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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節 天堂與地獄相隔並不遙遠


  回首20年的風雪驛路,我在「桃花源」內耕耘的幾年,不管怎麼說,都是我勞改生涯 中最為輕鬆的日子。但是留在三畬莊的我的那些同類,由於頭上頂著帽子,身份仍屬純粹的 專政對象。特別是到了1963年夏天,社會寬鬆環境的結束,「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 戰鼓,越擂越響,他們的生存環境,每況愈下。

  昔日董維森當右派政治指導員,高元松當中隊長時的歡樂氣氛,已經不復存在(他倆前 後調離了三畬莊)。當然,這種生活的無常變幻,根本的問題,在於大氣候的無常變化;但 也不能說與幹部的更迭,沒有任何一點關聯。記得在董和高主持三畬莊的工作期間,有一個 來自公安系統的右派易稼祥,他在勞動之餘,還能向英語尖子劉祖慰、杜友良、劉乃元學習 英語,董對此持支持的態度。再如,來自北京師院中文系的學生高作純(他與陳獨秀的孫女 陳楨年,有著十多年苦澀的情愛史),在這一段時間內,自學完了大學中文系的全部課程。 之後,中國的政治生活,隨著季候風飄忽不定而濃雲翻捲,閃耀在老右面前的一線曙光,便 在中國的地平線上消失了。

  因為偶爾還能與三畬莊的同類們,在田問地頭上相遇,便陸續得到以下新聞:一些同類 到了三年的勞教期限,而不能按期解禁。按著法律規定,無論是犯人還是勞教分子,延長刑 期和勞教期,都該有所依據;但是隨著政治季候風的轉向,刑法成了無極變數,致使到期的 同類,不能按時成為農工(儘管農工也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公民)。到了期而不能獲得解禁的 老右自然產生不滿,並由不滿而提出有限度的質詢——專政幹部,不但作不出合理的解釋, 反而採取高壓手段,對其進行處罰性的禁閉措施。在這些日子裡,高作純、楊路、李泰淪等 十多位同類先後遭此厄運(楊路為了表示抗議,留起了絡腮鬍子)——他們被送到犯人區的 禁閉室,去接受不該接受的制裁。早晚一碗稀粥,中午兩個窩窩頭,此外還要強行讓他們自 認罪錯——這在1962年是難以想像的。之後,隨著政治形勢的不斷左轉,三畬莊便開始了 一場)『打鬼」運動,讓同類們之間,互相揭發。有一個同類,密報譚天榮在晚學習的時 候,不知在塗抹些什麼,於是後來接任董、高工作的幹部,便以清掃衛生為名,對譚天榮進 行了搜查。結果從他的筆記本上,查出來一些誰也看不懂的符號,便開始對譚進行審查。由 於在日常生活中,李泰倫與譚天榮比較接近,並教過譚天榮拉二胡,中隊便組織了一批同類 從李泰淪開刀:讓李揭發譚的反動秘密。李泰倫知道譚天榮學的是速記,但他怕召起對譚的 更大疑惑,一直佯作不知——事情便越鬧越大,直到把譚天榮重新送回勞教收容所,又回爐 煉了一段時間,才重新回到三畬莊來。如此這般,不僅昔日的正常改造氣氛蕩然無存,還使 得同類人人自危。

  還有一樁冤案,製造了三畬莊的「莫須有」之最。有一天,同類郭允德在一個煙盒紙片 上,問來自鋼鐵研究院的老右王玉琦,鋼廠軋鋼的「軋」字怎麼寫,是不是「砸」字?王玉 琦告訴了他正確的漢字是「軋」。本來這件事構不成任何政治事件,但事情十分湊巧,郭允 德晚學習時在煙盒紙片上無意地寫了「毛澤東」三個字(讀報學習時順手寫下來的),之後 他順手將煙盒扔在了地上。第二天,這張紙片被一個姓劉的同類拾到了,便立刻匯報到了中 隊隊部,便成了一樁反革命事件。其理由是:那個「砸」字,與「毛澤東」三個字出現在同 一張紙片上。

