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初秋時節、我們才得以離開土城，奔往茶澱農場（勞改單位內部稱它為「清河農
場」）。仍然和去塞外營門鐵礦那樣，列車一分為二，前幾節車廂坐的是公民，後幾節車廂
拉的是囚犯。
跟去營門不同的是，我妻子張滬就在這塊土地上改造，命運也把我拋向這兒來了，這多
少帶給我一點幻想的快意。列車過了天津以東的軍糧城、塘沽，鐵路沿線開始荒蕪起來。目
光所及之處，除了鹽鹼灘外，到處是茅草和蘆葦塘。
這掛列車由於拉了我們這些特殊公民，車尾顯得超長，以致我們到站下車時，沒有站台
可踩，路基是個斜坡，站立不穩的就要滾到坡下。腿腳不十分靈活的肖乃信，行李就是和他
一塊打著滾兒下來的，他站起來拍拍塵土，看看周圍崗哨林立，不但有機槍，還有馬隊巡
邏，便又耍開了半瘋。他把行李往肩上一扛，笑嘻嘻地向崗哨及馬背上的士兵大聲吆喝「儀
式可太隆重了，謝謝列隊歡迎！」
戰士沒有理睬他，帶隊的隊長卻訓斥他：
「你這老反革命，不老實銬起你來！」
押送囚犯的勞改幹部，衣裡總是要裝著幾副「鐲子」的，在這漫荒野地裡下車，手銬對
囚犯起著威懾作用，行車途中，前節車廂中有個扒竊犯想跳車逃之夭夭，就「卡嚓」一聲被
戴上了「鐵鐲」，然後以他作典型，到各個車廂去作示範。待到從火車轉乘大卡車時，三個
武警表演裝車絕技，一人抓住帶銬人的後衣領，另一人抓住他的雙腳，像往車上扔一麻袋糧
食似的，在下邊悠了幾下，便狠命往車廂板上一扔；這時第三個武警，趁勢向上一托，那個
逃號就被擲到了卡車上，身體撞擊車身發出「通」的一聲巨響。
這兒是方圓幾十里地的一個勞改農場，裡邊關押著萬名左右的各種類型的囚犯，是北京
市的最大勞改點之一。解放前這兒曾是海盜出沒的地方，解放後犯人在這兒開始了勞役性的
屯墾，到了我們去這兒服勞役的1961年，裡邊已是崗樓和鐵絲網交錯，稻田、葡萄園和茅
草、野蒿相織的勞改「聖地」了。
「聖地」二字是我們用的形容詞。一是形容其大，二是形容其自然環境。這兒遍地長著
鐵桿蘆葦，特別是被稱之為「西荒地」的西半球，只見蘆葦不見樹，只見鹼蒿不見土，是個
混沌待開的自然世界。要是單從空氣新鮮這一點來說，這兒理應屬於第一流的休養聖地。東
半球由於囚犯開發較早，到1961年已初具小小市鎮的規模，有一個造紙廠，有一座大葡萄
園，葡萄園中矗立著一座白色的二層樓房（人稱「小白樓」），裡邊住著總場的政治委員，
往西走不遠還有一所公安醫院，這醫院是為勞改幹部和囚犯而開設的。總場場部下設一個犯
人劇團，梅葆玖、葉盛長、趙慧絹等名角，都曾是這個犯人劇團中的成員。著名古典文學教
授文懷沙、作家孔厥也都在這東半球上服過役。
西荒地則是以阿拉伯數字排列的：有581分場、582分場、583分場、584分場、585分
場和586墓地（著名美學家呂熒就埋在「586」的亂墳崗子中，本書第二部《折夢「桃花
源」》中有所記述）。「581」到「585」一律是單一模式建築：幾排紅磚房，中間有一廣
場。周圍挖有積滿污水的壕溝，壕溝旁編織著鐵絲網，以示楚河漢界。「586」沒有壕溝，
死了的「大勞改」和「二勞改」在那兒獲得了自由，離地不足二尺高的小土丘前有一個個小
木牌或豎起一塊紅磚，上邊寫著死者的姓名。
我實在無法估計大躍進後的饑荒，在這個偌大勞改農場究竟投下多麼濃厚的陰影。我最
初的落腳點是「西荒地」的「583」，卡車剛剛開進壕溝包圍的院門，就看見衣衫襤樓的老
號，在壕溝旁的垃圾山上扒拉著東西吃，他們抓起爛菜幫子和秫秸稈兒，在身上擦擦就往嘴
裡送。他們對這些新號的來臨，顯得司空見慣毫無興趣，頭也不抬地像公雞刨食一般，在散
發著臭氣的雜物堆上扒來扒去。
這個鏡頭對我刺激非常之大，使我至今對這一場面的記憶仍清晰如初。難怪營門鐵礦那
些老號談起去農場，懼之如臨虎口呢！按說這兒是生產糧食的地方，理應吃飽肚子，恰好相
反，奔波了一天的我們，晚上領到的「進口貨」是兩個鴨蛋般大小的「紅色窩頭」，它不是
紅高粱面捏成的，而是白薯面捏成的。吃第一口很甜，吃第二口比高粱面窩頭爽口，吃第三
口覺得順食管往下嚥很滑溜，吃第四口時一個小窩窩頭就光了。兩個小窩頭下了肚子如同沒
吃一般，在營門鐵礦不知飢餓滋味的我，頭一天就受到了飢餓的威脅。我端起搪瓷缸子喝菜
湯，裡邊有幾條像蚯蚓一樣的麻繩菜，喝到最後缸子底部沉澱下一層厚厚的泥垢，我只好潑
掉了它。
幾個老右重新回歸到五毒混雜的隊伍當中，徐恭瑾和我分在一個組。肖乃信和我分開
了，但還在一個中隊。領隊出工的兩個小隊長皆為在這兒改造了兩年多的右派，一個叫朱
誠，另一個叫徐洲。朱誠原是北京市某小學的小學教師，人長得魁梧漂亮；徐洲原是北京豐
台區某中學的音樂教師，人很溫良恭謙。掌管我們的勞改隊長姓劉，部隊轉業軍人，共和國
之初曾經入過朝；教導員姓姚，老號們偷偷叫他「姚菩薩」，從綽號中可見他對勞改分子並
無惡跡。但這些幹部都不足以改變我們的處境，劉隊長說的一句口頭禪是：「我相信黨處理
你們是正確的（先給自己支撐起保護傘），就是有處理不當或個別冤枉的案例，你也要在這
兒老老實實地勞動改造。這兒是執行單位，誰鬧事懲處誰，准消極混泡收拾誰！」話雖說得
過於粗魯一點，實際上就是那麼一回子事。
我們隊屬於大田隊，幹的是挖溝開渠一類的活兒，間或也到田野裡收割稻子或砍高粱。
到這兒不幾天，就聽見一件這樣的事兒：有兩個萊園隊新號，偷拿黃瓜帶回宿舍的手段令人
心顫，甲和乙各把一條拉秧的黃瓜，塞進對方的肛門裡去，以躲避回宿舍時的檢查，偷拿手
