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與被台灣關押多年的台灣作家王拓先生會面於北京惠中飯店。是巧合？還
是……台灣中轉囚徒的收容所，也叫「土城」。
「土城」，顧名思義就是土屯之城。據史料記載，公元1272年時，元朝改金中都為元
大都，北京首次被定為都城。土城即元大都時的遺址。其城牆皆由夯土而成，這個收容所的
赭黃色殘破圍牆就是古老土城中的一段。它外表已然十分古老而斑駁，標誌著它的年輪久
遠。為了掩人耳目，土牆外幾十米遠的地方，圍上一圈高高的紅色磚牆、「金玉其外，敗絮
其中」，門口矯飾得如同一個普通機關，陌生行者只觀其外表，絕不會想到裡邊是個「勞教
收容所」。
來土城之前，我們已在東城公安分局扣押了10天。張滬去了女號，我和趙筠秋押放在
男號。那是一間十五六平米的屋子，面對面有兩排木板大通鋪，室內沒生爐火倒也感不到
冷，因為這間屋子關押著14口子人。屬於知識分子的只有趙和我，其他一律是流氓、地
痞、小偷、盲流……使我十分費解的是：在這方寸之地他們仍然十分逍遙，似乎房屋四壁，
對他們並不是一種間隔。他們談吃，談喝，談倒賣糧票，談玩弄女人……只有我和趙各在房
子的一角，蹲在那兒揪著頭髮，想各自的心事。
中午時分，看守員送飯來了。兩個拳頭大的小窩窩頭，外加一塊鹹菜。我滿腹愁思，毫
無半點食慾，那些「同號」見狀，便蜂擁般地搶我那兩個窩窩頭。我著實不能理解他們，何
以會如此失態。同時頓感自己已跌入社會的最底層，也許將來要永遠和這些流里流氣的人為
伍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喂！你是吃屎（知識）分子吧？」
我拒絕回答。
「別想不開嘛！笑一笑，十年少，於嘛總耷拉著腦袋！」
是啊！難道我哭就能哭回來自由嗎？我感謝他們的提示，苦澀地笑了笑。
我很後悔，12月19日的清晨，沒有親吻我小兒子一下。當時，他還在孩提世界的幻夢
之中，圍著一條紫花小棉被，均勻地呼吸著——他在夢中，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爸媽此去
將是長長的別離。我更對不起我的母親，自從我4歲喪父，母親一直漿養著我，孤兒寡母相
依為命。為了我能求學，她來北京給一個有錢的人家當過保姆，我這獨根苗苗是她用血汗澆
灌起來的（我是獨生子，無兄弟姐妹）。現在我和妻子都突然離開了她，又把一個兩歲多的
小孫子留給了她，她將重新像老鳥喂育幼雛一樣，負起保護和漿養第三代的任務。這，對一
個苦命的中國婦女——我敬愛的媽媽，不是太殘酷了一點嗎？！
我潸然淚落……
又慌忙把眼淚擦掉。
張滬關押在找對面的屋子裡。那是一次男號放風去廁所時發現的。我隔著塗著白漆的玻
璃空隙，看見了她那頂紅色的毛線帽子閃動了一下，從而斷定了那就是她。由於這個生命磁
場的發現，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踮起足跟，探長脖子朝對面屋子裡看，心裡虔誠地祝願她，能
夠堅強地活下去，並能回視我一眼。但我只能看到那頂紅毛線帽，偶爾移動一下，而無法看
見她那張清瘦的帶有病容的臉。
那些「同號」比猴兒還精，他們很快發現了我的舉動。隱瞞是毫無意義的，我告訴他們
對面屋關押的是我愛人。為了滿足我的精神需求，他們由兩三個人用胳膊搭成腳墊，叫我像
運動員那樣，登著他們的胳膊，登高眺望；我著實欠缺他們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見挨訓。其
中，一個臉膛黑黑名叫張嘯虎的東北人，譏笑我說：「像你這種人，只配在度荒的年頭餓
死。看一眼咋的了？他們是能給你加兩年刑，還是能摳掉你的眼珠？」在他鼓勵之下，我斗
膽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於居高臨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蕩蕩的「號子」裡，只有她孤
零零的一個人。她圍著棉被端坐在牆角，像在吉普車上的神情一樣，緊緊地閉合著雙眼……
19日早晨，她是帶病去報社開會的，看樣子，現在她的病還沒有好。
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兩扇門，兩把鎖，儘管我和她不過
幾米距離，卻若同遠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類巫說，卻總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
戲《竇娥冤》。我倆都遠去了，家裡一老一小又該如何度日呢？前兩天的一個下午，警察把
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擲進我們的號房，老母親和孩子想必已經知道了我們的厄運，此時這一
老一小又在想些什麼？此時的我如亂箭穿心，常在夜間如犯囈症一樣，突然從床板上坐起身
來。我想大哭一場，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幾聲，可是那些「同號」，睡得那麼平靜而香甜，我
只好強壓下心中的焦躁。
其實，我母親在這幾天裡經受的精神折磨，比我還大（這是後來才知道的）。1960年
12月20日——我們迸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張滬的父母聞訊來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張滬父
親——這位延安來的老布爾什維克，頭上雖然也頂著一頂右派帽子，但他還是義憤地向我母
親表述了他的心聲：「滬兒和維熙很可能又評議什麼國事了，難道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
真像報上吹得那麼好嗎？怎麼敢講實話的人，就要給關起來呢！」他又安慰我母親說，「這
不是他們一兩個人倒霉的事兒，是我們國家的災難。你們一老一小要活下去，還要活得結結
實實，經濟上有困難，我們接濟你們！」
兩個老人還沒走，家裡就闖進三個人來。這是報社保衛科的兩名幹部，會同一名街道干
部，來家裡進行搜查。他們翻箱倒櫃，把桌子抽屜以及書箱中，每張帶字的紙本和紙片都裝
走了。不知是因為臨時突擊搜查之故，還是由於他們的馬虎，竟然沒有帶來麻袋一類的東
西，臨行前還向我母親借了一個大大的包裹皮，把這些東西包走，裝上了汽車（我寫的長篇
小說草稿《第一片黑土》，就是在這天被裝走的）。
三個老人在另一間屋子坐著，靜待他們的搜查，我的小兒子不瞭解發生了什麼事，還跑
去幫助他們拾撿遺落在地上的紙片，並伸出小小巴掌：
「叔叔！給！」
「這是我媽媽給我畫的帶小辮的無軌電車！」
「好看嗎？」
沒有回答。
沒人理睬。
我母親詢問他們我倆的確切去處，得到的回答是三個字：
「不知道！」
我岳父也詢問他們說：「他倆究竟又犯了什麼錯誤？」
「沒錯誤就不會處理他們！」這算是回答。
至今，我母親仍然記得那天的悲涼場景：那間屋子被翻得亂七八糟，書籍和碎紙片攤了
一地。三個老人愁鎖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
第二大，一個好心腸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訴我母親，說我倆關押在東城分局。出於
同情，她自願為我母親帶路，為了防止別人說三道四，她和我母親約定走在路上時，要拉開
距離，裝成兩旁路人的陌生樣子，以遮人耳目。我母親把小兒子安頓給街坊鄰居，找出來推
小孫子的小推車，上邊裝上臉盆及衣物等雜什，蹣跚著兩隻白薯腳（她幼小纏足），跟著那
位老太太給我倆送來衣物。分局的門警比較通情達理，除了收下給我倆送來的東西之外，還
告訴我母親，這兒不允許「接見」，將來把我們送到勞改農場或勞改礦山時，她才可以去探
望。至於我倆究竟被送到哪個勞改點，他無可奉告。
是的，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據同號「二進宮」的扒竊犯說，我們先要進土城
（又稱北苑）收容所，那兒是勞教分子的集中點；然後，從那兒發配到各個勞改隊，最遠的
地方是中蘇邊境的興凱湖。
我真是不寒而慄。1955年，我作為一個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興安嶺深入過
生活，那兒距離北京千山萬里，雲水迢迢。如果命運真把我拋向了那兒，老母和幼子就難得
相見了。我喜歡北國，尤其喜歡北國的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風光，我不懷疑我這個囚徒能
夠生存，但我憂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張滬已然「自絕於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兒，
她……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開始進食。警察送進來的窩窩頭，我不再分發給「同號」，而
是把它送進自己的腸胃。這是神經歷經巨大刺激後開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釋成感情逐步
冷卻後帶來的理智甦醒。記得，老岳父張宗麟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嚀我倆：「既來之！則安
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無濟於事，就像那一朵朵傘形的蒲公英，它們命
運無法由自己主宰，只能聽任狂風對它的擺佈和戲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號」被分別叫到審訊室。分局的警察沒有對我進行審問，而
是叫我伸出兩隻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張厚厚的白紙上按手印。我的掌紋和
手紋，以及我作為人的尊嚴和權利，都留在那張白紙上了。在這一剎那間我清醒地認識到，
我的靈魂己墮落到霧的深谷，我的肉體已淪落到社會的底層深淵，我這份區別於人民的特殊
的檔案，將存入專為罪犯建立的特殊檔案館。同時，我還朦朦朧朧地意識到，這是即將送我
們到土城集中的一個信號，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們應當完成的程序。
第十大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們先是被命令捆綁行李，然後列隊在院內
站好。報數。點名。最後點到的名字是張滬。十大的「號房」囚禁，使她本來就蒼白的臉，
又增加了幾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聲「到」時，語音十分微弱。押送我們去「士城」的警察
姓田，矮矮的個頭，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對我們說：「我提醒你們注意兩點：第一，
沒有行李的人，要幫助手中東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從腳下開始，這叫互相幫助。第二，
沒有卡車送你們，要乘公共汽車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為，別怨我們不客氣！」
