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苦戲正式開鑼，我的母親脖子上被掛上反革命家屬的大牌子
因為我們中的絕大多數，雖然己夢斷巫山，但是因為我們是50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
子，那無法去掉的歷史胎記，還常常使我們對生活自作多情，與已不復存在的鴛夢藕斷絲
連。
中國的政治運動，幾乎無一例外地從文藝開始。1964年從批鬼戲《李慧娘）開始，之
後，馬上續上了大批黑戲《謝瑤環》、《早春二月》、《北國江南》……到了1965年11月
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出籠，實際上已拉開了「文革」的序幕。我們這些
「二勞改」，是每天晚上學習都要讀報紙的；但不知是被階級鬥爭搞得神經麻木了，還是我
們在「桃花源」有時也能自得其樂之故，竟然沒有從報紙的字裡行間，嗅出中國的一場血腥
之災，已初露端倪。直到1966年的夏天，北京的砸爛「四舊」開始，我們才如夢初醒。我
們桃園班首先家裡出了問題的是陳雲誠，他的身份不是右派，但他是國民黨在台灣高官的兒
子，於是他在北京六中教書的妻子，被紅衛兵關進了六中進行暴力批鬥。夜晚，紅衛兵又惡
作劇地從窗外，向被拘於教室水泥地上的她，潑尿拋石。陳本來是有家可回的——此時他變
成了不敢回家的人。
我自然聯想到母親和兒子。儘管我的父親死在了國民黨監獄（因要奔往延安），但我的
出身是地主家庭，加上我和張滬都進了勞改隊，「文革」將要波及到他們是必然的。中隊以
保護我們的安全為由，採取了雙周休息一天的辦法；殊不知這使我及我的同類們，更加心急
如焚。終於盼到了休息的那一天，我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騎車到東四人民市場，找到同院
在那兒當售貨員的鄰居劉嫂，詢問了我母親的情況。
她躲開別的售貨員，用最輕的聲音對我說：「你先不要著急回去，等天黑了你再回也不
遲。你母親前幾天，已經被紅衛兵掛上一塊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裡看過你媽，她精
神還不錯。」
「抄家了嗎？」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沒有啥東西了。」劉嫂說，「讓你媽著急的倒不是她自己，紅
衛兵揚言要去農場鬥你哩！」
「劉嫂，身在公安局的勞改隊，已經是接受專政了。您可以放心，那兒目前倒是一個保
險箱。，，
「那就好了。」劉嫂說，「這是你媽最掛心的問題。」
我不敢在劉嫂身邊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較晚，出了人民市場後，我沿著小胡同轉
了很久，待天大黑了以後，我才偷偷溜進院子。屋門沒有關，我輕輕一推，就進了屋子。真
是最知道兒子的莫過於母親，她聽見我的腳步聲，就從裡屋走了出來。直到今天，我還記得
當時我對母親的第一印象：她手上沒有蘇三起解的木枷，身上沒有蘇三的綵衣；但是垂掛在
她脖子上的那塊大木牌子，卻完全與囚徒蘇三頸上的木枷一樣。特別使我心動的是，那塊大
木牌子不是用繩子拴繫著的，而是用鐵絲掛在脖子上的。由於木牌又大又沉，母親的脖子被
鐵絲勒成一道深深的溝槽——因而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用手去摘她頸上的牌子。母親一下
撥開我的手說：「不行！不行！」我說：「晚上沒有人來，您怕個啥！」
「隔牆的街坊就是紅衛兵，說來就來。你還是少惹一點是非吧！」
我拗不過母親，只好鬆開我的手。然後拿來一塊布片，墊在了母親的脖子上——這樣可
以減輕一點她的疼痛。母親不放心地聽了聽窗外，驚恐地對我說：「沒有打我，就算阿彌陀
佛了——你聽，東院吳家正在打人哩！」
我側耳聽了聽，當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剛才我進家時，精神太緊張了，竟然沒有聽見這