段如此下流，但還有能識破這種下流手段的崗哨（此工作由改造中的「積極分子」承擔），
這兩個人被脫下褲子，從肛門中各被拽出來一條黃瓜。乍聽到這條新聞時，我不相信它是真
的，後被萊園隊的一個老右證實——他親眼目睹了這個悲涼場面。
「黃瓜事件」典型地反映了當時勞改農場的飢餓程度。說起來也很好笑，我和杜高
（「二流堂」吳祖光小集團成員）所以能在農場裡螻蟻般的人叢中相見，也是飢餓當了我們
的引線。一天黃昏收工後，我照例拿著我的飯碗和搪瓷缸子去打飯，當我從那扇小窗口拿到
兩個白薯面窩窩頭和一碗菜湯，匆匆往宿舍走時，發現了一個面孔消瘦的年輕人，一邊跑著
一邊往嘴裡填塞著窩窩頭，一個長著螳螂腿的人，在後面邊追邊喊：「喂！你站住——」
「嘿！他搶走了我的窩頭了！」
「大伙截住他。」
我頓時明白了。前頭的那個年輕號，是搶了後邊那瘦漢子的晚餐。雖然這兒賊多如牛
毛，但在飢餓年代搶吃別人那口飯，仍然是眾矢之的。於是有人奔了過去，我也不由自主地
隨著大伙朝那搶食人走去。待等那瘦漢子和眾人趕到「小強盜」身邊時，他已經把兩個白薯
面小窩頭都填進了肚子，並可憐巴巴他說：「我得了浮腫！等腫到肚臍眼，我這條小命就交
代了！我得活下去呀！我實在餓得受不了啦！你們願意打就打，願意扇我耳光就扇我耳光
吧！反正早晚我得死！」
真有幾個年輕號上去揍他！可這瘦漢子長歎了兩口氣，把年輕號給攔了：「算了！算
了！我餓一頓認了。就是打死他，他也吐不出窩窩頭來了！」
我突然發現這個又黑又瘦的漢子很面熟，片刻的回憶之後，我喊出了他的名字：杜高。
他也認出了我，彼此都十分尷尬。昔日在北京文壇上的青年作家和青藝的劇作家，居然在這
裡見面了，那搶食的浮腫號當了引見的紅娘。荒唐？是夠荒唐的，怪誕？這見面的場景就是
一幕時代的怪誕戲劇。一個瘦弱的書生沒有保衛那一口食的本領，被人嘴邊奪食之後，還去
阻攔別人不要毆打那個搶食的人，這可能是知識分子區別於其同類所特有的悲哀吧！
人群散了，我倆才開始敘舊。得知杜高在1958年就發配到興凱湖農場去了。中蘇關係
惡化的大背景，使得興凱湖凡屬右字號的，像候鳥南飛一樣，離開了那冰鋪雪蓋的世界。到
清河農場之後，老右就化整為零，分散在了東、西兩個半球的各個勞改分場。其中文藝界的
人士不少，我能記下的名字有：中央美院的汪志傑，中央工藝美院的何雁嗚，北京電影製片
廠的導演巴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汪明。著名女歌唱家張權的愛人、男高音兼指揮莫桂
新，本來也應隨候鳥南飛的，但是在興凱湖極端艱苦的條件下，他死在那塊苦難的土地上
了，葬身的亂墳崗叫太陽崗，多麼輝煌而美好的諷刺，囚徒死後才能得到太陽的照耀，真是
個絕妙名字。那兒臨湖風光十分秀麗，小小土丘一字排開，上邊插著一塊塊小木牌：勞教分
子×××之墓。後來乾脆用紅磚代替了木牌，紅磚上用白粉筆書寫上死者的姓名，一場大雨
浸過，粉筆筆跡消失，那死鬼就成了無名野鬼。
後來，在勞改隊，偶然間遇到了巴鴻（《智取華山》導演之一），他說他在莫桂新臨終
時，曾有幸見過莫一面。當時，莫剛剛被一輛牛車從七分場拉到總場醫院門口，巴鴻當時在
文教隊改造，匆匆趕到現場去看他，莫桂新此時已骨瘦如柴，分辨不出站在牛車旁的就是巴
鴻；之後，巴鴻到分場演出，歸來時莫桂新已經不在人世了。使巴鴻深感悲涼的是，莫桂新
葬身的坑穴，就是巴鴻和另外幾個演員挖下的。當時文教隊的任務除去排「革命戲」外，就
是在「太陽崗」挖墳坑；每個人定額三個坑，挖完收工。春、夏、秋三季事先挖出一排排死
人坑，以免冬天埋死人時墳坑不夠用。巴鴻還幹過埋死人的活兒，從總場醫院把屍體弄上擔
架，直奔「太陽崗」。要是趕上「大煙炮」飛舞的冬天，屍體凍得梆梆硬，抬屍人到坑前把
屍體向溝裡一翻，再把擔架抬回來，莫桂新的命運也不例外，他的一腔忠魂留在那塊冷土上
了。幾鏟黃沙一蓋，他就去了天國。
初到清河農場時，我覺得這兒比興凱湖要人道些，有時收工遲了，便會在蒼茫的暮色中
看見平板大車上裝運著棺材，沿著農場道緩緩向「586」行進（各個分場都是夜間埋死
人）。後來老號對我揭了謎底：哪有那麼多木料給罪犯打棺材，你看見的是一口無底的棺
材，到「586」的穴坑前把棺材罩兒一抬，一揚車把，人就順到坑裡去了。埋完死人，把棺
材罩拉回來，再罩上其他死鬼。有時餓死的人多了，一個棺材罩不夠使，就乾脆裹上被褥，
外邊用席筒一卷，並排躺在大車上，拉往「586」。我不太相信這老號的話，有一次干稻穀
裝車的活兒時，我悄悄地向車把式驗證真偽。車把式戲謔地對我笑笑：「你是新來的吧？實
在只有一口無底兒的棺材，那是變戲法給路人看的！」（我的長篇小說《龜碑》中，寫了這
一細節）。
原來這是偽裝出來的人道，我深感自己的幼稚和無知。我甚至想像過我或許有那麼一
天，也被罩起來拉往「586」，因為每天能聽到農場往外拉死人的消息。為了抵擋飢餓，為
了活下去，隊伍出工和收工時，不斷有人跑出隊列，蹲在那兒拔一株野蒜或摳一個漏挖的蘿
卜頭什麼的，性急的在衣裳上蹭蹭，就塞進嘴裡；不太急於「進口」的，把路上撿到的野物
裝進衣兜，晚上下鍋煮熟後才吃。這成了每個人的條件反射，走路時眼睛總像滿地找銀子似
地向路邊窺尋著。我沒有勇氣跑出隊列去挖野食，但用鐵掀翻菜地時把翻出來的一個個白菜
根，裝到兜裡，回去煮白菜根以充飢倒是常事。初冬時節，每到吃晚飯的時候，各個牆角都
閃爍著火光，好在清河農場處處是蘆葦，攏上一把當乾柴，把鋁鍋往兩塊磚頭中間一架，就
吃起「加餐」來了。
記得，有一次疏浚排水溝，以加深溝的容水量。就業的「二勞改」隊（解除勞教的人
