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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 「文革」正式開鑼,母親被掛大牌

  「文革」的苦戲正式開鑼,我的母親脖子上被掛上反革命家屬的大牌子

  因為我們中的絕大多數,雖然己夢斷巫山,但是因為我們是50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 子,那無法去掉的歷史胎記,還常常使我們對生活自作多情,與已不復存在的鴛夢藕斷絲 連。

  中國的政治運動,幾乎無一例外地從文藝開始。1964年從批鬼戲《李慧娘)開始,之 後,馬上續上了大批黑戲《謝瑤環》、《早春二月》、《北國江南》……到了1965年11月 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出籠,實際上已拉開了「文革」的序幕。我們這些 「二勞改」,是每天晚上學習都要讀報紙的;但不知是被階級鬥爭搞得神經麻木了,還是我 們在「桃花源」有時也能自得其樂之故,竟然沒有從報紙的字裡行間,嗅出中國的一場血腥 之災,已初露端倪。直到1966年的夏天,北京的砸爛「四舊」開始,我們才如夢初醒。我 們桃園班首先家裡出了問題的是陳雲誠,他的身份不是右派,但他是國民黨在台灣高官的兒 子,於是他在北京六中教書的妻子,被紅衛兵關進了六中進行暴力批鬥。夜晚,紅衛兵又惡 作劇地從窗外,向被拘於教室水泥地上的她,潑尿拋石。陳本來是有家可回的——此時他變 成了不敢回家的人。

  我自然聯想到母親和兒子。儘管我的父親死在了國民黨監獄(因要奔往延安),但我的 出身是地主家庭,加上我和張滬都進了勞改隊,「文革」將要波及到他們是必然的。中隊以 保護我們的安全為由,採取了雙周休息一天的辦法;殊不知這使我及我的同類們,更加心急 如焚。終於盼到了休息的那一天,我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騎車到東四人民市場,找到同院 在那兒當售貨員的鄰居劉嫂,詢問了我母親的情況。

  她躲開別的售貨員,用最輕的聲音對我說:「你先不要著急回去,等天黑了你再回也不 遲。你母親前幾天,已經被紅衛兵掛上一塊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裡看過你媽,她精 神還不錯。」

  「抄家了嗎?」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沒有啥東西了。」劉嫂說,「讓你媽著急的倒不是她自己,紅 衛兵揚言要去農場鬥你哩!」

  「劉嫂,身在公安局的勞改隊,已經是接受專政了。您可以放心,那兒目前倒是一個保 險箱。,,

  「那就好了。」劉嫂說,「這是你媽最掛心的問題。」

  我不敢在劉嫂身邊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較晚,出了人民市場後,我沿著小胡同轉 了很久,待天大黑了以後,我才偷偷溜進院子。屋門沒有關,我輕輕一推,就進了屋子。真 是最知道兒子的莫過於母親,她聽見我的腳步聲,就從裡屋走了出來。直到今天,我還記得 當時我對母親的第一印象:她手上沒有蘇三起解的木枷,身上沒有蘇三的綵衣;但是垂掛在 她脖子上的那塊大木牌子,卻完全與囚徒蘇三頸上的木枷一樣。特別使我心動的是,那塊大 木牌子不是用繩子拴繫著的,而是用鐵絲掛在脖子上的。由於木牌又大又沉,母親的脖子被 鐵絲勒成一道深深的溝槽——因而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用手去摘她頸上的牌子。母親一下 撥開我的手說:「不行!不行!」我說:「晚上沒有人來,您怕個啥!」

  「隔牆的街坊就是紅衛兵,說來就來。你還是少惹一點是非吧!」

  我拗不過母親,只好鬆開我的手。然後拿來一塊布片,墊在了母親的脖子上——這樣可 以減輕一點她的疼痛。母親不放心地聽了聽窗外,驚恐地對我說:「沒有打我,就算阿彌陀 佛了——你聽,東院吳家正在打人哩!」

  我側耳聽了聽,當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剛才我進家時,精神太緊張了,竟然沒有聽見這 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

  「我看你還是連夜回農場去吧!」母親央求我說,「一旦他們知道你回來了,是會來抓 你的。聽媽的話,你看媽沒傷著胳膊斷了腿的,你也就放心了。掛牌子就掛牌子,掃街就掃 街,只要人在,比什麼都重要。」

