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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節 不能割裂的尾聲


  坐在從西安開來、途經永濟的火車上時,我就立下宏願:有朝一日,一定不能忘記來看 看伍姓湖的陳大琪。這麼多年的世態炎涼,人的行為準則,不落井下石,已然算是一個不低 的標準了,一個勞改幹部,能給我化冰送暖雪中送炭,一反當時做人的時尚標準,這本身就 是一首苦難生活中的神話詩(1997年,21個年頭過去,我也沒有忘記我臨行時的心願。於 這年的秋天,我重訪了曲沃和伍姓湖的勞改故地,並特意去看望陳大琪。場長告訴我他已退 休,因病在外地住院,留下了我的遺憾。但我在當年他讓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旁,我把那口水 井,視若為他的化身,回京後寫下《回訪一口井》,以抒發自己對陳大琪舊情的眷戀)。

  在臨汾的日子,是我文學井噴前的湧動期。除了鄭懷禮對我不斷的鞭策與鼓勵外,友人 劉紹棠也為此而雀躍不已。他來信中寫到:

  維熙。

    你終於走出來了,這是你人生一次大的轉折。

    好在那些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們,已被歷史釘在了恥辱柱上;你正在這個時刻走出 大牆,似乎預示著另一個生命春天的開始。我是這麼認為的,願你更能堅信這一點。臨汾為 古之堯都,爾今又出此賢達之士,實為難得之舉。調你去他們的文聯工作,不僅說明他們的 眼力,更表明中國知能善任的伯樂,骨頭很硬並且是殺不絕的。

    你在生活上比我承受的痛苦多得多,從中國和世界文學史上看,苦難出真知;若將 這種真知變成為文學,就是人類的財富。維熙,你有了這種條件——儘管當初你我都沒有意 識到這一點,並非自願地去接受這種懲罰。付出的越多,收穫也會越大,這是個定理,這是 我為你高興的原因。

    近來中央有小道消息傳出,耀邦有可能出任組織部長。如此消息屬實,當為我們這 批五七年人的幸事。臨汾未必是你最後一站,回到北京文苑也並非沒有可能;當然,阻力還 相當強大,但是中國的「文革」之苦,已使黨內一些有識之士猛醒。依我個人的拙見,中國 歷史發生重大變革的時候,即將到來。為此,你在這段時間,一定要寫出些好作品來——我 們這些五七年的文化人,首先挑起歷史新時期的文學重任,是定而無疑的。

    有回北京的時機了,我等著你。在山西如能見到馬烽、西戌、孫謙、胡正等,請替 我問候!

  這是我來山西之後,他的第一次署名來信。其中不僅有對我友情的期望,也表露出紹棠 在當時的敏銳政治嗅覺。我曾把這封信拿給懷禮一讀,這個身著布衣布鞋的老革命,讀罷信 後驚呼:真才子之手筆也!你回信時,一定替我問候紹棠,並向他致以一個老西子的敬禮。

  我當真按著他的叮囑做了。之所以我對懷禮如此信任,不僅僅由於是他把我調到臨汾來 的。我更為看重的是他的一身風骨。在我第一次奉召來臨汾,他請我喝「竹葉青」時,因為 他酒喝得多了一點,當著我的面就口無遮攔地大罵江青,我當時不敢有任何表示。他先把江 比作為武則天,但是又說她沒有武則天的才——戲子,禍水……一連串的貶義詞,從他嘴中 吐出。雖然這些話都說到我的心縫中去了,但我一個剛剛來到「大觀園」裡的「二勞改」, 是無法對此表態的。

  第二件使我對長者懷禮肅然起敬的,是他辦公室裡掛著的那幅漫畫。那畫出自誰人之 筆,我已然記不清了,但是那幅漫畫之內容,足以使我牢記一生。畫面上畫的是武大郎開店 的肖像,旁邊詮注著中國古代的一句民間諺語:武大郎開店——比我高的別進來。他的辦公 室光線很暗,我是多次走進他的辦公室之後,才偶然發現的。他見我認真地看那幅畫,便哈 哈大笑地對我說道:「我鄭懷禮雖然無才,可是咱知道挖掘人才;這幅畫掛在這裡,就是時 刻提醒咱不能擋別人的道。你就算是我請進店裡來的一個!劉紹棠給你的信中寫了,你還有 可能重回京城文壇,你什麼時候走,我們一定像熱烈迎接你來一樣,熱情地歡送你走!」