員，住在鐵絲網外的紅磚房內）緊挨著我們的工作段挖河泥，一個叫劉岳的「二勞改」的活
段正好和我鄰界。我正在低頭幹活，耳畔忽然聽得「咯吧咯吧」的聲響，有意無意地扭頭望
去，頓時使我瞠目結舌，原來他正在嚼著一條水溝裡捉到的活魚，露在嘴外邊的魚尾巴左右
搖擺，發出咯吧咯吧的抽打聲（若干年後，我看見電影《苦戀》中有個鏡頭，正和劉岳饑不
擇食地生吞活魚的情景一模一樣）。我怕他不好意思，便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繼續幹活，哪
知他反而吆喝起我來了：「喂！水溝裡有魚。咱們身上就缺動物脂肪。這東西雖有點泥腥
氣，但能解饑就行！」聽了這漢子的動員，我心裡很不是滋味，但細想想，若不是餓得難
耐，他會把一條活魚生嚼了嗎？「活下來就是勝利」，是這兒勞改人員的口頭禪，它不是很
唯物嗎？
為了能夠生存下去，飢餓迫使最底層的人，向原始生活回歸。其他類型的囚徒自不必
說，就拿知識分子來說，也逐漸蛻變去那層清高的外皮，露出原始的形態，前文提及到的工
程師肖乃信，在土城罵流氓罵得那麼尖刻，但在一次晚間集合站隊時，我親眼目睹他捕捉飛
向電燈亮光帶翅的螻蛄，抓住一隻往嘴裡填塞一隻，直到隊長向他大聲斥責為止。
事後，我曾間及肖乃信：「什麼味兒？」
「沒吃出味兒來，只知道往嘴裡填。」他說，「肚子總像個無底洞。」
「克制一點不行嗎？」
「你家裡老母親給你郵寄食品。我是孤墳野鬼，誰管？只有在困境中自己求生！」他振
振有辭地回答，「我一不偷，二不摸，吃野食不算丟人。」
「我擔心你吃了有毒的東西，壞了自己的肚子。」
「管不了那麼多了。」他說。
不久，從六中隊傳來一個老右病危的消息，他叫陸豐年，落生在解放前的十里洋場，按
照毛澤東的階級分析法，他屬於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出身。在北京農業機械學院即將畢業的
日子，趕上了反右派鬥爭，他在民主專政與「內行」、「外行」問題上鳴放了一下，被戴上
右派鐵帽送進了勞改農場。昔民，一個吃蜜也嫌不甜的小少爺，在這兒竟然吃開了五毒，他
把捉到的一條蛇、一隻蛙、一隻癲蛤蟆和一隻老鼠，放在一口小鋁鍋裡煮熟吃了。夜裡，他
開始上吐下瀉，渾身哆嗦。幾小時之後，他已經神智不清，生命垂危。多虧分場的醫務室裡
一個「二勞改」（刑滿後留場就業人員）醫生全力搶救，總算把他從死神的懷抱中搶了回
來。因為我和他常在牆角煮食時見面，雖然不在一個中隊，還算彼此相知。一天，收工後我
到他的宿舍看望他，他神智雖已清醒但面色蠟黃。在炕邊上，我說：「你怎麼能亂吃五
毒？」
「餓。」他聲音十分微弱。
「那也不能胡吃海塞呀！」
「我知道癲蛤蟆有毒，剝了皮先洗了幾次。」
「那蛇也可能是毒蛇。…
「我開了膛，把五臟是扔了的。」
我能做的也只是空頭安慰幾句，便匆匆而回，事後，他身體略略好了一些時，並沒有改
變他煮食小動物的習慣，只是不敢再把癲蛤蟆擲進鋁鍋裡就是了。至今，他那口破了邊沿的
鋁鍋模樣，在我記憶中形象仍十分清晰：被葦火熏得成了炭黑色，上邊只剩有一隻鍋耳（中
篇小說（白雲飄落天幕》中，我借用了這口鍋的形象）。他的命運也像這口缺耳的殘鍋一
樣，留給歷史一個殘缺故事，後文將有詳細敘述。
面對飢餓引起的種種慘狀，好心腸的勞改幹部裝作視而不見。比如，綽號「姚菩薩」的
教導員和鑲著一顆假金牙的劉隊長，在隊列前訓話時偶爾提及兩句「不要到處點火燻黑了院
牆」，「上邊有令不許點火煮食野物」等等，這只是官樣文章，實際上對飢餓的囚號煮野菜
充飢，是一種出於同情的默許，更確切他說在那饑荒席捲全國的年代，飢餓也危及到了那些
奉公守法的幹部家庭，他們的家屬宿舍就在壕溝之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家家戶戶的
簷下晾曬的青菜葉和蘿蔔乾。基於如此嚴酷的事實，他們對囚號點火煮食睜一隻眼閉一隻
眼，倒也是挺合乎邏輯的事情。
但是絕非所有幹部都具有這種心腸。有一次我因患牙疼在監捨休病假，看見有幾個身患
浮腫的老殘病號，用鍋不知煮什麼東西。這時一個臉上有麻子的場長（我已記不起他的姓氏
來了），來到宿舍院內，他看見牆角有人煮食，怒不可遏地走上前去，把所有的破鍋都用大
頭鞋踢翻了。從其中一口破鍋裡淌出來的是一隻鞋底子，那場長聲嚴色厲地訓斥道：「你為
甚煮這東西？是不是想成心醜化無產階級專政？」那浮腫號低頭彎腰地解釋道：「沒有人給
我寄吃的，我餓。」「這鞋底子能當食物嗎？」那場長繼續暴跳著，「你馬上給我扔到廁所
後邊去。」那浮腫號只是兩眼盯著那只快要煮成爛泥一樣的鞋底，捨不得把它扔上垃圾堆，
連連說：「紅軍過草地時，不也吃過棉絮嗎？」那位場長不再說話，彎腰拾起鞋底，用力向
廁所方向一擲，鞋底斷了，只扔出去折斷的半截，另外半截仍留在場長手裡，他把手中半截
鞋底往地上一摔，狠跺兩腳，便揚長而去。
我蹲在牆根下，親眼目睹了踢鍋事件，只覺那只病牙疼上加疼。更使我心顫的是，待麻
臉場長走後，那老號又蹣跚著兩隻腫腿，把那半截鞋再撿起來，夾著鋁鍋另找生火的地方去
了。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位麻臉場長為什麼踢鍋，因為市公安局要來什麼大人物到「西荒
地」檢查衛生，早上直屬隊留下幾個人用刷子沾著白灰漿，把院內燻黑的牆都刷白了。但是
不久，白牆又變成了黑牆，因為人在飢餓中求生的本能十分頑強，這不是任何命令可以制約