  這時我才發現,我的兒子不在屋裡。母親告訴我,她不想讓孫子看見奶奶這個模樣,運 動一來,她就把孫兒送到姥爺家中去了。母親能如此從容而清醒地面對亂世,使我有些吃 驚。細想起來,似也不難找到生活依據:我四歲喪父,母親與我相依為命(我無兄弟姐妹, 是獨生子)。上中學時,有一段時光是母親靠當保姆的收入,來供我上學的。可以說她從年 輕時,就受著生活的煎熬;1955年我才從河北老家把母親接到北京,她沒過上兩天好日 子,五七年的反右就開始了。我和張滬雙雙被送往勞改隊,家中扔下了不滿一歲的孩子—— 到1966年,她帶著孫子,已經苦度了7個年頭了。也許只有在苦水中泅渡過的人,才有對 各種突發苦難的應變能力。我木呆地望著苦命的母親,淚水立刻盈上了眼眶,我真想把她頸 上的那塊反革命家屬的大牌子,取下來掛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傷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我只好安慰她說:「媽,我一定要陪您過一夜,這麼晚了,沒有人會來找我。」

  「你進院時,有人看見你沒有?」她神色不安地盯著我的雙眼,似乎是想從我的回答 中,判斷我的話是否誠實:「外院的一家人裡,有個中學生當了紅衛兵——紅衛兵來咱家搜 查時,她是跟著一塊兒來的。」

  我繼續寬慰著母親說:「我是悄悄溜進門來的,沒有人看見。」

  這是一個不眠之夜,不要說隔牆的吳家,武鬥聲聲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沒有任何聲音, 我也不會產生一絲睡意了。當我和媽媽囫圇個兒歪在床上之前,我母親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 上的那塊木牌,我硬是從母親的頸上取了下來,答應她只要聽見人聲,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 上——母親這才上了木床。

  母親說:「造反的紅衛兵說了,反革命家屬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這個院子裡的——要 換城裡的無產階級來住。」

  我說:「媽,您一切聽他們的,不然會吃虧的。」

  「總不會送我回鄉吧?」媽說,「我一個人回鄉還沒啥,可是我走了小眾怎麼辦?他姥 姥、姥爺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學,這不是愁死人麼!」

  「走一步說一步吧。」我滿腹愁腸他說,「實在不行,跟著我去勞改隊。」

  「那可不行,他還是個小娃兒。」

  我說:「在茶澱有帶著兒子,女兒進來的——他是北大的助教。」

  「寧可我帶著他去要飯,也不能讓他去你們那兒。」母親的口氣非常堅決,「你們倆就 這麼個孩子,到裡邊學不了好。我捨出老命,也要讓他成人。」

  直到凌晨3點,我和母親的主要話題,就是一旦發生什麼不測,我小兒子的去向問題。 其間,我母親還不斷地打開手電筒,看著桌子上的鬧鐘——她不敢開燈,怕驚動周圍的四 鄰。大概是到了4點鐘左右,母親催我立刻回場。昨天夜裡回家時,我沒敢把自行車推進院 門,為了不把自行車丟了,我頗費了一番腦筋。沿胡同走來走去的時候,我看見一個夜裡也 開著小窗口的藥店——只好跳河一閉眼,把自行車放在了那家藥店的門口。昔日我回家時, 母親早晨要給我做飯;此時此刻,再沒有這種可能了——我像一個離開黑店的賊,失魂落魄 地匆匆溜出宅院,直奔我放車的那個藥店。老天還算有眼,沒有讓我坐車返場——那是會遲 到的。我騎上自行車,離開了東四北大街。

  在穿過南長街的時候,我見到了慘不忍睹的一幕:此時天剛微亮,一群紅衛兵在鬥爭一 個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陣式,是連夜的批鬥會,無論是斗人者還是被斗者,神態都已 走形。皮帶、鏈條雖然還在對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顯得有氣無力。當然那被打的老太 大,此時若同一隻死狗一般,我看不清她到底還有沒有呼吸——我猜想她還活著,不然那些 紅衛兵應該早已散去。大概是為了提高鬥志,有一個男紅衛兵突然喊了一嗓子:

  「嘿!該你們長頭髮的發揮威力了,『半邊天』不能只是站腳助威呀!給我上——」

  幾個原本站在外圍的女紅衛兵,便一起擠上前去。她們沒有打那個老太大,但是卻比那 些用皮帶和鏈條抽打,更為刺激人的中樞神經——她們中間裡的一個勇敢者,竟然跳到那老 大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地,在上面踩個不停。她一邊踩,一邊對那老人喊叫 著:「你這死頑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來就踩死你這資本家!」

  我大著膽子探頭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來那個被斗的老人手裡死死攥著一張紙條——那 可能就是紅衛兵索要的房契。她或許已經死了,不然的話,為什麼那些皮帶、鏈條就是不能 讓她鬆開手掌呢?當然也不排除那個老太太是個「葛朗台」般的有產者,寧捨命也不捨那張 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車便惶惶而去。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個不管是不是屬於「葛朗台」型的老人,要去她應去的 「天堂」是無疑的了;可是那個女孩,怎麼會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這一手段呢?!按年 紀算,她不過十六七歲,剛開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師不會教給她,她的父母也不會告訴她— —那麼她所以會有這種驚人的表演,是不是歷史扮演了教唆犯的角色?潛藏在人類自身中的 善與惡,在正常的情況下,是很難有十分出格的行為的。據《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中記 載,那些以殺人取樂的德國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但是,希特勒這個惡魔掀起 了罪惡的戰爭,「大日耳曼」的民族狂熱情緒,被誘發出來之後,德國人自身中惡的潛能, 便被發揮到了極至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的表現,能不能從二戰 的德國歷史中,找到一點啟迪呢!

  不知為什麼,一路上在我的頭腦中,總是盤旋著那位女紅衛兵的影子。她有母親,她將 來也要做母親——如果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在公共汽車上,她很可能給那位老太太讓 座,或者順口叫一聲奶奶——此時此刻,她心靈中的善良完全披邪惡佔有,原始的野蠻便不 喚自至;而她的這種精神錯位,既是人性的,又是歷史的——一個本來很偉大、但是後來被 神化了的人物,在這個特定年代,誘發出來的民族狂熱的能量之大,可以呼風喚雨,點豆成 兵了。這位姑娘的霎間表演,可謂是人妖嬗變的一個典型。真的,從見到這一幕開始,我再 不僅僅為我自己的母親悲哀——而是為全中國的母親們感到悲哀了。

  回到農場,我渾身大汗淋漓。空著肚子到桃園上班,承受的是精神和肉體的雙重煎熬。 陸豐年君匆匆過來找我,他說:「恐怕楊家要受我的牽連了,你說我該怎麼辦?」

  我說:「我自己的墳頭都哭不過來,我們的家屬怕是沒有例外。」

  「這是什麼世道!我感到有點對不住人家了。」

  「問題決定於楊春英,她的態度怎麼樣?」我自身雖然己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但同類 的命運仍然本能地引起我的不安。

  「她挺愛我,不會發生什麼變故。」陸豐年說,「可是她還上有父母哩,我總不能不考 慮人家的生存呀!」

  我無言以答——因為我拿不出一條好的生活方程式來。不僅我拿不出來,就是孫悟空在 世,他的分身術恐怕也會在這亂世中失靈。

  「前兩大聽人說,場裡從大西北來了一些人,想動員我們到那兒去支邊。你聽說了沒 有?」陸說,「據說,到了那兒,可以完全改變身份,成為真正的公民。」

  這事情我是早有耳聞了,但我根本沒有動心。道理十分簡單,我的家中一老一小和還留 在茶澱的張滬,是我生活的全部內容了。如果沒有這些骨肉相連的因素在內,我可能願意做 一朵四海雲遊的蒲公英——我與陸豐年的情況不同,想法自然不盡一樣;我是寧可在北京當 「二勞改」,也不願意到遙遠的邊疆去當什麼合法公民。