他先亮出手銬，又拍拍腰間別著的一支手槍。
至今我還念念不忘那個叫張嘯虎的漢子。他北京無家，因而手中無物可拿，出於對我們
夫婦憐憫之情，他跑到隊尾，抓起張滬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個犯偷竊罪的年輕人，
又替她提起網兜——裡面裝著臉盆，臉盆裡裝著女人用的雜什。還有的「同號」爭著為我扛
行李，我回拒了，因為我意識到，更為艱難的路還在前面，我要在艱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
能依靠任何人。
正值年末歲尾，我們頂著凜冽的寒風踏上了為囚之路。馬路上的行人，對我們側目而
視；公共汽車上的乘客，都向我們投以窺測的目光。你們看吧！我是曾在50年代初，寫了
幾本歌頌新生活小說的青年作家，她是16歲就為黨出生人死，把青春熱血獻給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青年記者。只不過我們又講了一些不屬歌頌的大實話，現在是加碼處罰。「我不下
地獄，誰下地獄！」這是但丁寫下的至理名言，20世紀60年代輪上了她和我。張滬則還是
閉合著眼簾，不看汽車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個修女那樣，但是眼角卻在滴落著淚
水。
我摸摸分局發還我的背包，裡邊還有一包煙卷。我偷偷掏出來，塞給那個黑臉朋友張嘯
虎一支，又傳給另外同號每人一支；當我們在眾目睽睽之下，從公共汽車上下來，迫不及待
地點燃了煙卷時，警察老田不滿意地看了看我們，大概是考慮到他的押送任務即將完成之
故，才沒有制止。我們（除張滬一個之外）每個人鼻孔裡都吐著煙龍，扛著行李，蹣跚著向
「土城」緩緩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個機關大院，進了大門走了幾十米，才見大牆和崗樓。男號的箭頭指
北，女號的箭頭指東，我和妻子一路無言，此時到了分別的路標。
我停下腳步。
她也停下腳步。
四目對視，久久無言。
還是我先開口：「身體不如我，要格外愛護自己身體！」
她點點頭，低聲說：「我不會那麼輕生了，我要等著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給你寫信。」我說。
「誰知道我會到哪兒，誰又知道你又到哪兒？」她說，「還是往家裡寫信吧！再由家裡
轉告你我的勞改地點！」
「你考慮得比我周到。」
「再見吧！」她腳步並沒有移動。
「再見！但願不會太久太久！」
我在公共汽車上撫摸自己的背包時，除了摸到了煙草之紙還摸到一塊包著錫紙的太妃
糖。這些紙煙和糖塊，是我當「糞車伕」時，在漫漫的行車路上吮食的，此時我把剩下的最
後一塊遞給了她。
她接過糖，剝去了糖紙，用牙把糖塊咬成兩半，把一半遞還給我。這時，崗樓上的士
兵，向我們喊話了。他可能不知道我們是走進囚籠的一對苦命夫妻，因而口氣十分嚴厲：
「搞什麼流氓活動哪！走！走！走開！」
兩隻勞燕從此各奔東西。
剛才幫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張嘯虎，此時分出手來搶過我的行李，同時對我耳語說：
「多看她幾眼吧！你們不定啥時候再見面哩！」
「崗樓上的武警，已經訓我一頓了。」我說。
「給他一雙耳朵，讓他朝你喊吧，反正他不敢朝你開槍。」張嘯虎把行李橫扛肩上對我
說，「我是『二進宮』了，這裡邊的事，我都門兒清！」
我當真地回過頭來，窺視著順界標朝女號走去的張滬，剛才有幾個小伙子幫她拿東西、
扛行李，此時行李和雜什都由她一人拿著，顯然是螞蟻扛山。她像拖死狗一般在地上拉著行
李，另一隻手提著網兜中的臉盆及洗漱用具，走兩步，停一下。她是個有潔癖的女人，此時
任行李在泥土路上蹭著，拖過行李的地方，揚起股股黃塵。她比我更富有理性，只顧拉著行
李走向羅網，我站了好一陣子，她都沒有朝我停步的方向看上一眼。
當然，又招來持槍武警的一頓訓斥。也許從這個時候起，就應開始訓練聽力和中樞神經
的分離。訓罵由他們去，我則心神安之。我記起張滬曾向我講起她的一段往事：東北戰役開
始以後，國民黨駐上海的警特部門加緊了對地下共產黨的搜捕，她是黑名單中被搜捕的一
員。為了安全，上級組織通知她連夜撤出上海，通過旱路和水路從鎮江——揚州——淮陰—
—直到鹽城。在揚州到淮陰的日子，她得了傷寒病，便在一個小村裡養病，蘇北農村很苦，
是稀粥米湯使她起死回生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起當時同志之間的生死情誼。十年河
東，十年河西，同樣是中國共產黨，同樣還是她母體上的一顆細胞，此時卻變為承受折磨的
階下之囚，她不得不強撐著虛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拖拉著行李走向監牢。
這兒是和文化古都近在颶尺的北郊，在磚牆和土牆的雙層圍牆裡，聳立著一座座像蒙古
包一樣的圓頂棉帳篷。我們這「五毒」一行六人，走在奔往「蒙古包」的路上，甚至有一點
空曠之感。因為目光所及之處，除了「蒙古包」和幾排簡易的紅磚房之外，幾乎沒碰到活
人，一群嘰嘰喳喳的老家賊，在「蒙古包」周圍的空地上覓食吃。約莫走了有十分鐘左右，
我們在一排紅磚房外停下。那幾個流氓、盜竊犯自動一字排開地蹲在地上，我正不知所措地
東張西望，突然聽到一聲吆喝：
「蹲下——」
喊話的人是個白面書生，他身後站著面孔黧黑的中年人。原來那幾位都知道這裡邊的規
矩，只有我是個雛兒，不知道「蹲下」是何意思（後來，我在收容所才從「同類」嘴裡打聽
到，這就好比過去的罪犯進了衙門，那些刀斧手和衙役們高喊「堂威」一樣，先殺殺你的威
風）。我順從地蹲了下來，心內頓覺自己矮了半截。噢！我明白了一點，這是區別公民和罪
犯的身價——我已然是階下之囚了。
還是那個白面書生模樣的人，先翻弄著花名冊，後來開始點名。當點到「從維熙」三個
字時，他目光分明在我臉上停留了瞬間，然後又去呼喚另一個罪犯的名字。我當時狐疑地亂
猜，可能這個小白臉在區別刑事犯和思想犯的差別，不外是對我這個右派加強警惕之意（後
來在「蒙古包」裡才聽說，這個小白臉並非收容所的幹部，他也是被囿於「土城」裡的右
派，他原是一所名牌大學的中文系助教，進「土城」的原因是劃右派後偷拿過一次別人的派
克鋼筆）。他點過花名冊後，畢恭畢敬地把罪犯名單交給一個臉膛黧黑的中年人。這個貨真
價實的勞改幹部，開始了對我們訓話：「你們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嗎？這兒叫北苑，也叫土
城。說句粗魯話，這是社會垃圾的收容所。今天把你們收容進來，因為你們是社會上的垃
圾。你們想想，當初你們剛出生的時候，你母親把你從屎窩挪到尿窩，又從尿窩挪到乾淨的
被褥上，要操多大的心？養你們這麼大，你們都對得起當老人的嗎？偷、盜、流氓、打架，
搞右派反革命，你們拍拍心窩問問，你們對得起誰？告訴你們，這兒是專治惡人的地方，是
龍你給我捲起鬚子，是虎你給我趴下，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對那些反改造分子決不手軟。
現在，你們首先要交代罪行，學習好了，才能送你們去各個勞改點，在勞動中改造反動的資
產階級世界觀。」
至今我難忘那個黧黑臉膛的勞改幹部，因為他是我身陷囹圄後的第一個監管人員。坦率
他說，我對這個帶有北方濃重地方口音的幹部印象並不壞，他不像機關人事室或保衛處的干
部那樣，對人橫眉豎目；他訓斥我們蹲成一排的「五毒」時，除了炫耀專政的威力之外，不
忘以人性來啟示人的良知。很顯然，他的文化不高，不然他不會找一個勞教右派當他的文化
拐棍兒，那條右派「拐棍兒」姓張，而今，我無論如何也記不起他的名字來了。
在監管幹部訓話之後，「張拐棍」宣佈我們每個人住的帳篷編號，在拘留所相聚在一起
的「五毒」，各自去了各自的住處。我住的是三號帳篷。離訓政的地方最近，扛起行李沒走
上幾分鐘，就到了地方。時值冬日，天氣冷如刮骨，「蒙古包」的棉門簾緊緊下垂著，在北
風中顯得十分荒蕪寂寥。但是當我挑開門簾的時候，不由地吃了一驚，原來地鋪上坐著裡三
層外三層的罪犯。
「怎麼不喊『報告』就進來？」坐在帳篷中心的值班班長對我喊叫。
「我……我……我不知道規矩。」我木訥地解釋。
「記住，以後無論進哪個號子都要先喊『報告』！」
「是。」
「把你的行李放在角角上。」
「是。」
「就在那兒原地坐下。」
我又應了一聲，把行李靠在帳篷角角上。仿照那些老號的樣子，盤腿坐在地鋪上。屁股
反饋給我的信息是：地鋪上沒鋪木板，只鋪有一層稻草，稻草上鋪著的是老號們的行李。冷
鼻子傳導給我的信息是：稻草似乎已經發了霉了，那霉爛氣息摻雜著骯髒被褥發出來的潮濕
臭氣，就是一個化學家也難以羅列出這氣味的化學分子式。好在帳篷角角上，有縫合不嚴的
地方，我把鼻子伸向那兒，可以嗅到帳篷外吹進來的清冷空氣。
「你總往外瞎看什麼？」值班班長見我經常歪頭吸氣，以為我在向帳篷外邊窺視，對我
進行管教說，「身子進了土城，心也應該跟著進來，不管你在社會上是幹什麼的，到這兒一
律是罪犯，留戀過去是沒有用處的，進土城就是勞動改造的開始。」
帳篷裡幾十號人的目光都轉向我，我的臉騰地燒紅了。那值班班長不容我說話，對我繼
續進行開導：「現在，你首先要學習好坐著的姿勢。第一，兩眼前視；第二，挺胸收腹；第
三，盤腿坐正；第四，把雙手搭在膝蓋上。你看，就這樣坐——」他做了個示範的姿勢給我
看，「你看明白了嗎？」
我看看周圍的「同類」坐姿，雖說沒有值班班長那麼標準，卻也不亞於一尊尊羅漢打
坐，我只好應了一聲，強打精神挺直了腰身。帳篷裡的讀書聲重新開始，那標題我已忘記，
但內容卻記得十分清楚，大意說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威懾力量，必
須對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實行嚴管。讀過報後由值班班長佈置討論，講明發言
時必須聯繫每個人犯下的罪行。那些流氓、小偷類型的老號，搶先發言，在讚頌政府改造政
策偉大英明的同時，還不斷檢查自己不該把個人幸福建築在他人痛苦之上云云，如此這般，
週而復始。他們好像對這兒的環境已十分習慣了，發言時喜笑顏開，毫無痛苦之表情。不知
是哪個小子喊了一句：「讓那『新號』交代一下罪行吧，今後好能彼此監督。」
「對！」七嘴八舌地響應。
我對此毫無準備，推脫著說：「我還不懂這裡邊的規矩，先讓我好好學習兩天再發言
吧！」
「應該搶先脫褲子割尾巴嘛，沒有一點自覺性，你還能夠改造得好？」值班班長說道，
「也不難為你這新號，簡單交代罪行就行了。是愉了？是摸了，是亂搞男女關係了？是書寫
反革命標語了？是……」
「我是右派。」無奈，我只好亮了字號。
「右派？」值班班長狐疑地問道，「右派都在社會上改造，怎麼會被送到土城裡來？」
「不認罪錯，並且重複了新的右派言行。」我說。
「那就是反革命嘛！」有人打響了批判的第一槍。
「右派本來就是反革命，又重新反黨反社會主義，那就等於是雙料的反革命！」
「交代罪行時幹嗎往臉上抹粉！」
「這新號態度不老實。」
「樣兒倒挺斯文，是只披著羊皮的狼！」
至今，我對初進「蒙古包」時的被迎頭批判一頓還記憶猶新。其實，那些老號是在帳篷
裡悶得難受，彼此之間的車□轆話已經聽膩味了。每每帳篷裡來一個新號，都是如此這般一
番，用十分莊嚴而又堂而皇之的表象，掩蓋幾十口人內心的愁苦之情。包括那個值班班長，
他來自清華大學，1959年因為書寫了一張攻擊大躍進的大字報，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動分
子身份進了土城。
替我解圍的是那頓中午飯，飯簸籮一進帳篷，批判聲立刻雲消霧散。一雙雙眼睛都盯向
那冒著熱氣的窩窩頭。收容所的窩窩頭比拘留所的窩窩頭大一點點，白菜湯稀稠和拘留所沒