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
「我看你還是連夜回農場去吧！」母親央求我說，「一旦他們知道你回來了，是會來抓
你的。聽媽的話，你看媽沒傷著胳膊斷了腿的，你也就放心了。掛牌子就掛牌子，掃街就掃
街，只要人在，比什麼都重要。」
這時我才發現，我的兒子不在屋裡。母親告訴我，她不想讓孫子看見奶奶這個模樣，運
動一來，她就把孫兒送到姥爺家中去了。母親能如此從容而清醒地面對亂世，使我有些吃
驚。細想起來，似也不難找到生活依據：我四歲喪父，母親與我相依為命（我無兄弟姐妹，
是獨生子）。上中學時，有一段時光是母親靠當保姆的收入，來供我上學的。可以說她從年
輕時，就受著生活的煎熬；1955年我才從河北老家把母親接到北京，她沒過上兩天好日
子，五七年的反右就開始了。我和張滬雙雙被送往勞改隊，家中扔下了不滿一歲的孩子——
到1966年，她帶著孫子，已經苦度了7個年頭了。也許只有在苦水中泅渡過的人，才有對
各種突發苦難的應變能力。我木呆地望著苦命的母親，淚水立刻盈上了眼眶，我真想把她頸
上的那塊反革命家屬的大牌子，取下來掛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傷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我只好安慰她說：「媽，我一定要陪您過一夜，這麼晚了，沒有人會來找我。」
「你進院時，有人看見你沒有？」她神色不安地盯著我的雙眼，似乎是想從我的回答
中，判斷我的話是否誠實：「外院的一家人裡，有個中學生當了紅衛兵——紅衛兵來咱家搜
查時，她是跟著一塊兒來的。」
我繼續寬慰著母親說：「我是悄悄溜進門來的，沒有人看見。」
這是一個不眠之夜，不要說隔牆的吳家，武鬥聲聲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沒有任何聲音，
我也不會產生一絲睡意了。當我和媽媽囫圇個兒歪在床上之前，我母親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
上的那塊木牌，我硬是從母親的頸上取了下來，答應她只要聽見人聲，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
上——母親這才上了木床。
母親說：「造反的紅衛兵說了，反革命家屬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這個院子裡的——要
換城裡的無產階級來住。」
我說：「媽，您一切聽他們的，不然會吃虧的。」
「總不會送我回鄉吧？」媽說，「我一個人回鄉還沒啥，可是我走了小眾怎麼辦？他姥
姥、姥爺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學，這不是愁死人麼！」
「走一步說一步吧。」我滿腹愁腸他說，「實在不行，跟著我去勞改隊。」
「那可不行，他還是個小娃兒。」
我說：「在茶澱有帶著兒子，女兒進來的——他是北大的助教。」
「寧可我帶著他去要飯，也不能讓他去你們那兒。」母親的口氣非常堅決，「你們倆就
這麼個孩子，到裡邊學不了好。我捨出老命，也要讓他成人。」
直到凌晨3點，我和母親的主要話題，就是一旦發生什麼不測，我小兒子的去向問題。
其間，我母親還不斷地打開手電筒，看著桌子上的鬧鐘——她不敢開燈，怕驚動周圍的四
鄰。大概是到了4點鐘左右，母親催我立刻回場。昨天夜裡回家時，我沒敢把自行車推進院
門，為了不把自行車丟了，我頗費了一番腦筋。沿胡同走來走去的時候，我看見一個夜裡也
開著小窗口的藥店——只好跳河一閉眼，把自行車放在了那家藥店的門口。昔日我回家時，
母親早晨要給我做飯；此時此刻，再沒有這種可能了——我像一個離開黑店的賊，失魂落魄
地匆匆溜出宅院，直奔我放車的那個藥店。老天還算有眼，沒有讓我坐車返場——那是會遲
到的。我騎上自行車，離開了東四北大街。
在穿過南長街的時候，我見到了慘不忍睹的一幕：此時天剛微亮，一群紅衛兵在鬥爭一
個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陣式，是連夜的批鬥會，無論是斗人者還是被斗者，神態都已