住的。那位麻臉場長的下場也並不美妙。記得是在過春節勞改隊吃餃子的夜晚，院內各監捨
都聽到了槍聲。傳出來的消息是，這位麻臉場長因為和某幹部之妻搞男女苟且之事，事情敗
露，這個大麻子於午夜開槍自殺了（亦有一說，他先開槍打死了那女人，然後開槍打死自
己）。
飢餓的人們對傷風敗俗的桃色案件不感興趣，能活下去是囚號的第一宗旨，在這一主導
神經指揮之下，牙膏、牙粉、鞋底、棉絮，無所不吃；至於吞吃這些東西是否具有延長生命
的作用，人們無心問津，只要讓肚子裡裝進去東西，就能得到精神上的麻醉。刑事罪犯這麼
干，知識分子為了求生在這個環境裡也無法脫俗，原中央戲劇學院聲樂教師張欣，他在早上
去打粥時，先悄悄在飯盆底下擠上一點牙膏，打上熟粥後用筷子一攪動，粥就顯得格外地
稠。牙膏中究竟有什麼化學因子起到了凝固作用，我不得而知，但是那稀粥變稠粥確是事
實。當然按照物質不滅定律來解釋，加上牙膏而變稠了的稀粥，還是那麼多的米，還產生那
麼多的熱量，但飢餓中需要用精神幻術來自我解脫。我的「同類」，原北影導演巴鴻告訴
我，他在田裡經常抓蛇吃，剝掉蛇皮，就地用柴火棍兒一燒，半生半熟時入肚不但解餓還香
得很哩！有一次他的「同類」在田埂上捉到一條蛇，正要剝皮時，勞改隊長突然出現在他面
前，他的第一個動作不是急忙把蛇扔掉，而是「卡」地一口先咬下三角形蛇頭，並迅速把蛇
頭吐到埂捻下的水溝裡；第二個動作是把無頭的蛇裝進衣兜，讓蛇已然成為他的「進口貨」
時，才回答隊長的質詢。無論怎麼說，那條在衣兜中蠕動的死蛇，他也沒交出去，隊長口頭
上批評兩句，走走過場也就算完了。至於在菜地吃菜，收稻子時吃生稻穀，則更是司空見慣
不足為奇。我雖然沒有餓到那樣的程度，但是採一些綠樹葉回來，放在暖瓶裡泡食以解饑，
或到蘿蔔地幹活時，偷偷拔幾個蘿蔔吃是常有的事。其實，蘿蔔是助消化的，越吃越餓，但
在當時幾乎無人考慮生理學中的因果關係，肚子中有食就是最大的精神自慰。
我所在的583分場，中隊建制約百人左右，因飢餓而導致的浮腫號約占1/2左右。嚴重
的不斷死亡升天，其他的病號有的只能在炕上挪動，而不能下炕走路；有的雖能走路，兩腿
一按一個大坑。浮腫是自下而上地發展的，瀕臨死亡的病號連生殖器都腫得怕人，腦袋腫得
像個老窩瓜。在這種形勢之下，人人自危，便拚命往嘴裡塞食，以掙脫死神的擁抱。
這裡，我不能不寫上一筆知識分子在飢餓的生死劫中，自身素質上的亮點和霉斑。當
時，巴鴻告訴過我這樣一件令人悲慟的事情：有個「右派」叫林澄，他是協和醫學院的高才
生。由於興凱湖缺乏醫務人員，他到興凱湖二分場服勞役後不久，就被調到八分場犯人隊去
當獄醫。在勞改單位獄醫是最吃香的，因為他不但給犯人看病，還給勞改幹部看病。無論從
生活待遇上和政治待遇上，都和一般服勞役的老右有著很大的差別。住房是單間不住大連
炕，吃飯吃幹部小灶而不吃囚號的大伙房；相對他講，他還有一定的行動自由，背起紅十字
藥箱來，可以涉足勞改農場的每一寸土地。飢餓對於林澄不存在，訓斥對於林澄也不存在，
是刑事犯和政治犯羨慕不已的一份差事。但林澄對此並不感到有絲毫幸運，正好相反，他覺
得他和許多獻身國家建設的知識分子，都不該承受這樣的勞役懲罰。為此，一天他趁在田間
巡診之際，一個人躲在小土坡後，掏出紅藥箱中的手術刀片，割開了腿部大動脈，面對波浪
滔滔的興凱湖以死抗議五七年對知識分子的「仁政」。他出身於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古代傳
統中的「士可殺而不可辱」的生活信條，潛入他鮮紅的血液和每個細胞。他用自己的死，在
「太陽崗」為這一時代的殉難者，立起了一座非大理石的苦難紀念碑。
我沒有死的勇氣。
我是弱者。惟一能夠實踐的是：潔身自好，盡量尊重自己的良知，在那樣一個環境中，
做到這一點也並非易事。記得，那是1961年的寒露時節，古農諺中說「農十月，高粱
紅」，清河農場的高粱地卻缺乏那種醉紅的色澤。這兒是開發出來的鹽鹼地，高粱不易成
活，儘管場裡種的是抗鹼的多穗高粱，但十月秋陽中仍然難見高粱的紅色。儘管這是高粱絕
對欠收的年份，囚號們對於收割高粱，還是有極高的熱情。如果把收割高粱，比喻成蝗蟲飛
進了莊稼地，那是有些誇張，因為這些浮腫的囚號，既無蝗蟲的翅膀，也無蝗蟲一跳八壟的
彈跳能力；但是蠶食起生高粱米粒來，卻不亞於蝗蟲過境。他們先把高粱折倒在地，穗頭部
分鋪上一塊手絹，用鞋底一搓，高粱粒兒就滾滾而落；然後把手絹往嘴裡一揚，當場偷吃，
或把手絹裡包著的高粱粒兒抖進衣兜。如此這般，週而復始，好在前後左右都有青紗帳遮
目，饑漢們當然可以美美地野餐一次。我的胃不習慣於嚼食生糧——儘管它對我有強大的誘
惑力——我手拿鐮刀割砍高粱時，不斷把甜甜的高粱稈兒伸進嘴裡，按照營養學的解釋，人
體不可缺乏糖分，那不長穗子的矮子高粱，甘甜程度和甘蔗相差無幾，我覺得補充人體內的
糖分，或許比吞吃高粱粒兒，腸胃吸收得更加直接。
領班幹活的小隊長是我的一個同類，對這些只裝沒有看見。但到收工集合站隊時，他在
隊列前呼喊開我的名字。
「有事嗎？」我詫異地問道。
「今天是你『值星』（值星是值日的同義語，即輪流值日一個星期的意思）。」他說。
我頭腦轟鳴了一聲，頓時明白了其中含義：這是讓我在這兒執行檢查任務，要把人們身
上帶的糧食都檢查出來。我裝作不解其意的模樣，把球踢了回去。我說：「小隊長，『值
星』是指內務衛生而言，監捨大院之外的事情，沒有『值星』的責任。」
「幹活的事你也要管。」他說。
「這不是幹完活了嗎？」我反唇相譏。