  文聯其他的同志,也都對我沒有歧視的目光。無論是戲劇組的劉浩、姚金玉、牛家義; 還是美術組的寧集賢、尹向前、李文龍、王鷹;抑或是小說組的謝俊傑(他是文聯副主 席);以及行政人員范篤義、關興元、郭琳等。這種沒有歧視的關懷,對我是十分重要的, 它有助我神經的甦醒,恢復我文學上的自信。記得,那年的冬天,鄭老給我一個創作任務, 要我在周恩來逝世一週年之際,拿出一首長詩來。當然,他首先徵求了我的意見,是不是願 意悼念周總理——我很快答應了下來,於當年11月尾寫完了《一月的哀思》,詩長二百多 行,發表於省文學刊物《汾水》1977年第一期,鄭老並於該年的1月8日,將此長詩用墨 筆書寫,張貼於臨汾地委大院門前。可以想像,在那個還強調集體創作的年代,我這個剛剛 被解禁的囚徒,不可能在詩作前署上個人的名字——此長詩便以臨汾地區文聯集體創作的名 義,出現在山西省惟一的一家刊物上了。

  應該說,那是一次自我檢驗,檢驗我文學的細胞是不是還在活著。試驗的結果還算及 格,因為我過去是寫小說的,寫詩等於是趕鴨子上架。鄭老對此喜形於色,因為從山西作家 反饋回來的信息,多是讚美之聲。我怕其中藏有水分,便把詩寄往當時的《光明日報》副 刊,以求得進一步的驗證。不久,我收到了報紙副刊的一封來信,言及此詩寄來的太晚了, 已過了總理的祭日;如果早寄半個月,他們將與詩人李瑛懷念總理的詩一起發表。我有意沒 有寫上我的名字,其目的也是想考察我的靈肉中,是否還具備真正的文學基因。準確他說, 這首詩是我結束勞役生活之後的第一篇問世之作。它多多少少給了我一些自信:我的文學生 命還活著,蘊藏於內心深處的激情,還沒有被驛路風雪冷凍成冰砣。

  之後,我與謝俊傑一起,走訪了山西大同煤礦的一支「娘子軍采煤隊」。由於我在勞改 煤礦生活過4年光景,對井下勞動生活瞭如指掌;不久,在1978年八月號的《上海文學》 上,我以真名首次亮相發表了小說《女瓦斯員》——讀者知道了告別文壇21年的我,並沒 有死去,編輯部轉來大約有十多封讀者來信。同時該刊主編趙自和唐鐵海,給我寫來問候的 信件,他倆表示了對我死而後生的祝賀(可惜當時自己並沒著重這些來信,沒有加以保留; 不然選摘兩封在此文中,當會別有韻味)。

  這時,《大牆下的紅玉蘭》已然在懷胎之中。藉著山西省作協讓我和謝俊傑到西安電影 製片廠寫煤礦電影劇本之際,我構思已久的《大牆下的紅玉蘭》脫稿了。這部中篇約有6萬 字,因其涉及了毛澤東是人還是神的問題,關心我的謝俊傑讀過之後,苦口婆心地勸告我, 無論如何不要拿出去發表。因為當時「兩個凡是」還在盤踞著中國的思想陣地,中國共產黨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要發表這樣的作品,在當時顯然是風險極大的。但是,我幾 經思想鬥爭,出於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前途的認知,還是在告別西安時的火車站郵局, 將其擲進了信筒——稿件的寄往地點是上海《收穫》編輯部。半個月後,我收到了《收穫》 的覆信,他們將在1979年二月號,以頭題的位置發表此作。同時,我開始了另一部中篇小 說的寫作,那就是後來在1979年之春與《大牆下的紅玉蘭》先後問世於《十月)的《第十 個彈孔》。當時劉心武與張仲鍔在《十月)任編輯,他倆去我的北京住家找我,我當時身在 臨汾;他倆便給我留下一封約稿信,我的第二部中篇就交給了《十月》。

  當然,今天回眸這些作品,我自己已然為之面紅耳赤——但在當時,它們卻是驅趕陰霾 的驚雷之作。《收穫》為此洛陽紙貴,當期刊物加印到幾十萬冊之多;西影拍來加急電報, 讓我馬上赴西安將《彈孔》改編為電影。這是在冷暖交替時節的一個方面。與此同時,我承 受瞭解禁之後的最大壓力——某省公安廳勞改局,稱《大牆下的紅玉蘭》為「顛覆無產階級 專政」的反黨小說;在上書給中央公安部的行文中不稱呼我的名字,卻稱之為「從犯」—— 多虧了此時「兩個凡是」,被鄧小平。胡耀邦等一批改革家們批倒;不然我第二次被打翻在 地,再踏上一隻腳的悲劇,不是沒有可能發生。記得,當時《文藝報》連續兩期,發表了二 十多篇文章(後又發表讀者來信的綜合材料),對小說進行了肯定的評說,才算把我從壓力 中解脫了出來。

