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所說的「四合院」，當然是一個比喻。它指的，是在現代文明的衝擊下，無可奈何地走向瓦解和衰亡的傳統的生活方式。在北京，最能表現這一悲劇進程的畫面，是在林立的高層建築的縫隙中苟延殘喘的四合院。今天為我主持講演會的鈴木貞美先生於一九八四年秋訪問中國的時候，就曾經和北京的作家鄭萬隆先生一道，站在一座高樓的樓頂，俯瞰過這一畫面，進行了一番十分有趣的對談。那次談話我沒有在場，我是從鈴木先生的文章裡瞭解他們談話內容的。鈴木先生表示了對被擠壓、被蠶食而日漸萎縮的四合院格外的關注。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這關注絕不是僅指「四合院」這種建築形式自身，而是文化意味上的「四合院」，或者說，是「四合院」所代表的文化，所代表的傳統的生活方式。關注這種文化在現代文明中的處境，它如何被挑戰，被碰撞，被誘惑，被瓦解，它如何惶恐、悲慼、憤怒，或許還有抵抗。
諸位都知道，四合院，特別是北京的四合院，是中國北方民居的代表。其實，在中國的南方，民居也多是一個個封閉的院落，只不過四周的房間連成一片，不像北方的四合院那麼大就是了。這在南方，被叫做「一顆印」住宅。而北方，則以四合院為典型。
據建築史家考證，從敦煌壁畫和其他中國古代繪畫資料可知，隋、唐、五代的貴族宅第和鄉村住宅，都已經採用了四合院的形式。到了明、清兩代，北京已經成了一片四合院的世界。
其實，四合院也不盡然只是一種民居形式。早有研究者指出，整個北京城，可以說是一個巨大的四合院。垂花門以外，是北京的前門地區，正房，是紫禁城。而紫禁城裡，也是一個由許多小四合院組成的大四合院。難怪有研究者指出，在北京，幾乎每一座建築都是一座牆。
這樣，四合院生活方式的特點就顯而易見了。
第一是它的封閉性。四合院的四周，由各座房屋的後牆環繞封閉，一般對外不開窗。院門裡，還每每以一座迎門的影壁遮擋、稍大的院子，過了影壁，還有一道垂花門擋駕。足見其封閉之深。第二是它的親和性，這是對內而言。四合院把一小塊大自然圍在了自家的院落裡。裡面有樹，有草，有金魚，有朗朗的天空，一家人生活在其中，隱忍謙恭，尊卑有序，其樂融融。可以說，這是一個封閉的社會的縮影。
與這種民居形式相對應的，是四合院裡繁衍生息、代代相承的居民們那傳統的生活方式——他們的家庭關係，他們的價值取向，他們的思維方式……應該說，理解這生活方式最好的教科書，是中國作家老捨先生的作品。《四世同堂》這部長篇小說的篇名，就概括了四合院的居民們的理想。而書中的那位祁老人，他和他的兒孫們之間那種尊卑有序卻又充滿了人情味兒的關係，就是一直存在於干百戶北京人家的家庭關係。祁老人聽說日本軍隊佔領了北京，吩咐兒子們多買點糧食，多備下鹹菜，早關院門，靜候時局，這就是封閉的四合院裡典型的思考樣式。老捨的眾多作品中，還有唯唯諾諾，不招災，不惹禍，甘當奴才的舊警察；隨和客情兒，審時度勢的順民王利發；逆來順受，聽天由命的程瘋子……都堪稱是四合院性格的代表。
