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1974年夏大的驕陽，天上那一輪火球，不僅給自然界的萬物以生機，還給了我生
命的原色。那一年的春天，我的臉上還留有青一塊、紫一塊的燒傷烙痕；夏日的炎陽一照，
我的面部完全恢復了原來的膚色。眉毛長出來了，頭上又是一頭黑白間雜的頭髮了。在春天
參加勞動時，化工車間的同號，還常拿我取笑：和尚，尼姑，修女……不一而足，到了盛
夏，我又是一個男子漢了。
截止到該年，我在勞改生涯中，已經經受過四次生死大劫：在北京郊區開山時，我差一
點兒成為獨眼龍；在礦山並下挖煤時，一次透水事故和另一次的煤塊塌落事，都因我命大而
倖免；最後一次就是被烈火包圍，我又從死神的懷抱中逃了出來。好友姜葆琛學過《易
經》，他說人的一生，都有兩次以上的劫難；能大難三次而不倒者，當真會有後福。你算是
受過四次大劫了，當然晚年福緣更厚。」
我笑笑說：「這麼說，你也該屬於有後福之人，你受得折磨也不少。比如在雲南……」
「所謂劫難者，是指外力而言。」他打斷了我的話說，「我的出逃差點送命，是咎由自取；
這與外力形成的災難，不能同日而語。」
「你可以當個算命先生了。」我開他的玩笑說，「我想聽聽你對你自己的命相分析。」
「不，還是先談你。」他煞有其事他說，「比如，你最近接到山西文聯的來信，把內容
跟我說說。」
「你的戲法漏了餡了。你所以知道山西給我來了信，我聽張滬說過了，那信寄到了化工
車間，是你收轉給她的。」儘管我知道，葆琛君是憑藉著他的聰明，在我的所謂命相問題上
胡說八道；但是我還是把兩封來信的內容，一塊兒告訴了他——他是我可以信賴的朋友。
他聽得十分認真，並時不時提出他沒聽懂的問題。之後，他沉默了好半天，對我表示祝
賀道：「你我可能要分手了，信不信由你。你的事情驚動了山西文藝界元老的夫人，文曲星
歸位當不會久遠。」
我倆當天是在他的設計室聊天的，室內只有他和我兩個人，因而說起話來百無禁忌。我
笑笑說：「行，假的我也當真的聽。那麼你說說你自己的命相，讓我長點見識。」
他的臉色頓時沉鬱下來。本來他的臉就瘦削，再消失了剛才的歡快神色，病態的蒼白立
刻爬滿了他的整個面部。我甚至於有點後悔跟他開這樣的玩笑，但是話已出口，此時已無法
收回。在他沒有做出反應之際，我站起身來說：「葆琛，我回去還要□麵條兒去呢，咱倆改
日再聊吧！」
他也匆匆站了起來，攔著我說：「你別走，我談談我。人總有一天要死的，我的命相中
劫難還沒有到頭。說了你別害怕，我有著血光之災。被殺頭？看起來是不會了！我的風濕性
心臟病，早早晚晚是會開膛破肚動大手術的——怕是我難過那一關。」
我忙安慰他說：「西雙版納你都闖蕩過來了，上帝還能把你怎麼樣？」
「上帝分配健康與死亡是不公平的，反正我會走在你的前邊。」他說，「你記住，要是
那一天到來的時候，看在我們患難之交的份上，你到我的墳頭前常來轉轉。還記得茶澱的墳
場嗎，埋死人的地方是大蘆花蕩；這兒也不會比那兒強到哪兒去。要是墳前的木牌牌倒了，
你把它扶扶正；要是看著黃土少了，你給上邊加點土——省得黃鼠狼之類的野物，把我的屍
骨給吃了……」
他說得很認真，雖然我想沖淡一下這種憂傷的氣氛，但是硬是找不到合適的語言。我之
所以把葆琛的話，記得如此清楚，實因後來他對他自己的命運分析，大體貼近事實——當
然，他沒有死在勞改隊，而是活到了平反之後。說來也巧，他在平反之後的80年代，就與
我在北京的團結湖為鄰，他的工作單位在輕工業部設計院，我工作在北京作協和全國作協；
由於昔日患難的友情極為深厚，往來頗多。在1993年的夏天，他終於因心臟病兩次開膛破
腹，病故於協和醫院。當年他僅僅58歲。十分巧合的是，他與我的母親葬於同一公墓之
內，因而每年清明，我去為母親掃墓時，必去葆琛的墓前獻花——這是他在勞改隊時就說過
了的事，我牢牢記於心扉。
此外，另一件被他預卜到了的事情，就是在他那天傾吐憂傷之情不久，山西作協的杏綿
大姐，便又有書信飛來。她說，作協評論家李國濤，與勞改局的頭面人物有些往來，近幾天
內將去詢及有關這方面的政策問題。信中叫我不要懷有希望，但他們是會為此事盡力的——
因為各地文聯，都需要有創作實力的人才云云。當時，全場全力以赴地籌辦化工生產的機器
設備，我每天加班加點地幹著除銹工作（因其設備大都是從其他化工廠運來的陳舊機器），
化工車間的未來人員，每人手持一把鐵錘，擊落著管道上的斑斑銹跡，因而叮叮噹噹震耳欲
聾的聲響，從早上響到大黑。那是一件十分招人心煩的活兒，只是我在那一段日子裡，由於
在絕望中看到一點渺茫的希望，常常置耳旁的「雜音交響樂」於不聞。
我浸沉在我反芻生活的快樂之中——十幾年內多少生活場景，像畫面一樣從我眼前流
過。當然其中多是悲愴的樂章，但是回憶悲愴既是一種精神折磨，也是一種精神享受；因為
它可以化眼前的喧囂世界於一片肅穆之中。我想的問題很多很多，從自身的囚徒生涯聯想到
中國歷朝歷代，對於文人的流放——歷史還是進步了不少，當今的勞役犯臉上不再刺字，雖