「還有個任務你沒完成。」他態度變得蠻橫起來。
「什麼任務？」
「隊長有過指示，凡是到菜園或糧田裡幹活，集合站隊回號以前，都要搜身。」
我急了：「對不起，這差事我沒有幹過。」
「什麼？」他聽出我話中的譏諷意味，便指責我說，「沒幹過也得學著干，政府改造的
就是你我的反動思想。」
「我就是不幹！」聲音是斬釘截鐵的。
「你不幹不行！」
「我就是不幹！」我再次重申自己的態度，為了怕他疑惑我偷了糧食，便把所有衣服兜
兒都翻個個兒，抖給他看，「我嚼過高粱稈兒，沒帶一粒糧食，這是因為我身體還沒有浮
腫，還嚥不下那生高粱米粒兒！」
爭吵之際，幾個身上揣糧的浮腫號央求說：「小隊長，這麼辦吧！為了不使你為難，我
們走到大門口時，要是看見有檢查崗，就把高粱粒兒倒在地上喂田鼠，要是沒設檢查崗，你
就高抬一把手，裝成不知道。咋樣？」
我的這位魁梧而英俊的「同類」，看看事情已然僵到這種程度，便退卻了一步。他說：
「大伙也得替我想想，隊長讓我幹這份差事，我總得對得住政府。我不是不知道大伙肚子裡
缺少油水，但也得讓我過得去。話得說狠一點，要是有檢查崗，都得把糧食扔在道溝裡，要
是翻出來誰帶糧食，那是『值星』拒絕執行搜身任務而非我的責任。」
我的這位「同類」到底還是把我推到刀刃上了，我表示默認這一條件。一路上我心裡雖
然忐忑不安，但總覺得沒有出賣良知。幸好，那天大門沒出現檢查崗，事後我的那位「同
類」，並沒有向上報告我的「惡跡」，因而沒有釀成一個事件。過了許多日子，那位「同
類」找我道歉，我們都深感自己靈魂深處，深埋著許多雜質，在生死劫難的面前，暴露出知
識分子懦弱的霉斑。
冬天來了，饑荒造成的浮腫大面積擴散。上邊下令：勞逸結合。遇有風天、雪大，便坐
在炕上「認罪學習」，專政機構的詞彙叫它「冬訓」。封凍的大地上無食可覓了，便倍感嚴
冬之漫長，監捨裡無火取暖，大家就圍著被子打坐說道：我偷吃過白菜啦！我偷吃過高粱粒
啦！我偷過伙房一個窩窩頭啦！我偷吃過……夏日裡使他們賴以生存的野物，此時都成了犯
罪材料，因為凡是產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東西，哪怕小到一個菜幫菜葉，也都姓公而不姓私。
於是在檢查中紛紛上綱上線，編演著一出既荒唐又虛假的時代鬧劇。除了鬧劇也有真戲，這
事情發生在秋天：我們一個「同類」（名字我記不起來了），因浮腫而死亡被大車拉往
「586」，他愛人在某醫院是個大夫（模糊記得是西四人民醫院的大夫），當時正好來探望
他；當她追蹤到「586」，對著小土丘痛哭了一陣後，裡邊居然有了微弱的回應。憑著醫生
的職業敏感，她意識到丈夫可能只是假死，便扒開他丈夫身上蓋著的一層薄薄新土，真是歷
史戲劇《卷席筒》的今演，她丈夫居然又活了過來。這件奇聞像一陣風一樣傳遍「西荒
地」，成為餓漢們閒扯淡時的熱門話題。
當然，這樣的奇聞少到絕無僅有，「586」墳連墳地連成一片，裡邊埋著的淨是餓死
鬼。冬天，我有幸在一次割葦子的勞動中，瞻仰過囚號的天堂聖地。它的周圍有密密的鐵稈
蘆葦當作屏風，大有要在「天堂」與「人世」間架設高牆之勢，沒有被秋風吹盡的銀白色蘆
花，孤零零地朝天而立，像是為這些死鬼插著的一根根招魂白幡。墳場選擇在葦塘沼澤中的
高原地段，經過常年的風吹雨打，本來就像長圓形豆包形狀的小墳頭，多數已經成了平地，
我之所以能得知那還是死鬼的家，是因為那些地方橫七豎八倒著，『勞改分子×××」的木
牌。和興凱湖的「太陽崗」一樣，這兒也有用紅磚代替木牌等作墳頭標記的，上邊的死者姓
名已蕩然無存，不知這死者是趙錢孫李，還是周吳鄭王。「無名氏」成了他們的統標，我聯
想到天下父母生養之罪莫大矣！那些新墳之前的牌牌上倒是名姓俱全，而且數量相當之多。
這些人都是「西荒地」各分場在1961年秋冬之際，到這兒來報到的。其中，不僅有勞
教分子，連解除勞改的成員（理應成為公民），也擠到這裡來湊熱鬧。我手拿割葦的鐮刀，
一個個地查閱牌上姓氏，這固然對我有所安慰，但接著就是一連串悲慟的問號：
我們的法律到哪裡逍遙去了？
我們一直標榜比「人道」更高的「社會主義人道」又到哪兒去睡大覺了？
那麼多「有名氏」，變成了「無名氏」，萬一有死者家屬來收殮屍骨，該怎麼對號入座
呢？
就是家屬不來收殮屍骨，清明節時來上墳，該往哪座墳上拍土？該哭哪座墳頭呢？
找不到答案。
能有答案的就是：求生！千方百計地要活下去。不能倒下來，一旦倒下就要來與這些
「無名氏」為伍，過不上一個夏天，有名有姓的張三李四，也就變成無名野鬼。
這些活著的人，分明都害怕到這兒來，但到勞動歇息時，卻又都喜歡到這裡來轉悠。周
圍蘆葦沙沙作響，成群的「葦扎子」（水鳥）喳喳地叫個不停。從這兒一直向南走，就是波
光粼粼的金鐘河了。那兒有一片片灰的帆，它不知河畔埋著堆堆白骨，它在藍天和白雲之
間，編織的是一個輕柔的夢。
至今，回憶起「586」來，還像是一場怕人的夢。當時，尚未泯滅良知的勞改幹部，也
常常使出渾身解數來為本隊成員尋找補充熱能的食物。有一件事，使我永生難忘，那天早晨
下著初雪，隊長讓我們集合出工，隊長特別強調，希望爬得動走得動的浮腫號都要出去轉
轉。浮腫號們面面相覷，不知葫蘆裡賣的什麼藥，驚愕地觀望之際，見小隊長朱誠和徐恭瑾
抬一口大鐵鍋排在隊列前頭，似乎意識到和「進口貨」有關係，便紛紛尾隨在隊尾，出了院
門奔向田野。
原來劉隊長偶然發現有兩塊漏收的胡蘿蔔地，他叫我們到地裡來吃一頓加餐。有人架
鍋，有人燒火，有人用鐵耙和鐵掀，去挖剛剛上凍的胡蘿蔔地。那是少見的勞動場面，人人