有差別。分窩頭和湯、鹹菜疙瘩的任務，由值班班長執行，在我看來分配是十分公平的，但
每每遇到窩頭缺個角或窩頭被籠屜布粘去一層，都會引起麻煩。
「為什麼給我缺了皮的？」
「趕上誰是誰。」值班班長說，「沒看見嗎？我如同瞎子摸像一樣抓窩頭。這裡邊沒厚
沒薄，全看你的運氣好壞了！」
值班班長兩眼看著頂篷，像賭徒玩弄賭具一般摸著窩頭。沒過一會兒，抗議聲又響起
來：
「我這個窩窩頭眼兒這麼大，換一個吧！」
值班班長笑道：「伙房大師傅的手指有大有小，有粗有細，誰趕上張飛的手捏的窩頭，
誰認倒霉。」
我很驚奇這些老號的心態，他們就好像幼兒園的娃娃觀察玩具一樣，評判著窩頭的分
量，窩頭眼兒的大小等等。雖說1960年是天災加謊禍的荒年，社會上許多家庭多了一桿稱
下鍋糧的秤，但還沒有因饑荒而使心態變得畸形，來土城的第一天，我就看到飢餓帶給人的
精神變態；清華大學來的那個值班班長喝完菜湯後，還像貓兒舔碗一樣用舌頭把碗上的菜葉
舔得乾乾淨淨，真比水洗的菜碗還要乾淨。
我本來就心情鬱悶，加上帳篷外的「蹲下」和帳篷裡的「見面禮」，心情灰到了極點。
兩個窩頭我讓給了挨著我坐的老號，只把菜湯倒進了自己的肚腸。我口乾舌燥，學習時就想
喝上一杯開水。可這兒甭說開水，連冷水也沒得喝，那碗稀稀零零的白菜湯，正好當白開水
解我心中之焦渴。然後，我往帳篷邊行李上一靠，傷神地閉上雙眼。
好比一隻生命之舟，當它已被擱淺在無水的沙礁，心裡反而比在海霧之中苦渡要安心多
了，因而我靠著行李就昏沉沉地睡著了。醒來睜開眼看看，帳篷裡一個緊挨著一個躺著，鼾
聲粗細不勻，那值班班長用一張報紙蓋著臉，身子斜靠在帳篷門口打盹；每次頭往下一低，
那張報紙便從臉上滑下來，他睡眼迷濛地再把它抓起來蓋到臉上。
帳篷裡只有一個人沒有睡，就是剛才吃了我那份窩窩頭的老號。他是個精瘦精瘦的小老
頭兒，坐在地鋪的鋪沿上呆呆發愣。
「你怎麼沒有休息一會兒？」我悄聲問他。
「是想躺一會兒，可是伸腿的地方被你佔去了。」
我悟性頓開，在這張方圓二十平米左右的帳篷裡，躺著有幾十號人；人挨人，人擠人，
由於我往行李上一靠，只留給他屁股大小的一塊地方，他只能在那兒和尚打坐了。
「來，你躺下，我坐會兒！」
「不，快吹哨了，哨聲一響都要爬起來學習。」
「對不起，我佔了您的地方。」
「你還給了我窩窩頭吃呢！」老頭兒小聲說，「不過，今後你再給我窩窩頭得背點人，
剛才值班班長接到一張告狀紙條，說新號拉攏老號。在這裡人和人不能有來往，不能伙吃伙
喝！」
我愣了。
「沒關係。值班班長睜一眼閉一眼。下回你把手背到身後給我，別讓那些混蛋王八羔子
看見就行了。」接著，老頭兒開導我說，「到哪站說哪站；你別愁眉苦臉的，我初來時也和
你一樣，不思茶飯，現在肚子就成了無底洞。」
「您什麼罪條進來的？」
老頭兒看看帳篷裡的人都睡得像死狗，便緊挨著我的耳梢，低聲說起他進土城的緣由。
這老頭兒原是北京郊區一個公社社員，論出身三輩子貧農，論資歷土改年月鬥過地主老財，
可算得上根紅苗正了。饑荒年間，他到大隊長的自留地裡（社員沒分自留地）去偷青，被大
隊長的小崽子發現了，於是叫他背著偷的青玉米敲鑼遊街，一開始，這老頭兒一邊敲鑼一邊
作踐自個兒，喊著：「我餓得肚皮挨了脊樑，犯了偷青罪，鄉親們千萬不要學我，當好吃懶
作的『三隻手』！」喊著喊著老頭兒覺著不對味兒，說我他媽的偷青犯罪，你他媽的這塊自
留地不是偷社裡的麼，他媽的你當隊長就能比社員多一塊青莊稼地？我是暗偷，你他媽的不
是明吞嗎？老頭兒一時來了火性，便擅自改了遊街時的詞兒：「我偷青固然不對、可是我沒
進社裡的莊稼地去掰青玉米；我是進大隊長自留地去偷青的。許州官明著放火，還不許我暗
中點燈？人家把幾畝地劃歸自己，我只不過掰了幾畝地上的半麻袋青玉米呀！」老頭兒的調
門兒一改，惹出了麻煩事，遊街示眾倒是停止了，但是沒過半月，公社政法幹部找上門來，
人家不說自留地的事幾，只說他偷青是破壞青苗的反動行為。壞分子的帽子戴上不說，還押
送他到了土城。「他姥姥的，在哪兒不是幹活吃飯，我想開了，吃勞改這碗飯還省心哩！」
老頭兒朝我笑了，算是抖落淨了他的悄悄話。
這是我進了勞改隊以後，結識的第一個同號。「第一個」永遠印象深邃，而這「第一
個」就有滿腹冤情。
哨子聲終於尖利刺耳地鳴響起來。這死去了一般的蒙古包，又成了活的世界，於是「認
罪」守法之類的詞兒，不斷從每個成員嘴中吐出來，就連我身旁的這位老頭兒，也能扮演兩
面人，說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詞兒。這位老農民姓汪，我之所以能清楚地記下他的姓氏，因為
他在「認罪學習」中，把他的姓氏和大漢奸汪精衛曾勾聯在一起，儘管這是十分荒誕而荒唐
的聯繫，但是「蒙古包」裡沒有人笑。人們好像悟出了一點道理，罵自己越狠越好，綱上得
越高越好。這精瘦精瘦的老農民，最後把偷青行為比喻成拿著鐵掀去挖天安門城樓的地基，
是和反革命同一個鼻子眼出氣兒的反革命行為。當然，他在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時，省略掉
了是偷大隊長自留地上青苗的情節，在眾目睽睽之下，隱藏起了他內心的憤懣和悲哀。
煩悶的，枯燥的，千篇一律的認罪學習終於完結。天黑了下來，帳篷裡亮起了燈火。偌
大的帳篷裡，只懸掛著兩隻二十瓦的燈泡，光線幽暗得如同地窖。我蹲在地上正在解行李扣
兒，睡覺的命令就下達了，待我把行李扣兒解開，已經沒了我睡覺的地盤。在值班班長強令
下，好不容易把我的左鄰右舍呼喚起來，但剛剛容我鋪好被褥，忽啦一聲那些成員就搶先躺
倒！只留給我能側身躺下的一條窄縫。這時，我才發現所有成員一律顛倒著身子睡覺，甲頭
朝裡，乙頭朝外；丙頭朝裡，丁頭朝外，依此排列順序，是幾十號人在方寸之地惟一能臥睡
的辦法。因而每個人的頭部兩側，都有四隻臭腳相陪，機會均等，不偏不倚，無論你向左右
哪邊側臥，都有腳臭可聞；而仰臥佔地面積又太大，不被左鄰右舍許可。奈何？但是側臥膝
蓋又沒有彎曲的餘地，只能像倒地的旗桿一樣直溜溜地躺著，所以我索性爬起，背靠帳篷半
坐半臥。很快我的地盤就被擠沒了，這個姿勢我一直堅持到天亮。
進公安分局的第一夜我徹夜未眠，進土城收容所第一夜我也徹夜未眠。這不僅僅因為帳
篷中的腳臭熏天，更使我不得安寧的是這一幅入睡圖，地地道道，不折不扣地像密閉的沙丁
魚罐頭，身軀一個挨著一個，首尾相依相接，令人愁思頓起，人世間最底層的賤民，竟是這
等睡相。男號如此，女號可以想像，我難以預料我妻子張滬的病弱之軀，能否經受得住這種
苦難，能否把這條苦難的驛路走到頭！或者說這條路就沒有頭，像一首無休止符號的悲愴樂
章，不知哪兒才是脫胎換骨的彼岸，哪兒才是這首苦難樂曲的終止。
姓汪的老頭大概前列腺有毛病；一夜起來解小溲幾次，有一次他見我靠壁靜坐，曾提出
互換位置叫我在他的地盤上睡一小會兒，我謝絕了他的一片好心。和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一
樣，帳篷裡也不關燈，一隻偌大的尿桶擺在靠近帳篷門簾附近的地方，不時有尿鹼臊氣鑽
鼻。除我之外，那些老號們睡得都很香，似乎他們的鼻子對這混濁的臊臭之氣已經司空見慣
了；間或有人起來嘩嘩地撤一泡尿，帳篷裡依然是座不起波瀾的死城。
倒尿桶差事按舖位輪流。按道理講，一個星期以後才能輪到我。是不是因為我是剛來的
新號，值班班長點名要我去倒尿。這倒挺合我的心思，因為藉機可以到帳篷外面去透透新鮮
空氣。吃早飯了，粥桶放在尿桶擺放的地方：在這「蒙古包」內，「裝車」和「卸車」在一
個地方，食物裝進肚子，黃尿排泄出去。但是，隊長講起人道主義來卻毫不含糊，飯罷那面
孔黧黑的管教幹部發佈命令說：「政府對俘虜都講人道主義，對你們也不例外，今天上午給
你們衣裳消毒，用蒸鍋蒸煮虱子。帶來衣裳的換衣裳，沒帶進來衣裳的，圍上棉被。快入
『九』了，別著了涼鬧感冒。」
一聲令下，紛紛脫衣。有衣可換的拋出自己的髒衣裳，沒衣裳可換的圍被而坐。在一片
混亂中，鄰居汪老頭對我耳語道：「這是擺花架子，棉被縫裡都成了虱子窩，煮衣裳有屁
用？」說著，他從棉絮上捏出一個大黑虱子，放在掌心裡讓我看。「瞅！喝血喝得像口小肥
豬了。」
「虱子多了不咬，賬多了不愁。」我說。
大值班發現我們在交頭接耳，立刻說道：「你們昨天就搞窩窩頭的拉攏，今天又搞啥名
堂哩？」
我忙扭回頭坐直了身子。
那汪老頭兒一伸巴掌：「沒搞什麼拉攏，我讓他看大個兒的黑虱子！」
大值班伸頭看了一眼：「捏死它！」
「這是棉被裡邊的。」老頭兒說，「是不是把棉被也拿出去凍凍！」
有人說：「虱子不怕凍。」
又有人說：「去曬棉被，我就得赤身露眼兒了。」
「流氓——」值班班長訓斥同類道，「政府為我們蒸煮衣裳，已經是為我們健康著想
了，別扒著房簷上房，不知天高地厚。都坐好，現在我們開始認罪守法的學習。」
於是週而復始的學習開始。穿衣裳的和往常並無異樣，披棉的像一個個披袈裟打坐的和
尚。後來，管教幹部覺得這實在有礙觀瞻，給那些只有一袍一褂的人（大多屬於盲流犯罪
的）發了一套黑色棉祆棉褲，說是到了勞改單位後還要把棉衣錢扣回。
不管怎麼說，寒天送衣還是解急的行動。結合實例，「感謝政府關懷」和「一定努力脫
胎換骨」之聲，在帳篷裡不絕於耳。
帳篷內透骨奇寒，我不屬於無衣之列，身上穿著的是一件趕大車人披著的破皮襖。老母
親曾告訴我，這是我姥爺穿過的，幾十年的風蝕蟲蛀，破皮襖的板面已經脫落，老母親怕我
冷，在燈下一針一線把那些殘破的皮塊連結成一體，外邊罩上一層黑布面兒，在帳篷裡的同
類中還不失為衣著體面人物，亂茸茸的毛皮中是藏虱子和窩生蟣子的好地方，因而坐在那兒
打坐唸經，渾身不斷發生搔癢。我自知這件破大氅已經是虱子繁衍子孫的大本營，幾次想過
要扔到帳篷外邊去，但始終下不了決心。我不是惜憐這破皮板子，我是惜憐老母親的心！
唐代詩人盂郊留下名篇《遊子吟》。詩曰：「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
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件爬滿虱子的破皮襖上，凝聚著母親的心血，
母親的眼淚。因為她不是為出行的遊子縫的這件破皮祆，而是為發配勞改的兒子，縫就的這
件衣裳。
更有紀念意義的是，這件破皮祆，成了我身為囚徒的象徵。有一天，值班班長傳下指
令，上午免除學習，排隊去照像。在收容所照哪門子像，我真是太幼稚太不識相了，公民有
公民的檔案，罪犯有罪犯的檔案，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我的手蘸滿黑墨按上了手印和掌
印，留在那張白紙上的活像一隻糞叉和狗熊爪子，那是為了罪犯手印存檔用的；在土城照像
當然也不會例外，是為這些另冊公民編撰另冊檔案而用，果然不出所料，當我排隊等候在一
間紅磚房之外時，值班班長拿來一疊長方形紙條，上邊沒有姓名，只有阿拉伯數字的編號，
塞到我手裡的數字是273，這就是我在特殊檔案館裡的姓名和編目。我仿照同號的辦法，用
大頭針把這個號碼別在我破皮襖的胸膛部位，這一霎間，我覺得自己似乎是等待槍決的死
囚，已經和人類訣別，惟一不同的是押赴刑場的死囚草標插在背後。這個號碼雖只是輕薄的
一張紙條，壓在胸口部位卻無異於沉重磨盤，在磨盤下的我，可能被絞成肉泥，擠成粉齏。
「273號！」值班班長呼喚著我的代號。
「有。」
「進來照像。」
出於習慣，我攏了攏頭上亂蓬蓬的頭髮，走進那問紅磚房。沒有座位。沒有木凳。我背
靠著磚牆頹然而立。沒有鏡子，因而無法看到自己的面部表情，但我知道此時的眉字之間，
一定凝聚了卑瑣和淒惶。我在青年時代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許多著作，其中一部名叫《死
屋手記》的長篇扉頁上，印著陀翁面部的特寫照片。他半低著頭，臉上沉沉的憂鬱，那是一
幅死囚等待死刑來臨之照。想到陀翁的臉，我心頭似乎輕鬆了些，儘管我也是等待發配的囚
