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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節 從「土城」發配塞外


  1988年春,與被台灣關押多年的台灣作家王拓先生會面於北京惠中飯店。是巧合?還 是……台灣中轉囚徒的收容所,也叫「土城」。

  「土城」,顧名思義就是土屯之城。據史料記載,公元1272年時,元朝改金中都為元 大都,北京首次被定為都城。土城即元大都時的遺址。其城牆皆由夯土而成,這個收容所的 赭黃色殘破圍牆就是古老土城中的一段。它外表已然十分古老而斑駁,標誌著它的年輪久 遠。為了掩人耳目,土牆外幾十米遠的地方,圍上一圈高高的紅色磚牆、「金玉其外,敗絮 其中」,門口矯飾得如同一個普通機關,陌生行者只觀其外表,絕不會想到裡邊是個「勞教 收容所」。

  來土城之前,我們已在東城公安分局扣押了10天。張滬去了女號,我和趙筠秋押放在 男號。那是一間十五六平米的屋子,面對面有兩排木板大通鋪,室內沒生爐火倒也感不到 冷,因為這間屋子關押著14口子人。屬於知識分子的只有趙和我,其他一律是流氓、地 痞、小偷、盲流……使我十分費解的是:在這方寸之地他們仍然十分逍遙,似乎房屋四壁, 對他們並不是一種間隔。他們談吃,談喝,談倒賣糧票,談玩弄女人……只有我和趙各在房 子的一角,蹲在那兒揪著頭髮,想各自的心事。

  中午時分,看守員送飯來了。兩個拳頭大的小窩窩頭,外加一塊鹹菜。我滿腹愁思,毫 無半點食慾,那些「同號」見狀,便蜂擁般地搶我那兩個窩窩頭。我著實不能理解他們,何 以會如此失態。同時頓感自己已跌入社會的最底層,也許將來要永遠和這些流里流氣的人為 伍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喂!你是吃屎(知識)分子吧?」

  我拒絕回答。

  「別想不開嘛!笑一笑,十年少,於嘛總耷拉著腦袋!」

  是啊!難道我哭就能哭回來自由嗎?我感謝他們的提示,苦澀地笑了笑。

  我很後悔,12月19日的清晨,沒有親吻我小兒子一下。當時,他還在孩提世界的幻夢 之中,圍著一條紫花小棉被,均勻地呼吸著——他在夢中,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爸媽此去 將是長長的別離。我更對不起我的母親,自從我4歲喪父,母親一直漿養著我,孤兒寡母相 依為命。為了我能求學,她來北京給一個有錢的人家當過保姆,我這獨根苗苗是她用血汗澆 灌起來的(我是獨生子,無兄弟姐妹)。現在我和妻子都突然離開了她,又把一個兩歲多的 小孫子留給了她,她將重新像老鳥喂育幼雛一樣,負起保護和漿養第三代的任務。這,對一 個苦命的中國婦女——我敬愛的媽媽,不是太殘酷了一點嗎?!

  我潸然淚落……

  又慌忙把眼淚擦掉。

  張滬關押在找對面的屋子裡。那是一次男號放風去廁所時發現的。我隔著塗著白漆的玻 璃空隙,看見了她那頂紅色的毛線帽子閃動了一下,從而斷定了那就是她。由於這個生命磁 場的發現,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踮起足跟,探長脖子朝對面屋子裡看,心裡虔誠地祝願她,能 夠堅強地活下去,並能回視我一眼。但我只能看到那頂紅毛線帽,偶爾移動一下,而無法看 見她那張清瘦的帶有病容的臉。

  那些「同號」比猴兒還精,他們很快發現了我的舉動。隱瞞是毫無意義的,我告訴他們 對面屋關押的是我愛人。為了滿足我的精神需求,他們由兩三個人用胳膊搭成腳墊,叫我像 運動員那樣,登著他們的胳膊,登高眺望;我著實欠缺他們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見挨訓。其 中,一個臉膛黑黑名叫張嘯虎的東北人,譏笑我說:「像你這種人,只配在度荒的年頭餓 死。看一眼咋的了?他們是能給你加兩年刑,還是能摳掉你的眼珠?」在他鼓勵之下,我斗 膽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於居高臨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蕩蕩的「號子」裡,只有她孤 零零的一個人。她圍著棉被端坐在牆角,像在吉普車上的神情一樣,緊緊地閉合著雙眼…… 19日早晨,她是帶病去報社開會的,看樣子,現在她的病還沒有好。

  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兩扇門,兩把鎖,儘管我和她不過 幾米距離,卻若同遠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類巫說,卻總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 戲《竇娥冤》。我倆都遠去了,家裡一老一小又該如何度日呢?前兩天的一個下午,警察把 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擲進我們的號房,老母親和孩子想必已經知道了我們的厄運,此時這一 老一小又在想些什麼?此時的我如亂箭穿心,常在夜間如犯囈症一樣,突然從床板上坐起身 來。我想大哭一場,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幾聲,可是那些「同號」,睡得那麼平靜而香甜,我 只好強壓下心中的焦躁。

  其實,我母親在這幾天裡經受的精神折磨,比我還大(這是後來才知道的)。1960年 12月20日——我們迸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張滬的父母聞訊來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張滬父 親——這位延安來的老布爾什維克,頭上雖然也頂著一頂右派帽子,但他還是義憤地向我母 親表述了他的心聲:「滬兒和維熙很可能又評議什麼國事了,難道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 真像報上吹得那麼好嗎?怎麼敢講實話的人,就要給關起來呢!」他又安慰我母親說,「這 不是他們一兩個人倒霉的事兒,是我們國家的災難。你們一老一小要活下去,還要活得結結 實實,經濟上有困難,我們接濟你們!」

  兩個老人還沒走,家裡就闖進三個人來。這是報社保衛科的兩名幹部,會同一名街道干 部,來家裡進行搜查。他們翻箱倒櫃,把桌子抽屜以及書箱中,每張帶字的紙本和紙片都裝 走了。不知是因為臨時突擊搜查之故,還是由於他們的馬虎,竟然沒有帶來麻袋一類的東 西,臨行前還向我母親借了一個大大的包裹皮,把這些東西包走,裝上了汽車(我寫的長篇 小說草稿《第一片黑土》,就是在這天被裝走的)。

  三個老人在另一間屋子坐著,靜待他們的搜查,我的小兒子不瞭解發生了什麼事,還跑 去幫助他們拾撿遺落在地上的紙片,並伸出小小巴掌:

  「叔叔!給!」

  「這是我媽媽給我畫的帶小辮的無軌電車!」

  「好看嗎?」

  沒有回答。

  沒人理睬。

  我母親詢問他們我倆的確切去處,得到的回答是三個字:

  「不知道!」

  我岳父也詢問他們說:「他倆究竟又犯了什麼錯誤?」

  「沒錯誤就不會處理他們!」這算是回答。

  至今,我母親仍然記得那天的悲涼場景:那間屋子被翻得亂七八糟,書籍和碎紙片攤了 一地。三個老人愁鎖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

  第二大,一個好心腸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訴我母親,說我倆關押在東城分局。出於 同情,她自願為我母親帶路,為了防止別人說三道四,她和我母親約定走在路上時,要拉開 距離,裝成兩旁路人的陌生樣子,以遮人耳目。我母親把小兒子安頓給街坊鄰居,找出來推 小孫子的小推車,上邊裝上臉盆及衣物等雜什,蹣跚著兩隻白薯腳(她幼小纏足),跟著那 位老太太給我倆送來衣物。分局的門警比較通情達理,除了收下給我倆送來的東西之外,還 告訴我母親,這兒不允許「接見」,將來把我們送到勞改農場或勞改礦山時,她才可以去探 望。至於我倆究竟被送到哪個勞改點,他無可奉告。

  是的,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據同號「二進宮」的扒竊犯說,我們先要進土城 (又稱北苑)收容所,那兒是勞教分子的集中點;然後,從那兒發配到各個勞改隊,最遠的 地方是中蘇邊境的興凱湖。

  我真是不寒而慄。1955年,我作為一個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興安嶺深入過 生活,那兒距離北京千山萬里,雲水迢迢。如果命運真把我拋向了那兒,老母和幼子就難得 相見了。我喜歡北國,尤其喜歡北國的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風光,我不懷疑我這個囚徒能 夠生存,但我憂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張滬已然「自絕於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兒, 她……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開始進食。警察送進來的窩窩頭,我不再分發給「同號」,而 是把它送進自己的腸胃。這是神經歷經巨大刺激後開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釋成感情逐步 冷卻後帶來的理智甦醒。記得,老岳父張宗麟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嚀我倆:「既來之!則安 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無濟於事,就像那一朵朵傘形的蒲公英,它們命 運無法由自己主宰,只能聽任狂風對它的擺佈和戲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號」被分別叫到審訊室。分局的警察沒有對我進行審問,而 是叫我伸出兩隻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張厚厚的白紙上按手印。我的掌紋和 手紋,以及我作為人的尊嚴和權利,都留在那張白紙上了。在這一剎那間我清醒地認識到, 我的靈魂己墮落到霧的深谷,我的肉體已淪落到社會的底層深淵,我這份區別於人民的特殊 的檔案,將存入專為罪犯建立的特殊檔案館。同時,我還朦朦朧朧地意識到,這是即將送我 們到土城集中的一個信號,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們應當完成的程序。

  第十大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們先是被命令捆綁行李,然後列隊在院內 站好。報數。點名。最後點到的名字是張滬。十大的「號房」囚禁,使她本來就蒼白的臉, 又增加了幾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聲「到」時,語音十分微弱。押送我們去「士城」的警察 姓田,矮矮的個頭,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對我們說:「我提醒你們注意兩點:第一, 沒有行李的人,要幫助手中東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從腳下開始,這叫互相幫助。第二, 沒有卡車送你們,要乘公共汽車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為,別怨我們不客氣!」 他先亮出手銬,又拍拍腰間別著的一支手槍。

  至今我還念念不忘那個叫張嘯虎的漢子。他北京無家,因而手中無物可拿,出於對我們 夫婦憐憫之情,他跑到隊尾,抓起張滬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個犯偷竊罪的年輕人, 又替她提起網兜——裡面裝著臉盆,臉盆裡裝著女人用的雜什。還有的「同號」爭著為我扛 行李,我回拒了,因為我意識到,更為艱難的路還在前面,我要在艱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 能依靠任何人。

  正值年末歲尾,我們頂著凜冽的寒風踏上了為囚之路。馬路上的行人,對我們側目而 視;公共汽車上的乘客,都向我們投以窺測的目光。你們看吧!我是曾在50年代初,寫了 幾本歌頌新生活小說的青年作家,她是16歲就為黨出生人死,把青春熱血獻給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青年記者。只不過我們又講了一些不屬歌頌的大實話,現在是加碼處罰。「我不下 地獄,誰下地獄!」這是但丁寫下的至理名言,20世紀60年代輪上了她和我。張滬則還是 閉合著眼簾,不看汽車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個修女那樣,但是眼角卻在滴落著淚 水。

  我摸摸分局發還我的背包,裡邊還有一包煙卷。我偷偷掏出來,塞給那個黑臉朋友張嘯 虎一支,又傳給另外同號每人一支;當我們在眾目睽睽之下,從公共汽車上下來,迫不及待 地點燃了煙卷時,警察老田不滿意地看了看我們,大概是考慮到他的押送任務即將完成之 故,才沒有制止。我們(除張滬一個之外)每個人鼻孔裡都吐著煙龍,扛著行李,蹣跚著向 「土城」緩緩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個機關大院,進了大門走了幾十米,才見大牆和崗樓。男號的箭頭指 北,女號的箭頭指東,我和妻子一路無言,此時到了分別的路標。

  我停下腳步。

  她也停下腳步。

  四目對視,久久無言。

  還是我先開口:「身體不如我,要格外愛護自己身體!」

  她點點頭,低聲說:「我不會那麼輕生了,我要等著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給你寫信。」我說。

  「誰知道我會到哪兒,誰又知道你又到哪兒?」她說,「還是往家裡寫信吧!再由家裡 轉告你我的勞改地點!」

  「你考慮得比我周到。」

  「再見吧!」她腳步並沒有移動。

  「再見!但願不會太久太久!」

  我在公共汽車上撫摸自己的背包時,除了摸到了煙草之紙還摸到一塊包著錫紙的太妃 糖。這些紙煙和糖塊,是我當「糞車伕」時,在漫漫的行車路上吮食的,此時我把剩下的最 後一塊遞給了她。

  她接過糖,剝去了糖紙,用牙把糖塊咬成兩半,把一半遞還給我。這時,崗樓上的士 兵,向我們喊話了。他可能不知道我們是走進囚籠的一對苦命夫妻,因而口氣十分嚴厲: 「搞什麼流氓活動哪!走!走!走開!」

  兩隻勞燕從此各奔東西。

  剛才幫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張嘯虎,此時分出手來搶過我的行李,同時對我耳語說:

  「多看她幾眼吧!你們不定啥時候再見面哩!」

  「崗樓上的武警,已經訓我一頓了。」我說。

  「給他一雙耳朵,讓他朝你喊吧,反正他不敢朝你開槍。」張嘯虎把行李橫扛肩上對我 說,「我是『二進宮』了,這裡邊的事,我都門兒清!」

  我當真地回過頭來,窺視著順界標朝女號走去的張滬,剛才有幾個小伙子幫她拿東西、 扛行李,此時行李和雜什都由她一人拿著,顯然是螞蟻扛山。她像拖死狗一般在地上拉著行 李,另一隻手提著網兜中的臉盆及洗漱用具,走兩步,停一下。她是個有潔癖的女人,此時 任行李在泥土路上蹭著,拖過行李的地方,揚起股股黃塵。她比我更富有理性,只顧拉著行 李走向羅網,我站了好一陣子,她都沒有朝我停步的方向看上一眼。