奮勇，個個爭先，身體好一點的干挖胡蘿蔔的活兒，那些浮腫號有的拾撿乾柴，有的當「火
頭軍」。面對著一大鍋冒著熱氣的胡蘿蔔，囚號們忘記了天上飄飄飛的雪花，忘記了自己是
在冬天的曠野上進食，有人竟然呼喊開了：「劉隊長萬歲！」「胡蘿蔔萬歲！」
由於這一發現，刺激了囚號們的聯想，有人拿鐵掀到界鄰的白薯地裡試了幾下，居然挖
出一塊漏挖的碗口大小的白薯。於是，人們瘋了般地湧向了白薯地。這塊地不同於胡蘿蔔
地，漏挖的胡蘿蔔，能隱隱約約看見頭上枯萎的黃葉；漏挖的白薯都藏在地下，儘管連挖帶
刨仍難見收穫。在這一點上我非常欽佩劉隊長的機智，他派人去喊豬棺，叫他們趕著豬來白
薯地當雷達探測儀，凡是豬用鼻子往下拱的地方，裡邊一定有白薯。遇到這一情況，囚號們
把豬一腳踢開，順勢來往下挖，就可以挖到白薯（在中篇小說《風淚眼》中，對這一絕妙的
細節，我進行了移花接木）。
這位想出轟豬來當探測儀的劉隊長，名字我已經忘記了，但是難忘他在困難年代中對囚
號施行的仁政。一個分場裡有幾個中隊，還沒見過像他這樣的一位以誠待人的隊長，他積極
想各種辦法減少浮腫號，使盡渾身解數增加饑漢們的熱能。可想而知，在饑荒席捲全國的年
代，這種努力的成果微乎其微，但其人道精神則是我難以忘卻的。
之所以印象如此深邃，劉隊長（包括綽號「姚菩薩」的指導員）對我個人也曾給予人道
的待遇。那是在夏天的一個早晨，我站在隊列中等待出工，這位劉隊長突然把我喊出了隊
列，問我：
「你想去看看你親人嗎？」
我愣了半天，才回答出來：「想。」
「我早就覺察出來了。」他說。
「我沒有對人說起過。」
「這還用說？」他咧嘴笑了，「都是人麼，以心度心就能猜到。」
說著，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封介紹信遞給我，同時叮囑我說：「姚指導員給她們女隊打過
電話了，她們隊同意你去看看她。」
我喜出望外，保證說：「隊長放心，我下午就趕回來！」
他笑笑說：「用不著當天就趕回來，你在那兒可以過一夜。七月七還有個『天河配』，
你跟你愛人好好聚一下吧！」
我整整襤樓的衣衫剛要啟程，他又從背後叫住了我，遞給我一把雨傘：「天不保險，帶
上它。」
從西荒地「583」分場到東區的女號駐地葡萄園，大約有二十多華裡的路程。剛行至大
堤下的農道上，大雨就滂沱而落，那把傘只能遮住上身，而褲子淋得濕透。加上清河農場為
粘性土質，粘泥很快就沾掉了我的鞋。我索性把鞋扒下來，夾在腋下。儘管這樣，我還沒走
出一半路程，跌跌滑滑的渾身已摔成泥猴了。
只有一件東西沒有沾上濕泥，那就是行前我領到的三個大米面窩窩頭。我必須把它保護
好，我想和妻子會見時與她同吃。離開土城前，家裡轉來她寄往家中的一封信，信上說她身
患浮腫，沒有力氣出工，不能出工的病號定量21斤，其飢餓程度可想而知。那麼，這三個
大米面窩窩頭，就算是受難丈夫向受難妻子饋贈的禮物吧！
大雨連哭帶嚎，「西荒地」的農道上看不見一個行者的身影。
我的心緒十分複雜：時隔近一年的光景，我不知道她身體浮腫到了什麼程度。見面該怎
麼說第一句話？她性格比我堅強，一定不會掉淚；而我則難以保證這一點，因為此時此刻我
的酸楚淚水已經與雨水同流了……二十多華裡的路，走了五六個小時，走出，『西荒地」踏
上了沙石公路時，雨停了。我到一個水溝旁洗淨腳板上的污泥，蹬上那雙解放牌矮幫綠球
鞋，按著路人指點的方向，直奔女號的駐地。關於那兒的環境，事隔二十幾年記憶已經模糊
了，外邊似乎有木欄狀的圍牆，在大門口的大值班是個年輕的姑娘，可能這兒絕少出現男性
之故，當我出現在門口時，她覺得有些驚奇。
「你……」
我沒說來看張滬，先遞給她那封介紹信。她看完信彷彿明白了我的來意，對我說：「你
先進來，我去稟報隊長。」
「她在嗎？」我追問了一句。
她知道了這個「她」的含義是誰，點點頭說：「下雨天，沒出工，正在學習呢！」
片刻之後，一個身材五大三粗的女隊長走出院子，她的背後跟著我妻子張滬。她比一年
前更瘦了，臉上顴骨外突，身上那件補著補丁的灰褂子，在她身上顯得過於肥大。她兩眼直
直地凝視我，淚光閃爍在她那雙黑眸當中；我強制自己不能流露心聲，我生怕一場見面的
「天河雨」，會招來意外的麻煩。
那健壯的女隊長，把我們帶到一問空曠的小屋，對我倆說：「本來勞教分子是沒有彼此
會見的權利的，經過我們雙方隊部研究，覺得叫你們見面談談，對改造你倆的反動立場有
利，就破例作出這樣的安排。你們可以在這兒團聚一夜，明天早晨你返回男隊。」她走了，
又折回身來，補充了對張滬的指示，「明天早上，你不用跟大隊去葡萄園了，上午在家幫著
大值班整整院內衛生吧！」她去了，並不失禮貌地關上了房門。
我不想在這篇回憶錄裡，詳細回憶那次的會見。
對於我它無論具有多麼重要紀念意義，充其量也不過是苦難時代悲愴樂曲中的一個小小
歡快音符。即使在這小小音符中，歡快中也充滿淒婉的底色。那是一問沒有桌椅板凳的房
子，地上一角鋪著厚厚的稻草，張滬把她的行李從宿舍裡搬到這裡，稻草就是我們過夜的
床。據她告訴我，這兒原是武警豢養警大的狗捨，女號搬到這塊地盤，戰士遷居後這兒就成
了女號的接見室。那是一個通宵未眠的夜晚，在我們低聲絮語時，有兩隻紅眼耗子一直在稻
草邊上跑來跑去。它是來覓吃我們掉在草鋪上的窩頭渣渣的——晚上，我們一起吃了我帶來
的三個涼窩頭，並在一口小鋁鍋裡吃了她打來的大米稀粥。
「還有希望嗎？」她是悲觀主義者。
「有希望。」我只能這麼說，以給她生存力量。
「我真想念小兒子！」她喃喃他說。
我就把在營門、「土城」兩次見到老母幼子的情況，向她繪聲繪色地描述一遍。當然，