人，但畢竟不是等待斷頭，我還能像螻蟻般地活著；活在這混沌不清的世紀，活在這知識分
子欲哭無淚的年代！
這次照像給了我很強烈的精神刺激。使本來就憂鬱的我倍增了愁楚之情。記得，有一次
收容所全體人員集合，幾百號人排在帳篷之間的空隙上聽勞改幹部訓話。我正低垂著頭想心
事，有人偷偷拉我的破皮祆袖，回頭一看，是在來收容所的路上幫我扛著行李的盜竊犯張嘯
虎。他悄聲地對我說：「別耷拉著腦袋和老二算賬。愁也是活，樂也是活，你就是有天機妙
算，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哩！」
「謝謝！」
「聽說快要發配了！」
「去哪兒？」
「遠到中蘇邊界興凱湖，近的地方也許在市郊。全看命了。」
「女號呢！」我想起了張滬。
「沒聽說。反正不會跟你去同一個勞改點。」
「碰巧了也許會……」
「沒那麼善心的菩薩，別做夢了。」
「萬一……」
「我是『二進宮』了，對這裡邊的事門兒清。女號不是去通縣『小五金廠』，就是去清
河農場。那兒是大勞改農場，裡邊關著萬八『五毒』呢！」
我仍懷有僥倖之心：「就沒有照顧一下的可能？」
張嘯虎低聲笑了：「雷公打豆腐，無產階級專政還講照顧夫妻？要是那麼慈善，何必送
你倆進土城收容所？」
眾目睽睽，身旁有耳，我不敢再多談什麼，便朝他點頭致謝（後來，他被送往北國邊界
興凱湖改造）。在我的記憶裡，邁進勞改隊的門坎，走進大牆牆圈之後，他是第一個為我指
點迷津的朋友。他說的「愁也是活，樂也是活」，給了我一點阿Q式自我平衡的本領。古來
早就有「逆來順受」的喻世名言，他只不過把它更加具體化了而已。
另一個對我有影響的人，是個右派同類。他名叫徐恭瑾，原是中央戲劇學院聲樂系教
師。他在土城的任務是指揮各個號篷裡等待發配的人唱歌。徐臉龐消瘦，下巴頦尖尖，但卻
有一雙圓而明亮的大眼睛。60年代初期，社會還不太時興留長髮，他腦後留了長長頭髮，
在他指揮「五毒」合唱的得意之時，不時甩動一下披落到額頭的散發，無遮蓋地顯示著一個
落難藝術家的風姿。他年紀大我一輪開外（1960年我27週歲），眼角眉梢佈滿了中年人早
來的褶紋，儘管他指揮牛鬼蛇神合唱時，眉字間，總要表現出喜悅的神色，但我仍然能看出
亢奮背後隱藏著悲涼，就像舞台上的悲劇角色偶爾也露出歡顏一樣。
記得50年代，我走上北京日報記者編輯崗位時，在文化生活版曾讀到過艾青一首詩
作。詩的大意是這樣的，那白人的小女孩子明明過著天堂般的生活，卻咧嘴在哭；那黑人的
小女孩明明過著極為貧困的日子，卻偏偏在笑。由此詩推斷開來，「逆來順受」是人類生存
下去的哲理之一，也並非中國所獨有；只不過在世界的一角土城，這種生活哲理得到了強
化，也只有強化這種本能，知識分子才得以生存。
後來，我逐漸知道了徐恭瑾的身世。解放前夕，他就步入了歌壇，並取得社會上的承
認。解放後，中國舞台上許多的後起歌壇名流，都受過他的指點。他音域寬厚而洪亮，音質
中還有劈裂感，很適合於演唱男中低音，但在這裡他要走串每個帳篷，指揮著那些音盲唱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一唱再唱，唱個沒完；間或有集合之際，徐恭瑾
則站在土台上，指揮土城裡的「千軍萬馬」，齊聲高頌偉大領袖毛澤東。這時，他顯得英氣
勃發，真像個樂隊指揮那般巍然。他的身旁站著的管教股長。勞改隊長，也對他投以讚賞目
光——在這一瞬間，他真成了羊群中的駱駝，群山中的珠穆朗瑪峰了！
這種情緒對我是個強烈的啟迪。他啟迪我要堅強地活下去。至於那爬滿破皮祆的虱子，
只能吸血，但咬不死一個健康的人，讓它拚命吸吮血漿就是了。同時，心頭升起了強烈的願
望：走吧！只要不去黑龍江，無論去哪個勞改點都行，在這不見天日的棉帳篷裡打發日子，
憋得心裡難受。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願望，而是所有在土城等待發配的人的共同心願。終日
的盤腿打坐，整夜像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使帳篷裡凝聚了煩躁的氣流，有的竊竊私語，有
的占卜去處，有的在半夜的睡夢中叫喊起來：「叫我去勞改吧！黑龍江興凱湖我也願意
去！」
我不知土城的勞改幹部是否有意等待這樣的契機。就如同被久困在籠子中的野獸，一旦
出籠，它們會產生千百倍的瘋狂奔力；只有到了這個時刻，待發的囚徒才會自願地奔向條條
驛路，心甘情願地去接受各種苦難的懲處。如果我沒有記錯，那是在1961年的元月16日，
離開土城的訊號終於傳來了：先是在空曠的院子裡響起哨子聲，接著傳下口令，各帳篷裡的
人一律到空場集合，聽候訓令。
那天天空陰沉，天上還篩著雪粒，我穿著那件破皮襖，站在三號帳篷的隊伍當中，遙看
周圍，同類們個個面露期待之色。彷彿大家面臨的不是去經受長期勞役，而是馬上要釋放回
家似的。這天隊伍排列得十分特別，不像往常集合要站成方塊的密集隊形，而是單行排列，
每個單行之間，都留有約兩米寬的空隙，好像有什麼人要從這空隙間通過，就如同國賓檢閱
儀仗隊的那種陣勢，我們每個人都要接受不知什麼人的檢閱一般。
汪老頭舖位挨著我，站隊也緊挨著我。他低聲說：「真要離開土城了，還不知你我運氣
咋樣呢！」
「什麼意思？」我聽不懂他的話。
「這是勞改隊來挑人了，只是不知哪兒來的！」
「不是『連鍋兒端』嗎？」
「哪個勞改隊也不願意要老殘！」他在為自個兒憂心。
原來行列之間的空隙，是為來挑人的勞改幹部留的路，並不是所有的土城人，都能離開
這地盤的。我不禁產生了一種惶惑感，萬一要是挑選不上，還要在棉帳篷裡呆下去，那簡直
是一種最嚴酷的懲罰。
一些「二進宮」、「三進宮」的流氓、扒竊，倒是神態自若。他們在隊列裡探頭探腦地
張望，好像對他們能被來者選中，從而離開土城充滿自信。他們關注的焦點，不在於去留之
間，而在於去的地點。團河、清河……是帶有「河」的都願意去，因為這些勞改隊都離北京
不遠；他們最怕帶「湖」字的勞改隊，比如興凱湖勞改農場地處黑龍江的中蘇邊境上，冬天
雪飛像「大煙炮」，一年有半年過冬天。嚴冬零下三四十度的奇寒，使他們望而生畏。更使
他們心悸的是，興凱湖遠離鐵路公路，到了那兒再想逃跑難如上青天，而這些年輕的刑事罪
犯，雖然認起罪來是賣盆的進村———套一套的，但又不甘心於在勞改隊受苦，不然怎麼會
有「二進宮」、「三進宮」呢！
我也十分怕去興凱湖。我並不怕那裡的嚴冬，50年代我跟隨北京青年墾荒隊去過北大
荒，體驗過那兒的冰天雪地。對於感情上無牽無掛的人說來，那兒是一塊遠離凡塵的綠洲淨
土，無論是冰封雪飄的冬天還是炎熱的夏季，那兒的風光都是很迷人的。我之所以怕去那
兒，是為老母親著想，興凱湖和北京相距幾千里，她去探望一次兒子，至少要有半個月的行
程；弄得不好，她那條命會埋在漫天飛舞的「大煙炮」裡。要真是興凱湖勞改隊來挑人，那
也只能感歎自己的命苦了。
土城勞改幹部出現在隊列的盡頭，旁邊走著一個陌生的人。矮矮的個子，車軸一般粗壯
的身體，他沒穿著和土城勞改幹部一樣的藍棉大衣，而是披著一件綠色的山羊毛的大皮板
子，頭戴一頂毛茸茸的狗皮帽子。他那穿著打扮和他的身段以及威風凜凜的神氣頓時使我想
起電影《林海雪原》中打虎上山的楊子榮。我的心一下子如同結了冰，渾身每個毛孔似乎都
在往外冒著寒氣。還用問嗎？這一定是興凱湖來挑人的勞改幹部了，那些「佛爺」（小偷）
及「氓爺」也從來者的打扮上，好像預感到了什麼不吉利，用行話低聲地罵開了大街：
「×他媽的，咱爺們兒怎麼這樣倒霉！」
「是『湖』裡來的『雷子』！哥幾們認命吧！」
「該在『湖』裡淹死的，進不了『河』漢子！」
「從『大輪』（火車）上撒丫子！」
「黑棗（子彈）會叫你腦瓜開花！」
來土城不過半個多月的光景，我已經能聽懂這些「行話」的意思了。這些「二進宮」、
「三進宮」的「天不怕」，雖也是網中之魚，但是他們敢於鑽網。用血肉之軀作賭注，去幹
他們想幹的營生，可是隊伍裡的知識分子，卻少有這樣的「勇士」。他們乖乖地站在隊伍之
中，惶惶然地轉動著目光，如同一隻隻即將擺上祭壇的羔羊，端肩縮脖地等待著命運的裁
決。
土城的那位面孔黧黑的幹部，陪同那個外地來客開始在隊列中穿行了。那「楊子榮」目
光像打量擺在兩邊的白菜、蘿蔔一樣，用手指點哪個，哪個就是被他選中的貨物，要離開隊
列向前跨上一步。倒也省事，不問姓名、案由、職業……一切刪繁就簡。不一會兒，單行隊
列就變成了雙行，甩下的儘是老、弱、殘、缺。當「楊子榮」披著山羊毛大衣出現在我們帳
篷的隊列中時，我仔細地看了他一眼，除了威嚴如故之外，我發現他臉上生有許多麻子。我
迅速地低垂下頭，盡量裝出卑瑣的病號神態，心裡默念著：老天有眼，千萬別讓他選中了
我。
「抬起頭來！」
誰知道他在喊誰？
「叫的是你！…
我只好抬頭。
他目光如同一道閃電，在我臉上燒了一下。接著，用手指點了我一下：「站出來！」
我被看中了。
往前跨了半步。
當天晚上，睡前來了兩道指令。第一道是被選中的成員和沒被選中的成員分家。那個汪
老頭兒和我分開——他屬於老、弱、殘、缺之列。第二道指令是明晨早起，先把行李裝上卡
車，人員隨行李車開拔。到底是不是去興凱湖，不知道；沒人告訴你，勞教機構任何一次人
員調動，都是個悶葫蘆，進行沒有必要的例行保密。
記得，第二天清晨，我們是乘大轎子車抵達火車站的。土城用大轎子車送我們，絕非出
自於怕我們承受不了五更苦寒，而是有車窗玻璃，可以防止囚犯跳車逃號。令人費解的是，
車行方向沒有朝「北京站」和「永定門」車站行駛，而一直駛向了西直門車站。車站上，武
警戰士架著機槍，如臨大敵般地早已嚴陣以待，沒容我們在站台上停留，就被強令立刻上
車。
第一件事就是點名。土城勞改幹部和領人的勞改幹部，每人手持一本花名冊逐個地清點
人數。這一工作完成以後，意味著收容所的任務完結，車上如有跳車的逃號，那是領人方面
的責任了，為了防止這樣的事故，車廂兩旁的汽門，早已站好了押送我們的武警。直到這
時，那個長相很像打虎上山楊子榮的勞改隊長，才向我們透露一點口風，他跳上車廂的坐椅
高聲宣佈說：「我是來接你們去改造的隊長。聽說，你們心裡一直打鼓，說我是興凱湖來
的，現在，先出第一張安民告示，我不是興凱湖來的。至於從哪兒來的，又領你們去哪兒，
到地方你們就知道了。我只告訴你們一點，那地盤離北京不算遠也不算近，反正比興凱湖要
近得多。」他發佈完安「民」告示，緊接著是一項通牒令：「你們都放老實一點，車窗一律
不許開，開一條小縫也不許可；現在是冬天，打開車窗容易感冒。告訴你們，誰要是找開車
窗，哪怕是一條小縫，就要按逃跑論處。我們不怕個別壞蛋跳車，你跑的再快，也沒有子彈
的速度快。聽明白了嗎？」
先是安撫。
後是警示。
這一切都為了在行車途中不發生問題，即使大腦屬於低智，也能對這剛柔並濟之策有所
體察。特別是第一道安「民」告示，對喧囂騷動著的列車，顯然起到了鎮靜作用。只要不去
興凱湖，這就是最大的喜訊，因而車廂裡還升騰起一點點歡快氣氛。那些對勞改單位並不陌
生的刑事犯，掰著手指頭算計著我們的去處；幾經議論，終於揣摸出來我們要去的地點：那
兒既非「湖」，也非「河」，而是地處居庸關外新建的勞改點——營門鐵礦。我們要在四面
來風的山口子康莊下車，據說營門勞改礦山，離康莊有四十多華裡。一出關就是塞外，我們
是要去塞外山洞洞裡去脫胎換骨了。
有個亡命之徒迅速打開車窗看了一眼，說這列火車是開往張家口方向去的，去張家口又
必經康莊，我們要去高山大峒開鐵礦是定而無疑的。果然，不一會兒站台上架設的機關鎗搬
走了，旅客開始湧上站台，也登上了我們這列火車，同時女廣播員的婉轉歌喉鳴響在車廂：
「各位旅客請注意，這次列車有幾節車廂是專列。上邊的成員是被押送去勞改的專政對象，
對此乘客們要提高警惕，防止階級敵人搗亂破壞！」
我不禁啞然失笑。專政對像乘坐的幾節車廂內兩頭都有持槍把門的武警，何以會到其他
車廂裡去搗亂破壞呀？不知歷朝歷代被流放塞外的人，除了木枷和押送的武士之外，是否也
要製造出一種□人的氣氛，使你的靈魂時刻處於驚顫之中？！
