是無法解決了；試
想誰能冒著風險，在這亂絲無頭的政治氣氛中，為我離開勞改隊的問題而奔走呢？即使是有
人為之奔走，又有哪個文化單位敢於收留我這個賤民呢？這是我在發生了唐山大地震以後的
真實心跡，而在真實的心跡中，令我最為動情的是陳大琪心中那口深邃的井，那是無法用米
尺加以丈量的！
之後，所發生的事情，都是出乎我意料的：在當年的8月底，我突然接到來自臨汾地區
文聯的一封信。寄信人是地區文聯主席鄭懷禮。他約我在9月上旬，親去臨汾一趟；往返路
費，他們負責報銷。對於我來說，這無異於一聲驚雷——這是什麼時候，怎麼真的有人敢於
冒天下之大不韙，與勞改農場的人相見。我把信拿給陳大琪看過，他非常高興他說：
「你去吧，這是大好事。」
我說：「人家只說是見見面，並沒說別的話。」
「你怎這樣麻木，他寫這封信來，至少要經過臨汾地委。不要看只是幾行字，這是一路
綠燈的表示。勞改局雖然還沒有下文通知農場，這是遲早的事。你月初就去吧，路費不夠先
從我這兒拿。」
「我有路費。但是我還是覺得這事來得不適時令。」
「你來山西七八年了，你沒感到山西人有一股子敢想敢幹的精神嗎？」
大概是在我臨行之前的前兩天，陳大琪來窯洞找我。他告訴我，農場已經接到了省局的
指示，放我出籠。至此我心上懸著的石頭，才算是落在了地上。去臨汾那天，我洗了個澡，
又換上了一身乾淨衣裳，在同類的祝福聲中，到永濟登上了北去的火車——在車過曲沃的時
候，我想起七○年的悲愴往事。此一時，彼一時，昔日被戴上手銬的我，此時要走向新的生
活了。
是夢？
非夢！
在臨汾，鄭懷禮在臨汾賓館接待的我。當我走在大理石鋪就的地面上時，真有劉姥姥進
了大觀園的感覺。當天，鄭老請我喝的是竹葉青酒，他光頭赤臉，腳上穿著一雙布鞋，一副
十足的老農模樣——但是他已經在文聯工作多年，是一位30年代的老地下黨員。飯後，他
帶我去見了臨汾地委宣傳部長郭璞。郭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說：「來吧，我們臨汾需要你。當
然，現在要幹成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拿出點『捨得一身剮』的勁頭。調你來臨汾工作，是我
最後簽的字。中國的建設需要人才——就這。只是不知道你還有什麼要求沒有？」
我能有什麼要求呢，一個勞改了近二十年的人，能夠重新拿起筆來，已然是「天方夜
譚」中的故事了。因而回到農場以後，我就開始了走向新生活的準備工作。那些天，我經常
去陳大琪的辦公室裡閒坐；由於我的離開，已經成了定局，便少了過去談話中的一些隱語。
他說他在勞改工作崗位上，已經工作了許多年了，但是能夠離開勞改系統的勞改人員，我還
是第一個，因而要我一定珍惜這次的調動——沒有山西老作家們對我才能的器重，就沒有可
能離開這裡。
我對他一年多來的關照，再一次真誠地表示了謝意。
人世間沒有不透風的牆，我要離開勞改隊的消息不脛而走。我不等昔日的朋友們來看
我，便主動地去到其他分場看望了他們。但是我心中最大的願望，是去看看黃河。來伍姓湖
時，只是坐在火車上眺望黃河，此時此刻我想坐在她的身旁，聽一聽她的濤語，看一看她的
浪花。在一個天氣晴朗的早晨，我借了一輛自行車，先騎車到幾十里地之外的浦州中學，去
探望我別離了數年的姑姑。然後在歸途上，我一路南下騎車到了黃河之濱的風陵渡。
可能是夏季汛期剛剛過去之故，黃河之水比我冬日過黃河的時候，流量要大一些；但是
對比「黃河之水天上來」的年代，仍然令人神傷。坐在河坡上，我看著那滾滾東流的濁浪，
記起了「文革」早期發生在這兒的一個故事：一輛從山西北方開往這兒的長途汽車，當車快
要開到終點站的時候，司機突然停下車來，向全體旅客問道：
「誰是『黑五類』，給我站起來！」
當時乘客都以為這是造反派要盤查身份了。幾個出身不好的乘客，趕忙站了起來——因
為在那個盤查祖宗三代的年月，說了假話是要格殺勿論的。
「剩下的都是造反派的好同志了？」那漢子又問。
「我們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車上的革命派，有的背誦起毛主席的語
錄，有的揚起胳膊上的紅箍。
售票員覺得有點怪異，因為過去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件；而且她知道，司機本人和她出
身也並不好。還沒等她醒過悶兒來，那些黑五類已老老實實地下車了，她正想詢問什麼，那