走形。皮帶、鏈條雖然還在對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顯得有氣無力。當然那被打的老太
大，此時若同一隻死狗一般，我看不清她到底還有沒有呼吸——我猜想她還活著，不然那些
紅衛兵應該早已散去。大概是為了提高鬥志，有一個男紅衛兵突然喊了一嗓子：
「嘿！該你們長頭髮的發揮威力了，『半邊天』不能只是站腳助威呀！給我上——」
幾個原本站在外圍的女紅衛兵，便一起擠上前去。她們沒有打那個老太大，但是卻比那
些用皮帶和鏈條抽打，更為刺激人的中樞神經——她們中間裡的一個勇敢者，竟然跳到那老
大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地，在上面踩個不停。她一邊踩，一邊對那老人喊叫
著：「你這死頑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來就踩死你這資本家！」
我大著膽子探頭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來那個被斗的老人手裡死死攥著一張紙條——那
可能就是紅衛兵索要的房契。她或許已經死了，不然的話，為什麼那些皮帶、鏈條就是不能
讓她鬆開手掌呢？當然也不排除那個老太太是個「葛朗台」般的有產者，寧捨命也不捨那張
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車便惶惶而去。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個不管是不是屬於「葛朗台」型的老人，要去她應去的
「天堂」是無疑的了；可是那個女孩，怎麼會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這一手段呢？！按年
紀算，她不過十六七歲，剛開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師不會教給她，她的父母也不會告訴她—
—那麼她所以會有這種驚人的表演，是不是歷史扮演了教唆犯的角色？潛藏在人類自身中的
善與惡，在正常的情況下，是很難有十分出格的行為的。據《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中記
載，那些以殺人取樂的德國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但是，希特勒這個惡魔掀起
了罪惡的戰爭，「大日耳曼」的民族狂熱情緒，被誘發出來之後，德國人自身中惡的潛能，
便被發揮到了極至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的表現，能不能從二戰
的德國歷史中，找到一點啟迪呢！
不知為什麼，一路上在我的頭腦中，總是盤旋著那位女紅衛兵的影子。她有母親，她將
來也要做母親——如果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在公共汽車上，她很可能給那位老太太讓
座，或者順口叫一聲奶奶——此時此刻，她心靈中的善良完全披邪惡佔有，原始的野蠻便不
喚自至；而她的這種精神錯位，既是人性的，又是歷史的——一個本來很偉大、但是後來被
神化了的人物，在這個特定年代，誘發出來的民族狂熱的能量之大，可以呼風喚雨，點豆成
兵了。這位姑娘的霎間表演，可謂是人妖嬗變的一個典型。真的，從見到這一幕開始，我再
不僅僅為我自己的母親悲哀——而是為全中國的母親們感到悲哀了。
回到農場，我渾身大汗淋漓。空著肚子到桃園上班，承受的是精神和肉體的雙重煎熬。
陸豐年君匆匆過來找我，他說：「恐怕楊家要受我的牽連了，你說我該怎麼辦？」
我說：「我自己的墳頭都哭不過來，我們的家屬怕是沒有例外。」
「這是什麼世道！我感到有點對不住人家了。」
「問題決定於楊春英，她的態度怎麼樣？」我自身雖然己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但同類
的命運仍然本能地引起我的不安。