  「打鬼」的行動開始了。同類中有那麼幾個急於立功的人,對此紙片開始是無限上綱, 後又對郭允德大打出手。學鋼鐵的王玉琦,出於公道與良心,在會上說明此事的原委,並提 請中隊能實事求是地對待這一問題;另一個名叫史鎮華的同類,也在會上提出:如果郭允德 真有仇視毛主席之心,怎麼會把紙片隨便地丟在地上?這足以證明郭是出於無心。按說知識 分子,都有著縝密的思維,這其中的荒唐,是誰都能分辨清楚的——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窩 裡斗的劣根性,當嚴酷環境到來時便會有淋漓盡致的表演:一群同類蜂擁而上,對主張實事 求是的王玉琦和史鎮華,一陣拳腳相加,致使這兩個同類變成了「烏眼青」。後來的結果, 令人心悸:為了詢問「砸」與「軋」二字之區別的郭允德,被押送犯人隊——判了有期徒刑 (到1979年之後才得以平反)。

  到了「文革」初期,右派隊的形勢,變得更加不可收拾。經歷過1962年寬鬆氣氛的同 類們,此時已完全絕望。清華大學化學系來的高才生陸浩青,綽號「氯化氫」。他之所以有 了這個外號,不僅因為他的名字與這個化學名稱有關,還因為他的臉上缺少血色,使人想到 「氯化氫」的色澤。「文革」乍起之時,他趁同類們出工之際,在倉庫內懸樑自盡——多虧 被同類發現從樑上救下,才算活了下來(但是活過來那口氣,不等於解決了他對前途的絕 望;後來重返茶澱後,他又一連三次自殺,後文將有敘述)。

  另一個使我心驚的消息,令我悲傷了很久很久——那就是我在前文提及的「林妹妹」鄭 光第的自殺。看起來他弱不禁風,但是他的根根瘦骨,都可以比作鋼筋,足以讓苟延殘喘的 我及我的同類感到汗顏。他是在解禁之後自戕的,誰也料想不到這個溫文爾雅的「二勞 改」、昔日北大化學系的驕子,會有勇氣自進天堂:在一大公休時,他去了市內。在遊歷了 北海和故宮之後,他躑躅在什剎海的堤邊。當天色漸漸黑下來以後,他在一個十分幽靜的角 落,突然一頭扎進了碧色的波濤之中。直到幾天之後,農場才來領他的浮屍。他這種死亡方 式的選擇,使我的靈魂顫慄了很久,農場裡的水塘不少,他非要到皇城裡來演出這場與世界 訣別的戲劇,我想只有理性思維非常發達的人,才能作出這種地域性的選擇——他想要人們 知道,他的自殺是對那個時代的抗議。而他的外在是那麼柔弱,這種外在形象與他的內在堅 強,反差之大,如南極北極。

  這裡舉出的不過是同類們在那個嚴酷年代中的幾個例證。在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是同類 中的先知先覺,而這種先知先覺,在知識分子中是絕對少數。過去常見書中對自戕行為冠以 懦弱二字,這其實是軟弱者掩飾軟弱的一種手段——死亡是勇敢者才有的行為,他們之間的 惟一區別,就看這種勇敢的選擇價值博大與渺小。毛澤東的這幾句話,還是有著它不可取代 的意義的:有的輕如鴻毛,有的重如泰山。陸浩青與鄭光弟之自辭人世之舉,顯然是那個年 代的一部無字的《醒世恆言》。

  我所以稱他倆為先知先覺,是對比同類而言。1964年的春節,毛澤東召開了多方面的 座談會,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大多數,再次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廣大知識 分子中造成草木皆兵。人人的緊張氣氛。」(引自胡繩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社會上尚 且如此,最底層勞改隊中的知識分子,情況當然變得更加惡劣。歷經了七年多改造的老右, 自然失望之極——他倆意識到中國向「左」升溫,還沒有個盡頭,只有像魯迅先生說的。 『我以我血薦軒轅」那般,表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血祭了——因而我提筆寫「桃花源」的 生活回憶時,不能忘卻對我的這兩個同類進行筆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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