其實，熟悉老捨作品的人不難看出，在祁老人、王利發時代，四合院及其生活方式就已經開始崩解了。老捨筆下的主人公們，他們的性格歷史就是這崩解進程的形象註腳。人類文明的進程發展到當代，摩天大樓、立體交叉橋、嘶嚎的汽車、黑煙噴吐的摩托……更以洪水猛獸之勢包圍在最後一片四合院的四周。這樣一幅畫面已經出現在北京的街頭：每天，晨曦的微光中，一輛輛馱著鳥籠的自行車或三輪車不時從馬路上馳過。這是養鳥迷們到離家很遠的公園、河畔，尋找可以掛鳥籠的地方。他們所居住的四合院，或被高層建築所代替，或被車馬喧囂所包圍。據北京的養鳥迷們說，百靈鳥在學唱的時候，是最怕嘈雜的聲音的，這有點像小孩子，學話時很怕學到粗話，那就「髒了口」。為了他們那心愛的百靈鳥不至於「髒口」，他們在尋找一處清幽的所在。可是，這是否容易找到？
然而，和這畫面一道在人們的渾然不覺中降臨四合院的，是比這畫面更深刻，更內在的危機。那就是人們的心理空間所受到的驅趕和擠壓。傳統價值觀的鳥籠，似乎也很難尋找到一處可依的枝頭：寧靜閒適的家庭氣氛，被電視廣告和卡拉OK所騷擾；長輩們的尊嚴和權威，被晚輩們開闊的視野，活躍的思路所漠視；忠厚忍讓的中庸之道在貪婪奸詐的弱肉強食麵前顯得如此迂腐和自卑；傳統的道德觀念在享樂主義的誘惑下幾近崩潰……生活中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他們內心的衝突、感情的波瀾，或許要比我的概括更為生動。我認識一個青年人，一個典型的四合院文化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工人。不久前，他還在國營工廠裡安分守己地幹著他那一份工作，掙那每月二百元的工資。他知足知命，別無所求。可是，當同一個胡同裡一起長大的夥伴們帶他坐了一晚上酒吧，喝了幾杯洋酒以後，他不能不對自己的活法兒產生懷疑。夥伴們有的是個體攤商，掙了大錢，有的辦皮包公司，發了橫財。「我過的是人過的日子嗎？」他對我說。有一天晚上，他為一個個體攤商當了三個小時的「托兒」。所謂「托兒」，就是冒充顧客，吸引欺騙其他顧客上鉤的角色。那三個小時，他掙到了在國營工廠干半個月才得到的錢。以後他繼續充當這樣的角色，而且還開發了新的生財之道：為偷偷嫖娼的男人提供奸宿，他則坐在門外按鐘點收取「服務費」。這位在金錢物慾的潮水中沉淪的青年，最終因犯有容留婦女賣淫罪而被判刑。這樣極端的例子在當代中國青年中當然實屬罕見，不過，這種內心的喧囂與騷動，最後走向和傳統價值觀、道德觀的告別，可以說是許許多多中國當代青年共同的心理特徵。老年人在這場新與舊的碰撞中，當然更多的是失落和孤獨。他們所據守的人生信條，這世代傳承的東西在受到挑戰。我在那些蹲在馬路邊曬太陽、聚集在街心公園唱戲的老人們中間結識了不少朋友。過去，他們是四合院裡融融的親族氣氛中的中心人物，而現在，晚飯後兒女們所關注的，已經是電視節目的主持人了。過去兒女們的工資一分不剩地全交給他們執掌，現在則開始留「私房錢」，有的甚至鬧「獨立」。他們只好到街心公園裡，到老年的夥伴中間去尋找「自我」了。老人們的悲哀還不僅僅因為家庭關係的渙散，而且也因為和自然的告別。過去的四合院裡有花草蟲魚，有棗樹、槐樹、石榴樹，是一塊小小的自然天地。忙碌於工作的年輕人對高樓裡這天地的失去全然不覺，對老人來說，這又是一次痛苦的失落。一位朋友告訴我，他的八十歲的老父親從四合院搬到了高層公寓後，智力急劇下降，似乎在走向呆傻。我告訴他，這大概就是所謂的「高樓病」。他應該讓總在陽台上曬太陽的老人走向社會，接觸自然。他接受了建議，隨後告訴我他的父親果然不再那樣神情恍惚。可是，在現代生活節奏中，忙碌的兒女們誰能不斷地抽出時間盡盡這樣的「孝道」？