  當然,又招來持槍武警的一頓訓斥。也許從這個時候起,就應開始訓練聽力和中樞神經 的分離。訓罵由他們去,我則心神安之。我記起張滬曾向我講起她的一段往事:東北戰役開 始以後,國民黨駐上海的警特部門加緊了對地下共產黨的搜捕,她是黑名單中被搜捕的一 員。為了安全,上級組織通知她連夜撤出上海,通過旱路和水路從鎮江——揚州——淮陰— —直到鹽城。在揚州到淮陰的日子,她得了傷寒病,便在一個小村裡養病,蘇北農村很苦, 是稀粥米湯使她起死回生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起當時同志之間的生死情誼。十年河 東,十年河西,同樣是中國共產黨,同樣還是她母體上的一顆細胞,此時卻變為承受折磨的 階下之囚,她不得不強撐著虛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拖拉著行李走向監牢。

  這兒是和文化古都近在颶尺的北郊,在磚牆和土牆的雙層圍牆裡,聳立著一座座像蒙古 包一樣的圓頂棉帳篷。我們這「五毒」一行六人,走在奔往「蒙古包」的路上,甚至有一點 空曠之感。因為目光所及之處,除了「蒙古包」和幾排簡易的紅磚房之外,幾乎沒碰到活 人,一群嘰嘰喳喳的老家賊,在「蒙古包」周圍的空地上覓食吃。約莫走了有十分鐘左右, 我們在一排紅磚房外停下。那幾個流氓、盜竊犯自動一字排開地蹲在地上,我正不知所措地 東張西望,突然聽到一聲吆喝:

  「蹲下——」

  喊話的人是個白面書生,他身後站著面孔黧黑的中年人。原來那幾位都知道這裡邊的規 矩,只有我是個雛兒,不知道「蹲下」是何意思(後來,我在收容所才從「同類」嘴裡打聽 到,這就好比過去的罪犯進了衙門,那些刀斧手和衙役們高喊「堂威」一樣,先殺殺你的威 風)。我順從地蹲了下來,心內頓覺自己矮了半截。噢!我明白了一點,這是區別公民和罪 犯的身價——我已然是階下之囚了。

  還是那個白面書生模樣的人,先翻弄著花名冊,後來開始點名。當點到「從維熙」三個 字時,他目光分明在我臉上停留了瞬間,然後又去呼喚另一個罪犯的名字。我當時狐疑地亂 猜,可能這個小白臉在區別刑事犯和思想犯的差別,不外是對我這個右派加強警惕之意(後 來在「蒙古包」裡才聽說,這個小白臉並非收容所的幹部,他也是被囿於「土城」裡的右 派,他原是一所名牌大學的中文系助教,進「土城」的原因是劃右派後偷拿過一次別人的派 克鋼筆)。他點過花名冊後,畢恭畢敬地把罪犯名單交給一個臉膛黧黑的中年人。這個貨真 價實的勞改幹部,開始了對我們訓話:「你們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嗎?這兒叫北苑,也叫土 城。說句粗魯話,這是社會垃圾的收容所。今天把你們收容進來,因為你們是社會上的垃 圾。你們想想,當初你們剛出生的時候,你母親把你從屎窩挪到尿窩,又從尿窩挪到乾淨的 被褥上,要操多大的心?養你們這麼大,你們都對得起當老人的嗎?偷、盜、流氓、打架, 搞右派反革命,你們拍拍心窩問問,你們對得起誰?告訴你們,這兒是專治惡人的地方,是 龍你給我捲起鬚子,是虎你給我趴下,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對那些反改造分子決不手軟。 現在,你們首先要交代罪行,學習好了,才能送你們去各個勞改點,在勞動中改造反動的資 產階級世界觀。」

  至今我難忘那個黧黑臉膛的勞改幹部,因為他是我身陷囹圄後的第一個監管人員。坦率 他說,我對這個帶有北方濃重地方口音的幹部印象並不壞,他不像機關人事室或保衛處的干 部那樣,對人橫眉豎目;他訓斥我們蹲成一排的「五毒」時,除了炫耀專政的威力之外,不 忘以人性來啟示人的良知。很顯然,他的文化不高,不然他不會找一個勞教右派當他的文化 拐棍兒,那條右派「拐棍兒」姓張,而今,我無論如何也記不起他的名字來了。

  在監管幹部訓話之後,「張拐棍」宣佈我們每個人住的帳篷編號,在拘留所相聚在一起 的「五毒」,各自去了各自的住處。我住的是三號帳篷。離訓政的地方最近,扛起行李沒走 上幾分鐘,就到了地方。時值冬日,天氣冷如刮骨,「蒙古包」的棉門簾緊緊下垂著,在北 風中顯得十分荒蕪寂寥。但是當我挑開門簾的時候,不由地吃了一驚,原來地鋪上坐著裡三 層外三層的罪犯。

  「怎麼不喊『報告』就進來?」坐在帳篷中心的值班班長對我喊叫。

  「我……我……我不知道規矩。」我木訥地解釋。

  「記住,以後無論進哪個號子都要先喊『報告』!」

  「是。」

  「把你的行李放在角角上。」

  「是。」

  「就在那兒原地坐下。」

  我又應了一聲,把行李靠在帳篷角角上。仿照那些老號的樣子,盤腿坐在地鋪上。屁股 反饋給我的信息是:地鋪上沒鋪木板,只鋪有一層稻草,稻草上鋪著的是老號們的行李。冷 鼻子傳導給我的信息是:稻草似乎已經發了霉了,那霉爛氣息摻雜著骯髒被褥發出來的潮濕 臭氣,就是一個化學家也難以羅列出這氣味的化學分子式。好在帳篷角角上,有縫合不嚴的 地方,我把鼻子伸向那兒,可以嗅到帳篷外吹進來的清冷空氣。

  「你總往外瞎看什麼?」值班班長見我經常歪頭吸氣,以為我在向帳篷外邊窺視,對我 進行管教說,「身子進了土城,心也應該跟著進來,不管你在社會上是幹什麼的,到這兒一 律是罪犯,留戀過去是沒有用處的,進土城就是勞動改造的開始。」

  帳篷裡幾十號人的目光都轉向我,我的臉騰地燒紅了。那值班班長不容我說話,對我繼 續進行開導:「現在,你首先要學習好坐著的姿勢。第一,兩眼前視;第二,挺胸收腹;第 三,盤腿坐正;第四,把雙手搭在膝蓋上。你看,就這樣坐——」他做了個示範的姿勢給我 看,「你看明白了嗎?」

  我看看周圍的「同類」坐姿,雖說沒有值班班長那麼標準,卻也不亞於一尊尊羅漢打 坐,我只好應了一聲,強打精神挺直了腰身。帳篷裡的讀書聲重新開始,那標題我已忘記, 但內容卻記得十分清楚,大意說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威懾力量,必 須對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實行嚴管。讀過報後由值班班長佈置討論,講明發言 時必須聯繫每個人犯下的罪行。那些流氓、小偷類型的老號,搶先發言,在讚頌政府改造政 策偉大英明的同時,還不斷檢查自己不該把個人幸福建築在他人痛苦之上云云,如此這般, 週而復始。他們好像對這兒的環境已十分習慣了,發言時喜笑顏開,毫無痛苦之表情。不知 是哪個小子喊了一句:「讓那『新號』交代一下罪行吧,今後好能彼此監督。」

  「對!」七嘴八舌地響應。

  我對此毫無準備,推脫著說:「我還不懂這裡邊的規矩,先讓我好好學習兩天再發言 吧!」

  「應該搶先脫褲子割尾巴嘛,沒有一點自覺性,你還能夠改造得好?」值班班長說道, 「也不難為你這新號,簡單交代罪行就行了。是愉了?是摸了,是亂搞男女關係了?是書寫 反革命標語了?是……」

  「我是右派。」無奈,我只好亮了字號。

  「右派?」值班班長狐疑地問道,「右派都在社會上改造,怎麼會被送到土城裡來?」

  「不認罪錯,並且重複了新的右派言行。」我說。

  「那就是反革命嘛!」有人打響了批判的第一槍。

  「右派本來就是反革命,又重新反黨反社會主義,那就等於是雙料的反革命!」

  「交代罪行時幹嗎往臉上抹粉!」

  「這新號態度不老實。」

  「樣兒倒挺斯文,是只披著羊皮的狼!」

  至今,我對初進「蒙古包」時的被迎頭批判一頓還記憶猶新。其實,那些老號是在帳篷 裡悶得難受,彼此之間的車□轆話已經聽膩味了。每每帳篷裡來一個新號,都是如此這般一 番,用十分莊嚴而又堂而皇之的表象,掩蓋幾十口人內心的愁苦之情。包括那個值班班長, 他來自清華大學,1959年因為書寫了一張攻擊大躍進的大字報,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動分 子身份進了土城。

  替我解圍的是那頓中午飯,飯簸籮一進帳篷,批判聲立刻雲消霧散。一雙雙眼睛都盯向 那冒著熱氣的窩窩頭。收容所的窩窩頭比拘留所的窩窩頭大一點點,白菜湯稀稠和拘留所沒 有差別。分窩頭和湯、鹹菜疙瘩的任務,由值班班長執行,在我看來分配是十分公平的,但 每每遇到窩頭缺個角或窩頭被籠屜布粘去一層,都會引起麻煩。

  「為什麼給我缺了皮的?」

  「趕上誰是誰。」值班班長說,「沒看見嗎?我如同瞎子摸像一樣抓窩頭。這裡邊沒厚 沒薄,全看你的運氣好壞了!」

  值班班長兩眼看著頂篷,像賭徒玩弄賭具一般摸著窩頭。沒過一會兒,抗議聲又響起 來:

  「我這個窩窩頭眼兒這麼大,換一個吧!」

  值班班長笑道:「伙房大師傅的手指有大有小,有粗有細,誰趕上張飛的手捏的窩頭, 誰認倒霉。」

  我很驚奇這些老號的心態,他們就好像幼兒園的娃娃觀察玩具一樣,評判著窩頭的分 量,窩頭眼兒的大小等等。雖說1960年是天災加謊禍的荒年,社會上許多家庭多了一桿稱 下鍋糧的秤,但還沒有因饑荒而使心態變得畸形,來土城的第一天,我就看到飢餓帶給人的 精神變態;清華大學來的那個值班班長喝完菜湯後,還像貓兒舔碗一樣用舌頭把碗上的菜葉 舔得乾乾淨淨,真比水洗的菜碗還要乾淨。

  我本來就心情鬱悶,加上帳篷外的「蹲下」和帳篷裡的「見面禮」,心情灰到了極點。 兩個窩頭我讓給了挨著我坐的老號,只把菜湯倒進了自己的肚腸。我口乾舌燥,學習時就想 喝上一杯開水。可這兒甭說開水,連冷水也沒得喝,那碗稀稀零零的白菜湯,正好當白開水 解我心中之焦渴。然後,我往帳篷邊行李上一靠,傷神地閉上雙眼。

  好比一隻生命之舟,當它已被擱淺在無水的沙礁,心裡反而比在海霧之中苦渡要安心多 了,因而我靠著行李就昏沉沉地睡著了。醒來睜開眼看看,帳篷裡一個緊挨著一個躺著,鼾 聲粗細不勻,那值班班長用一張報紙蓋著臉,身子斜靠在帳篷門口打盹;每次頭往下一低, 那張報紙便從臉上滑下來,他睡眼迷濛地再把它抓起來蓋到臉上。

  帳篷裡只有一個人沒有睡,就是剛才吃了我那份窩窩頭的老號。他是個精瘦精瘦的小老 頭兒,坐在地鋪的鋪沿上呆呆發愣。

  「你怎麼沒有休息一會兒?」我悄聲問他。

  「是想躺一會兒,可是伸腿的地方被你佔去了。」

  我悟性頓開,在這張方圓二十平米左右的帳篷裡,躺著有幾十號人;人挨人,人擠人, 由於我往行李上一靠,只留給他屁股大小的一塊地方,他只能在那兒和尚打坐了。

  「來,你躺下,我坐會兒!」

  「不,快吹哨了,哨聲一響都要爬起來學習。」

  「對不起,我佔了您的地方。」

  「你還給了我窩窩頭吃呢!」老頭兒小聲說,「不過,今後你再給我窩窩頭得背點人, 剛才值班班長接到一張告狀紙條,說新號拉攏老號。在這裡人和人不能有來往,不能伙吃伙 喝!」

  我愣了。

  「沒關係。值班班長睜一眼閉一眼。下回你把手背到身後給我,別讓那些混蛋王八羔子 看見就行了。」接著,老頭兒開導我說,「到哪站說哪站;你別愁眉苦臉的,我初來時也和 你一樣,不思茶飯,現在肚子就成了無底洞。」