「她挺愛我，不會發生什麼變故。」陸豐年說，「可是她還上有父母哩，我總不能不考
慮人家的生存呀！」
我無言以答——因為我拿不出一條好的生活方程式來。不僅我拿不出來，就是孫悟空在
世，他的分身術恐怕也會在這亂世中失靈。
「前兩大聽人說，場裡從大西北來了一些人，想動員我們到那兒去支邊。你聽說了沒
有？」陸說，「據說，到了那兒，可以完全改變身份，成為真正的公民。」
這事情我是早有耳聞了，但我根本沒有動心。道理十分簡單，我的家中一老一小和還留
在茶澱的張滬，是我生活的全部內容了。如果沒有這些骨肉相連的因素在內，我可能願意做
一朵四海雲遊的蒲公英——我與陸豐年的情況不同，想法自然不盡一樣；我是寧可在北京當
「二勞改」，也不願意到遙遠的邊疆去當什麼合法公民。
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誤的話，那是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除去南區犯人和北區三畬
莊沒有解禁的老右之外，其他所有的「農工」，停產開會。那天早上起來，地處農工大隊隊
部的廣場上，就響起了大喇叭的聲響。這個有線的廣播喇叭，過去每天廣播的是有關文化大
革命的新聞，諸如，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以及《人民日報》的社論等等；這天早
上，我們正在排隊打飯的時候，大喇叭突然一反常態地播放開了《我們新疆好地方》這支
歌，這說明大西北來招募農工的工作，將於今天開始。
那大的會議開得十分隆重。場裡的頭頭們幾乎都出現在臨時搭起的主席台上，除此之
外，有幾個身著綠色軍衣、但是不配戴紅帽徽和紅領章的陌生人，同時就座於場長身邊。會
議開門見山，號召有志於開拓邊疆的男兒，去支援邊疆建設。其條件是在農場表現優秀的農
工，經過自願申請和場部審查，合格者才有可能奔赴邊疆。凡是被批准的農工，到了那兒一
律改變身份和政治待遇。上午開大會，下午開小會——各個班組分頭開會討論，遞交報名名
單。
在我的記憶中，當大會散會之前，就有了上台發言表態的積極分子，除了一兩個解禁的
刑事罪犯之外，當場表態願意去支邊的幾乎是清一色的摘帽右派。對刑事犯中的表態者，我
不熟悉，但是老右之中表態的人，我則比較瞭解——他們幾乎都是家在外地的同類。我想，
他們之所以自願去支邊，一是對祖國的熱情，還沒有被冷酷的現實凍結成冰；二是面對「文
化大革命」的混沌局面，想盡可能逃離得遠一些；三是最為根本的原因——在北京皇城腳
下，無法改變自己的政治面貌，也許遠走高飛是最好的選擇。
當天下午，在我們的班組會上，首先表態的是陸豐年君。他有著十分好的口才，洋洋灑
灑他說了許多革命的壯烈言詞——但是能知他內心世界的非我莫屬，他是急於改變自己的政
治處境，才有了這一番壯懷激烈的；他是因為十分珍惜他的蜜窩窩，並千方百計想保護好這
個在「文化大革命」中風雨飄搖的愛巢，才有了並非他完全情願的申請——用遠離開愛巢來
表示一個人對愛巢之不捨，這真是時代悲愴的生活顫音。我當時就為我的這位朋友，而感到
了無限的憂傷。
散會之後，我特意把他找到監捨後邊的一個無人的角落，對他進行了一次規勸。我說：
「天下只有一個政策，那就是黨的政策——在北京是一，到了邊疆不可能改為一加一等於
二，或者一減一等於零的事情。你要三思而行。」
「撞大運吧，我覺得我必須這樣做，才對得起楊家的一片真情。」他說，「我這個牽連
因素不在了，紅衛兵也許不會再找楊家的麻煩了。」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可是你考慮過你走了以後，你和楊春英的感情問題……」
「她不會變心。」
「如果受形勢所迫，非分手不可，你將怎麼辦？」
「你不是聽見我常常唱的那支歌嗎，『若有知心人，儘管嫁給他。』人的命運誰也無法
預測，但願老天有眼，能夠成全我和她。當然，我去了那兒以後，經濟上要勒緊自己的腰
帶，給她按月寄點錢來；一年總還要爭取探親一趟——那大西北來的人，不是說了麼，到了
那兒各種待遇，都要比這兒強上一點！」
我覺得豐年君去意已定，再說什麼都屬於多餘。也許我的看法是錯誤的，談心只好到此