  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誤的話,那是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除去南區犯人和北區三畬 莊沒有解禁的老右之外,其他所有的「農工」,停產開會。那天早上起來,地處農工大隊隊 部的廣場上,就響起了大喇叭的聲響。這個有線的廣播喇叭,過去每天廣播的是有關文化大 革命的新聞,諸如,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以及《人民日報》的社論等等;這天早 上,我們正在排隊打飯的時候,大喇叭突然一反常態地播放開了《我們新疆好地方》這支 歌,這說明大西北來招募農工的工作,將於今天開始。

  那大的會議開得十分隆重。場裡的頭頭們幾乎都出現在臨時搭起的主席台上,除此之 外,有幾個身著綠色軍衣、但是不配戴紅帽徽和紅領章的陌生人,同時就座於場長身邊。會 議開門見山,號召有志於開拓邊疆的男兒,去支援邊疆建設。其條件是在農場表現優秀的農 工,經過自願申請和場部審查,合格者才有可能奔赴邊疆。凡是被批准的農工,到了那兒一 律改變身份和政治待遇。上午開大會,下午開小會——各個班組分頭開會討論,遞交報名名 單。

  在我的記憶中,當大會散會之前,就有了上台發言表態的積極分子,除了一兩個解禁的 刑事罪犯之外,當場表態願意去支邊的幾乎是清一色的摘帽右派。對刑事犯中的表態者,我 不熟悉,但是老右之中表態的人,我則比較瞭解——他們幾乎都是家在外地的同類。我想, 他們之所以自願去支邊,一是對祖國的熱情,還沒有被冷酷的現實凍結成冰;二是面對「文 化大革命」的混沌局面,想盡可能逃離得遠一些;三是最為根本的原因——在北京皇城腳 下,無法改變自己的政治面貌,也許遠走高飛是最好的選擇。

  當天下午,在我們的班組會上,首先表態的是陸豐年君。他有著十分好的口才,洋洋灑 灑他說了許多革命的壯烈言詞——但是能知他內心世界的非我莫屬,他是急於改變自己的政 治處境,才有了這一番壯懷激烈的;他是因為十分珍惜他的蜜窩窩,並千方百計想保護好這 個在「文化大革命」中風雨飄搖的愛巢,才有了並非他完全情願的申請——用遠離開愛巢來 表示一個人對愛巢之不捨,這真是時代悲愴的生活顫音。我當時就為我的這位朋友,而感到 了無限的憂傷。

  散會之後,我特意把他找到監捨後邊的一個無人的角落,對他進行了一次規勸。我說: 「天下只有一個政策,那就是黨的政策——在北京是一,到了邊疆不可能改為一加一等於 二,或者一減一等於零的事情。你要三思而行。」

  「撞大運吧,我覺得我必須這樣做,才對得起楊家的一片真情。」他說,「我這個牽連 因素不在了,紅衛兵也許不會再找楊家的麻煩了。」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可是你考慮過你走了以後,你和楊春英的感情問題……」

  「她不會變心。」

  「如果受形勢所迫,非分手不可,你將怎麼辦?」

  「你不是聽見我常常唱的那支歌嗎,『若有知心人,儘管嫁給他。』人的命運誰也無法 預測,但願老天有眼,能夠成全我和她。當然,我去了那兒以後,經濟上要勒緊自己的腰 帶,給她按月寄點錢來;一年總還要爭取探親一趟——那大西北來的人,不是說了麼,到了 那兒各種待遇,都要比這兒強上一點!」

  我覺得豐年君去意已定,再說什麼都屬於多餘。也許我的看法是錯誤的,談心只好到此 為止。當天晚上,我記得還有班裡的其他同類,也曾對他的這個決定,提出過疑慮,但是豐 年像當年吃「五毒」那麼果敢——他遞上了支邊的申請書。由於一大批「二勞改」即將奔赴 邊疆,那幾天我們在桃園幹活時閒談,無一例外地圍繞這個話題。到了8月17日的上午, 楊春英第一次在桃園露面——她是為陸豐年來送行的,下午4點各隊去邊疆的人,將在這裡 集中登車,奔往北京火車站。支邊的火車終點站,為新疆的吐魯番。