司機猛然把她也推下車去；然後他加大油門，開著那輛汽車飛也似地朝黃河岸邊開去——在
乘客的一片驚叫聲中，汽車從河岸跳了起來，在半空中懸浮了片刻，便飛進黃河河心去了。
直到這時，那位售票員和「黑五類」們，才明白了那司機讓他們下車的原因……
這個流傳於山西的故事，我到曲沃時就聽人說起過了。此時，我來到了事發的現場，已
然空空蕩蕩什麼也沒有了，黃河水面上只有幾隻不知名的水鳥，在浪峰上飛來飛去；它們或
許是那些紅五類的冤魂，在吱吱喳喳地傾吐著並不久遠的過去。是嗎？我是什麼？我是死而
復活的一顆黃河塵沙的精靈，在歷經生命的血與淚的洗禮，我對母親般的黃河叩謝養育之恩
後，道出了一個黃河子孫的心聲：
「我的生命圖騰，我像每一個黃河後代一樣，祝願您的青春再染，水碧浪清！」
「我不是在編織一個夢，而是對您的真誠祈禱！」
「這不是我一顆苦難靈魂的聲音，而是您懷抱中無數精靈的吶喊！」
在火車路過黃河的時候，我沒能看見黃河日落；此時此刻身在黃河之畔的我，卻看見日
落黃河之中的景象了。隨著太陽的西沉，黃河河面上漸漸變成血紅血紅——這種色澤，我首
先想起了「文革」中流過的血；而後，我覺得我不該這麼沉溺於悲傷，我把這種血色看成您
的又一次分娩，這鮮紅鮮紅的顏色，或許是您在竭盡全力孕生時流出的血漿——您在分娩著
一個新的中國……
回到農場時，已是晚上8點鐘。王臻和朱效梅正因為我遲遲不歸而心急，我告訴他倆，
我是叩見黃河去了。他倆在罵過我是瘋子以後，告訴了我一個使我更為震驚的消息——毛澤
東於當天逝世了。毛病故於9月9日，他們是從廣播中聽到的，農場已經宣佈，一周之內不
許吹拉彈唱，以示哀悼。我記得農場是在9月15日的下午，舉行對毛的祭典活動，適時大
雨傾盆而落。我因那兩天身體不適（按朱效梅的話說，我是在叩見黃河時遇到了水鬼），沒
能參加這項活動。緊接著的事情，是統計工作的交接，臨汾地區文聯的梁德喜和蘇家棟兩位
同志，先後兩次來場辦理我的具體調離事宜。待一切事都辦理完畢時，已是10月上旬。
這個時刻，一個最為振奮人心的事情，就是10月6日王、張、江、姚的被捕。10月7
日我和王臻就得知了這一消息——有一個「二勞改」偷聽了「美國之音」的廣播，這一消息
立刻在勞改隊中傳開。當天正好臨汾文工團團長蘇家棟來伍姓湖，他當時還不知道的重大新
聞，我們就知道了。當晚我和王臻，朱效梅以及蘇家棟，在我住的那問窯洞，為這一國家幸
事舉杯暢飲。那天，我們4個人中間，醉倒了3個——只有朱效梅因為在喝酒時忍不住手舞
足蹈唱起了折子戲《風波亭》，待他想喝酒時，酒已被我們3人喝光，而沒有醉倒於窯洞。
告別伍姓湖的前夕，我特意去陳大琪的辦公室辭行。
他有些惜別地對我說：「在這兒，有甚的對你照顧不周的地方，希望你能諒解，因為無
論怎麼說，我們這兒也是專政機構。」
我兩眼酸脹，眼淚幾乎要湧出眼簾：「陳指導員，您給我的幫助，我將牢記終生。您在
我勞改生涯中，是我從內心敬重的第三位勞改幹部。」我對他講起了曹茂林與董維森，在我
困頓的往昔，給予過我幫助。我說我把這種幫助，看成為不是對我一個人的，而是對我們這
個受難群落的。而一個專政幹部，所以能這麼對待被專政的知識分子，都是對社會有著獨立
見解，並敢於把這種見解付諸於行動的人。
第二天早上，他派了一輛馬車，送我上火車站，並叫王臻跟車，以便於往火車站搬運行
李。其實王臻昨天就沒有出工，他幫我收拾東西時，要我給他留下一點紀念，我覺得實在無
東西可送，便把最愛讀的果戈裡的小說《塔拉斯布爾巴》留給了他。我說我也要保存一點勞
改的生活紀念，在晉普山煤礦使用過的那口水缸和那把我下井「敲幫問頂」時用的長柄兒小
錘；大辛莊農場我挑水用過的扁擔、鐮刀、鐵鍬，我都要帶走，請他給我捆綁好了，運往臨
汾。
「算了吧！你這輩子是不是還想再接受一次勞改？」他戲謔地說，「就是將來你當真又
折進來，勞改單位是有勞動工具用的。」
「不行，你必須幫我捆好。我帶走它，日後會給我增加力量。」
到了車站，水缸和鐵鍬等物，必須托運，不能隨車而行。王臻和車把式都勸我，不要帶
走那些破爛了。我則堅持托運到臨汾，因為這些不會說話的東西，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捨棄它們，就意味著忘記過去（後來，我平反後回北京時。又把它們帶回到京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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