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牛為伍的日子裡買下的那輛破飛鴿牌自行車，在1969年對我起了磨練意志的非凡
作用。下地勞動時騎著它，節約路耗只是它微不足道的作用之一；之二，我把積存起來的公
休日，一次性地用作回京探家。我捨棄坐火車而用自行車進行長途遠征。當時，文革的血腥
氣氛，已經稍稍淡化了一些。家居北京的「二勞改」，經過批准可以回家探視了。本來坐火
車回京的車票，我還買得起，但是生活昭示我，未來的驛路還看不見盡頭——為了正視現
實，我覺得需要強化自己的意志，因而決定以自行車輪子代替火車輪子。
從茶澱到北京的路程，大約有二百多華裡。夏日炎陽似火，坐在樹蔭下還要冒汗，何況
是這麼遙遠的行程，其苦累是可想而知的。昔日與我在桃園一起勞動過的趙鵬飛，與我在北
京的住家離得不算大遠。因此，他在那年的夏秋兩季，成了與我一起進行「馬拉松」長征的
夥伴。我們穿過西區荒蕪的大蘆葦蕩，越過波濤滾滾的金鐘河小橋，就算是進入了自由世
界。
那是一番別有滋味的長征。自行車先是沿著彎彎曲曲的小路，在田間穿來穿去。要騎上
幾十里土路，才能從楊村拐上洋灰馬路。由於汗流不止，我們索性把上衣脫下來，夾在自行
車的後座上。反正在公路上騎車，誰也不認識誰，身份已然是等外公民了，知識分子的面子
便也不復存在。在地圖上，茶澱與北京的距離，不過有小蟲子那麼長；可是自行車一圈一圈
地轉起來時，不知要轉上幾十萬圈，才能到達北京。
為了止渴，還要一路買西瓜吃。好在沿著公路擺瓜攤的不少，藉著吃西瓜的時候，在樹
蔭下喘喘氣。記得第一次我騎車回北京時，早上5點天剛微亮，就騎車上路了，直到晚上9
點——北京街頭已然一片燈火時，才騎到了吉祥胡同口。由於腿部的超常運動，膝關節神經
失靈，我到了家門口下車時，一下子摔倒在院子門口。好在門口沒有人，我獨自拍了拍褲子
上的土，在門口喘了好一會兒，才搬著自行車走進大雜院。
為了這件事，我母親曾經流過眼淚。她聽我說是騎著車回來的，已然在感情上承受不
了，因為她坐著火車去茶澱探視過我，那火車輪子還要轉上半天呢，我拿一輛破自行車與火
車競賽，不是找死嗎？！特別是她見到我的膝蓋摔得血跡斑斑後，眼淚立刻順著面頰淌了下
來：
「你可再不能騎車回來了？你答應我！」
「行，我聽媽的話。」
她看出我在應付她，便加重了語氣對我說道：「再窮，咱們可以賣桌子椅子，你也給我
坐火車回來。」
兒子蹲在地上，給我往膝蓋上塗抹著紅藥水，也對我說：「爸，奶奶的話說得對，看您
這膝蓋摔成了這個樣兒，要是摔壞了骨頭，可是一輩子的事。」
兒子當年12歲，已懂得人世間的酸甜苦辣了。我與他母親劃右時，他還不足1歲——
12個年頭過去了，他的父親依然是個勞改隊裡的蟲兒。他在給我塗藥時，兩隻眼睛凝望著
我，我不敢與他的目光對視，因為他的目光中多了憂鬱，少了幼年時的童真。我的膝蓋當真
跌得不輕，但是當我在院子裡走路的時候，我仍然裝出正常人的架式。我不願意讓同院的人
（這個院子裡的人與原來的院子的鄰居，有著很多不同），覺察出來我有腿傷；我更不願意
我母親和兒子，覺得我必須坐火車回去。
應該說，那是一次自討苦吃的「馬拉松」。但是經受過第一次磨練，就不怕第二次長途
遠征了。記得，到了深秋的時候，我再一次騎車回京。本來，我沒有順路到天津轉個彎子的
設想。當自行車到了十字路口的時候，我突然對同行的趙鵬飛說：
「你先走吧。我想到天津去看一個人。」
他說：「你算了吧，從天津再到北京，能把你累死。」
「累死一個，少一個階級敵人，我必須去。」
「看誰？」
我開心他說：「一個老情人。」
他無可奈何地獨自走了。我掉轉車頭，奔了天津。我之所以突然萌發了去天津一趟的念
頭，全然是被秋天蕭蕭的落葉所誘發。在前文提到，我在一廂情願，自作多情的夢幻時分，
曾給我的文學導師孫犁寫過一封無地址的信，在騎車回京的路上看見漫天飛舞的落葉，我忽
然又想起了孫犁。歲月逝水東流，也不知這位文學前輩身體怎麼樣了？何不借此時機，繞道
天津去看望一下這位老人呢？！此意念一旦盤桓於心，就立刻抹不掉了，我就是這麼直奔天
津而去的。說實在話，我在當時沒有任何求助於長者孫犁的念頭——中國都到了這個份上，
怕是連他都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我絲毫沒有自我方面的考慮，一言以蔽之，只是為
了看看我敬重的文學前輩。
可是當我到了天津之後，才想起不知道他是不是還住在《天津日報》的宿舍樓內，自己
全憑著一時的孟浪，便有了騎車闖天津之舉。我本想到報社去問問孫犁的住址，車子己然騎
到報社門口了，內心卻打起鼓來——懸掛在門口的「文革」大標語，使我望而卻步。人家要
問我的工作單位，我該如何回答？茶澱是個出了名的大勞改農場，天津人幾乎無人不知，我
這不是自找沒趣嗎！
我戀戀不捨地圍著孫犁住的宅院轉了幾圈，最後的結果是掉轉車把奔向北京。一來一回
等於多繞出去五六十里路程，到北京時已然是深夜11點多鐘了。受到母親和兒子的盤詰，
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兒。但是我從沒後悔過這次徒勞的遠行，因為此行至少證明我的夢幻雖
然早已破滅；但是嚴酷的生活，卻還沒能殺死我燃燒於內心的激情。對於一個人來說，這或
許是最珍貴的。如果一個人完全死了感情的火焰，只留下一個人的外殼，那就無異於行屍走
肉了，不是嗎？！
記得，時間到了1988年的冬天，我陪老作家康濯同志去看望孫犁同志時，我曾向長者
孫犁提及這一段往事。孫犁同志聽罷大笑不止，他說：「你應該勇敢地走進來，那時候我也
是被衝擊的對象。我不但不會嫌棄你，還要與你一塊喝稀粥吃燒餅——就像今天吃的一
樣。」
但是當時我確實沒勇氣進孫犁同志的家，出於政治道德和對長者的愛戴，我還是割捨了
對這位前輩的思念之情——這是我「馬拉松」檔案中一次特殊的記錄。我很看重這份記錄，
因為我是個人，不是個沒有靈魂的軀體；我敬重真正的作家，我鄙薄在作家的桂冠之下「光
著屁股的皇帝」。
公元1969年，是我難忘的一年。在這一年裡，我不僅僅留下了裸體幹活的歷史，也有
了磨練自己的意志的「馬拉松記錄」。勞改的路還看不見盡頭，要活下去我必須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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