女士們先生們，我用了這麼大的篇幅描述了我所生活的那座城市，傳統的生活方式在現代文明的侵襲下崩解的圖景。請不要誤以為北京的上空到處飄蕩著像我一樣的不祥的烏鴉的叫聲。我想，或許因為中國的物質文明水準較之發達國家尚有較大的距離，傳統生活方式的崩解，大概也比日本緩慢的多。人們關注的熱點，仍然是經濟的發展、生活的改善，所以，四合院的居民們，其中也包括不少的中國作家，對自己已經面臨和即將面臨的一切，仍然缺乏足夠的注意。他們正沉醉於把松下彩電和夏普冰箱早日請進四合院，更大的夢想則是房屋改造的大軍早早開進胡同裡來，他們好早早搬到高層公寓裡去，那裡有暖氣，用不著天天早晨蹲在院子裡捅煤球爐；那裡有自來水，用不著一桶一桶地去院子裡提水；那裡有煤氣灶，再也無須下班後面對熄滅的煤火一籌莫展……期待著告別四合院，告別四合院生活方式的人們，以為他們告別的全是落後和封閉，等待他們的全是嶄新和欣喜，這心態使人想起一句美國諺語：籬笆那邊的草總是綠的。然而，籬笆那邊的草真的全是那麼綠嗎？
我相信，對籬笆那邊的草的顏色再一次提出懷疑以後，諸位一定確信我是一隻徹頭徹尾的烏鴉了。其實不然，我可以非常坦率地告訴大家，面對著我剛才為你們描述的四合院的悲慼，我的心中是一團矛盾。一方面，我已經講了不少了，籬笆那邊的草不盡然全是綠意可人，然而，另一方面，傳統的四合院的生活方式是否就那麼值得留戀？你可以在那尊卑有序卻又人情融融的家庭氣氛中流連忘返，然而，你也得冒著被那鬆弛的生活節奏漚酥了筋骨，被那尊卑關係消磨了個性的危險。你可以發現，中庸、平和、與世無爭的價值取向，是人生一個最美妙的避風港，然而終有一天你又會後悔，是它使你被社會生活的航船遠遠地拋在了一邊。我不知道這種傳統與現代的抉擇中的矛盾、權衡中的兩難，是否也是，或者曾經是日本知識分子心中糾纏難解的命題。為了說明我自己在這權衡與抉擇中的矛盾心態，我想告訴諸位一個或許還算有趣的事實：我和妻子、女兒住在北京市中心的一座高層公寓裡，我的家庭是一個基本隨著現代生活節奏運轉的家庭，一家人從早到晚，都在忙碌。我的岳父一家卻是在一座四合院裡。傳統的家庭關係、生活習慣，我稱之為「最後一個四合院」。我就在這「最後的四合院」和「嶄新的高層建築」之間來來往往。在那「四合院」裡，我確實能感到一種傳統的溫情和寧靜，可是也感到落伍於時代的鬱悶。在那「高層建築」裡，我也確實能感到一種開創的活力和充實，可是也感到被冷冰冰的水泥牆擠在寫字檯前的孤獨。幸好在我看來，兩難、矛盾。糾纏不清，也可以成為文學的魅力所在。就像有的人會沉浸在對文明進程的漚歌裡，也有的人會沉湎於對消失的傳統的輓歌中一樣，不同的作家會對歷史社會人生作不同的解釋，或者更準確地說，不同的作家以不同的情感方式把握這個世界，從而為讀者重新鑄出一個個不同的世界。作家們千奇百怪、千姿百態的情感呈示，足以稱為人類情感的百科全書。不管某些感受是否能引起我的共鳴，它們都是人類情感的生態平衡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或許，這就是文學對人類文明的進程所作的，其他學科所無法替代的貢獻。
那麼，我們的話題已經由四合院的悲慼轉到文學的可能性上來了、是的，傳統的生活方式在現代文明撞擊下的失落和悲慼，其中似乎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文學的失落和悲慼。在中國也是這樣：電視爭奪走了文學大量的讀者，文學的鼎盛局面一落千丈。有的作家被商業目的所吸引，日益放棄文學本來的價值。人們在文字面前開始不耐煩，他們體會不到在文字天地邀游的樂趣。他們的想像力也愈發貧乏……這些不能不使作家們憂慮，為了我們的版稅，更為了整個人類。