  「您什麼罪條進來的?」

  老頭兒看看帳篷裡的人都睡得像死狗,便緊挨著我的耳梢,低聲說起他進土城的緣由。 這老頭兒原是北京郊區一個公社社員,論出身三輩子貧農,論資歷土改年月鬥過地主老財, 可算得上根紅苗正了。饑荒年間,他到大隊長的自留地裡(社員沒分自留地)去偷青,被大 隊長的小崽子發現了,於是叫他背著偷的青玉米敲鑼遊街,一開始,這老頭兒一邊敲鑼一邊 作踐自個兒,喊著:「我餓得肚皮挨了脊樑,犯了偷青罪,鄉親們千萬不要學我,當好吃懶 作的『三隻手』!」喊著喊著老頭兒覺著不對味兒,說我他媽的偷青犯罪,你他媽的這塊自 留地不是偷社裡的麼,他媽的你當隊長就能比社員多一塊青莊稼地?我是暗偷,你他媽的不 是明吞嗎?老頭兒一時來了火性,便擅自改了遊街時的詞兒:「我偷青固然不對、可是我沒 進社裡的莊稼地去掰青玉米;我是進大隊長自留地去偷青的。許州官明著放火,還不許我暗 中點燈?人家把幾畝地劃歸自己,我只不過掰了幾畝地上的半麻袋青玉米呀!」老頭兒的調 門兒一改,惹出了麻煩事,遊街示眾倒是停止了,但是沒過半月,公社政法幹部找上門來, 人家不說自留地的事幾,只說他偷青是破壞青苗的反動行為。壞分子的帽子戴上不說,還押 送他到了土城。「他姥姥的,在哪兒不是幹活吃飯,我想開了,吃勞改這碗飯還省心哩!」 老頭兒朝我笑了,算是抖落淨了他的悄悄話。

  這是我進了勞改隊以後,結識的第一個同號。「第一個」永遠印象深邃,而這「第一 個」就有滿腹冤情。

  哨子聲終於尖利刺耳地鳴響起來。這死去了一般的蒙古包,又成了活的世界,於是「認 罪」守法之類的詞兒,不斷從每個成員嘴中吐出來,就連我身旁的這位老頭兒,也能扮演兩 面人,說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詞兒。這位老農民姓汪,我之所以能清楚地記下他的姓氏,因為 他在「認罪學習」中,把他的姓氏和大漢奸汪精衛曾勾聯在一起,儘管這是十分荒誕而荒唐 的聯繫,但是「蒙古包」裡沒有人笑。人們好像悟出了一點道理,罵自己越狠越好,綱上得 越高越好。這精瘦精瘦的老農民,最後把偷青行為比喻成拿著鐵掀去挖天安門城樓的地基, 是和反革命同一個鼻子眼出氣兒的反革命行為。當然,他在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時,省略掉 了是偷大隊長自留地上青苗的情節,在眾目睽睽之下,隱藏起了他內心的憤懣和悲哀。

  煩悶的,枯燥的,千篇一律的認罪學習終於完結。天黑了下來,帳篷裡亮起了燈火。偌 大的帳篷裡,只懸掛著兩隻二十瓦的燈泡,光線幽暗得如同地窖。我蹲在地上正在解行李扣 兒,睡覺的命令就下達了,待我把行李扣兒解開,已經沒了我睡覺的地盤。在值班班長強令 下,好不容易把我的左鄰右舍呼喚起來,但剛剛容我鋪好被褥,忽啦一聲那些成員就搶先躺 倒!只留給我能側身躺下的一條窄縫。這時,我才發現所有成員一律顛倒著身子睡覺,甲頭 朝裡,乙頭朝外;丙頭朝裡,丁頭朝外,依此排列順序,是幾十號人在方寸之地惟一能臥睡 的辦法。因而每個人的頭部兩側,都有四隻臭腳相陪,機會均等,不偏不倚,無論你向左右 哪邊側臥,都有腳臭可聞;而仰臥佔地面積又太大,不被左鄰右舍許可。奈何?但是側臥膝 蓋又沒有彎曲的餘地,只能像倒地的旗桿一樣直溜溜地躺著,所以我索性爬起,背靠帳篷半 坐半臥。很快我的地盤就被擠沒了,這個姿勢我一直堅持到天亮。

  進公安分局的第一夜我徹夜未眠,進土城收容所第一夜我也徹夜未眠。這不僅僅因為帳 篷中的腳臭熏天,更使我不得安寧的是這一幅入睡圖,地地道道,不折不扣地像密閉的沙丁 魚罐頭,身軀一個挨著一個,首尾相依相接,令人愁思頓起,人世間最底層的賤民,竟是這 等睡相。男號如此,女號可以想像,我難以預料我妻子張滬的病弱之軀,能否經受得住這種 苦難,能否把這條苦難的驛路走到頭!或者說這條路就沒有頭,像一首無休止符號的悲愴樂 章,不知哪兒才是脫胎換骨的彼岸,哪兒才是這首苦難樂曲的終止。

  姓汪的老頭大概前列腺有毛病;一夜起來解小溲幾次,有一次他見我靠壁靜坐,曾提出 互換位置叫我在他的地盤上睡一小會兒,我謝絕了他的一片好心。和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一 樣,帳篷裡也不關燈,一隻偌大的尿桶擺在靠近帳篷門簾附近的地方,不時有尿鹼臊氣鑽 鼻。除我之外,那些老號們睡得都很香,似乎他們的鼻子對這混濁的臊臭之氣已經司空見慣 了;間或有人起來嘩嘩地撤一泡尿,帳篷裡依然是座不起波瀾的死城。

  倒尿桶差事按舖位輪流。按道理講,一個星期以後才能輪到我。是不是因為我是剛來的 新號,值班班長點名要我去倒尿。這倒挺合我的心思,因為藉機可以到帳篷外面去透透新鮮 空氣。吃早飯了,粥桶放在尿桶擺放的地方:在這「蒙古包」內,「裝車」和「卸車」在一 個地方,食物裝進肚子,黃尿排泄出去。但是,隊長講起人道主義來卻毫不含糊,飯罷那面 孔黧黑的管教幹部發佈命令說:「政府對俘虜都講人道主義,對你們也不例外,今天上午給 你們衣裳消毒,用蒸鍋蒸煮虱子。帶來衣裳的換衣裳,沒帶進來衣裳的,圍上棉被。快入 『九』了,別著了涼鬧感冒。」

  一聲令下,紛紛脫衣。有衣可換的拋出自己的髒衣裳,沒衣裳可換的圍被而坐。在一片 混亂中,鄰居汪老頭對我耳語道:「這是擺花架子,棉被縫裡都成了虱子窩,煮衣裳有屁 用?」說著,他從棉絮上捏出一個大黑虱子,放在掌心裡讓我看。「瞅!喝血喝得像口小肥 豬了。」

  「虱子多了不咬,賬多了不愁。」我說。

  大值班發現我們在交頭接耳,立刻說道:「你們昨天就搞窩窩頭的拉攏,今天又搞啥名 堂哩?」

  我忙扭回頭坐直了身子。

  那汪老頭兒一伸巴掌:「沒搞什麼拉攏,我讓他看大個兒的黑虱子!」

  大值班伸頭看了一眼:「捏死它!」

  「這是棉被裡邊的。」老頭兒說,「是不是把棉被也拿出去凍凍!」

  有人說:「虱子不怕凍。」

  又有人說:「去曬棉被,我就得赤身露眼兒了。」

  「流氓——」值班班長訓斥同類道,「政府為我們蒸煮衣裳,已經是為我們健康著想 了,別扒著房簷上房,不知天高地厚。都坐好,現在我們開始認罪守法的學習。」

  於是週而復始的學習開始。穿衣裳的和往常並無異樣,披棉的像一個個披袈裟打坐的和 尚。後來,管教幹部覺得這實在有礙觀瞻,給那些只有一袍一褂的人(大多屬於盲流犯罪 的)發了一套黑色棉祆棉褲,說是到了勞改單位後還要把棉衣錢扣回。

  不管怎麼說,寒天送衣還是解急的行動。結合實例,「感謝政府關懷」和「一定努力脫 胎換骨」之聲,在帳篷裡不絕於耳。

  帳篷內透骨奇寒,我不屬於無衣之列,身上穿著的是一件趕大車人披著的破皮襖。老母 親曾告訴我,這是我姥爺穿過的,幾十年的風蝕蟲蛀,破皮襖的板面已經脫落,老母親怕我 冷,在燈下一針一線把那些殘破的皮塊連結成一體,外邊罩上一層黑布面兒,在帳篷裡的同 類中還不失為衣著體面人物,亂茸茸的毛皮中是藏虱子和窩生蟣子的好地方,因而坐在那兒 打坐唸經,渾身不斷發生搔癢。我自知這件破大氅已經是虱子繁衍子孫的大本營,幾次想過 要扔到帳篷外邊去,但始終下不了決心。我不是惜憐這破皮板子,我是惜憐老母親的心!

  唐代詩人盂郊留下名篇《遊子吟》。詩曰:「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 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件爬滿虱子的破皮襖上,凝聚著母親的心血, 母親的眼淚。因為她不是為出行的遊子縫的這件破皮祆,而是為發配勞改的兒子,縫就的這 件衣裳。

  更有紀念意義的是,這件破皮祆,成了我身為囚徒的象徵。有一天,值班班長傳下指 令,上午免除學習,排隊去照像。在收容所照哪門子像,我真是太幼稚太不識相了,公民有 公民的檔案,罪犯有罪犯的檔案,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我的手蘸滿黑墨按上了手印和掌 印,留在那張白紙上的活像一隻糞叉和狗熊爪子,那是為了罪犯手印存檔用的;在土城照像 當然也不會例外,是為這些另冊公民編撰另冊檔案而用,果然不出所料,當我排隊等候在一 間紅磚房之外時,值班班長拿來一疊長方形紙條,上邊沒有姓名,只有阿拉伯數字的編號, 塞到我手裡的數字是273,這就是我在特殊檔案館裡的姓名和編目。我仿照同號的辦法,用 大頭針把這個號碼別在我破皮襖的胸膛部位,這一霎間,我覺得自己似乎是等待槍決的死 囚,已經和人類訣別,惟一不同的是押赴刑場的死囚草標插在背後。這個號碼雖只是輕薄的 一張紙條,壓在胸口部位卻無異於沉重磨盤,在磨盤下的我,可能被絞成肉泥,擠成粉齏。

  「273號!」值班班長呼喚著我的代號。

  「有。」

  「進來照像。」

  出於習慣,我攏了攏頭上亂蓬蓬的頭髮,走進那問紅磚房。沒有座位。沒有木凳。我背 靠著磚牆頹然而立。沒有鏡子,因而無法看到自己的面部表情,但我知道此時的眉字之間, 一定凝聚了卑瑣和淒惶。我在青年時代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許多著作,其中一部名叫《死 屋手記》的長篇扉頁上,印著陀翁面部的特寫照片。他半低著頭,臉上沉沉的憂鬱,那是一 幅死囚等待死刑來臨之照。想到陀翁的臉,我心頭似乎輕鬆了些,儘管我也是等待發配的囚 人,但畢竟不是等待斷頭,我還能像螻蟻般地活著;活在這混沌不清的世紀,活在這知識分 子欲哭無淚的年代!

  這次照像給了我很強烈的精神刺激。使本來就憂鬱的我倍增了愁楚之情。記得,有一次 收容所全體人員集合,幾百號人排在帳篷之間的空隙上聽勞改幹部訓話。我正低垂著頭想心 事,有人偷偷拉我的破皮祆袖,回頭一看,是在來收容所的路上幫我扛著行李的盜竊犯張嘯 虎。他悄聲地對我說:「別耷拉著腦袋和老二算賬。愁也是活,樂也是活,你就是有天機妙 算,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哩!」

  「謝謝!」

  「聽說快要發配了!」

  「去哪兒?」

  「遠到中蘇邊界興凱湖,近的地方也許在市郊。全看命了。」

  「女號呢!」我想起了張滬。

  「沒聽說。反正不會跟你去同一個勞改點。」

  「碰巧了也許會……」

  「沒那麼善心的菩薩,別做夢了。」

  「萬一……」

  「我是『二進宮』了,對這裡邊的事門兒清。女號不是去通縣『小五金廠』,就是去清 河農場。那兒是大勞改農場,裡邊關著萬八『五毒』呢!」

  我仍懷有僥倖之心:「就沒有照顧一下的可能?」

  張嘯虎低聲笑了:「雷公打豆腐,無產階級專政還講照顧夫妻?要是那麼慈善,何必送 你倆進土城收容所?」

  眾目睽睽,身旁有耳,我不敢再多談什麼,便朝他點頭致謝(後來,他被送往北國邊界 興凱湖改造)。在我的記憶裡,邁進勞改隊的門坎,走進大牆牆圈之後,他是第一個為我指 點迷津的朋友。他說的「愁也是活,樂也是活」,給了我一點阿Q式自我平衡的本領。古來 早就有「逆來順受」的喻世名言,他只不過把它更加具體化了而已。

  另一個對我有影響的人,是個右派同類。他名叫徐恭瑾,原是中央戲劇學院聲樂系教 師。他在土城的任務是指揮各個號篷裡等待發配的人唱歌。徐臉龐消瘦,下巴頦尖尖,但卻 有一雙圓而明亮的大眼睛。60年代初期,社會還不太時興留長髮,他腦後留了長長頭髮, 在他指揮「五毒」合唱的得意之時,不時甩動一下披落到額頭的散發,無遮蓋地顯示著一個 落難藝術家的風姿。他年紀大我一輪開外(1960年我27週歲),眼角眉梢佈滿了中年人早 來的褶紋,儘管他指揮牛鬼蛇神合唱時,眉字間,總要表現出喜悅的神色,但我仍然能看出 亢奮背後隱藏著悲涼,就像舞台上的悲劇角色偶爾也露出歡顏一樣。

  記得50年代,我走上北京日報記者編輯崗位時,在文化生活版曾讀到過艾青一首詩 作。詩的大意是這樣的,那白人的小女孩子明明過著天堂般的生活,卻咧嘴在哭;那黑人的 小女孩明明過著極為貧困的日子,卻偏偏在笑。由此詩推斷開來,「逆來順受」是人類生存 下去的哲理之一,也並非中國所獨有;只不過在世界的一角土城,這種生活哲理得到了強 化,也只有強化這種本能,知識分子才得以生存。

  後來,我逐漸知道了徐恭瑾的身世。解放前夕,他就步入了歌壇,並取得社會上的承 認。解放後,中國舞台上許多的後起歌壇名流,都受過他的指點。他音域寬厚而洪亮,音質 中還有劈裂感,很適合於演唱男中低音,但在這裡他要走串每個帳篷,指揮著那些音盲唱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一唱再唱,唱個沒完;間或有集合之際,徐恭瑾 則站在土台上,指揮土城裡的「千軍萬馬」,齊聲高頌偉大領袖毛澤東。這時,他顯得英氣 勃發,真像個樂隊指揮那般巍然。他的身旁站著的管教股長。勞改隊長,也對他投以讚賞目 光——在這一瞬間,他真成了羊群中的駱駝,群山中的珠穆朗瑪峰了!