我要刪去母子會見時的眼淚，盡量說些使人快慰的話。
她告訴我：知識分子在這塊地方生存十分艱難，同一個屋頂下的土炕上，住著洋妓、老
鴇、小偷、流氓……無窮的爭吵，無窮的格鬥，她感到精神上難以支撐。這兒的知識分子，
常常是她們欺侮和嘲弄的對象。她說她正向一個老尼姑學簡易的防身術呢（見她發表在《人
民文學》1988年第三期上的小說《曼陀羅花》。
不會見盼望會見，真正見面了，倒留下一個怪影幢幢而又難以割斷的夢。別時到了，還
是昨天那位大值班指點我歸途上可走的近路，並悄聲告訴我：她原是北大中文系的學生，
1960年底的「嚴厲打擊」，把她當作思想反動分子擲到這兒來了。
去時的一點點歡快之情，歸途上一蕩而光。來時覺得路短，歸時覺得路長。舉目四望，
「西荒地」遍地皆是茅草鹼地，黑黑的烏鴉在灰色的雲片下噪叫。我坐在農道旁的土埂上休
息腿腳，既感到身體的疲累，更感到精神的困頓。不知為什麼，我突然想起了傑克·倫敦的
小說《熱愛生命》。小說描寫兩個淘金者歷盡艱辛，穿越死亡線的嚴酷情形。其中的一個途
中死掉被狼嚼了，另一個經歷了人與狼的搏鬥，終於逃離了死亡地帶，後來疲憊地走不動
了，便像龜一樣硬是爬到了海邊……我想我和張滬也是一根繩索上的兩個弱小動物，正在經
歷和淘金者場景不同但實質並無差別的掙扎，如果其中之一和中途喪生的淘金者命運一樣，
那將會是誰呢？
我身體比她好些。
她意志比我堅韌。
我是男性。
她是女性。
在這場漫長馬拉松的「穿越」之中，倒下的很可能不是她，而是我。除非她再次像
1959年那樣自殺。否則，走不到驛路盡頭的，一定是我。
到了該年的冬天，渾濁而多雲的天空彷彿微露了一隙藍天，不知從哪兒傳出來的「謠
言」，說是「右派要受赦兔！」「右派要時來運轉了！」「右派要離開勞改單位，另外安排
工作了！」對此種種，勞改幹部表示沉默。這塊地盤，凡是不予追查的「謠言」，事後常常
得到證實。有一天晚上，中隊集合站隊進行點名時，指導員「姚菩薩」在隊前訓政時，講了
這樣一段有意思的話：「……雖說都在這兒改造思想，但是人跟人不一樣。反動知識分子喝
過墨水，有文化有知識，只要擦淨腦瓜子裡的反動污泥，就像鐘表一樣，還是能夠使用的
嘛！」話裡有話，弦外有音，這等於默認了那些「謠言」的可能性——1962年早春，公開
的命令終於下達了：凡是犯了右派罪行的，一律集中到「584」分場去學習待命。
地富反壞右中的老未，行情突然上漲。本來在社會最底層的勞改隊，知識分子在其中又
屬於最底層。搬遷那天，那些犯流氓盜竊的囚號，居然向我們伸出大拇指：行了！你們是有
盼頭的人了，要是出了大牆。鐵絲網，別忘了一塊受過罪的哥兒們、爺兒們。我心情惶惶，
真不知老右是否真正發生了什麼命運的轉機。「584」集中了右字號的有二百多人，話題的
中心是分析形勢。從京、津、滬三大城市來探視親人的右派家屬，帶來如下的消息：一，社
會正在給反右傾機會主義中落馬的「右傾分子」吹平反風；二，三月份文藝界在廣州開了一
個「廣州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居然講到，在過去的兩年中，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受到限
制，心情也不愉快云云。從大氣候上分析，顯然是從「多雲」向「半陰半晴」轉化的跡象，
或許是這股暖風吹到「西荒地」來了吧？
主管「右字號」中隊的指導員叫李文山，個子又瘦又小，行動風風火火。我們到
「584」集中的第三天，就開始了跑步出操。他披著一件藍棉大衣，以喜幸的調子說道：
「為啥要出操哩？回到社會上去工作，也得有個新的精神面貌麼；從今天起，不能總低著頭
和老二（指生殖器）算賬，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回答是響亮的。
氣氛寬鬆了一些，生活也改善了一點。每天早晨每人有一大碗白米粥喝，這也被老右們
看成氣溫回升的具體標誌。在一片天真的狂熱中，我難以忘記同類陸魯山，因為他和我都是
獨生子，家中又都只有一個年老的母親，因而閒聊的時間，比和其他同類要多一些。他說：
「我固然可憐，我看周圍的同類，比我更可憐！」他的理由是，在階級鬥爭喊得山響的政策
下，雖然偶然出現某種緩和，這可能醞釀著「暖後大寒」。
我不以為然，說：「也許中央發現了五七年的失誤了呢！」
「不可能。」他用力搖著頭，「你看不見嗎，說是集體領導，實際上是一個人說了算。
曹操殺楊修的典故，你忘了嗎？」
我雖然從理智上承認他是對的，但幻想著對改變處境的渴求，因而談問題常常在理智中
摻上感情成分，若同在純酒中摻水。便說：「劉少奇也許能起到一點制約作用！」
「算了吧！」他談話從不含糊，「在我看來，咱們從『583』到『584』來，是向
『586』更貼近了一步。」
「這倒未必。」我覺得由於他的激烈，使判斷流於偏頗。
「唉！」他長歎一口氣，「前途在哪兒，有人編了順口溜，有意思極了。」
「說說。」
「向前看，老殘班；再向前看，冒青煙！」
老殘班的含義我懂，就是說一直要改造到老，進了老殘隊為止。至於「冒青煙」，我還
不知其意。
他說：「『冒青煙』就是進火葬場呵！當然了，這兒現在沒有火葬場，等到咱們到了老
殘年齡，這兒保險會出現一個煉屍排氣的大煙筒！」
這段談話所以記憶如此深邃，共同的家境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因為他的這些激