列車徐徐開動了。我落淚了。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究竟是什麼！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重返京華！也許砸死在勞改礦
山，也許病死在什麼改造驛站；即使能活下來，也可能意味著和文學的徹底訣別。在車輪的
滾動聲中，我的思緒異常複雜，老母親、病妻子、小兒子……以及許多文友的面孔，都映現
在那塊車窗玻璃上。我不知妻子張滬是否還在土城等待發配，前幾天晚上，在一次晚點名之
後，那位皮膚黧黑面孔敦厚的勞改幹部，點到我的名字時，曾停頓了一會兒，他說：
「你過去是個青年作家？」
我受寵若驚，站得筆桿條直地回答說：「是個記者。」
「你老婆也在土城？」
「是。」
他剛要繼續往下點名，我突然像乞丐一般問道：「能叫我見一面嗎？她身體有病……」
「當初你們不堅持反動立場，何至於有今天的下場！」勞改幹部不正面口答我的請求，
反而朝我心臟部位刺了一刀，「記住，這兒不是什麼施捨仁慈的地方，更不施捨資產階級人
道主義。惟一的前途就是脫胎換骨，等你們改造好了，才能有那一天！」
聽了訓政本該知趣地坐回地鋪上，但是不存在的幻覺仍然支配我講了這樣幾句話：「隊
長！能不能把我們送到同一個勞改隊去，不然我母親探視兒子和兒媳，還要跑兩個不同的地
點！」
回答是可想而知的。
坐在發配塞外的火車上，我為自己的懦弱而渾身發燒。扭頭看看武警，武警頭戴國徽莊
嚴而立，那閃亮的手槍插在皮帶間，一隻手緊握住槍的後把。回過頭來看看窗外，八達嶺起
了風，夏日那蔥鬱的綠色蕩然無存，七八級的大風搖撼著枯枝枯乾，穆桂英點將台蒙在一片
混飩之中。影影綽綽可見山巔上的烽火台，它像個歷史證人一樣，看徵人出關，看犯人遠
行。今天，它又冷眼看這列爬行的火車了，它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裡裝運著幾百名不尋常的
旅客吧？！
大山巍峨！
大關雄渾！
我甚至後悔自己沒有在春日來過長城。從進入《北京日報》，我就為當好記者。編輯而
忘我工作，稍有閒暇，我還要提筆寫描寫新生活的小說。從進入京城之日，雖知長城近在咫
尺，但捨不得抽出時間來瞻仰這條盤臥在山尖上的龍。這次倒是見到長城了，卻是在這寒風
凜冽的冬日，沒有春色，沒有詩情，有的只是蕭蕭萬木和在萬木蕭蕭中出關服勞役的囚徒。
早晨登程之前，每人發了兩個窩頭。此時在沒有暖氣的車廂裡，凍得石頭一般。我機械
地嚼著窩窩頭，品味著人生的苦澀。當初，秦始皇修築長城時，這兒走著數不清螻蟻般的民
夫和苦力，據說那是為了抗禦外侮之必需；今天送我們這些打入另冊的人們，又是保衛「鋼
鐵長城」之必需！是「把北京變成水晶城」之必需……
強權即真理。
無權即無理。
別了！未來的「水晶城」！
我等待著這位大人物的諾言兌現。
列車穿過了大山，關外塵沙飛揚。這兒風更凜冽，遠遠看見一個旋風擰成的通天上柱。
當車停在康莊車站時，我們這些成員面面相覷。像西直門車站一樣，武警早已在站台架上了
機槍恭候。由於風太大，士兵們那綠色棉軍帽下邊的帶子，一律緊緊地繫在下巴頦上，有的
怕風沙迷眼，還戴上了風鏡。
我們搖搖晃晃地先搬運行李，把卸下來的所有行李搬上卡車後，才被通知登上無篷卡
車。沒有泯滅盡淨的羞恥，使我在搬運行李時，一直低垂著頭，因為我怕列車上的旅客中，
有親友或相知的目光。在這方面，我很欽佩那些刑事犯的勇氣，他們在搬運行李時還不忘和
車窗裡的旅客逗樂，因而不斷招來戰士的怒斥：
「低下頭來走路！」
「沒臉沒皮的傢伙！」
那位「楊子榮」此時嚴然就是圓睜二目的門神，他在大風中屹立著，一動不動地監視著
我們這些搬運夫。直到我們最後一個成員登上卡車，他才鑽進卡車的駕駛室。我至今清晰地
記得那條黃塵滾滾的驛路，它從康莊曲曲折折地向東北方向延伸，十幾輛卡車中只有頭一輛
是幸運兒，後邊一串都要吃前邊輪下滾起的黃塵，所有車上的成員一律面向車尾；即使這
樣，我頭上一頂繫著扣兒的破呢面棉帽子，還硬叫大風給刮去，不知飛向了何方。
「這是好事。」一個東北小盲流對我說，他叫那德廣。
我無心回話，把頭埋在虱子成堆的皮襖領子裡。
「到那兒就摘你的右派鐵帽！」這個小土猴兒，閃著一對大眼睛對我唱著喜歌。
在土城帳篷裡他年紀最小，初進上城時我不理解為什麼一個大孩子，也被關在「五毒」
當中。後來在他交代罪行時才知道，他是吉林某地（是否那拉氏宗族的後裔記不准了）的一
個浪兒，在饑荒年間流入北京，公安機關幾送幾來，後來他偷拿一個副食商店的蛋糕，當場
被抓，便以屢次盲流加偷竊為由，送到土城來了。他長著一張娃娃臉，一笑露出虎牙尖尖。
他常常自動去抬飯簸籮或倒尿桶，帳篷裡的成員卻對這偷嘴吃的「小家雀」印象不錯。那次
隊長點名無心地露出我的原來職業以後，他特別顯得和我親近。一次，在廁所裡大便時碰在
一起，他便問我：「寫書這活兒好學麼？」我說：「我已經被開除出那個行列了，別談它
了。」他說：「隨便聊聊，我又不給你打小報告。」我說：「算了！別學這一行，這行挺害
人的！」他聽不懂，刨根問底沒完沒了地問。我心緒很壞，提起褲子走了。在帳篷裡他坐在
我對面的地鋪上，每每望見他那雙晶黑晶黑的童眸，我就覺得我虧待了他似的，便有意躲開
他那雙幽亮的目光（十幾年後，當我在山西伍姓湖勞改農場的窯洞裡，偷偷寫小說《遠去的
白帆》時，他成了我搭七巧板時的模特之一）。此時，在黃塵滾滾的路上，他渾身上下雖成
了土人，但那雙眼睛依然明亮而動人。他不該來這兒——他進來的太早了。
風勢彷彿漸漸小了一些。回頭望去，是一座高山擋住了風路。汽車一路上盤，我們終於
看到了目的地。那是依山勢而起伏的排排紅磚房，紅磚房的周圍站立著高高的崗樓。
「到了！」興奮的聲音。
「到了！」疲憊的聲音。
「到了！」歇斯底里的叫喊。
土猴們的臉上開始有了喜色。我的心也從空中掉在了地上。總算是到了「站」了，這兒
雖屬塞外，離北京還不算遠；離北京近一寸，彷彿就和母親的心貼近了一尺。別的都丟了，
離老母親和小兒子近些就成了我惟一的安慰。
卸完行李，站隊點名經過檢查沒有發現有一個逃號，那「楊子榮」冰凍的臉上露出一絲
溫意，並在隊列前，對我們進行了第一次訓導。他說：「凡是跟我來營門的，都是有福分
的。這兒是勞改礦山，下礦井的壯勞力每月糧食定量52斤；此外還要發工作服和柳殼
帽。」每月52斤定量，在饑荒年間確實是個十分誘人的數字，不要說那些「盲流」和扒竊
犯，就連我都為這個數字而心動。在饑荒席捲中國的1960年量器秤桿脫銷，除了特權和社
會上層「不知餓漢饑」之外，幾乎家家買了秤，每頓飯都計算下鍋的米。我住家裡的外院有
五六家，家家都這麼幹。至於「天府之國」四川以及產糧區河南也餓死數以萬計老百姓的小
道消息，已是烏鴉滿天飛。「瓜菜代」年月應運而生了一批喪盡良知的謊言家，在報紙上硬
是把「人造肉」說得和豬牛羊肉含的熱量差不多。既欺人，又欺己，這一切僅僅為了符合形
勢需求。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每月能有52斤糧食進肚，當然又是一張最大的安民告示，因
而當這位「楊子榮」訓話之後，在崗樓下的空場上，竟然爆發出一陣炒豆般的巴掌聲。掌聲
過後，又引發了「土猴」們一陣哄笑，這是因為他自報姓名時，他也姓楊，因而當真落了個
「楊子榮」的綽號。
勞改鐵礦的礦長姓什麼，我已然記不清了。只記住管教股長姓嚴，他有著知識分子的臉
型，但語鋒尖刻犀利如刀。還有一個小個子，人長得黑不溜秋的，姓王。給我留下深刻而難
忘記憶的，是那位曹隊長。他中等身量，一隻眼睛略略大於另一隻眼睛，每逢在隊列前訓話
時，那只略大的眼睛裡，常常墜下一兩滴淚水——那叫風淚眼。害這種眼症的人，一遇風就
落淚，而塞外的風一年四季很少有間斷的時候。
從地鋪搬到了大土炕，從吃窩頭變成偶然吃上白饃。生活上浮了一個等級，多少給人帶
來一些快慰。但精神上那根囚繩扣兒依然系得緊緊的，集合、站隊、出工、學習、訓政，此
外就是吃喝拉撤睡。睡，還是幾十個人睡在一條大炕上；吃，雖然口糧定量提高，但其中有
一部分是高粱面，使不少人患了便秘症。礦山醫務室沒有醫治便秘的藥物，使人苦不堪言。
我到礦山不久，就得了這個病。在大便坑蹲上半個小時，用勁用得連眼淚都流出來了。大便
也排泄不出。記得有一次，出工在即，我雙腳蹲麻了，還是拉不出屎來，沒有辦法，只好用
手指摳肛門，把那硬硬的屎團，從肛門中摳出來。留在手上的除了糞渣還有鮮血——那是我
把肛門摳壞了。收工回來一看，褲權上留下一片紫黑色的血斑。由於礦山常常吃高粱面，這
種令人作嘔的摳屎動作，便週而復始地循環，好在大家都這麼幹，在群丑當中也就不覺得自
己丑了！
仔細分辨一下，害這種病的多屬於知識分子，在土城領著大伙唱《東方紅》的右派徐恭
謹，一機部的俄語翻譯右派程海炎，還有和我同時被送往土城的北京日報的編輯趙筠秋……
可能由於知識分子消化系統細嫩之故，簡直對高粱面窩頭望而生畏。後來，東北來的小盲流
那德廣（和我分在一個班），出於對我的同情，積攢下玉米面窩窩頭和我交換高粱面窩窩頭
吃，以解我之危。像在土城一樣，這種交換只能秘密進行，不然就會被指責為「彼此拉
攏」。按照改造規定，這裡的人只有彼此監督互促改造的關係，而不許有任何友誼來往。我
實難揣摸這個小盲流究竟有多大的腸胃，我和他每次交換，都是以多換少，而他總是像餓死
鬼投生的一樣，把窩窩頭風捲落葉般地吞下去；還嫌不飽時，便搶起小鋁盆咕嘟嘟地喝下半
盆水，弄上個水飽。
這種飢餓症的表現千奇百怪。用舌頭舔淨粥碗的聲響，前文已經寫過這裡不再贅敘；他
們有的人還把在院子裡拾到的小木屑，在磚上磨出木刃來當小刀使，把窩窩頭切割成指甲大
小的小方塊，再用小木刀刀尖挑起，一小方塊一小方塊地往嘴裡送。好像這是生活中的最大
享受，消磨的時間越長，心理上越感到滿足似的。按照物質不滅的學說來解釋，無論大口吃
窩頭和慢慢品味指甲蓋似的小塊窩頭，到肚子裡總量是等同的；但饑荒給社會底層留下形形
色色的扭曲症，導致了精神變態。這種變態在勞改隊有極大的感染力。小盲流那德廣也很快
學會了品味窩頭的「慢動作」，他那雙巧手把碎木片變成了各式各樣的刀叉，用這個插一小
塊，再用那個插一小塊，一頓中飯或晚飯，能品味上一個鐘頭。
最初，我對這種病態表現，投以鄙夷的目光。後來見的多了，也就不覺其怪了。可是令
我不解的是，監房裡還不斷出現偷竊食物的行為。52斤口糧，按說是能吃飽肚子了，但食
物丟失的紅燈不斷報警。一大早晨，起床的哨子剛剛響過，躺在大炕最頭上的「天津衛」
（我記不起他的姓名了）便用拐彎的天津腔罵起來了：「我×他八輩祖宗，誰他媽的把我油
炒麵給偷走了？我×他媽的，家裡從天津往這兒寄這玩藝兒容易嗎！」
大伙七嘴八舌地議論了一陣，把疑點集中在一個姓傅的中年漢子身上。據說，他是個慣
竊，專門在大輪（即火車）上作案。當天正好是個霧雪交加的天氣，勞改隊長擔心有人借大
霧逃號，便歇工半天，召開這個賊的批鬥會。
在土城我沒見過這樣的陣勢，先在那漢子脖子上掛上四塊紅磚（一邊兩塊），然後責令
他跪到地當中來。沒有任何論證之前，幾個「氓爺」就上前一陣拳打腳踢：
「臭賊！是你偷的不是？」
「說！」
「別死魚不張嘴！」
「爺兒們哥兒們可有辦法撬開你的鐵嘴鋼牙！」
那漢子舖位在對面炕上，和我的舖位正對門。初來礦山那幾天，由於他患有二度浮腫，
走路還要扶著炕沿，看他行動不便，我曾幫助他端過一回洗臉水。他臉色虛黃如紙，兩腿粗
腫得像發饅頭用的面肥。他每天掙扎著去出工，是為了那52斤糧食（病號口糧28斤）。有
一次在集合出工時，隊長曾強令他留下，他還是偷偷地尾隨在隊伍之後，跟著大隊伍去出工
幹活。這樣一個病號，此時跪在兩炕之間的走道上，脖子上還墜上沉沉的磚，引起了我的極
大同情。扭頭看著那位勞改隊長，不知何時他已經離開了監捨，後來才知道每逢遇到類似的
事情，隊長都退避開去，沒看見打人，不算他的過失；看見施刑，而不加以制止，那是違反
政策的行徑。留下「五毒」們「以毒攻毒」，隊長可以不承擔任何責任。說得更直接一點，
有的勞改隊長就是有意縱容罪犯自己懲處自己，相信拳打腳踢對改造囚犯的特殊效能。
可是這個漢子是不是真的偷吃了「天津衛」的油炒麵，卻幾乎沒人問津。