為止。當天晚上，我記得還有班裡的其他同類，也曾對他的這個決定，提出過疑慮，但是豐
年像當年吃「五毒」那麼果敢——他遞上了支邊的申請書。由於一大批「二勞改」即將奔赴
邊疆，那幾天我們在桃園幹活時閒談，無一例外地圍繞這個話題。到了8月17日的上午，
楊春英第一次在桃園露面——她是為陸豐年來送行的，下午4點各隊去邊疆的人，將在這裡
集中登車，奔往北京火車站。支邊的火車終點站，為新疆的吐魯番。
楊春英所以來到桃園，不外是找個幽靜的地方與陸告別。本來陸是在監號裡準備行囊
的，但是準備遠行的人大多，與其在那兒告別，還不如到「桃花源」來話別。記憶中，那是
一個驕陽似火的天氣，我們正在水泵旁邊的冷水池中洗澡，不知道是誰先聽見有女人說話的
聲音，便一個個躲到水泵房的後邊，忙著擦身穿衣。因為還沒輪到我洗，我有機會看見陸和
楊來桃園時的形象：陸還是那一身農裝，用不著多費筆墨，但是楊當天留在我頭腦中的印象
極深。她雖然並非紅衛兵，不知是否出於保護自己的本能，她穿了一身當時流行的綠色衣
褲。與其時代保護色極不協調的是，她的胳膊彎裡，挎著一個藍花花的小包裹，當時墨鏡也
被劃入「四舊」之列，她不能再以墨鏡遮眼，因而外露著她那只失明的眼睛。儘管如此，她
的身材之窈窕，膚色之白嫩，仍然讓男兒國裡的「亞當」們吃驚。
陸君向準備收工去餵肚子的我們，介紹了楊以後，便對桃園看守武芳說道：
「要借你這間看守房用一下嘍，我們保險丟不了桃子。」
還用說嗎，我們都知道這種話別的含義。武芳用水泵剛剛抽上來的冷水，為他和她洗了
幾個最大的蜜桃，遞到他倆的手裡：「我們沒有別的為你們餞行，送這桃子也正合適——祝
你們永遠心心相連。」
楊春英眼圈頓時紅了，低下頭來。陸君豐年強作笑顏，連聲對同班的成員，表示即將離
別前的謝意。我沒有多說什麼——儘管我當過他和她之間的紅娘，但我內心充滿著的是一種
悲涼的心緒。再過幾個小時，她的他就要走了，誰能預卜他和她的未來，究竟是什麼樣的結
局呢？！待等我們下午出工來到桃園，他和她與我們握手告別時，我握著陸君的手說：
「真誠地祝願你好夢成真！」
……他哽咽住了喉嚨，眼淚卻滴落下來。
我們就這樣分手了——因為我們有勞動任務在身，不能前往送行（這一別就是13年，
當1979年他平反從新疆回來路過北京時，曾到我家小坐。他十分悲憤地告訴我，他不該頭
腦發熱去往邊陲。他的愛巢早在前幾年已然自焚——因為他並沒有因為去了那兒，而改變任
何東西。待他歸來時，他曾去楊家看望已然與他分手的愛人——她在中蘇友好醫院外邊給醫
院看自行車。悲乎）。
當天下午4點，我的同類中，與陸豐年同時奔赴新疆的人，有幾十名之多，其中的大多
數是來自各大學、家在外城市的解禁右派。其中我熟悉的有於立仁、卓景星、劉士康、郭愕
權、哈長林、吳懷祖……後來在1970年，被槍決於南京的姚祖彝、王同竹、孫本橋、陸魯
山，其中的孫本橋和王同竹，也是隨著這次列車，去往邊疆的——屬於老革命身份的很少，
似乎只有原中國青年報的陳野，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他也渾渾噩噩地登上了這次北行的列車
（後來他發現受了欺騙，到了那兒並沒有改變政治身份，曾從邊疆逃往內地，被捕後被吊在
樹上毒打，後文另有敘述）。
他們走了沒有幾天，在一天的中午，董維森把我叫到了隊部辦公室：
「你的家是不是受到了衝擊？」
我說：「是，我母親脖子上掛起了『反革命家屬』的木牌。」
他沉默了很久，問我：「你老家還有沒有親人？」
我告訴他沒有，但是還有親戚。他這才告訴我，當地派出所，有電話打過來，革命群眾
要求遷返我母親還鄉。面對這麼大的一場群眾運動，董儘管很惜才，也無良策可尋。我很快
答應去辦這件事，並把事情做好。他叮嚀我說：「回家之後，不能感情用事；你也知道當前
的形勢，感情用事只能更激化矛盾。那對你和你母親都沒任何好處——走一步是一步吧，什
麼事都要往遠處看。你下午就回家處理這件事去吧！」
母親被掛上大大的木牌，原來並不是終點——我走出辦公室時，心都要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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