然還有歷史遺留下來的株連，但沒有昔日的滿門抄斬，如果像古代帝王那般，這個大辛莊農
場的生靈，則不會存在至今——那麼，誰去大輪窯燒磚？誰去張家口學習化工？誰去生產機
器零件？誰去設計化工車間的廠房？在叮叮噹噹的擊打聲中，我的思緒又從中國飛出了國
界，想那沙俄時期的大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被拉到刑場上之後，才被沙皇赦免一死的
嗎……我自知這是一種阿Q式的自我平衡，因為只有找到這個法寶，才能有一點點自我安
慰。
但是，我的阿Q平衡法，也有出現失靈的時候。那就是當我的思想坐標，移位到當今世
界。比如，突然想起了美國的阿波羅號宇宙飛船，已經飛上了月球（偶然在報紙上見到），
便立刻覺得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顏色——始自建國後的五七年人斗人的開始，已經有十幾個
年頭了；「文革」後停產鬧革命，全國都進入人斗人的黑網之中。世界上的許多國家，開始
了探索宇宙，我們卻津津有味，沒完沒了地鬥來鬥去，不知何時何日方能休止。我們的中華
民族，將來在地球上將如何生存？
不管想東想西，都是逃避震耳欲聾的除銹錘聲之故；但是那種喧囂的音樂，沒有能聽多
久，不知從哪兒又吹來一股風，我們這些「雙料貨」，奉命遷移新的巢穴。昔日我去張家口
學習化工，燒焦了頭髮和眉毛，等於是玩鬧一場——我們帶家屬的全部調往晉南的伍姓湖勞
改農場。這是一次十分蹊蹺的調動，可能農場出於甩包袱之故（帶家屬的有的生了第二代，
生活上難於管理），我們於七五年早春，從長治登上火車，繞道河南鄭州；途經陝西跨過黃
河，拐到晉南。記得那是一次非常有趣的跋涉，所以說其有趣，實因其沒有任何一個勞改干
部押送。我們身著厚厚的冬裝，背著沉沉的行囊，像是一群盲流，自由自在地在中途換車，
與乘車的公民第一次享受同等的待遇。
由於對我們的調動十分突然，我們又都住在場外的小村裡，因而無法與眾多友好話別。
但是臨上火車的前夕，姜葆琛還是跑到我和張滬住的小屋中來。他說，人挪窩活，樹挪窩
死。我們離開這青煙繚繞的化工廠是個喜事，他恨不得跟著我們一塊兒走呢！但是人的命，
天注定，他想走沒有路條，人家不放他走。奈何？
我們與他也很惜別。來大辛莊後，他是與我們來往最多的朋友。
「這回，你們也可以見到黃河了。」他說，「我往南逃的時候，過的是鄭州黃河橋，你
們要過的是山西與陝西交界的風陵渡黃河橋。好好看上兩眼中國的祖母河吧，她會賜給你們
好運氣的。」
我心裡挺難過的。姜葆琛之所以不忘黃河，還是在清華大學水利系時的幽靈沒死。逃跑
時他看見黃河就落淚，此時此刻我們即將分手的前夜，他心中沒有死的幽靈，又出來顯聖了
——因而我對他的生命獨自，無言以答。張滬忙著收拾雜什，顧不上跟他多說什麼「黃河」
之類的話；她只是祝願他身體一天比一天好，當這個歷史的黑夜破曉時，他的身體也像東昇
的太陽——在曲沃的那場生死之劫，使張滬的身體大不如前，所以這可以算是病號對病號的
祝福。
我沒有美好的語言與他話別，便把在煤礦翻黑了一本傑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贈
給了他。我說：「小說中的那隻狗，在生活中磨練成了狼群的首領。你沒那兩下子，但是自
強不息的精神，對你這個病號，比我更為重要。」
他並沒有翻動我贈他的那本書，卻石破天驚他說道，「維熙，我沒有什麼可贈你留念
的，有一句話，就算是代替禮物的聖經吧：你有責任和義務，寫下這一段中國知識分子的底
層生活記錄。在我接觸的同類中，你是最有條件留下這一寶貴檔案的人。你們忙著收拾行
裝，我就不打攪了。」
他很感傷地匆匆離開小屋，我想他是流出了眼淚。
我送他出了村日。在村口他再次停下腳步，一字一板地對我說：
「還有兩句必須說的話，如果你一旦調離勞改單位。記住，不要講條件，在哪兒工作，
都比當勞改犯強。」他說，「當然能去文聯工作最好，到了那兒你有可能實現你的最大願
望。」
我說：「就目前的氣氛看，要表現我們這一段生活歷程，怕是還有八千里路雲和月，
『八個樣板』一浩然，不知要延續到哪個時辰呢！」
「你可以先寫一些應時小賣的東西，這只是一個過程，但是你不要忘記最終的極致，是
表現真實的歷史。魯迅先生怎麼說的：『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
我們在村口的一棵大樹下握別。他留給我的最後一句話是：「維熙，我堅信天快亮
了！」
至今我還記得那是個墨染的夜晚，天上沒有月亮，也沒有一顆星斗——第二天我們就登
上沒有送行者的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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