幾個耳光打過之後，那姓傅的浮腫號嘴角便滴下血來了。這時，才有人提出，留他一口
氣，但必須讓他承認是他偷的。因而武鬥的間隙，審訊並沒有停止：
「說，是不是你偷吃了？」
那漢子聲音極低：「不是！」
「再給他加溫！」
於是脖子兩邊的繩頭上，變成了六塊紅磚。
「說！」
「我沒偷。」
再打下去那漢子就該歸西了，這場無端毆打和無端審訊只好收場——僅僅因為他的前科
是個竊賊。如果他確實偷了油炒麵，那是因為飢餓，他浮腫的身體需要大量的營養補充；如
果他確實沒有偷，那「天津衛」因為兩三斤油炒麵而動怒，也是因為他自己需要補充營養。
至於那些「氓爺」對一個浮腫的同類，大打出手，除了產生於本能的職業病之外，就是饑荒
年代的歇斯底里病的大發作了。
由於上述的種種緣由，家屬來礦山送食品的很多。政策規定每次送來的食品不得超過二
斤，但是那個勞改隊長對數量檢查也不那麼認真。所以，如何把帶到監捨來的食品，確保吃
進自己的肚子而不被竊賊偷吃，就成了一樁大事。最原始的方法就是出工時把食品背在身
上，收工後摟在被窩裡；有的人夜裡上廁所也要帶上，以防眨眼的工夫食品丟失。老母親給
我郵寄來的食品，因夜間我在廁所摳高粱面屎球的時間長了一些，一盒「桃酥」被連窩端
了。我很難過，因為這個賊咬噬了一顆老母親的心；我沒敢聲張，因為那種武打的場面令人
心悸。
我沒有浮腫，身體在「五毒」中屬於上等貨色。平日沉默寡言，幹活卻很賣力氣。到礦
山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被任命當了勞改組長。營門依山，我們幹的營生多是和石頭打交
道，不是修砌「溜子」，就是在井上搬遷送往井下的機械設備，間或也帶著十幾個組員，揮
鍬往卡車上裝煉鐵的礦石——延慶有個勞改鋼鐵廠，營門鐵礦就是為這座鋼鐵廠的吞吐而開
掘的。
與我同組的成員，能記下名字的已經寥寥，只有其中的三個，我難以忘卻。一個名叫周
林，他原是門頭溝的一個理發員，因男女關係構成的罪過進土城來營門的。到營門後繼續干
他理發行當，並為我理過發，因而我記下了他。第二個組員叫李玉銘，之所以歷經三十多年
的風雨蠶蝕，而不忘他的名字，因他家住在北剪子巷，和我家住的魏家胡同只有寸步之隔。
正是由於地理關係上稍近，在組內他常以「氓爺」的橫勁為我撐腰。他的口頭禪是：「咱們
誰也不能欺侮老實巴交的『吃屎分子』，想耍胳膊根的，是騾子是馬先和我過兩下手！」第
三個就是前文提到過的東北小盲流那德廣，這個剛滿18歲的大孩子，不但生就一雙能把木
屑雕刻成刀叉以及各種小工藝品的巧手，還長就一雙飛毛腿。有一段時間，我們組幹的是從
山下往山上運料石的活兒，百十斤的重量壓在背上，已使人喘氣都感到困難，加上山路崎
嶇，每背一趟料石上山，兩腿都會酸軟如泥。這小傢伙的腿，彷彿是鐵鑄的一般，經常是我
們背一趟，他背兩趟。在下山時跳蹦著若同一隻輕猿，嘴裡還哼哼嘰嘰地唱著東北小調，但
就在小組裡異口同聲地對他進行表揚時，一天中午收工不見了他的蹤影——這小子摸準了崗
哨的換崗時間，借警衛交班時溜號跑了！
中午，大值班傳話叫我去中隊辦公室。半路上，我心跳如擊鼓，腦子裡編織著自己的失
職檢查。主管我們中隊的曹茂林隊長，站在向陽的房簷下，聽完我的敘說後並沒動肝火，而
是寬慰我說：「這是警衛人員的失職，你用不著給自己上綱！」
我十分驚愕地望著他，以為是自己的耳朵聽錯了。
「這樣的盲流耗子，鬼著哩！鐵絲網是圈不住他們的！」他說，「他背石頭爬山爬得那
麼快，就是想躲開你們的目光，尋找逃跑的機會哩！」
「噢！」我恍然大悟。
「我幹了幾年派出所工作，瞭解這些『大眼賊』！」他說這個形容詞時，臉上沒有憎惡
的表情。「其實，這孩子素質不錯，只是當浪兒當得野了性子，成了標準的『飛鴿』牌！」
我沒敢點頭，也不敢搖頭。一個勞改幹部對一個逃號如此寬容，我還是頭一次見到。我
甚至懷疑他這番話是個誘餌，在暗暗審查我的思想，我最好的態度就是緘默，像啞巴那樣一
言不發。
「你寫過幾本小說？」他突然改變了話題。
我更加不知所措：「三本！……我攻擊了黨的三面紅旗，不然……」
他打斷了我的自卑而廉價的檢查，問道：「你愛人也跟你一樣進了土城？」
「是的。」
他沉默了一會兒：「她去了哪個勞改支隊？」
「不知道。家裡來信沒提起她。」
「她叫什麼名字？」
「張滬。」
「行了！你可以走了！」他說。
歸途上我的心失去了平衡。憑著我的直覺，這個一個眼大一個眼小的曹隊長，對我並不
帶有審查之意。我甚至覺得他的許多潛台詞，都是沒有辦法破譯的密碼。有一點似乎可以斷
定：他是個十分寬厚而富有同情心的勞改隊長。我特別注意到一點，是其他勞改幹部從幹部
食堂吃飯回來，快要走到辦公室的時候，他才中斷了和我談話的。
謎。
從這天起，這個謎就不斷困擾著我。也許是創作這個職業病的緣故，我本能地留意起曹
茂林隊長來了。他在隊列前講話，聲音不高，但面孔嚴厲，特別是剖析起那些刑事罪犯對社
會的危害時，他的聲音是顫抖的。他很少嚴厲地訓斥「思想犯」，頂多說上幾句「思想反
動」這個流行字眼，顯得空泛而無內容。只有一次他對一個右派發了脾氣，那是他看見一個
原大學助教，在廁所後面的垃圾山上撿煙屁股。他咆哮如雷地吼叫著：「你還算知識分子
哩？簡直是自甘墮落！幾年下去，我推斷你會變成地痞流氓！無恥！無恥！」是牽動了真
情，還是他迎風站在院內的緣故，此時他那只患有迎風落淚症的大眼睛，滾動下一滴一滴的
淚珠（1986年我寫中篇小說《風淚眼），是從他那只滴淚的眼睛上得到某種悟性的啟
迪）……
曹茂林的形象頓時在我眼睛裡高了許多。他這幾句話講得十分深刻，使我銘刻在心。勞
改隊裡集結了三教九流，說它是個大染缸並不過分，他及時提示知識分子們要警覺，不可隨
波逐流。幾天之後，我們在搬送石頭的料石場休息，他走過來把我叫到一旁，我以為他要布
置什麼學習任務，他卻告訴了我一個消息：「我打聽了一下，你愛人已經不在土城收容所
了，估計是女的都去了清河農場。」老實說，前兩天的談話，我只當他是隨便問問，事後也
就淡忘了；他卻當成了一件事情，特意來告訴我。他是專政幹部，我是被專政的對象，能夠
如此真誠相待，使我十分感動。掐指算算，在我20年的改造生涯中，我歷經了幾十位勞改
幹部的管教，但真正以誠待人，並對我和妻子流露出同情的不過三四個人，曹茂林算是其中
的一個，而且是第一個。記得當時，他還告訴我可以讓我老母親來這兒看看，從西直門乘火
車到康莊下車！礦山每天有車往返於營門——延慶——康莊之間，和司機師傅說兩句好話，
一直能把老母親拉到礦山來。「兒女都是父母身上的肉，看你活得挺健康，老人夜裡睡覺也
就踏實了！」這幾句富有人情味的閒話，說得我淚眼模糊。
夠了。
他對我的情誼是夠了。五七年反右之後，開始了一個人人自危的年代。為了保衛自己的
生存，人們說點違心話，必要時把人生當成舞台演演戲，都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對勞改干
部而言，他們在監督改造罪犯，而上層也在審視監督著他們。他們最容易因犯「劃不清界
限」的罪過而失足落水。不是嗎？！（因而在若干年後的今天，當我閱讀蘇聯流亡作家索爾
仁尼琴作品的時候，我覺得他以主觀上強烈的愛憎，取代了勞改隊的客觀現實。他只寫了殘
酷壓搾的一面，這是真實的；但生活中存在著的另一種真實，卻被他的憎惡吞噬了。有惡無
善或有善無惡，都構不成一個社會的總體。而一個有良知的作家，總要審慎地認識這個總體
中的個體，特別是在《古拉格群島》那樣的宏篇大著之中，索氏把一部分個體生活內容抽掉
了，把憎恨宣洩到了極至的地步，這不能不被視為政治扼殺了他的某種文學真誠。這是題外
話）。
井下需要壯勞力，我被從井上調到了井下，並被曹茂林任命為大組組長。這個差事本是
可以東溜西看不參加體力勞動的。我沒有自尋解脫，因為勞動可以麻木人的中樞神經，人在
緊張的勞動中可以忘卻煩惱。礦井裡一片幽暗，幾盞照明燈懸在立柱上，可以使人麻木到動
物的程度。營門鐵礦出產的又是紅褐色的礦石，每天被開掘礦石的風鑽震得兩臂發麻，以致
在夜裡都感到大炕在身下顫動，就若同地震一般。進井臉是白的，出井後個個成了紅臉關
公，紅礦石的褐色粉塵染紅脖子和臉，塗紅了你的眉毛，並被你呼吸到肺部。勞改隊發的紗
布口罩，只是一種裝飾品，繁重的採礦石勞動使人汗流浹背，井下沒有一個成員是戴口罩干
活的。
鐵礦石開掘不比煤礦開掘。它的岩層結構堅硬如鐵，風鑽鑽頭頂在石頭上打眼，濺出一
串串閃亮的火星。而大部分人手中沒有風鑽，要從事原始的開掘方式：一把大錘，一根鐵
釬，一個人手扶鐵釬，另一個掄錘擊鐵釬。鑽出孔眼來裝上雷管炸藥，然後引爆放炮。我有
相當長的一段日子，是和歌唱家徐恭瑾配套幹活。他掄錘時我扶鐵釬，我掄錘時他扶鐵釬。
在空曠陰暗的礦井下，兩個老右派到一起，自然是傾吐苦水的最好時機。他在社會上留下妻
子和小女兒，既擔心妻子跟他離婚，又怕小女兒有了繼父，因而話題不是他的歌唱業務，就
是感歎人的命運蹉跎，間或在勞動休息時，看看隊長不在身邊便唱起催人淚下的蘇聯古老的
民歌：
草原望無邊
路途遙又遠
路上一車伕
饑寒快死去
告訴我老婆
再不能相見
結婚的戒指
請你送給她
礦井攏音，歌聲雄渾，沙啞而悲壯的回聲，經久不散。我常常在他的歌聲中潸然淚落。
緊閉雙目，靠著涼冷的井壁想自己的心事：母親額頭上的皺紋，小兒子的笑靨，妻子因消瘦
而塌陷的兩腮。曹隊長的消息當然是可靠的，但她究竟到哪兒去服勞役呢？她那弱不禁風的
身體，又能幹些什麼活兒呢？我不存在徐恭瑾的猶豫，我們倆雙雙身陷囹圄，命運像一條苦
籐把我倆緊緊地捆在一起，在整個北京市也算絕無僅有的一對苦瓜了。
「你的命運比我強一點，到底是一個人進來的！」我說。
徐長歎一聲：「各有各的難處！」
「你妻子不是沒提出離婚嗎？」
「還沒到那一天，那一天一定會來的！」
「她善良嗎？」
「就是她有菩薩娘娘的心腸，在這個年代也會變得冷酷起來。」他說，「到那一天，我
不會怨恨她。時代每天製造著生離死別的悲劇。」
「你沒死，你說得很好。」我內心充滿苦澀地為他解憂。
「好？誰知道這縴夫的纖繩要拉到哪年哪月！」
「唱支《船夫曲》吧！」
於是「用力拉，使勁拉」的寬闊而深厚的歌聲，從他喉問噴發而出。我嗓音不好，但酷
愛音樂，陪他一塊兒唱這首歌。每當此刻，我就覺得自己真像是一個背纖的縴夫，拉著一條
沉重的木舸，在積滿泥沙的古老河谷弓背彎腰而行。古俄羅斯的縴夫還有伏爾加河為他抒解
憂悶。古老黃河的縴夫每天還能聽黃河的一路詩歌。這兒無曲無歌。由於埋有礦藏的山皆為
禿山，因而這兒沒有一棵綠樹，山上也不長青草，春日到來之際，難以覓到任何一朵報春的
野花。有的只是崗樓、鐵絲網和到處書寫著的「認罪守法前途光明」一類的標語。每每從崗
樓下經過一次，都要先筆桿條直地站好，向持槍警衛的士兵喊一聲：「報告班長。」然後說
明通過崗樓的原因：我去打飯。我去隊部。我去打水。我去取勞動工具。我去……
八個小時鑽在山洞裡掄錘打眼，頭上不見青天，洞內儘是齜牙咧嘴的石頭。有一次，我
和徐恭瑾鑽石打眼，由於採石的角度需要鐵釬自下向上傾斜，因而鐵錘也要由下向上擊打。
他扶鐵釬，我掄大錘。這是一種高難度的勞動技能，我一錘打上去偏離了釬帽，鐵錘一下子
打到徐恭謹的額頭上，鮮血頓時淌了下來。他面色蒼白地倒在石壁上，我先是用手絹為他捂
住傷口，然後叫幾個人來架他上了醫務所。醫生給開了工傷假條叫他休息幾天，他硬是頭上
纏著繃帶，重新返回井下。
矛盾！勞改隊的知識分子幾乎都陷入這種矛盾之中：一方面覺得自己冤枉，是政治高壓
把自己送進了大牆；另一方面在勞改中又顯出極度的虔誠，想爭取提前走出大牆，幻滅感常
常上升為一種希冀，希望早一天從專政對像還原成公民。我自己也不例外。我有腳氣病，一
次在赤足裝卸木料時被病菌感染，一隻腳腫得像大饅頭一樣。醫生給我的腫腳塗上藥膏，纏
上繃帶，我便拄著一根木頭棍子，一步一挪地走上了勞動工地。曹隊長逼我回宿舍休息，我
就是不回。幾十年後回首當年的這種現象，既有50年代革命英雄主義教育的潛影，更有幾
千年知識分子傳流下來的奴性思想基因的影響，總是想通過」逆來順受」，而最終達到解脫
痛苦的目的。