文學是否還有價值？還有機會？還有可能？
在一個下雨天，我無意中闖進一個小小的衰敗的理髮店避雨，得以領教這家小店的主人——一位被冷落的老剃頭匠的手藝。當然，也在他那喋喋不休裡感受到了他的苦悶——那不僅僅是門可羅雀，收入無幾的抱怨，還有被人群遺忘的憤怒，對傳統手藝的珍愛，當然還有對「過去的好時光」的緬懷。這緬懷甚至追溯到清兵入主中原的幾百年前，那時候，剃頭匠們領了順治皇帝之命，巡查於都市的大街小巷，凡反抗者，一律砍頭，掛在剃頭擔的一根木桿上……當時，我一邊看著那張滿佈皺紋的臉，一邊想，或許過不了幾年，這張臉就會在地球上消失了，這是無法抗拒的必然。然而文學，卻有可能把這一塊心靈的天地剪裁下來，留諸後人。我已經說過了，不同的作家，因其閱歷、角度的不同，對世界會有不同的感觸和解釋，不過我想，至少有一點對每一個作家是共同的：文學對記錄人類文明某一發展時期林林總總的心路歷程，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你也許偏重於對傳統的生活方式、思考樣式的描摹，就像人們或劃定古建築保護區，或複製建築模型，用以留存前人建築學的智慧一樣，你用文字留存下來了心靈的模型。當現代人在他們自信的進軍中意識到失落了什麼的時候，或許可以從你留存的失樂園中獲取啟示。你也許偏重於記錄動盪時代心靈的喧囂和騷動，這種告別過去，走向未來中幾難迴避的心態，對不斷在這一進程中前進的人類，又何嘗沒有永恆的吸引力？更偏重於反映主觀直覺的文學，為我們提供這風雲變幻的時代裡心靈的畫面，對人類認識自己同樣彌足珍貴。
文學的價值就在於它對人類文明進程的這種責任。意識到這種責任，文學自然會意識到、捕捉到自己的機會——用中國一句老話：此其時也此其時也。至少在中國。這新與舊更迭的時代，這心靈騷動、尋覓的時代，或許恰恰是文學的機會，我以為。
文學意識到自己的責任，把握住時代賦予的機會，非但不會使文學失去什麼，反而會使它獲益多多，使文學的發展成為可能。
我們還是來看一看北京人。每一位留意當代北京生活的人都不難感受到，在現代與傳統中掙扎的北京人，其情感呈現出較之從前更加豐富複雜的內涵，其表現形式也愈發生動。北京人對生活的幽默態度是人所共知的。這幽默的產生，大概和這裡集中了落魄的皇族，他們在身世的浮沉中喟歎人生卻又不失優越感，所以便有了幽默和自嘲。在理想主義時代，這種生活態度幾乎銷聲匿跡，然而當代，又與四合院的悲慼一道回到了北京的引車賣漿者流中間。重新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幽默形態，較之以前更為發展了，發展為一種對悲劇的現實採用喜劇處理的方式，我們稱之為「悲喜劇」方式。這方式從前並不是絲毫沒有。比如北京人說到「死」，他們說：「去聽蟋蟀叫去啦！」意即進墳地；他們說：「到煙囪胡同去啦！」意即進火化爐。過去還有一個相聲叫《寶炕》：一個人聲明他家雖然缺衣少糧，卻無飢腸轆轆之虞，因為他家有一「寶炕」。「寶炕」的秘密就在於它一頭高，一頭低，當餓了的時候，可將腦袋置之低處，下身置之高處，可以免去腹饑之擾。這些，都是北京人情感方式中具有悲喜劇因素的證明。不過，北京人的悲喜劇感，一直被中國文化中的責任意識所制約，所以沒能得到充分的發展。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個最傳統的北京民謠，這民謠的產生本身，就是一出充滿了悲劇色彩的喜劇。