  那是我最最難忘的一段日子。當時我之所以有勇氣寫勞改營的作品,除了生活的賦予之 外,對我直接產生影響的因素有二:一、在臨汾市圖書館裡,我第一次讀到一個美國記者寫 下的《第三帝國的興亡》,那是對我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三捲著作。我在讀此書時,發現了我 們的國家——特別是在「文革」時期,與二戰前的希特勒狂熱地煽情於暴政,有著若干的相 似之處。這是在理性上給我的最大刺激;二、在於我的人性的全面復歸:在西影有一次與導 演艾水一起看一部老掉了牙的片子《魂斷藍橋),其實這部影片,我在少年時期曾經看過, 並沒有引起我感情上的多大反應;但是歷經了20年苦難生活的我,突然被人類美好的真情 震撼。我一直為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遭遇而哭。直到電影散場,我回到下榻的招待所,仍然 像癡呆症的患者那般,止不住自己的淚水。

  導演艾水沒了主意,不知該怎麼辦才好。他說:「老從,你的生活中,是不是有過類似 於故事的戀情?」

  我搖搖頭——在青年時代,我確實沒有與故事相似的經歷。

  「那你是為什麼呢,你也知道電影是劇作家編出來的。你不也是來編劇的嗎!」

  我仍然嗚咽而哭,不能抑制。

  艾水有點著急了:「快開飯了,我去給你打飯吧!」

  我搖搖手,意思是我不吃午飯了。儘管如此,艾水還是為我把午飯弄來了。他見我還沉 溺於悲情之中,便罵我是個情種。真是虧待了艾水的心,我當天沒有吃午飯,他百無良策之 後,只好回家去了。

  當時,我梳理不清自己是中了什麼邪,就是止不住淚水。事隔很久很久以後,我才對自 己那天的失態,有了一點理性的分析:我是在非人的生活中生活得太久了,面對人間真情的 突然襲擊,一時之間難以承受——但是極為可貴的是,它像一聲驚雷一般震醒了我的靈肉, 我是在那次淚水洗面之後,還原成為一個人的!那種力量猶如雷擊朽木,使我這棵枯木,在 那一瞬間重新萌蕾吐芽。

  我十分看重我在臨汾時,理性與感性的再生。也許就是它支撐著我,勇敢地走向傾吐真 情的文學之路的——這就是我死而後生的全部,而無其他。到了1979年初,北京終於來人 要我重回京城了。那天是該年元月6日的午夜,臨汾文聯的所有同志,在白天給我餞行,晚 上又親情難捨地把我和我的那些勞改紀念品,送上了火車。文聯中年紀最小的王鷹,還特意 為我買了許多干紅的棗兒,送到了車廂中來。我的眼圈濕了,對鄭老及送行者說:「我一定 回來看望大家。你們是給我雪中送炭的人,我一生難忘(於1983年,我偕北京作協的斤 瀾、友梅、紹棠、心武曾重訪臨汾,以答謝對我融冰化雪之情)!」

  至此,歷經了22年告別京城文壇的生活之後,我踏上了重回京城文苑的列車。

  車輪滾滾向前,我身後留下了一個又一個的勞改驛站。它們的名字是:塞外的營門鐵 礦,海河之濱的茶澱農場,北京近郊的團河農場,山西的曲沃磚廠,晉普山煤礦,大辛莊農 場和伍姓湖農場——臨汾是把我從鬼還原成人的中轉驛站。多少淒楚的往事,無數的苦澀酸 涼,如煙似夢地一起湧進了我的心扉。我想:也許有一天,我要用理性把它從頭到尾反芻一 次。這麼多年的生活,將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心靈史中的悲愴的樂章。

  魯迅先生說過大意如是的話: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撕裂給人們看。我想我並非偏愛 悲劇,而是20年的苦難生活,使我與輕歌漫舞絕了緣分——這倒也好,良藥苦口,苦書警 世。這是中國自古至今,傳流下來的兩句極富有哲理內涵的名言。

  感謝生活。假如沒有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我的生活將會是一生平平。那不僅少了人生 的曲線,更無法體察中國土地所獨有的色澤。當然,我為此而交出的學費是昂貴的——那就 是我從24歲到44歲的青春年華。但是反過來想想,如果不交出這筆學費,我就是個後半生 開順風船的角色,會有什麼作品問世呢?那些被稱之為大師級的作家們,在解放後這幾十年 的漫長歲月裡,究竟給中國留下了什麼寶貴的文學遺產呢?我想,他們在生命的彌留之際, 一定為他們虛擲了時間和才情而遺憾。有鑒於此,我對於自己在社會最底層,上了20年的 人生課,無怨無悔!

                1998年4月底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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