  這種情緒對我是個強烈的啟迪。他啟迪我要堅強地活下去。至於那爬滿破皮祆的虱子, 只能吸血,但咬不死一個健康的人,讓它拚命吸吮血漿就是了。同時,心頭升起了強烈的願 望:走吧!只要不去黑龍江,無論去哪個勞改點都行,在這不見天日的棉帳篷裡打發日子, 憋得心裡難受。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願望,而是所有在土城等待發配的人的共同心願。終日 的盤腿打坐,整夜像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使帳篷裡凝聚了煩躁的氣流,有的竊竊私語,有 的占卜去處,有的在半夜的睡夢中叫喊起來:「叫我去勞改吧!黑龍江興凱湖我也願意 去!」

  我不知土城的勞改幹部是否有意等待這樣的契機。就如同被久困在籠子中的野獸,一旦 出籠,它們會產生千百倍的瘋狂奔力;只有到了這個時刻,待發的囚徒才會自願地奔向條條 驛路,心甘情願地去接受各種苦難的懲處。如果我沒有記錯,那是在1961年的元月16日, 離開土城的訊號終於傳來了:先是在空曠的院子裡響起哨子聲,接著傳下口令,各帳篷裡的 人一律到空場集合,聽候訓令。

  那天天空陰沉,天上還篩著雪粒,我穿著那件破皮襖,站在三號帳篷的隊伍當中,遙看 周圍,同類們個個面露期待之色。彷彿大家面臨的不是去經受長期勞役,而是馬上要釋放回 家似的。這天隊伍排列得十分特別,不像往常集合要站成方塊的密集隊形,而是單行排列, 每個單行之間,都留有約兩米寬的空隙,好像有什麼人要從這空隙間通過,就如同國賓檢閱 儀仗隊的那種陣勢,我們每個人都要接受不知什麼人的檢閱一般。

  汪老頭舖位挨著我,站隊也緊挨著我。他低聲說:「真要離開土城了,還不知你我運氣 咋樣呢!」

  「什麼意思?」我聽不懂他的話。

  「這是勞改隊來挑人了,只是不知哪兒來的!」

  「不是『連鍋兒端』嗎?」

  「哪個勞改隊也不願意要老殘!」他在為自個兒憂心。

  原來行列之間的空隙,是為來挑人的勞改幹部留的路,並不是所有的土城人,都能離開 這地盤的。我不禁產生了一種惶惑感,萬一要是挑選不上,還要在棉帳篷裡呆下去,那簡直 是一種最嚴酷的懲罰。

  一些「二進宮」、「三進宮」的流氓、扒竊,倒是神態自若。他們在隊列裡探頭探腦地 張望,好像對他們能被來者選中,從而離開土城充滿自信。他們關注的焦點,不在於去留之 間,而在於去的地點。團河、清河……是帶有「河」的都願意去,因為這些勞改隊都離北京 不遠;他們最怕帶「湖」字的勞改隊,比如興凱湖勞改農場地處黑龍江的中蘇邊境上,冬天 雪飛像「大煙炮」,一年有半年過冬天。嚴冬零下三四十度的奇寒,使他們望而生畏。更使 他們心悸的是,興凱湖遠離鐵路公路,到了那兒再想逃跑難如上青天,而這些年輕的刑事罪 犯,雖然認起罪來是賣盆的進村———套一套的,但又不甘心於在勞改隊受苦,不然怎麼會 有「二進宮」、「三進宮」呢!

  我也十分怕去興凱湖。我並不怕那裡的嚴冬,50年代我跟隨北京青年墾荒隊去過北大 荒,體驗過那兒的冰天雪地。對於感情上無牽無掛的人說來,那兒是一塊遠離凡塵的綠洲淨 土,無論是冰封雪飄的冬天還是炎熱的夏季,那兒的風光都是很迷人的。我之所以怕去那 兒,是為老母親著想,興凱湖和北京相距幾千里,她去探望一次兒子,至少要有半個月的行 程;弄得不好,她那條命會埋在漫天飛舞的「大煙炮」裡。要真是興凱湖勞改隊來挑人,那 也只能感歎自己的命苦了。

  土城勞改幹部出現在隊列的盡頭,旁邊走著一個陌生的人。矮矮的個子,車軸一般粗壯 的身體,他沒穿著和土城勞改幹部一樣的藍棉大衣,而是披著一件綠色的山羊毛的大皮板 子,頭戴一頂毛茸茸的狗皮帽子。他那穿著打扮和他的身段以及威風凜凜的神氣頓時使我想 起電影《林海雪原》中打虎上山的楊子榮。我的心一下子如同結了冰,渾身每個毛孔似乎都 在往外冒著寒氣。還用問嗎?這一定是興凱湖來挑人的勞改幹部了,那些「佛爺」(小偷) 及「氓爺」也從來者的打扮上,好像預感到了什麼不吉利,用行話低聲地罵開了大街:

  「×他媽的,咱爺們兒怎麼這樣倒霉!」

  「是『湖』裡來的『雷子』!哥幾們認命吧!」

  「該在『湖』裡淹死的,進不了『河』漢子!」

  「從『大輪』(火車)上撒丫子!」

  「黑棗(子彈)會叫你腦瓜開花!」

  來土城不過半個多月的光景,我已經能聽懂這些「行話」的意思了。這些「二進宮」、 「三進宮」的「天不怕」,雖也是網中之魚,但是他們敢於鑽網。用血肉之軀作賭注,去幹 他們想幹的營生,可是隊伍裡的知識分子,卻少有這樣的「勇士」。他們乖乖地站在隊伍之 中,惶惶然地轉動著目光,如同一隻隻即將擺上祭壇的羔羊,端肩縮脖地等待著命運的裁 決。

  土城的那位面孔黧黑的幹部,陪同那個外地來客開始在隊列中穿行了。那「楊子榮」目 光像打量擺在兩邊的白菜、蘿蔔一樣,用手指點哪個,哪個就是被他選中的貨物,要離開隊 列向前跨上一步。倒也省事,不問姓名、案由、職業……一切刪繁就簡。不一會兒,單行隊 列就變成了雙行,甩下的儘是老、弱、殘、缺。當「楊子榮」披著山羊毛大衣出現在我們帳 篷的隊列中時,我仔細地看了他一眼,除了威嚴如故之外,我發現他臉上生有許多麻子。我 迅速地低垂下頭,盡量裝出卑瑣的病號神態,心裡默念著:老天有眼,千萬別讓他選中了 我。

  「抬起頭來!」

  誰知道他在喊誰?

  「叫的是你!…

  我只好抬頭。

  他目光如同一道閃電,在我臉上燒了一下。接著,用手指點了我一下:「站出來!」

  我被看中了。

  往前跨了半步。

  當天晚上,睡前來了兩道指令。第一道是被選中的成員和沒被選中的成員分家。那個汪 老頭兒和我分開——他屬於老、弱、殘、缺之列。第二道指令是明晨早起,先把行李裝上卡 車,人員隨行李車開拔。到底是不是去興凱湖,不知道;沒人告訴你,勞教機構任何一次人 員調動,都是個悶葫蘆,進行沒有必要的例行保密。

  記得,第二天清晨,我們是乘大轎子車抵達火車站的。土城用大轎子車送我們,絕非出 自於怕我們承受不了五更苦寒,而是有車窗玻璃,可以防止囚犯跳車逃號。令人費解的是, 車行方向沒有朝「北京站」和「永定門」車站行駛,而一直駛向了西直門車站。車站上,武 警戰士架著機槍,如臨大敵般地早已嚴陣以待,沒容我們在站台上停留,就被強令立刻上 車。

  第一件事就是點名。土城勞改幹部和領人的勞改幹部,每人手持一本花名冊逐個地清點 人數。這一工作完成以後,意味著收容所的任務完結,車上如有跳車的逃號,那是領人方面 的責任了,為了防止這樣的事故,車廂兩旁的汽門,早已站好了押送我們的武警。直到這 時,那個長相很像打虎上山楊子榮的勞改隊長,才向我們透露一點口風,他跳上車廂的坐椅 高聲宣佈說:「我是來接你們去改造的隊長。聽說,你們心裡一直打鼓,說我是興凱湖來 的,現在,先出第一張安民告示,我不是興凱湖來的。至於從哪兒來的,又領你們去哪兒, 到地方你們就知道了。我只告訴你們一點,那地盤離北京不算遠也不算近,反正比興凱湖要 近得多。」他發佈完安「民」告示,緊接著是一項通牒令:「你們都放老實一點,車窗一律 不許開,開一條小縫也不許可;現在是冬天,打開車窗容易感冒。告訴你們,誰要是找開車 窗,哪怕是一條小縫,就要按逃跑論處。我們不怕個別壞蛋跳車,你跑的再快,也沒有子彈 的速度快。聽明白了嗎?」

  先是安撫。

  後是警示。

  這一切都為了在行車途中不發生問題,即使大腦屬於低智,也能對這剛柔並濟之策有所 體察。特別是第一道安「民」告示,對喧囂騷動著的列車,顯然起到了鎮靜作用。只要不去 興凱湖,這就是最大的喜訊,因而車廂裡還升騰起一點點歡快氣氛。那些對勞改單位並不陌 生的刑事犯,掰著手指頭算計著我們的去處;幾經議論,終於揣摸出來我們要去的地點:那 兒既非「湖」,也非「河」,而是地處居庸關外新建的勞改點——營門鐵礦。我們要在四面 來風的山口子康莊下車,據說營門勞改礦山,離康莊有四十多華裡。一出關就是塞外,我們 是要去塞外山洞洞裡去脫胎換骨了。

  有個亡命之徒迅速打開車窗看了一眼,說這列火車是開往張家口方向去的,去張家口又 必經康莊,我們要去高山大峒開鐵礦是定而無疑的。果然,不一會兒站台上架設的機關鎗搬 走了,旅客開始湧上站台,也登上了我們這列火車,同時女廣播員的婉轉歌喉鳴響在車廂: 「各位旅客請注意,這次列車有幾節車廂是專列。上邊的成員是被押送去勞改的專政對象, 對此乘客們要提高警惕,防止階級敵人搗亂破壞!」

  我不禁啞然失笑。專政對像乘坐的幾節車廂內兩頭都有持槍把門的武警,何以會到其他 車廂裡去搗亂破壞呀?不知歷朝歷代被流放塞外的人,除了木枷和押送的武士之外,是否也 要製造出一種□人的氣氛,使你的靈魂時刻處於驚顫之中?!

  列車徐徐開動了。我落淚了。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究竟是什麼!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重返京華!也許砸死在勞改礦 山,也許病死在什麼改造驛站;即使能活下來,也可能意味著和文學的徹底訣別。在車輪的 滾動聲中,我的思緒異常複雜,老母親、病妻子、小兒子……以及許多文友的面孔,都映現 在那塊車窗玻璃上。我不知妻子張滬是否還在土城等待發配,前幾天晚上,在一次晚點名之 後,那位皮膚黧黑面孔敦厚的勞改幹部,點到我的名字時,曾停頓了一會兒,他說:

  「你過去是個青年作家?」

  我受寵若驚,站得筆桿條直地回答說:「是個記者。」

  「你老婆也在土城?」

  「是。」

  他剛要繼續往下點名,我突然像乞丐一般問道:「能叫我見一面嗎?她身體有病……」

  「當初你們不堅持反動立場,何至於有今天的下場!」勞改幹部不正面口答我的請求, 反而朝我心臟部位刺了一刀,「記住,這兒不是什麼施捨仁慈的地方,更不施捨資產階級人 道主義。惟一的前途就是脫胎換骨,等你們改造好了,才能有那一天!」

  聽了訓政本該知趣地坐回地鋪上,但是不存在的幻覺仍然支配我講了這樣幾句話:「隊 長!能不能把我們送到同一個勞改隊去,不然我母親探視兒子和兒媳,還要跑兩個不同的地 點!」

  回答是可想而知的。

  坐在發配塞外的火車上,我為自己的懦弱而渾身發燒。扭頭看看武警,武警頭戴國徽莊 嚴而立,那閃亮的手槍插在皮帶間,一隻手緊握住槍的後把。回過頭來看看窗外,八達嶺起 了風,夏日那蔥鬱的綠色蕩然無存,七八級的大風搖撼著枯枝枯乾,穆桂英點將台蒙在一片 混飩之中。影影綽綽可見山巔上的烽火台,它像個歷史證人一樣,看徵人出關,看犯人遠 行。今天,它又冷眼看這列爬行的火車了,它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裡裝運著幾百名不尋常的 旅客吧?!

  大山巍峨!

  大關雄渾!

  我甚至後悔自己沒有在春日來過長城。從進入《北京日報》,我就為當好記者。編輯而 忘我工作,稍有閒暇,我還要提筆寫描寫新生活的小說。從進入京城之日,雖知長城近在咫 尺,但捨不得抽出時間來瞻仰這條盤臥在山尖上的龍。這次倒是見到長城了,卻是在這寒風 凜冽的冬日,沒有春色,沒有詩情,有的只是蕭蕭萬木和在萬木蕭蕭中出關服勞役的囚徒。

  早晨登程之前,每人發了兩個窩頭。此時在沒有暖氣的車廂裡,凍得石頭一般。我機械 地嚼著窩窩頭,品味著人生的苦澀。當初,秦始皇修築長城時,這兒走著數不清螻蟻般的民 夫和苦力,據說那是為了抗禦外侮之必需;今天送我們這些打入另冊的人們,又是保衛「鋼 鐵長城」之必需!是「把北京變成水晶城」之必需……

  強權即真理。

  無權即無理。

  別了!未來的「水晶城」!