知識分子大腦是發達的，而對迷茫的現實，常常不如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氓爺，更能剖
析現實。他們常常對我們的這些痛苦掙扎流露出鄙薄的神態，並編出順口溜，譏諷我們說。
好好幹
閒扯淡
你有千變萬化
不如政策一變
意思是說，政策不改，你就是肝腦塗地去苦熬自己，也是白搭。如果政策變了，你就是
隨大流，也能坐上「解放」牌大汽車。這種「反改造」的順口溜，不久便得到了證實。我至
今仍記得，那大會的召開是在1961年的5月25日的上午。全體成員集合於隊部前的一塊空
地上。誰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會議，但是那陣勢顯得與往常集合不同：礦長來了，管教股長來
了，勞改隊長來了，內勤幹事來了……礦長的開場白告訴我們：今天是對全體犯罪分子，宣
布勞教期限。
平日集合，喧鬧不止；今日開會，鴉雀元聲。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條例規定，勞動
教養屬於最高行政處分。行政處分這個詞彙，在哪個國家都和法律這個字眼無關，但鐵絲
網、崗樓、刺刀，從押送地土城一直到營門，緊隨我們形影不離。因而，在這裡服勞役的我
們，都知道這個詞兒名實不符。犯人進監時要蹲下，我們在土城就學會了蹲下；犯人都稱代
號，我的代號是273，犯人見戰士要喊「報告班長」，我們也是照方抓藥；犯人監號夜裡不
閉燈，我們也不閉燈……難道「行政處分」的內涵，應該是這些嗎？當然，「勞教」和「勞
改」形式上還是有表面區分的，一不強制你剃光頭，二每月零用錢比正牌勞改多上十幾塊，
這些都是表層上的差異，而骨子裡卻和勞改劃了等號。偶然碰到來礦山的老鄉，他們直率地
叫我們「勞改犯」或「二勞改」。
儘管如此，人們都希望自己的「勞動教養」期限短一些。所以，肅靜的會場上，都在傾
聽著命運的宣判。宣判期限的幹部是管教股王股長，他宣佈的順序是半年、一年、一年半、
二年、二年半、三年；半年為最短期限，三年為最長期限。半年、一年的名單很快就念完
了，還沒有念出一個右派的名字。到此，營門的十幾個右派面面相覷，都知道自己是獲得最
長勞改期的人了。這真是「好好幹、閒扯淡」的具體驗證。特別褻瀆法律的是每個人的勞改
期都從即日——5月25日起計算，那麼在「土城」和在營門服勞役的半年時間，算白搭。
噢！原來法律是根兒童玩耍的猴皮筋，願意拉長則拉長，而這些據說是經政府政法部門審定
了的，由執行法律的勞改幹部宣佈它，簡直是那個年代一幕最荒誕的政法界頭頭們強姦法律
的惡作劇。
我們這些沉淪社會最底層的右派，本來已被五七年的政治愚弄了；到了底層，又被權法
合一的所謂法律，再次強姦。可悲的是，這些知識分子當時並沒有意識到自身的悲涼，還幼
稚地推算著：三年，不過1095天。苦苦熬過這些日夜，就可以「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了，就可以從另冊公民還原到正式公民了。這真是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無知，在這塊土地上勞
作的人們一經有了「前科」，就別做再想回到伊甸園的夢。那「一抓就靈」的階級鬥爭，將
永遠把「另冊」人員打入地獄。
會後，幾個老右偶然在廁所或工地相遇，一邊抨擊已服勞役的時間沒被算到三年期限以
內違反天理，另一面又慶幸到底有了個盼頭，覺得這是「無期變有期」，誰能想到詭辯術還
能把「有期變無期」呢！
老家在上海的右派程海炎，當時正好收到上海寄來的食品郵包，在星期天休息時便叫上
我和徐恭瑾到一個背人的牆角去「聚餐」，糕點很少，我記得每人吃上幾口就吃光了。但在
那個年月，僅此一點已經屬於違反改造條例的「彼此拉攏」了。
程海炎生性浪漫，他對形勢分析說：「三年後，我們單位可能派人把我接回去！」
「是不是用小臥車？」我挖苦他。
「部裡工作需要我！」
「你比彭德懷還重要吧！」徐恭瑾持悲觀調子，「別說缺了你一個翻譯，就是缺了誰地
球也照樣轉，小道消息說彭德懷倒了大霉，中國這列火車不是也沒翻車脫軌嗎？」
「黨的政策明明白白寫著『既往不咎』麼！」程海炎仍然固執地申辯，「化消極因素為
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這是寫在《人民日報》社論裡的！」
「借你的吉言吧！三年後，但願我們都劃到可以團結的範圍以內！」
三個老右不能在一起久聚，程海炎把點心渣子往嘴裡一揚，我們各回各的宿舍去了。勞
改隊的星期天是最最無聊的時日，沒有書看，沒有棋下。年老一點的多在炕上縫窮，把衣服
補丁補得層層疊疊，因為天天跟礦石打交道，費衣服費鞋；年輕的「哥兒們」，則躺在土炕
上侃大山。內容不出兩個內容：一吃——聚在一起精神會餐，從全聚德的烤鴨、東來順的涮
羊肉，到西四牌樓的炒肝、東四牌樓的豆腐腦，一邊談著一邊蠕動著喉頭，把饞水嚥下肚子
去似乎也是一種精神享受；二色——流氓對女性的專稱為「圈子」，他們談女人的胸脯、屁
股、大腿……語言下流淫穢，不堪入耳。所以每到星期天，我常常坐在房簷外，眺望鐵絲網
外的青山，如果是晴天，從這裡南望，能迷迷濛濛地看見長城。往西看是山，往東看是山，
往北看還是山，使人倍感天空之大，生存空間的狹小。據這裡的一個老號告訴我，在勞改部
門，他到過一個特殊角落，那兒是男囚和女囚的精神病院，裡邊關著一些男瘋子和女瘋子。
有一度他曾在那兒值班把門，一天管女瘋子的女勞改隊長跑來求援，她說有一個女瘋子用掃
帚沾上黃屎，滿院子追打同夥，連女隊長也不敢接近她。這個老號進了院子就嚇了一跳，原
來這個女瘋子渾身一絲不掛，高揚著手中的屎掃帚，追打著犯有精神病的同夥。見此情景，
他退了出來，但女隊長對她無奈，還是命令他去把她逮住，這老號無奈，只好硬著頭皮去幹
這份差事。幾經折騰，那女囚雖然抹了他一身臭屎，但他終於從身後攔腰抱住了這個犯有瘋
癲症的女囚。那女號自己也弄了一身黃屎，她被幾個人強按住，穿上了精神病患者穿的緊身
衣，綁在特製的床板上了。她叫著。罵著。當她折騰得沒勁的時候，就反覆唱那支歌：「社
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這時，那女勞改隊長才告訴他：「甭理
她，這是個極端反動的臭右派。你的任務完成了，可以走了！」說者無意，聽者有心，他講
的那個瘋癲了的女右派，使我本能地想到了妻子張滬。還沒有被送進「大牆」時，她已經自
殺過一次，她能經受得住勞改隊的種種精神煎熬嗎？！
直到夏天，母親拐著那雙纏過足的小腳，帶著剛滿四歲的小孫子，來營門探望我時，才
帶來我妻子給家裡寫的信：她被送往天津北茶澱（即清河）農場去了，由於身體極度虛弱無
力出工幹活，每月吃21斤口糧，在病號組養病（見她發表在《人民文學》1988年3期的小
說《曼陀羅花》）。她不知道我去了哪支勞改隊，要家裡轉告她我的勞改地點。信是用明信
片寫的，筆畫綿軟無力，看到這封信我的眼睛立刻漲滿了淚水。再看看老母親臉上的塵土汗
痕，淚水立刻奪眶而出。小兒子對這些一無所知，連連叫著：「爸爸！爸爸！我可想你
啦！」我抱起他來親他臉蛋時，竟然「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男兒有淚不輕彈。」那不是指我而言。我懦弱，我善良，我不是錚錚男兒漢。老母親
和小兒子突然出現在我面前，使我的理智堤壩完全崩潰。
陪她一起來的是我的姨兄，他叫張玉華（1985年被一輛拖拉機碾死），共產黨員，北
京市的勞動模範。從我和妻子劃右派後，他就成了我母親的生活拐棍，這天他背著大包小包
的衣物和食品，陪我母親到營門。他們是按曹隊長告訴我的那條路線來的，康莊下車就遇到
了往返於營門鐵礦的礦石車，好心的工人師傅體諒這一老一小的艱辛，把他們讓進了駕駛室
裡，並一直送到了礦山的招待所。
當時正值中午收工時間，我身穿工服，頭戴柳帽走進了接見室。內勤幹部嚴隊長看見我
進屋，先來了一段開場白：「你母親和表（姨）兄來探望你了。第一，食品帶得太多，每人
限二斤，他們帶來有十多斤，要動員他們帶回去一部分，這是紀律要求；第二，要向家裡人
匯報你的改造成績和不足，讓家庭也督促你盡早地拋棄反動的右派立場，成為自食其力勞動
者中的一個分子！」
接見的屋子是裡外套間，嚴隊長坐在外問屋的一條長凳上，面孔嚴厲地監視著母子的會
見。當他聽到我抱起小兒子「哇」的一聲哭了，便從凳子上站起來訓斥我說：「這叫什麼
話，你哭什麼？哭就表示你感到委屈，是不認罪的表現。再哭！停止接見！」
我老母親忙向隊長解釋：「他想小兒子了！」
「這話沒有階級觀念。」
我姨兄忙上前打圓場說道：「隊長說得很對，接見是喜事不能哭。姨弟，給你——」他
塞給我一塊手絹，強作歡顏他說，「三姨，你看維熙勞動半年多，臉胖了，身子骨兒可結實
多了！」
多虧這時候曹隊長來了。他讓嚴隊長去吃午飯，他頂替了嚴隊長的角色，進到屋來就喊
了聲：「大娘！您這麼遠路來看兒子，可辛苦啦！您孩子在這兒表現很好，用不著掛記
他！」我母親的神情還沒從嚴隊長的訓斥中解脫出來，曹隊長搖搖桌子上的暖壺空空如也，
便說：「這麼熱的天不喝水還行！你先去打一壺涼開水來。」
奔向鍋爐房的路上，我長歎了一口氣。我罵我自己確實太缺乏男人氣了；當著那位黑臉
閻主，一個男子漢應該把眼淚嚥下肚子，把感情的寒暑表，降到零下負數。我沒能做到，結
果招來一場他對老母親的訓斥。我感到自己又做了一件有愧於苦命母親的事情。
打水歸來時，曹隊長已然不在屋內了。不一會兒，一個勤雜工端來幾個饅頭。一筒打開
的肉罐頭（當時礦山幹部吃這種肉）。一大海碗菜湯和四個飯碗。我心裡明白，這是曹隊長
吩咐下來的。我見過來這兒探親的家屬，吃的倒是幹部灶伙食，但需要自己到食堂去買。除
非是公安局、勞改局出差的來營門，才能受到如此的待遇。
這是我在半年多的勞改生活中，第一次和家裡人吃的一頓團圓飯。四缺一，少了我妻子
張滬。飯罷，嚴隊長再沒有到這個接見室裡來。因而我母親來探視我的時間，得以延長到下
午出工。哨聲響起之時，曹隊長又來到了接見室，告訴我兩件事：一，超規定的食品不必叫
老母親帶回去了，省得傷老人的心；二、老母親來一次不容易，叫我多陪一會兒再來工地。
我母親非常感動，我也十分激動。在勞改隊這是破例的照顧。我母親督促我立刻去出
工，我有些猶疑，因為下次見面不知在什麼時候。但在我姨兄張玉華的勸說之下，我匆勿親
了小兒子臉蛋幾口，帶著大包小包，通過必須經過的崗樓，把東西放回監捨。然後，大步流
星地直奔礦井。
當天下午，我母親帶著小孫子搭乘礦石車走了。真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既給我留下
了安慰，也留下一片灰色的惆悵。在礦井口，我遇到了頭戴柳帽準備下井的曹隊長，他看到
我這麼快就奔赴礦井，似有什麼事情要對我說。我和他並排順斜井而下，走了很久他才冒失
他說了一句：「有件事情，忘了告訴你母親。」
「我可以寫信告訴她，您說吧！」
「算了！不告訴她也好，省得老人懸心……」他欲言又止。
限於我的身份，不好向他詢及究竟是件什麼事情。但從他這句話的意向上去分析，可能
不是一件吉利事。過了不久，礦山到處傳播著一條小道消息：工業要下馬，營門鐵礦要關閉
了。
可靠嗎？
去哪兒？
死寂的礦山，喧囂浮動起來。大家惶惶不可終日地猜測著議論著。勞改隊長只當充耳不
聞，既不承認，也不追查謠言。於是這些罪犯們認定：挪窩兒的日子不遠了……
本來勞改隊的流動性就是「大迴旋」的，近二十年的勞改生涯中，我換過十幾個落腳的
碼頭。但是離開營門的轉移，確屬「工業下馬農業上馬」之緣故。盛夏時節，在噪人耳鼓的
蟬鳴聲中，我們奉命收拾行裝，像在土城一樣，這群「五毒」將轉移到哪兒，我們是不得而
知的。
眼明心快的刑事犯老號作出預測：這回他媽的要遠離北京城了。你看，從礦山的機電設
備到伙房的蒸鍋和籠屜都裝上了卡車，或許他媽的是到漫荒野地去開闢新勞改點吧！