  楊春英所以來到桃園,不外是找個幽靜的地方與陸告別。本來陸是在監號裡準備行囊 的,但是準備遠行的人大多,與其在那兒告別,還不如到「桃花源」來話別。記憶中,那是 一個驕陽似火的天氣,我們正在水泵旁邊的冷水池中洗澡,不知道是誰先聽見有女人說話的 聲音,便一個個躲到水泵房的後邊,忙著擦身穿衣。因為還沒輪到我洗,我有機會看見陸和 楊來桃園時的形象:陸還是那一身農裝,用不著多費筆墨,但是楊當天留在我頭腦中的印象 極深。她雖然並非紅衛兵,不知是否出於保護自己的本能,她穿了一身當時流行的綠色衣 褲。與其時代保護色極不協調的是,她的胳膊彎裡,挎著一個藍花花的小包裹,當時墨鏡也 被劃入「四舊」之列,她不能再以墨鏡遮眼,因而外露著她那只失明的眼睛。儘管如此,她 的身材之窈窕,膚色之白嫩,仍然讓男兒國裡的「亞當」們吃驚。

  陸君向準備收工去餵肚子的我們,介紹了楊以後,便對桃園看守武芳說道:

  「要借你這間看守房用一下嘍,我們保險丟不了桃子。」

  還用說嗎,我們都知道這種話別的含義。武芳用水泵剛剛抽上來的冷水,為他和她洗了 幾個最大的蜜桃,遞到他倆的手裡:「我們沒有別的為你們餞行,送這桃子也正合適——祝 你們永遠心心相連。」

  楊春英眼圈頓時紅了,低下頭來。陸君豐年強作笑顏,連聲對同班的成員,表示即將離 別前的謝意。我沒有多說什麼——儘管我當過他和她之間的紅娘,但我內心充滿著的是一種 悲涼的心緒。再過幾個小時,她的他就要走了,誰能預卜他和她的未來,究竟是什麼樣的結 局呢?!待等我們下午出工來到桃園,他和她與我們握手告別時,我握著陸君的手說:

  「真誠地祝願你好夢成真!」

  ……他哽咽住了喉嚨,眼淚卻滴落下來。

  我們就這樣分手了——因為我們有勞動任務在身,不能前往送行(這一別就是13年, 當1979年他平反從新疆回來路過北京時,曾到我家小坐。他十分悲憤地告訴我,他不該頭 腦發熱去往邊陲。他的愛巢早在前幾年已然自焚——因為他並沒有因為去了那兒,而改變任 何東西。待他歸來時,他曾去楊家看望已然與他分手的愛人——她在中蘇友好醫院外邊給醫 院看自行車。悲乎)。

  當天下午4點,我的同類中,與陸豐年同時奔赴新疆的人,有幾十名之多,其中的大多 數是來自各大學、家在外城市的解禁右派。其中我熟悉的有於立仁、卓景星、劉士康、郭愕 權、哈長林、吳懷祖……後來在1970年,被槍決於南京的姚祖彝、王同竹、孫本橋、陸魯 山,其中的孫本橋和王同竹,也是隨著這次列車,去往邊疆的——屬於老革命身份的很少, 似乎只有原中國青年報的陳野,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他也渾渾噩噩地登上了這次北行的列車 (後來他發現受了欺騙,到了那兒並沒有改變政治身份,曾從邊疆逃往內地,被捕後被吊在 樹上毒打,後文另有敘述)。

  他們走了沒有幾天,在一天的中午,董維森把我叫到了隊部辦公室:

  「你的家是不是受到了衝擊?」

  我說:「是,我母親脖子上掛起了『反革命家屬』的木牌。」

  他沉默了很久,問我:「你老家還有沒有親人?」

  我告訴他沒有,但是還有親戚。他這才告訴我,當地派出所,有電話打過來,革命群眾 要求遷返我母親還鄉。面對這麼大的一場群眾運動,董儘管很惜才,也無良策可尋。我很快 答應去辦這件事,並把事情做好。他叮嚀我說:「回家之後,不能感情用事;你也知道當前 的形勢,感情用事只能更激化矛盾。那對你和你母親都沒任何好處——走一步是一步吧,什 麼事都要往遠處看。你下午就回家處理這件事去吧!」

  母親被掛上大大的木牌,原來並不是終點——我走出辦公室時,心都要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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