  我等待著這位大人物的諾言兌現。

  列車穿過了大山,關外塵沙飛揚。這兒風更凜冽,遠遠看見一個旋風擰成的通天上柱。 當車停在康莊車站時,我們這些成員面面相覷。像西直門車站一樣,武警早已在站台架上了 機槍恭候。由於風太大,士兵們那綠色棉軍帽下邊的帶子,一律緊緊地繫在下巴頦上,有的 怕風沙迷眼,還戴上了風鏡。

  我們搖搖晃晃地先搬運行李,把卸下來的所有行李搬上卡車後,才被通知登上無篷卡 車。沒有泯滅盡淨的羞恥,使我在搬運行李時,一直低垂著頭,因為我怕列車上的旅客中, 有親友或相知的目光。在這方面,我很欽佩那些刑事犯的勇氣,他們在搬運行李時還不忘和 車窗裡的旅客逗樂,因而不斷招來戰士的怒斥:

  「低下頭來走路!」

  「沒臉沒皮的傢伙!」

  那位「楊子榮」此時嚴然就是圓睜二目的門神,他在大風中屹立著,一動不動地監視著 我們這些搬運夫。直到我們最後一個成員登上卡車,他才鑽進卡車的駕駛室。我至今清晰地 記得那條黃塵滾滾的驛路,它從康莊曲曲折折地向東北方向延伸,十幾輛卡車中只有頭一輛 是幸運兒,後邊一串都要吃前邊輪下滾起的黃塵,所有車上的成員一律面向車尾;即使這 樣,我頭上一頂繫著扣兒的破呢面棉帽子,還硬叫大風給刮去,不知飛向了何方。

  「這是好事。」一個東北小盲流對我說,他叫那德廣。

  我無心回話,把頭埋在虱子成堆的皮襖領子裡。

  「到那兒就摘你的右派鐵帽!」這個小土猴兒,閃著一對大眼睛對我唱著喜歌。

  在土城帳篷裡他年紀最小,初進上城時我不理解為什麼一個大孩子,也被關在「五毒」 當中。後來在他交代罪行時才知道,他是吉林某地(是否那拉氏宗族的後裔記不准了)的一 個浪兒,在饑荒年間流入北京,公安機關幾送幾來,後來他偷拿一個副食商店的蛋糕,當場 被抓,便以屢次盲流加偷竊為由,送到土城來了。他長著一張娃娃臉,一笑露出虎牙尖尖。 他常常自動去抬飯簸籮或倒尿桶,帳篷裡的成員卻對這偷嘴吃的「小家雀」印象不錯。那次 隊長點名無心地露出我的原來職業以後,他特別顯得和我親近。一次,在廁所裡大便時碰在 一起,他便問我:「寫書這活兒好學麼?」我說:「我已經被開除出那個行列了,別談它 了。」他說:「隨便聊聊,我又不給你打小報告。」我說:「算了!別學這一行,這行挺害 人的!」他聽不懂,刨根問底沒完沒了地問。我心緒很壞,提起褲子走了。在帳篷裡他坐在 我對面的地鋪上,每每望見他那雙晶黑晶黑的童眸,我就覺得我虧待了他似的,便有意躲開 他那雙幽亮的目光(十幾年後,當我在山西伍姓湖勞改農場的窯洞裡,偷偷寫小說《遠去的 白帆》時,他成了我搭七巧板時的模特之一)。此時,在黃塵滾滾的路上,他渾身上下雖成 了土人,但那雙眼睛依然明亮而動人。他不該來這兒——他進來的太早了。

  風勢彷彿漸漸小了一些。回頭望去,是一座高山擋住了風路。汽車一路上盤,我們終於 看到了目的地。那是依山勢而起伏的排排紅磚房,紅磚房的周圍站立著高高的崗樓。

  「到了!」興奮的聲音。

  「到了!」疲憊的聲音。

  「到了!」歇斯底里的叫喊。

  土猴們的臉上開始有了喜色。我的心也從空中掉在了地上。總算是到了「站」了,這兒 雖屬塞外,離北京還不算遠;離北京近一寸,彷彿就和母親的心貼近了一尺。別的都丟了, 離老母親和小兒子近些就成了我惟一的安慰。

  卸完行李,站隊點名經過檢查沒有發現有一個逃號,那「楊子榮」冰凍的臉上露出一絲 溫意,並在隊列前,對我們進行了第一次訓導。他說:「凡是跟我來營門的,都是有福分 的。這兒是勞改礦山,下礦井的壯勞力每月糧食定量52斤;此外還要發工作服和柳殼 帽。」每月52斤定量,在饑荒年間確實是個十分誘人的數字,不要說那些「盲流」和扒竊 犯,就連我都為這個數字而心動。在饑荒席捲中國的1960年量器秤桿脫銷,除了特權和社 會上層「不知餓漢饑」之外,幾乎家家買了秤,每頓飯都計算下鍋的米。我住家裡的外院有 五六家,家家都這麼幹。至於「天府之國」四川以及產糧區河南也餓死數以萬計老百姓的小 道消息,已是烏鴉滿天飛。「瓜菜代」年月應運而生了一批喪盡良知的謊言家,在報紙上硬 是把「人造肉」說得和豬牛羊肉含的熱量差不多。既欺人,又欺己,這一切僅僅為了符合形 勢需求。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每月能有52斤糧食進肚,當然又是一張最大的安民告示,因 而當這位「楊子榮」訓話之後,在崗樓下的空場上,竟然爆發出一陣炒豆般的巴掌聲。掌聲 過後,又引發了「土猴」們一陣哄笑,這是因為他自報姓名時,他也姓楊,因而當真落了個 「楊子榮」的綽號。

  勞改鐵礦的礦長姓什麼,我已然記不清了。只記住管教股長姓嚴,他有著知識分子的臉 型,但語鋒尖刻犀利如刀。還有一個小個子,人長得黑不溜秋的,姓王。給我留下深刻而難 忘記憶的,是那位曹隊長。他中等身量,一隻眼睛略略大於另一隻眼睛,每逢在隊列前訓話 時,那只略大的眼睛裡,常常墜下一兩滴淚水——那叫風淚眼。害這種眼症的人,一遇風就 落淚,而塞外的風一年四季很少有間斷的時候。

  從地鋪搬到了大土炕,從吃窩頭變成偶然吃上白饃。生活上浮了一個等級,多少給人帶 來一些快慰。但精神上那根囚繩扣兒依然系得緊緊的,集合、站隊、出工、學習、訓政,此 外就是吃喝拉撤睡。睡,還是幾十個人睡在一條大炕上;吃,雖然口糧定量提高,但其中有 一部分是高粱面,使不少人患了便秘症。礦山醫務室沒有醫治便秘的藥物,使人苦不堪言。 我到礦山不久,就得了這個病。在大便坑蹲上半個小時,用勁用得連眼淚都流出來了。大便 也排泄不出。記得有一次,出工在即,我雙腳蹲麻了,還是拉不出屎來,沒有辦法,只好用 手指摳肛門,把那硬硬的屎團,從肛門中摳出來。留在手上的除了糞渣還有鮮血——那是我 把肛門摳壞了。收工回來一看,褲權上留下一片紫黑色的血斑。由於礦山常常吃高粱面,這 種令人作嘔的摳屎動作,便週而復始地循環,好在大家都這麼幹,在群丑當中也就不覺得自 己丑了!

  仔細分辨一下,害這種病的多屬於知識分子,在土城領著大伙唱《東方紅》的右派徐恭 謹,一機部的俄語翻譯右派程海炎,還有和我同時被送往土城的北京日報的編輯趙筠秋…… 可能由於知識分子消化系統細嫩之故,簡直對高粱面窩頭望而生畏。後來,東北來的小盲流 那德廣(和我分在一個班),出於對我的同情,積攢下玉米面窩窩頭和我交換高粱面窩窩頭 吃,以解我之危。像在土城一樣,這種交換只能秘密進行,不然就會被指責為「彼此拉 攏」。按照改造規定,這裡的人只有彼此監督互促改造的關係,而不許有任何友誼來往。我 實難揣摸這個小盲流究竟有多大的腸胃,我和他每次交換,都是以多換少,而他總是像餓死 鬼投生的一樣,把窩窩頭風捲落葉般地吞下去;還嫌不飽時,便搶起小鋁盆咕嘟嘟地喝下半 盆水,弄上個水飽。

  這種飢餓症的表現千奇百怪。用舌頭舔淨粥碗的聲響,前文已經寫過這裡不再贅敘;他 們有的人還把在院子裡拾到的小木屑,在磚上磨出木刃來當小刀使,把窩窩頭切割成指甲大 小的小方塊,再用小木刀刀尖挑起,一小方塊一小方塊地往嘴裡送。好像這是生活中的最大 享受,消磨的時間越長,心理上越感到滿足似的。按照物質不滅的學說來解釋,無論大口吃 窩頭和慢慢品味指甲蓋似的小塊窩頭,到肚子裡總量是等同的;但饑荒給社會底層留下形形 色色的扭曲症,導致了精神變態。這種變態在勞改隊有極大的感染力。小盲流那德廣也很快 學會了品味窩頭的「慢動作」,他那雙巧手把碎木片變成了各式各樣的刀叉,用這個插一小 塊,再用那個插一小塊,一頓中飯或晚飯,能品味上一個鐘頭。

  最初,我對這種病態表現,投以鄙夷的目光。後來見的多了,也就不覺其怪了。可是令 我不解的是,監房裡還不斷出現偷竊食物的行為。52斤口糧,按說是能吃飽肚子了,但食 物丟失的紅燈不斷報警。一大早晨,起床的哨子剛剛響過,躺在大炕最頭上的「天津衛」 (我記不起他的姓名了)便用拐彎的天津腔罵起來了:「我×他八輩祖宗,誰他媽的把我油 炒麵給偷走了?我×他媽的,家裡從天津往這兒寄這玩藝兒容易嗎!」

  大伙七嘴八舌地議論了一陣,把疑點集中在一個姓傅的中年漢子身上。據說,他是個慣 竊,專門在大輪(即火車)上作案。當天正好是個霧雪交加的天氣,勞改隊長擔心有人借大 霧逃號,便歇工半天,召開這個賊的批鬥會。

  在土城我沒見過這樣的陣勢,先在那漢子脖子上掛上四塊紅磚(一邊兩塊),然後責令 他跪到地當中來。沒有任何論證之前,幾個「氓爺」就上前一陣拳打腳踢:

  「臭賊!是你偷的不是?」

  「說!」

  「別死魚不張嘴!」

  「爺兒們哥兒們可有辦法撬開你的鐵嘴鋼牙!」

  那漢子舖位在對面炕上,和我的舖位正對門。初來礦山那幾天,由於他患有二度浮腫, 走路還要扶著炕沿,看他行動不便,我曾幫助他端過一回洗臉水。他臉色虛黃如紙,兩腿粗 腫得像發饅頭用的面肥。他每天掙扎著去出工,是為了那52斤糧食(病號口糧28斤)。有 一次在集合出工時,隊長曾強令他留下,他還是偷偷地尾隨在隊伍之後,跟著大隊伍去出工 幹活。這樣一個病號,此時跪在兩炕之間的走道上,脖子上還墜上沉沉的磚,引起了我的極 大同情。扭頭看著那位勞改隊長,不知何時他已經離開了監捨,後來才知道每逢遇到類似的 事情,隊長都退避開去,沒看見打人,不算他的過失;看見施刑,而不加以制止,那是違反 政策的行徑。留下「五毒」們「以毒攻毒」,隊長可以不承擔任何責任。說得更直接一點, 有的勞改隊長就是有意縱容罪犯自己懲處自己,相信拳打腳踢對改造囚犯的特殊效能。

  可是這個漢子是不是真的偷吃了「天津衛」的油炒麵,卻幾乎沒人問津。

  幾個耳光打過之後,那姓傅的浮腫號嘴角便滴下血來了。這時,才有人提出,留他一口 氣,但必須讓他承認是他偷的。因而武鬥的間隙,審訊並沒有停止:

  「說,是不是你偷吃了?」

  那漢子聲音極低:「不是!」

  「再給他加溫!」

  於是脖子兩邊的繩頭上,變成了六塊紅磚。

  「說!」

  「我沒偷。」

  再打下去那漢子就該歸西了,這場無端毆打和無端審訊只好收場——僅僅因為他的前科 是個竊賊。如果他確實偷了油炒麵,那是因為飢餓,他浮腫的身體需要大量的營養補充;如 果他確實沒有偷,那「天津衛」因為兩三斤油炒麵而動怒,也是因為他自己需要補充營養。 至於那些「氓爺」對一個浮腫的同類,大打出手,除了產生於本能的職業病之外,就是饑荒 年代的歇斯底里病的大發作了。

  由於上述的種種緣由,家屬來礦山送食品的很多。政策規定每次送來的食品不得超過二 斤,但是那個勞改隊長對數量檢查也不那麼認真。所以,如何把帶到監捨來的食品,確保吃 進自己的肚子而不被竊賊偷吃,就成了一樁大事。最原始的方法就是出工時把食品背在身 上,收工後摟在被窩裡;有的人夜裡上廁所也要帶上,以防眨眼的工夫食品丟失。老母親給 我郵寄來的食品,因夜間我在廁所摳高粱面屎球的時間長了一些,一盒「桃酥」被連窩端 了。我很難過,因為這個賊咬噬了一顆老母親的心;我沒敢聲張,因為那種武打的場面令人 心悸。