烈言詞，在事後都被鐵一樣事實的驗證，還有一個比上述兩個原因更為使我悲慟而難忘的因
素，陸魯山和另外幾個同類，孫本橋、姚祖怡、王同竹，在「文革」中被槍斃於南京。姚祖
怡原是外貿部的工作幹部，王同竹是馬列編譯局幹部，陸魯山和孫本橋都是大學生，青春和
年華凋謝於悲慘的年代（見書後附文《金陵尋夢》）。
當時，對形勢具有陸魯山這種尖銳觀點的人，在老右群體中是絕對少數；多數老右對現
實均抱有幻想，我則處在理性和感性劇烈衝突之中。比如：指導員李文山找曾經在北京豐台
區當過中學音樂教師的徐洲談了話，詢及他一旦重回社會，手指能否適應再彈鋼琴的問題，
就立刻被老右視為一顆解禁的信號彈，升在了陰霾的天空。前文提到過，因煮吃癲蛤蟆險些
喪命的「上海少爺」陸豐年，似具備從細微中透視宏觀的特異功能，他說：「不要憂心忡忡
了嘛，咱們集中到『584』來，本身就是向社會跨了一大步。你看咱們後院的成員，屬於社
會上無依無靠的鰥寡孤獨，不屬於勞改範圍。由此可以推論，我們正在向回歸社會過渡。」
「584」的後幾排房，確實住著一些非勞改成員。他們是來自北京市內無依無靠的老
者。後來漸漸知道了這些鰥寡孤獨所以弄到這兒來，而沒有留在北京市的街道撫養，並非樂
天派陸豐年推論的那麼簡單。我和一個老者交談過，他告訴我，凡是到清河農場來的老人，
都是有「前科」的人，或原來國民黨的遺老遺孀；或解放前天橋的混混和妓院的老闆等，貌
似由民政部門撫養，實際屬公安局十三處管制。我確信這個老頭兒的話並非虛言，因為他本
人就是原國民黨軍隊中的一名下級軍官。再看看這些老頭兒老太大的生活處境，更覺陸豐年
君的推論過於浪漫：他（她）們的衣衫皆襤褸不堪，老太太蓬頭垢面，老頭兒甚至伸手向老
右要煙頭吸，他們的房前屋後堆放著垃圾，閒饑難忍的遺老們，半天半天機械人一般地在垃
圾山邊翻騰，彷彿下邊埋著金銀財寶似的。但那一雙雙長滿黑皴的手指拾進鍋碗裡的東西，
不外是爛菜葉一類的玩藝兒。有時，他們排成一溜兒，坐在向陽的牆根下，閉目養神。奇怪
的是很難見到他們彼此說話，一個個的形象倒是酷似電影《紅巖》中的瘋老頭子華子良。他
（她）們似乎靠回憶為生，在向陽的牆根下靜待夕陽落山……
希望在我心中破滅了。
沒有希望的日子愈顯其長。
有的不甘心這種命運的人，開始掙脫鐵絲網。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張志華。他原是北
京大學新聞系的高才生，福建南安人氏，此人極其聰明，還常常制幾句詩以露文采。有一天
清晨，他一人推著一輛小車（上邊裝有鐵掀、扁擔和抬筐），提前往場工地運送工具。待等
大隊人馬抵達工地後，只見工具車放在那兒，人不知到哪兒去了。我們都以為他躲在土坡後
或什麼避風的地方拉屎，因而並沒在意；時至中午收工集合時，才發現張志華逃跑溜號了。
這無異於另一顆信號彈，他給在幻滅中彷徨的「同類」心中塞進了一團疑云：既然是前途充
滿了希望，為什麼他還逃跑？
不久，另一件事又給我灰色的心田，帶來了一絲曙光。大約是1962年的夏天，我姨兄
張玉華背著食品從北京到勞改農場看我，趁那位姓杜的隊長不在屋的瞬間，遞給我一封短
信；信尾沒有署名，但那字跡我分辨得出來，這是文友劉紹棠寫來的。他在信中告訴我，王
蒙重新在刊物上發表了小說，邵燕樣在《人民文學》上也有詩作問世；他的短篇小說《縣報
記者）將在《北京文藝》上亮相云云。這個信息，對我說來比姨兄帶來的那一堆食品還重
要，因為那是冰河解凍的消息，是關聯到勞改農場一大批落難知識分子命運的大事。所以，
我姨兄一離開農場，我立刻把這一準確的佳訊，告訴了我的那些「同類」，於是老右們心中
漸漸熄滅的火，又重新開始冒煙，大家都把這封信上提及的事情，視為政治上的天空放晴的
徵兆，覺得同類已然能在刊物上發表作品，解放我們的日子，也不會太遙遠了。
有人唱歌。有人寫詩。簡陋的監捨裡，偶爾還能聽到二胡琴聲，有京劇愛好者，還常常
來上一兩段清唱。大家歸心似箭，在工地上幹活的時候話題幾乎都是一個：我還能不能重新
從事過去的工作。回盼那些時日中的種種表現，既感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可愛，更感到中國知
識分子的可悲。說其可愛，是他們中的多數不計恩怨得失，儘管他們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幾年
的懲處，但是仍揣著一顆赤誠報國之心。說其可悲，也正是由於這種屈原精神，限制了他們
對社會的透視和洞穿的能力，他們往往不去思考功與罪的界限，而沉溺於個人前程的幻滅感
之中。因而一顆小小的星火，哪怕是旋即熄滅的螢光，也會在他們心頭掀起波浪——我也不
能擺脫知識分子心靈上可悲的積澱，認為解禁的日子確已到來。
所以，在1962年暮秋，農場裡傳來「老右」再次集中，乘火車去北京郊區的團河農場
的消息時，這些「老右」的心迷醉如癡。在去往茶澱火車站的途中，不知誰帶頭在卡車上唱
起《歌唱祖國》，立刻一唱百和。
歌聲穿過荒蕪而飢餓的土地。
歌聲在黃塵滾滾的農道上飛揚。
「再見吧！清河的蘆葦塘！」
「再見吧！死亡的天國『586』！」
「我們『拜拜』了！」
「我們去北京！」
夢！這些癡情的知識分子，幼稚的完全是一廂情願的黃粱美夢！
1988牟秋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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