行前，幾個老右聚在一塊也對形勢進行了分析。去哪兒不是我們話中的主要內容，幾個
人竊竊私語的核心內容，是國家經濟的大滑坡。大躍進吹牛皮的神話已經破產，大煉鋼鐵的
超英趕美更是新的「天方夜譚」；由於這種「殺雞取卵」的狂熱，已經破壞了工業的生產秩
序，特別是扼殺了農業騰飛的生機。工業下馬，農業上馬之舉，可能意味著中央頭頭發熱的
腦袋瓜，開始恢復正常。會不會對「反右派鬥爭」也回看一下呢？這是我們所期待的。
卡車長龍的前端，有押車的武警，槍口對著後邊。卡車的最後邊一輛，也是武警車，槍
口對著前邊（小說《風淚眼》中有詳細描寫）。夾在中間的是罪犯們的卡車。在車上灌滿耳
朵的除去風捲黃塵的呼嘯聲之外，就是連連的惋惜聲：
「這回完蛋了！勞改農場的定量要比礦山少20斤呢！」
「再也吃不上52斤的口糧了！」
「他媽的，糧食不好吃，就去捋草籽填肚子！」
「天無絕人之路，到地方再說。」
到了康莊，卡車並沒停下而是一路南下。在一片亂哄哄的猜測聲中，卡車駛進了土城。
闊別了半年多的土城，依然如故，但綠了垂柳，綠了菜地——我們告別土城時正是萬木蕭條
的嚴冬，這多少給這群重返土城的歸客一點視覺上的差異。
土城原是收容所，在勞改系統的工業落潮聲中，這兒又充當了中轉站。那一座座陳舊破
爛的帳篷中，不僅僅有營門來的人，還有從其他勞改隊來的同類。比我們早幾天到這兒的
人，已經得到了隊長口信，全體成員一律發往興凱湖。那兒大草甸子連著天，正等著服勞役
的罪犯去開發哩！
哪一壺不開專提哪一壺，幾乎所有成員都怕去興凱湖，這口厄運算被我們碰上了。我以
沉默對之，而那些刑事號對此事卻如熱鍋上的螞蟻。曹隊長出乎人道精神索性告訴我們給家
中寫信，爭取能在此行前跟家裡人見上一面，我怕老母親在見面時承受不了這重大刺激，便
在明信片上委婉地透露了一點將要遠離北京的消息，讓老人精神上有個逐漸適應的過程，以
免為此而突然暈倒在接見場地。儘管如此，那天一見面我就看見老母親哭腫了的眼泡，老人
接到那封明信片後，想必經受了幾個不眠之夜的折磨，她身旁站著我的小兒子從眾，他戴著
一頂布制的大簷遮陽草帽，帽子下一雙大眼睛專注地望著我，那神情已不像去礦上看見我時
那麼歡快，四歲半的小小人兒似乎知道了他這個右派爸爸，要到離他們老遠老遠的地方去
了，因此那雙童眸裡流露出與他年齡不相稱的憂鬱。家屬來探視要排隊進行登記。當我母親
出現在登記的桌前時，曹茂林若有所思地看了我老母幼子一眼，便朝我走來。他把我叫到一
個僻靜的牆角，低聲對我說：「情況發生了變化，凡屬犯右派罪過的，都不去興凱湖了！你
可以告訴老人家。」
「為什麼？」我按捺不住歡欣之情，大膽地問道。
「你們去那兒，管理起來不方便。」他有所保留地回答我，迅速折身而去。
我馬上明白了：當時中蘇關係已日漸緊張，興凱湖地處中蘇邊界交壤處，把這些政治犯
弄到那兒去，上頭認為顯然是有失妥當的。鬱積我心中的愁雲頓時消散，欣喜的程度近於發
狂，所以當我出現在我母親面前時，沒等我母親哭天抹淚，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訴了她這個消
息。
最初，久處逆境的老人，以為我是故意瞞哄她。她那塌陷的一雙干紫眼，把我盯了很
久，似乎才判斷出我講的是實話。最瞭解兒子的莫過於母親，她破涕為笑地問我：
「是真的？」
「這是曹隊長叫我轉告您的！」
「怎麼，那邊怎麼還有人哭？」
「那不是思想犯。」
她還是不太明白：「為什麼只有你們不去呢？」
「您甭問了，反正我不去興凱湖了，您放心了吧？」
先悲後喜的母親，指指身旁的大包裹說：「我連夜給你絮的厚棉褲，不去也帶走吧！在
漫荒野地裡幹活，容易得寒腿。」
母親領著小兒子走了——那次接見時間非常之短。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吧，我覺得母親
微微佝僂的腰彷彿挺直了一些。人得喜事精神爽，儘管這算不得什麼喜事，在勞改單位，卻
也算得上不幸中的一幸了。而「一幸」的得來，並非專政機構對落難知識分子發了什麼慈悲
之心，而是出於對右派比對刑事犯更缺乏信任所致。因而在這一點點欣喜中又深藏了許多難
以言喻的酸楚。
當天晚上，我找到住在另一個帳篷裡的徐恭瑾。我們在營門有著勞改的情誼，我那失手
的一錘，給他臉頰上留下一塊小小傷疤。儘管他表示不在意臉上這小小記號，但我心中總覺
得愧對了他，因而我把上午得知的絕密新聞悄聲地轉告給他。他和我的分析一樣，判斷出中
蘇兩國的「蜜月」期徹底結束，「離婚」己成定局。在這種形勢下，當然要防範老右跨過邊
界投靠「蘇修」了。說話時，我倆的心情十分壓抑，因為這預示著我們勞改的歲月還很漫
長。之後，我們的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到了曹茂林身上，覺得在勞改單位他是個少見的勞改干
部，他內心同情進了「大牆」的知識分子，但又有國徽鑲嵌在大簷帽上，使他不敢過多流露
自己的心聲。他能做的只可能是這一點，但僅僅這一點也顯示了他的人格力量。可悲的是，
他的心靈也在被鐐銬囚禁，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五七年後有良知的人噤若寒蟬，帶上假
面具，這是為了生存。
刑事犯不久就開拔了。行前，曹找了幾個知識分子分別進行個別談話。我是其中的一
個，他的話雖短卻震撼人心：「相聚半年，眼看就要分手了。知識分子在這個環境裡一定要
自珍、自重、自愛。也許是我的瞎想，終究有一天國家還是要使用你們的才智的！」我們的
談話是站在帳篷外的路燈之下進行的，蚊子在耳畔亂飛，不時要抽出巴掌拍打一下蚊咬，盡
管如此，這次談話的情景，像刀子刻的一般深邃，埋進我記憶的皺紋，使我至今不忘。夜有
微風，閃爍燈光下，他那只風淚眼裡的淚珠晶瑩發亮……
直到第二天，對刑事犯吹響集合笛聲時，我突然想起我存放的「英格表」和「派克
筆」，還在嚴隊長手裡，便匆匆找到了他。他煩躁地訓斥我說：「為什麼你不早說？」
「我忘了，您管內勤應是不該忘記的。」
他風風火火地檢查著存放物品的花名冊，又從一個上鎖的箱子裡拿出「英格表」，叫我
簽了收條。
「還有一支羅紋派克筆呢！」
「來不及找了，你看，那邊都集合好了。」他匆匆裝起手錶收條，回過頭來對我說，
「到了興凱湖給你郵寄回來。」
我訥訥地站了一會兒，目送著那些刑事犯上車。
車開了，曹、嚴等昔日在營門的幹部，都隨車去了興凱湖。
回到帳篷裡，心像掏空了一般。是那支筆帶來的憂鬱？似乎有這個成分在內。這支筆是
我寫長篇小說《南河春曉》時使用過的，不知嚴隊長是有意還是無心，反正挺刺激人聯想
的。當然，更使我產生失落感的，是走了一位有良知的勞改幹部，和我們心靈相通的朋友。
刑事犯去了。
政治犯來了。
我至今能清晰地記住名字的有肖乃信（原鐵道部工程師）、溫承謙（原某工廠技術
員）、林盛然（原紫金山天文臺搞「數學天文」的科技幹部）。其他同類的姓名，因年代久
遠而忘卻了。之所以只記住這三個人姓名，也是不無緣由的。其中的肖乃信，後來和我在一
起勞改過一段時間，是個很有意思的右派（見後文）。溫承謙是50年代青年詩人溫承訓的
哥哥，我和溫承訓昔日在北京文聯相識，因而我能記住溫承謙的姓名。至於林盛然，我所以
記住了他，因為他具有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苦難經歷：他出身貧寒，因其根紅苗正被挑中派
往民主德國深造，並任萊比錫留學生團支部書記。災禍是他的堂堂儀表引起的。一個家住西
柏林的年輕德國姑娘，對林盛然很感興趣。有一次便將林盛然帶至西柏林她的家中。僅僅這
麼一次，就鑄成了林盛然終生悔恨。他很快被遣返回國，在一個區別於普通拘留所的審訊
室，反覆追問他兩個問題：第一，你為什麼去西柏林；第二，你為什麼又回來了。雖然沒有
直接詢及他是否參加了什麼間諜組織，但曲裡拐彎他說來說去卻正對準這一政治靶牌。林盛
然只從違反了留學生不能和外國姑娘談戀愛的紀律，不斷檢查自己行為有失檢點，但多次檢
查一律不被認可。就這樣，他在一間隔離室被隔離審查了很久，最後並沒因無任何憑證而放
他回原單位，而是送迸土城勞教收容所。
林君長著開闊的大腦門，兩隻眼睛深陷在眼窩之中，是一副典型的廣東人長相。我第一
次見到他的時候，他正在偷愉看著一本有關「天文數學」的書。他感慨地對我說：「學我這
個學科的人極少，這一行正等著我去為之奮鬥呢！但命運不濟，一頭扎進土城來了。」我從
他枕下抽出來書翻了翻，是一本德文的數學書，便開玩笑地對他說：「小心點，勞改幹部不
懂德文，會懷疑你讀的是一本間諜密碼，那你可就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他眼神裡流露出一片淒惶之情，問我：「為什麼要這麼對待知識分子呢？我們不都是解
放後吃共產黨的飯長大的麼？現在是把我們當敵人監管起來，你從維熙在五七年想推翻共產
黨了嗎？」
回答就會勾起心酸的往事，我沒作回答。
「你是怎麼看的？」
「把勁頭用在修理地球上，精神上就能有個轉移。」
「那不是向猿猴退化嗎？」他有著科學工作者的嚴謹和認真。在講到「進化」和「退
化」問題時，他引證了許多哲人名言。我在這方面知識淺薄，那些哲人的名字，我都淡忘
了，卻記下了他思索問題時，那雙直對著我的炯炯目光。
肖乃信和林盛然的生活態度截然相反。他的歲數居這些右派之首，但最浪漫。走路唱，
幹活唱，休息時也在唱。他個頭矮矮，下巴頦已然鑽出了白鬍子茬，表現得卻像個老小孩。
他不唱民族歌曲，專愛哆嗦著嗓子唱西方歌劇《茶花女》什麼的。有時他還以音樂先知自
居，盤問一下徐恭謹西洋聲樂方面的問題。在右派群體中，我們都稱他為「老活寶」，對此
他毫不氣惱，豁達地對待這個戲謔性的綽號。一個昔日的高級工程師，如此和常態相悖，使
我們都感到驚奇。有一天我倆奉命去食堂給集體打飯，食堂裡的窩頭不知因何沒能按時下
屜，我和他靠在蔭涼的牆根下閒扯起來，我才找到了他今日變態的生理依據。從他劃為右派
分子時，家裡的妻子和兒女已聲明和他徹底決裂並脫離關係。這個打擊幾乎將他置於死地。
當他從死境中重新有了生存慾念，他就強制自己要忘掉昔日的一切，而昔日家庭的歡樂，是
他首先要從頭腦中驅除的，所以，他一反沉默寡言的性格，成天他說，成天地唱，不讓腦袋
有瞬間的空隙，久而久之就成了一個精神變態狂。但作為社會中的一個能呼吸的活人，無法
割斷往昔，他以欣喜的假面掩飾著辛酸悲楚的內心，以喜劇的形式扮演著悲劇的角色。我同
情他——從心底憐憫這個「同類」。
後來才知道伙房誤了開飯時間的原因：日前伙房裡出了一樁凌褻女號的案子，不知是伙
房裡的哪個男號，在蒸窩頭時用玉米面捏了一個完整的男性生殖器，蒸熟了以後故意送到女
號那邊去。女號發飯時驚叫起來，便找來女勞改隊長控告伙房。剛才伙房正在開會，追查制
造這個模擬性器官的元兇哩！
「混蛋——」肖乃信提著菜桶，走在歸途上憤然地罵了起來。
我只是低頭苦笑著，覺得不可思議。
「為什麼讓我們和這些臭流氓吃一鍋子裡的飯！」肖乃信的破鑼嗓子很響，「這是我們
的恥辱。我抗議——我抗議——」
我制止了他，但我尊敬他的這聲吶喊，只有在這一刻，他才還原了知識分子的本來面
目。他皺著眉頭，瞪著眼，唇邊粘著白色唾液、嚴然像個凶神一般。
吃飯之際，幾個老右議論著這件事。有人說這是原始的生殖崇拜！有人說車道溝裡的王
八身上馱著的圓帽石碑，也是男性生殖器造型。還有的人說，列祖列宗的石碑也是這麼延續
下來的，說明×是人類得以繁衍的老祖。肖乃信對這些議論十分惱火，他說：「是不是土城
把你們都同化了，按你們的說法，那男流氓應該做那個『玩藝』了？墮落！這是墮落！」
沒有人和他爭辯，因為他有著絕對的固執。明明身子已全部掉進了井裡，腦袋卻想留在
井上。他想保持知識分子的清高，因而將嬉笑怒罵集於一身，這也是他特殊的精神平衡術之
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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