  我沒有浮腫,身體在「五毒」中屬於上等貨色。平日沉默寡言,幹活卻很賣力氣。到礦 山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被任命當了勞改組長。營門依山,我們幹的營生多是和石頭打交 道,不是修砌「溜子」,就是在井上搬遷送往井下的機械設備,間或也帶著十幾個組員,揮 鍬往卡車上裝煉鐵的礦石——延慶有個勞改鋼鐵廠,營門鐵礦就是為這座鋼鐵廠的吞吐而開 掘的。

  與我同組的成員,能記下名字的已經寥寥,只有其中的三個,我難以忘卻。一個名叫周 林,他原是門頭溝的一個理發員,因男女關係構成的罪過進土城來營門的。到營門後繼續干 他理發行當,並為我理過發,因而我記下了他。第二個組員叫李玉銘,之所以歷經三十多年 的風雨蠶蝕,而不忘他的名字,因他家住在北剪子巷,和我家住的魏家胡同只有寸步之隔。 正是由於地理關係上稍近,在組內他常以「氓爺」的橫勁為我撐腰。他的口頭禪是:「咱們 誰也不能欺侮老實巴交的『吃屎分子』,想耍胳膊根的,是騾子是馬先和我過兩下手!」第 三個就是前文提到過的東北小盲流那德廣,這個剛滿18歲的大孩子,不但生就一雙能把木 屑雕刻成刀叉以及各種小工藝品的巧手,還長就一雙飛毛腿。有一段時間,我們組幹的是從 山下往山上運料石的活兒,百十斤的重量壓在背上,已使人喘氣都感到困難,加上山路崎 嶇,每背一趟料石上山,兩腿都會酸軟如泥。這小傢伙的腿,彷彿是鐵鑄的一般,經常是我 們背一趟,他背兩趟。在下山時跳蹦著若同一隻輕猿,嘴裡還哼哼嘰嘰地唱著東北小調,但 就在小組裡異口同聲地對他進行表揚時,一天中午收工不見了他的蹤影——這小子摸準了崗 哨的換崗時間,借警衛交班時溜號跑了!

  中午,大值班傳話叫我去中隊辦公室。半路上,我心跳如擊鼓,腦子裡編織著自己的失 職檢查。主管我們中隊的曹茂林隊長,站在向陽的房簷下,聽完我的敘說後並沒動肝火,而 是寬慰我說:「這是警衛人員的失職,你用不著給自己上綱!」

  我十分驚愕地望著他,以為是自己的耳朵聽錯了。

  「這樣的盲流耗子,鬼著哩!鐵絲網是圈不住他們的!」他說,「他背石頭爬山爬得那 麼快,就是想躲開你們的目光,尋找逃跑的機會哩!」

  「噢!」我恍然大悟。

  「我幹了幾年派出所工作,瞭解這些『大眼賊』!」他說這個形容詞時,臉上沒有憎惡 的表情。「其實,這孩子素質不錯,只是當浪兒當得野了性子,成了標準的『飛鴿』牌!」

  我沒敢點頭,也不敢搖頭。一個勞改幹部對一個逃號如此寬容,我還是頭一次見到。我 甚至懷疑他這番話是個誘餌,在暗暗審查我的思想,我最好的態度就是緘默,像啞巴那樣一 言不發。

  「你寫過幾本小說?」他突然改變了話題。

  我更加不知所措:「三本!……我攻擊了黨的三面紅旗,不然……」

  他打斷了我的自卑而廉價的檢查,問道:「你愛人也跟你一樣進了土城?」

  「是的。」

  他沉默了一會兒:「她去了哪個勞改支隊?」

  「不知道。家裡來信沒提起她。」

  「她叫什麼名字?」

  「張滬。」

  「行了!你可以走了!」他說。

  歸途上我的心失去了平衡。憑著我的直覺,這個一個眼大一個眼小的曹隊長,對我並不 帶有審查之意。我甚至覺得他的許多潛台詞,都是沒有辦法破譯的密碼。有一點似乎可以斷 定:他是個十分寬厚而富有同情心的勞改隊長。我特別注意到一點,是其他勞改幹部從幹部 食堂吃飯回來,快要走到辦公室的時候,他才中斷了和我談話的。

  謎。

  從這天起,這個謎就不斷困擾著我。也許是創作這個職業病的緣故,我本能地留意起曹 茂林隊長來了。他在隊列前講話,聲音不高,但面孔嚴厲,特別是剖析起那些刑事罪犯對社 會的危害時,他的聲音是顫抖的。他很少嚴厲地訓斥「思想犯」,頂多說上幾句「思想反 動」這個流行字眼,顯得空泛而無內容。只有一次他對一個右派發了脾氣,那是他看見一個 原大學助教,在廁所後面的垃圾山上撿煙屁股。他咆哮如雷地吼叫著:「你還算知識分子 哩?簡直是自甘墮落!幾年下去,我推斷你會變成地痞流氓!無恥!無恥!」是牽動了真 情,還是他迎風站在院內的緣故,此時他那只患有迎風落淚症的大眼睛,滾動下一滴一滴的 淚珠(1986年我寫中篇小說《風淚眼),是從他那只滴淚的眼睛上得到某種悟性的啟 迪)……

  曹茂林的形象頓時在我眼睛裡高了許多。他這幾句話講得十分深刻,使我銘刻在心。勞 改隊裡集結了三教九流,說它是個大染缸並不過分,他及時提示知識分子們要警覺,不可隨 波逐流。幾天之後,我們在搬送石頭的料石場休息,他走過來把我叫到一旁,我以為他要布 置什麼學習任務,他卻告訴了我一個消息:「我打聽了一下,你愛人已經不在土城收容所 了,估計是女的都去了清河農場。」老實說,前兩天的談話,我只當他是隨便問問,事後也 就淡忘了;他卻當成了一件事情,特意來告訴我。他是專政幹部,我是被專政的對象,能夠 如此真誠相待,使我十分感動。掐指算算,在我20年的改造生涯中,我歷經了幾十位勞改 幹部的管教,但真正以誠待人,並對我和妻子流露出同情的不過三四個人,曹茂林算是其中 的一個,而且是第一個。記得當時,他還告訴我可以讓我老母親來這兒看看,從西直門乘火 車到康莊下車!礦山每天有車往返於營門——延慶——康莊之間,和司機師傅說兩句好話, 一直能把老母親拉到礦山來。「兒女都是父母身上的肉,看你活得挺健康,老人夜裡睡覺也 就踏實了!」這幾句富有人情味的閒話,說得我淚眼模糊。

  夠了。

  他對我的情誼是夠了。五七年反右之後,開始了一個人人自危的年代。為了保衛自己的 生存,人們說點違心話,必要時把人生當成舞台演演戲,都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對勞改干 部而言,他們在監督改造罪犯,而上層也在審視監督著他們。他們最容易因犯「劃不清界 限」的罪過而失足落水。不是嗎?!(因而在若干年後的今天,當我閱讀蘇聯流亡作家索爾 仁尼琴作品的時候,我覺得他以主觀上強烈的愛憎,取代了勞改隊的客觀現實。他只寫了殘 酷壓搾的一面,這是真實的;但生活中存在著的另一種真實,卻被他的憎惡吞噬了。有惡無 善或有善無惡,都構不成一個社會的總體。而一個有良知的作家,總要審慎地認識這個總體 中的個體,特別是在《古拉格群島》那樣的宏篇大著之中,索氏把一部分個體生活內容抽掉 了,把憎恨宣洩到了極至的地步,這不能不被視為政治扼殺了他的某種文學真誠。這是題外 話)。

  井下需要壯勞力,我被從井上調到了井下,並被曹茂林任命為大組組長。這個差事本是 可以東溜西看不參加體力勞動的。我沒有自尋解脫,因為勞動可以麻木人的中樞神經,人在 緊張的勞動中可以忘卻煩惱。礦井裡一片幽暗,幾盞照明燈懸在立柱上,可以使人麻木到動 物的程度。營門鐵礦出產的又是紅褐色的礦石,每天被開掘礦石的風鑽震得兩臂發麻,以致 在夜裡都感到大炕在身下顫動,就若同地震一般。進井臉是白的,出井後個個成了紅臉關 公,紅礦石的褐色粉塵染紅脖子和臉,塗紅了你的眉毛,並被你呼吸到肺部。勞改隊發的紗 布口罩,只是一種裝飾品,繁重的採礦石勞動使人汗流浹背,井下沒有一個成員是戴口罩干 活的。

  鐵礦石開掘不比煤礦開掘。它的岩層結構堅硬如鐵,風鑽鑽頭頂在石頭上打眼,濺出一 串串閃亮的火星。而大部分人手中沒有風鑽,要從事原始的開掘方式:一把大錘,一根鐵 釬,一個人手扶鐵釬,另一個掄錘擊鐵釬。鑽出孔眼來裝上雷管炸藥,然後引爆放炮。我有 相當長的一段日子,是和歌唱家徐恭瑾配套幹活。他掄錘時我扶鐵釬,我掄錘時他扶鐵釬。 在空曠陰暗的礦井下,兩個老右派到一起,自然是傾吐苦水的最好時機。他在社會上留下妻 子和小女兒,既擔心妻子跟他離婚,又怕小女兒有了繼父,因而話題不是他的歌唱業務,就 是感歎人的命運蹉跎,間或在勞動休息時,看看隊長不在身邊便唱起催人淚下的蘇聯古老的 民歌:

    草原望無邊

    路途遙又遠

    路上一車伕

    饑寒快死去

    告訴我老婆

    再不能相見

    結婚的戒指

    請你送給她

  礦井攏音,歌聲雄渾,沙啞而悲壯的回聲,經久不散。我常常在他的歌聲中潸然淚落。 緊閉雙目,靠著涼冷的井壁想自己的心事:母親額頭上的皺紋,小兒子的笑靨,妻子因消瘦 而塌陷的兩腮。曹隊長的消息當然是可靠的,但她究竟到哪兒去服勞役呢?她那弱不禁風的 身體,又能幹些什麼活兒呢?我不存在徐恭瑾的猶豫,我們倆雙雙身陷囹圄,命運像一條苦 籐把我倆緊緊地捆在一起,在整個北京市也算絕無僅有的一對苦瓜了。

  「你的命運比我強一點,到底是一個人進來的!」我說。

  徐長歎一聲:「各有各的難處!」

  「你妻子不是沒提出離婚嗎?」

  「還沒到那一天,那一天一定會來的!」

  「她善良嗎?」

  「就是她有菩薩娘娘的心腸,在這個年代也會變得冷酷起來。」他說,「到那一天,我 不會怨恨她。時代每天製造著生離死別的悲劇。」

  「你沒死,你說得很好。」我內心充滿苦澀地為他解憂。

  「好?誰知道這縴夫的纖繩要拉到哪年哪月!」

  「唱支《船夫曲》吧!」

  於是「用力拉,使勁拉」的寬闊而深厚的歌聲,從他喉問噴發而出。我嗓音不好,但酷 愛音樂,陪他一塊兒唱這首歌。每當此刻,我就覺得自己真像是一個背纖的縴夫,拉著一條 沉重的木舸,在積滿泥沙的古老河谷弓背彎腰而行。古俄羅斯的縴夫還有伏爾加河為他抒解 憂悶。古老黃河的縴夫每天還能聽黃河的一路詩歌。這兒無曲無歌。由於埋有礦藏的山皆為 禿山,因而這兒沒有一棵綠樹,山上也不長青草,春日到來之際,難以覓到任何一朵報春的 野花。有的只是崗樓、鐵絲網和到處書寫著的「認罪守法前途光明」一類的標語。每每從崗 樓下經過一次,都要先筆桿條直地站好,向持槍警衛的士兵喊一聲:「報告班長。」然後說 明通過崗樓的原因:我去打飯。我去隊部。我去打水。我去取勞動工具。我去……

  八個小時鑽在山洞裡掄錘打眼,頭上不見青天,洞內儘是齜牙咧嘴的石頭。有一次,我 和徐恭瑾鑽石打眼,由於採石的角度需要鐵釬自下向上傾斜,因而鐵錘也要由下向上擊打。 他扶鐵釬,我掄大錘。這是一種高難度的勞動技能,我一錘打上去偏離了釬帽,鐵錘一下子 打到徐恭謹的額頭上,鮮血頓時淌了下來。他面色蒼白地倒在石壁上,我先是用手絹為他捂 住傷口,然後叫幾個人來架他上了醫務所。醫生給開了工傷假條叫他休息幾天,他硬是頭上 纏著繃帶,重新返回井下。

  矛盾!勞改隊的知識分子幾乎都陷入這種矛盾之中:一方面覺得自己冤枉,是政治高壓 把自己送進了大牆;另一方面在勞改中又顯出極度的虔誠,想爭取提前走出大牆,幻滅感常 常上升為一種希冀,希望早一天從專政對像還原成公民。我自己也不例外。我有腳氣病,一 次在赤足裝卸木料時被病菌感染,一隻腳腫得像大饅頭一樣。醫生給我的腫腳塗上藥膏,纏 上繃帶,我便拄著一根木頭棍子,一步一挪地走上了勞動工地。曹隊長逼我回宿舍休息,我 就是不回。幾十年後回首當年的這種現象,既有50年代革命英雄主義教育的潛影,更有幾 千年知識分子傳流下來的奴性思想基因的影響,總是想通過」逆來順受」,而最終達到解脫 痛苦的目的。

  知識分子大腦是發達的,而對迷茫的現實,常常不如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氓爺,更能剖 析現實。他們常常對我們的這些痛苦掙扎流露出鄙薄的神態,並編出順口溜,譏諷我們說。