大家或許知道，舊北京常有一些行乞者，手裡拿著兩塊牛胯骨，一邊敲，一邊唱，唱完了，伸出牛胯骨，讓施捨者把錢放在上面。應該說，這是人生最悲慘的一幕了吧？而唱民謠的乞丐，唱的卻是歌頌四合院的順民哲學的「太平歌詞」。有一首歌是這樣唱的：「……要飽還得吃家常飯，要暖還得穿粗布衣，知冷知熱還得是結髮妻。勸君一句，寧屈死也別作告狀的……」過去的北京人只能從這安貧樂道的哲學中尋找到崇高感，是不可能發掘其中的悲喜劇意味的。而現在，當四合院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劇烈震盪的時候，北京人的情感方式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用喜劇形態處理悲劇，已經成為了北京市民表達情感的重要方式。最近我聽到一位老人罵他那只知賺錢的兒子：「你別賣菜了，快開包子鋪吧，開肉鋪也成！你爹快死了，你好把你爹當豬頭肉一塊一斤賣了呀！沒事兒，那會兒我也不怕疼了！疼怕什麼呀，您先富起來要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報紙上時髦一時的口號。這語言裡運用了反諷。聲明自己甘當「豬頭肉」，這幽默得近乎殘酷。悲慼的四合院，在不知不覺中，已將自己的幽默變成了黑色。關注著人類文明進程的文學，當然不可避免地關注著這種情感，同時也包括了表達這種情感的方式，從而獲得文體上的啟迪，用以顛覆陳舊的、令人乏味的審美定勢，為讀者開闢新的審美天地。
談到文體問題，我還想談一點看法。應該坦率地承認，近年來，中國文學特別是小說創作，已經失去了八十年代初的「轟動效應」，失去了不少讀者。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了商業文化的衝擊，電視對讀者的爭奪等等。然而，作為一個小說家，我以為也不妨對文學本身作一番反省。我們的小說家們過於關心自己身上的羽毛是否眩目，他們不太關注自己對人類文明進程的責任，因此，勢必走向情感的蒼白和文體的玄妙。矯揉造作的文體嘗試無法給讀者帶來審美的愉悅，也就無法真正顛覆讀者的審美習慣，那麼，它只能為讀者所顛覆——讀者把書本扔到了一邊，他寧可去看卡通連環畫，看通俗小報。我自認為我的看法和那些反對文學創新、反對文體變革的見解毫無共同之處。在中國文壇上，持那種見解的也大有人在，而且也拿著「看不懂」、「看不下去」的棍子掃來掃去。但我不能為了怕人把我和他們混為一談而迴避反省。一個好的小說家，也應該是一個文體家，這是一位中國批評家的話。我想，應該在「文體家」的前面加上「成功的」這樣一個限制語，免得那些糟糕的小說家們個個來搶「文體家」的帽子，用更糟糕的文體進一步嚇跑讀者，讓文學的日子雪上加霜，愈發尷尬。
在討論「現代人與文學」這樣一個題目的時候，我以為加上這樣一段反省是必要的。文學需要觀照它所面對的時代，也需要觀照它自己。觀照它自己的時候，需要觀照它對人類文明的責任，也需要觀照它自身形式上的魅力。
文學還有許多事情可做。這樣的結論是不難得出的。
謝謝。
（本文系作者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日本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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