    好好幹

    閒扯淡

    你有千變萬化

    不如政策一變

  意思是說,政策不改,你就是肝腦塗地去苦熬自己,也是白搭。如果政策變了,你就是 隨大流,也能坐上「解放」牌大汽車。這種「反改造」的順口溜,不久便得到了證實。我至 今仍記得,那大會的召開是在1961年的5月25日的上午。全體成員集合於隊部前的一塊空 地上。誰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會議,但是那陣勢顯得與往常集合不同:礦長來了,管教股長來 了,勞改隊長來了,內勤幹事來了……礦長的開場白告訴我們:今天是對全體犯罪分子,宣 布勞教期限。

  平日集合,喧鬧不止;今日開會,鴉雀元聲。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條例規定,勞動 教養屬於最高行政處分。行政處分這個詞彙,在哪個國家都和法律這個字眼無關,但鐵絲 網、崗樓、刺刀,從押送地土城一直到營門,緊隨我們形影不離。因而,在這裡服勞役的我 們,都知道這個詞兒名實不符。犯人進監時要蹲下,我們在土城就學會了蹲下;犯人都稱代 號,我的代號是273,犯人見戰士要喊「報告班長」,我們也是照方抓藥;犯人監號夜裡不 閉燈,我們也不閉燈……難道「行政處分」的內涵,應該是這些嗎?當然,「勞教」和「勞 改」形式上還是有表面區分的,一不強制你剃光頭,二每月零用錢比正牌勞改多上十幾塊, 這些都是表層上的差異,而骨子裡卻和勞改劃了等號。偶然碰到來礦山的老鄉,他們直率地 叫我們「勞改犯」或「二勞改」。

  儘管如此,人們都希望自己的「勞動教養」期限短一些。所以,肅靜的會場上,都在傾 聽著命運的宣判。宣判期限的幹部是管教股王股長,他宣佈的順序是半年、一年、一年半、 二年、二年半、三年;半年為最短期限,三年為最長期限。半年、一年的名單很快就念完 了,還沒有念出一個右派的名字。到此,營門的十幾個右派面面相覷,都知道自己是獲得最 長勞改期的人了。這真是「好好幹、閒扯淡」的具體驗證。特別褻瀆法律的是每個人的勞改 期都從即日——5月25日起計算,那麼在「土城」和在營門服勞役的半年時間,算白搭。 噢!原來法律是根兒童玩耍的猴皮筋,願意拉長則拉長,而這些據說是經政府政法部門審定 了的,由執行法律的勞改幹部宣佈它,簡直是那個年代一幕最荒誕的政法界頭頭們強姦法律 的惡作劇。

  我們這些沉淪社會最底層的右派,本來已被五七年的政治愚弄了;到了底層,又被權法 合一的所謂法律,再次強姦。可悲的是,這些知識分子當時並沒有意識到自身的悲涼,還幼 稚地推算著:三年,不過1095天。苦苦熬過這些日夜,就可以「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了,就可以從另冊公民還原到正式公民了。這真是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無知,在這塊土地上勞 作的人們一經有了「前科」,就別做再想回到伊甸園的夢。那「一抓就靈」的階級鬥爭,將 永遠把「另冊」人員打入地獄。

  會後,幾個老右偶然在廁所或工地相遇,一邊抨擊已服勞役的時間沒被算到三年期限以 內違反天理,另一面又慶幸到底有了個盼頭,覺得這是「無期變有期」,誰能想到詭辯術還 能把「有期變無期」呢!

  老家在上海的右派程海炎,當時正好收到上海寄來的食品郵包,在星期天休息時便叫上 我和徐恭瑾到一個背人的牆角去「聚餐」,糕點很少,我記得每人吃上幾口就吃光了。但在 那個年月,僅此一點已經屬於違反改造條例的「彼此拉攏」了。

  程海炎生性浪漫,他對形勢分析說:「三年後,我們單位可能派人把我接回去!」

  「是不是用小臥車?」我挖苦他。

  「部裡工作需要我!」

  「你比彭德懷還重要吧!」徐恭瑾持悲觀調子,「別說缺了你一個翻譯,就是缺了誰地 球也照樣轉,小道消息說彭德懷倒了大霉,中國這列火車不是也沒翻車脫軌嗎?」

  「黨的政策明明白白寫著『既往不咎』麼!」程海炎仍然固執地申辯,「化消極因素為 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這是寫在《人民日報》社論裡的!」

  「借你的吉言吧!三年後,但願我們都劃到可以團結的範圍以內!」

  三個老右不能在一起久聚,程海炎把點心渣子往嘴裡一揚,我們各回各的宿舍去了。勞 改隊的星期天是最最無聊的時日,沒有書看,沒有棋下。年老一點的多在炕上縫窮,把衣服 補丁補得層層疊疊,因為天天跟礦石打交道,費衣服費鞋;年輕的「哥兒們」,則躺在土炕 上侃大山。內容不出兩個內容:一吃——聚在一起精神會餐,從全聚德的烤鴨、東來順的涮 羊肉,到西四牌樓的炒肝、東四牌樓的豆腐腦,一邊談著一邊蠕動著喉頭,把饞水嚥下肚子 去似乎也是一種精神享受;二色——流氓對女性的專稱為「圈子」,他們談女人的胸脯、屁 股、大腿……語言下流淫穢,不堪入耳。所以每到星期天,我常常坐在房簷外,眺望鐵絲網 外的青山,如果是晴天,從這裡南望,能迷迷濛濛地看見長城。往西看是山,往東看是山, 往北看還是山,使人倍感天空之大,生存空間的狹小。據這裡的一個老號告訴我,在勞改部 門,他到過一個特殊角落,那兒是男囚和女囚的精神病院,裡邊關著一些男瘋子和女瘋子。 有一度他曾在那兒值班把門,一天管女瘋子的女勞改隊長跑來求援,她說有一個女瘋子用掃 帚沾上黃屎,滿院子追打同夥,連女隊長也不敢接近她。這個老號進了院子就嚇了一跳,原 來這個女瘋子渾身一絲不掛,高揚著手中的屎掃帚,追打著犯有精神病的同夥。見此情景, 他退了出來,但女隊長對她無奈,還是命令他去把她逮住,這老號無奈,只好硬著頭皮去幹 這份差事。幾經折騰,那女囚雖然抹了他一身臭屎,但他終於從身後攔腰抱住了這個犯有瘋 癲症的女囚。那女號自己也弄了一身黃屎,她被幾個人強按住,穿上了精神病患者穿的緊身 衣,綁在特製的床板上了。她叫著。罵著。當她折騰得沒勁的時候,就反覆唱那支歌:「社 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這時,那女勞改隊長才告訴他:「甭理 她,這是個極端反動的臭右派。你的任務完成了,可以走了!」說者無意,聽者有心,他講 的那個瘋癲了的女右派,使我本能地想到了妻子張滬。還沒有被送進「大牆」時,她已經自 殺過一次,她能經受得住勞改隊的種種精神煎熬嗎?!

  直到夏天,母親拐著那雙纏過足的小腳,帶著剛滿四歲的小孫子,來營門探望我時,才 帶來我妻子給家裡寫的信:她被送往天津北茶澱(即清河)農場去了,由於身體極度虛弱無 力出工幹活,每月吃21斤口糧,在病號組養病(見她發表在《人民文學》1988年3期的小 說《曼陀羅花》)。她不知道我去了哪支勞改隊,要家裡轉告她我的勞改地點。信是用明信 片寫的,筆畫綿軟無力,看到這封信我的眼睛立刻漲滿了淚水。再看看老母親臉上的塵土汗 痕,淚水立刻奪眶而出。小兒子對這些一無所知,連連叫著:「爸爸!爸爸!我可想你 啦!」我抱起他來親他臉蛋時,竟然「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男兒有淚不輕彈。」那不是指我而言。我懦弱,我善良,我不是錚錚男兒漢。老母親 和小兒子突然出現在我面前,使我的理智堤壩完全崩潰。

  陪她一起來的是我的姨兄,他叫張玉華(1985年被一輛拖拉機碾死),共產黨員,北 京市的勞動模範。從我和妻子劃右派後,他就成了我母親的生活拐棍,這天他背著大包小包 的衣物和食品,陪我母親到營門。他們是按曹隊長告訴我的那條路線來的,康莊下車就遇到 了往返於營門鐵礦的礦石車,好心的工人師傅體諒這一老一小的艱辛,把他們讓進了駕駛室 裡,並一直送到了礦山的招待所。

  當時正值中午收工時間,我身穿工服,頭戴柳帽走進了接見室。內勤幹部嚴隊長看見我 進屋,先來了一段開場白:「你母親和表(姨)兄來探望你了。第一,食品帶得太多,每人 限二斤,他們帶來有十多斤,要動員他們帶回去一部分,這是紀律要求;第二,要向家裡人 匯報你的改造成績和不足,讓家庭也督促你盡早地拋棄反動的右派立場,成為自食其力勞動 者中的一個分子!」

  接見的屋子是裡外套間,嚴隊長坐在外問屋的一條長凳上,面孔嚴厲地監視著母子的會 見。當他聽到我抱起小兒子「哇」的一聲哭了,便從凳子上站起來訓斥我說:「這叫什麼 話,你哭什麼?哭就表示你感到委屈,是不認罪的表現。再哭!停止接見!」

  我老母親忙向隊長解釋:「他想小兒子了!」

  「這話沒有階級觀念。」

  我姨兄忙上前打圓場說道:「隊長說得很對,接見是喜事不能哭。姨弟,給你——」他 塞給我一塊手絹,強作歡顏他說,「三姨,你看維熙勞動半年多,臉胖了,身子骨兒可結實 多了!」

  多虧這時候曹隊長來了。他讓嚴隊長去吃午飯,他頂替了嚴隊長的角色,進到屋來就喊 了聲:「大娘!您這麼遠路來看兒子,可辛苦啦!您孩子在這兒表現很好,用不著掛記 他!」我母親的神情還沒從嚴隊長的訓斥中解脫出來,曹隊長搖搖桌子上的暖壺空空如也, 便說:「這麼熱的天不喝水還行!你先去打一壺涼開水來。」

  奔向鍋爐房的路上,我長歎了一口氣。我罵我自己確實太缺乏男人氣了;當著那位黑臉 閻主,一個男子漢應該把眼淚嚥下肚子,把感情的寒暑表,降到零下負數。我沒能做到,結 果招來一場他對老母親的訓斥。我感到自己又做了一件有愧於苦命母親的事情。

  打水歸來時,曹隊長已然不在屋內了。不一會兒,一個勤雜工端來幾個饅頭。一筒打開 的肉罐頭(當時礦山幹部吃這種肉)。一大海碗菜湯和四個飯碗。我心裡明白,這是曹隊長 吩咐下來的。我見過來這兒探親的家屬,吃的倒是幹部灶伙食,但需要自己到食堂去買。除 非是公安局、勞改局出差的來營門,才能受到如此的待遇。

  這是我在半年多的勞改生活中,第一次和家裡人吃的一頓團圓飯。四缺一,少了我妻子 張滬。飯罷,嚴隊長再沒有到這個接見室裡來。因而我母親來探視我的時間,得以延長到下 午出工。哨聲響起之時,曹隊長又來到了接見室,告訴我兩件事:一,超規定的食品不必叫 老母親帶回去了,省得傷老人的心;二、老母親來一次不容易,叫我多陪一會兒再來工地。

  我母親非常感動,我也十分激動。在勞改隊這是破例的照顧。我母親督促我立刻去出 工,我有些猶疑,因為下次見面不知在什麼時候。但在我姨兄張玉華的勸說之下,我匆勿親 了小兒子臉蛋幾口,帶著大包小包,通過必須經過的崗樓,把東西放回監捨。然後,大步流 星地直奔礦井。

  當天下午,我母親帶著小孫子搭乘礦石車走了。真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既給我留下 了安慰,也留下一片灰色的惆悵。在礦井口,我遇到了頭戴柳帽準備下井的曹隊長,他看到 我這麼快就奔赴礦井,似有什麼事情要對我說。我和他並排順斜井而下,走了很久他才冒失 他說了一句:「有件事情,忘了告訴你母親。」

  「我可以寫信告訴她,您說吧!」

  「算了!不告訴她也好,省得老人懸心……」他欲言又止。

  限於我的身份,不好向他詢及究竟是件什麼事情。但從他這句話的意向上去分析,可能 不是一件吉利事。過了不久,礦山到處傳播著一條小道消息:工業要下馬,營門鐵礦要關閉 了。

  可靠嗎?

  去哪兒?

  死寂的礦山,喧囂浮動起來。大家惶惶不可終日地猜測著議論著。勞改隊長只當充耳不 聞,既不承認,也不追查謠言。於是這些罪犯們認定:挪窩兒的日子不遠了……

  本來勞改隊的流動性就是「大迴旋」的,近二十年的勞改生涯中,我換過十幾個落腳的 碼頭。但是離開營門的轉移,確屬「工業下馬農業上馬」之緣故。盛夏時節,在噪人耳鼓的 蟬鳴聲中,我們奉命收拾行裝,像在土城一樣,這群「五毒」將轉移到哪兒,我們是不得而 知的。

  眼明心快的刑事犯老號作出預測:這回他媽的要遠離北京城了。你看,從礦山的機電設 備到伙房的蒸鍋和籠屜都裝上了卡車,或許他媽的是到漫荒野地去開闢新勞改點吧!

  行前,幾個老右聚在一塊也對形勢進行了分析。去哪兒不是我們話中的主要內容,幾個 人竊竊私語的核心內容,是國家經濟的大滑坡。大躍進吹牛皮的神話已經破產,大煉鋼鐵的 超英趕美更是新的「天方夜譚」;由於這種「殺雞取卵」的狂熱,已經破壞了工業的生產秩 序,特別是扼殺了農業騰飛的生機。工業下馬,農業上馬之舉,可能意味著中央頭頭發熱的 腦袋瓜,開始恢復正常。會不會對「反右派鬥爭」也回看一下呢?這是我們所期待的。

  卡車長龍的前端,有押車的武警,槍口對著後邊。卡車的最後邊一輛,也是武警車,槍 口對著前邊(小說《風淚眼》中有詳細描寫)。夾在中間的是罪犯們的卡車。在車上灌滿耳 朵的除去風捲黃塵的呼嘯聲之外,就是連連的惋惜聲:

  「這回完蛋了!勞改農場的定量要比礦山少20斤呢!」

  「再也吃不上52斤的口糧了!」

  「他媽的,糧食不好吃,就去捋草籽填肚子!」

  「天無絕人之路,到地方再說。」

  到了康莊,卡車並沒停下而是一路南下。在一片亂哄哄的猜測聲中,卡車駛進了土城。 闊別了半年多的土城,依然如故,但綠了垂柳,綠了菜地——我們告別土城時正是萬木蕭條 的嚴冬,這多少給這群重返土城的歸客一點視覺上的差異。

  土城原是收容所,在勞改系統的工業落潮聲中,這兒又充當了中轉站。那一座座陳舊破 爛的帳篷中,不僅僅有營門來的人,還有從其他勞改隊來的同類。比我們早幾天到這兒的 人,已經得到了隊長口信,全體成員一律發往興凱湖。那兒大草甸子連著天,正等著服勞役 的罪犯去開發哩!

  哪一壺不開專提哪一壺,幾乎所有成員都怕去興凱湖,這口厄運算被我們碰上了。我以 沉默對之,而那些刑事號對此事卻如熱鍋上的螞蟻。曹隊長出乎人道精神索性告訴我們給家 中寫信,爭取能在此行前跟家裡人見上一面,我怕老母親在見面時承受不了這重大刺激,便 在明信片上委婉地透露了一點將要遠離北京的消息,讓老人精神上有個逐漸適應的過程,以 免為此而突然暈倒在接見場地。儘管如此,那天一見面我就看見老母親哭腫了的眼泡,老人 接到那封明信片後,想必經受了幾個不眠之夜的折磨,她身旁站著我的小兒子從眾,他戴著 一頂布制的大簷遮陽草帽,帽子下一雙大眼睛專注地望著我,那神情已不像去礦上看見我時 那麼歡快,四歲半的小小人兒似乎知道了他這個右派爸爸,要到離他們老遠老遠的地方去 了,因此那雙童眸裡流露出與他年齡不相稱的憂鬱。家屬來探視要排隊進行登記。當我母親 出現在登記的桌前時,曹茂林若有所思地看了我老母幼子一眼,便朝我走來。他把我叫到一 個僻靜的牆角,低聲對我說:「情況發生了變化,凡屬犯右派罪過的,都不去興凱湖了!你 可以告訴老人家。」

  「為什麼?」我按捺不住歡欣之情,大膽地問道。

  「你們去那兒,管理起來不方便。」他有所保留地回答我,迅速折身而去。

  我馬上明白了:當時中蘇關係已日漸緊張,興凱湖地處中蘇邊界交壤處,把這些政治犯 弄到那兒去,上頭認為顯然是有失妥當的。鬱積我心中的愁雲頓時消散,欣喜的程度近於發 狂,所以當我出現在我母親面前時,沒等我母親哭天抹淚,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訴了她這個消 息。

  最初,久處逆境的老人,以為我是故意瞞哄她。她那塌陷的一雙干紫眼,把我盯了很 久,似乎才判斷出我講的是實話。最瞭解兒子的莫過於母親,她破涕為笑地問我:

  「是真的?」

  「這是曹隊長叫我轉告您的!」

  「怎麼,那邊怎麼還有人哭?」

  「那不是思想犯。」

  她還是不太明白:「為什麼只有你們不去呢?」

  「您甭問了,反正我不去興凱湖了,您放心了吧?」

  先悲後喜的母親,指指身旁的大包裹說:「我連夜給你絮的厚棉褲,不去也帶走吧!在 漫荒野地裡幹活,容易得寒腿。」

  母親領著小兒子走了——那次接見時間非常之短。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吧,我覺得母親 微微佝僂的腰彷彿挺直了一些。人得喜事精神爽,儘管這算不得什麼喜事,在勞改單位,卻 也算得上不幸中的一幸了。而「一幸」的得來,並非專政機構對落難知識分子發了什麼慈悲 之心,而是出於對右派比對刑事犯更缺乏信任所致。因而在這一點點欣喜中又深藏了許多難 以言喻的酸楚。

  當天晚上,我找到住在另一個帳篷裡的徐恭瑾。我們在營門有著勞改的情誼,我那失手 的一錘,給他臉頰上留下一塊小小傷疤。儘管他表示不在意臉上這小小記號,但我心中總覺 得愧對了他,因而我把上午得知的絕密新聞悄聲地轉告給他。他和我的分析一樣,判斷出中 蘇兩國的「蜜月」期徹底結束,「離婚」己成定局。在這種形勢下,當然要防範老右跨過邊 界投靠「蘇修」了。說話時,我倆的心情十分壓抑,因為這預示著我們勞改的歲月還很漫 長。之後,我們的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到了曹茂林身上,覺得在勞改單位他是個少見的勞改干 部,他內心同情進了「大牆」的知識分子,但又有國徽鑲嵌在大簷帽上,使他不敢過多流露 自己的心聲。他能做的只可能是這一點,但僅僅這一點也顯示了他的人格力量。可悲的是, 他的心靈也在被鐐銬囚禁,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五七年後有良知的人噤若寒蟬,帶上假 面具,這是為了生存。

  刑事犯不久就開拔了。行前,曹找了幾個知識分子分別進行個別談話。我是其中的一 個,他的話雖短卻震撼人心:「相聚半年,眼看就要分手了。知識分子在這個環境裡一定要 自珍、自重、自愛。也許是我的瞎想,終究有一天國家還是要使用你們的才智的!」我們的 談話是站在帳篷外的路燈之下進行的,蚊子在耳畔亂飛,不時要抽出巴掌拍打一下蚊咬,盡 管如此,這次談話的情景,像刀子刻的一般深邃,埋進我記憶的皺紋,使我至今不忘。夜有 微風,閃爍燈光下,他那只風淚眼裡的淚珠晶瑩發亮……

  直到第二天,對刑事犯吹響集合笛聲時,我突然想起我存放的「英格表」和「派克 筆」,還在嚴隊長手裡,便匆匆找到了他。他煩躁地訓斥我說:「為什麼你不早說?」

  「我忘了,您管內勤應是不該忘記的。」

  他風風火火地檢查著存放物品的花名冊,又從一個上鎖的箱子裡拿出「英格表」,叫我 簽了收條。

  「還有一支羅紋派克筆呢!」

  「來不及找了,你看,那邊都集合好了。」他匆匆裝起手錶收條,回過頭來對我說, 「到了興凱湖給你郵寄回來。」

  我訥訥地站了一會兒,目送著那些刑事犯上車。

  車開了,曹、嚴等昔日在營門的幹部,都隨車去了興凱湖。

  回到帳篷裡,心像掏空了一般。是那支筆帶來的憂鬱?似乎有這個成分在內。這支筆是 我寫長篇小說《南河春曉》時使用過的,不知嚴隊長是有意還是無心,反正挺刺激人聯想 的。當然,更使我產生失落感的,是走了一位有良知的勞改幹部,和我們心靈相通的朋友。

  刑事犯去了。

  政治犯來了。

  我至今能清晰地記住名字的有肖乃信(原鐵道部工程師)、溫承謙(原某工廠技術 員)、林盛然(原紫金山天文臺搞「數學天文」的科技幹部)。其他同類的姓名,因年代久 遠而忘卻了。之所以只記住這三個人姓名,也是不無緣由的。其中的肖乃信,後來和我在一 起勞改過一段時間,是個很有意思的右派(見後文)。溫承謙是50年代青年詩人溫承訓的 哥哥,我和溫承訓昔日在北京文聯相識,因而我能記住溫承謙的姓名。至於林盛然,我所以 記住了他,因為他具有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苦難經歷:他出身貧寒,因其根紅苗正被挑中派 往民主德國深造,並任萊比錫留學生團支部書記。災禍是他的堂堂儀表引起的。一個家住西 柏林的年輕德國姑娘,對林盛然很感興趣。有一次便將林盛然帶至西柏林她的家中。僅僅這 麼一次,就鑄成了林盛然終生悔恨。他很快被遣返回國,在一個區別於普通拘留所的審訊 室,反覆追問他兩個問題:第一,你為什麼去西柏林;第二,你為什麼又回來了。雖然沒有 直接詢及他是否參加了什麼間諜組織,但曲裡拐彎他說來說去卻正對準這一政治靶牌。林盛 然只從違反了留學生不能和外國姑娘談戀愛的紀律,不斷檢查自己行為有失檢點,但多次檢 查一律不被認可。就這樣,他在一間隔離室被隔離審查了很久,最後並沒因無任何憑證而放 他回原單位,而是送迸土城勞教收容所。

  林君長著開闊的大腦門,兩隻眼睛深陷在眼窩之中,是一副典型的廣東人長相。我第一 次見到他的時候,他正在偷愉看著一本有關「天文數學」的書。他感慨地對我說:「學我這 個學科的人極少,這一行正等著我去為之奮鬥呢!但命運不濟,一頭扎進土城來了。」我從 他枕下抽出來書翻了翻,是一本德文的數學書,便開玩笑地對他說:「小心點,勞改幹部不 懂德文,會懷疑你讀的是一本間諜密碼,那你可就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他眼神裡流露出一片淒惶之情,問我:「為什麼要這麼對待知識分子呢?我們不都是解 放後吃共產黨的飯長大的麼?現在是把我們當敵人監管起來,你從維熙在五七年想推翻共產 黨了嗎?」

  回答就會勾起心酸的往事,我沒作回答。

  「你是怎麼看的?」

  「把勁頭用在修理地球上,精神上就能有個轉移。」

  「那不是向猿猴退化嗎?」他有著科學工作者的嚴謹和認真。在講到「進化」和「退 化」問題時,他引證了許多哲人名言。我在這方面知識淺薄,那些哲人的名字,我都淡忘 了,卻記下了他思索問題時,那雙直對著我的炯炯目光。

  肖乃信和林盛然的生活態度截然相反。他的歲數居這些右派之首,但最浪漫。走路唱, 幹活唱,休息時也在唱。他個頭矮矮,下巴頦已然鑽出了白鬍子茬,表現得卻像個老小孩。 他不唱民族歌曲,專愛哆嗦著嗓子唱西方歌劇《茶花女》什麼的。有時他還以音樂先知自 居,盤問一下徐恭謹西洋聲樂方面的問題。在右派群體中,我們都稱他為「老活寶」,對此 他毫不氣惱,豁達地對待這個戲謔性的綽號。一個昔日的高級工程師,如此和常態相悖,使 我們都感到驚奇。有一天我倆奉命去食堂給集體打飯,食堂裡的窩頭不知因何沒能按時下 屜,我和他靠在蔭涼的牆根下閒扯起來,我才找到了他今日變態的生理依據。從他劃為右派 分子時,家裡的妻子和兒女已聲明和他徹底決裂並脫離關係。這個打擊幾乎將他置於死地。 當他從死境中重新有了生存慾念,他就強制自己要忘掉昔日的一切,而昔日家庭的歡樂,是 他首先要從頭腦中驅除的,所以,他一反沉默寡言的性格,成天他說,成天地唱,不讓腦袋 有瞬間的空隙,久而久之就成了一個精神變態狂。但作為社會中的一個能呼吸的活人,無法 割斷往昔,他以欣喜的假面掩飾著辛酸悲楚的內心,以喜劇的形式扮演著悲劇的角色。我同 情他——從心底憐憫這個「同類」。

  後來才知道伙房誤了開飯時間的原因:日前伙房裡出了一樁凌褻女號的案子,不知是伙 房裡的哪個男號,在蒸窩頭時用玉米面捏了一個完整的男性生殖器,蒸熟了以後故意送到女 號那邊去。女號發飯時驚叫起來,便找來女勞改隊長控告伙房。剛才伙房正在開會,追查制 造這個模擬性器官的元兇哩!

  「混蛋——」肖乃信提著菜桶,走在歸途上憤然地罵了起來。

  我只是低頭苦笑著,覺得不可思議。

  「為什麼讓我們和這些臭流氓吃一鍋子裡的飯!」肖乃信的破鑼嗓子很響,「這是我們 的恥辱。我抗議——我抗議——」

  我制止了他,但我尊敬他的這聲吶喊,只有在這一刻,他才還原了知識分子的本來面 目。他皺著眉頭,瞪著眼,唇邊粘著白色唾液、嚴然像個凶神一般。

  吃飯之際,幾個老右議論著這件事。有人說這是原始的生殖崇拜!有人說車道溝裡的王 八身上馱著的圓帽石碑,也是男性生殖器造型。還有的人說,列祖列宗的石碑也是這麼延續 下來的,說明×是人類得以繁衍的老祖。肖乃信對這些議論十分惱火,他說:「是不是土城 把你們都同化了,按你們的說法,那男流氓應該做那個『玩藝』了?墮落!這是墮落!」

  沒有人和他爭辯,因為他有著絕對的固執。明明身子已全部掉進了井裡,腦袋卻想留在 井上。他想保持知識分子的清高,因而將嬉笑怒罵集於一身,這也是他特殊的精神平衡術之 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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