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革委會主任到北京參加學習班了。乾乾瘦瘦的縣革委會副主任羅一民主持縣三級幹部會議。大陸人多、會多、官員多。世界上很有名了。
毛澤東主席以雷霆萬鈞之勢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國搞得天翻地覆，天昏地暗。神州大地，戰鼓喧天，凱歌高奏。在山呼海嘯的萬歲聲中，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舊的官僚政權已被徹底粉碎，各級政權機關就有了響噹噹的新招牌——革命委員會。
會議議題主要是兩個：一是做好春耕準備工作。快開春了，種子、化肥、勞力……諸如此類一大堆問題。二是如何進一步組織警力和民兵，攔截捉拿非法越境外逃人員，搞好「政治邊防」。這一直是縣裡的中心工作。
過了一條界河就是香港。小小的深圳河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世界分隔開來。幾十年來，縣裡的主要工作就是如何堵塞外逃分子，建設好「政治邊防」。這是很沉重又很難做好的工作。
深圳是個奇怪的地方。羅一民覺得這地方老上演一些鬧劇。有些事想起來，至今還心頭發楚。
印象最深的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經濟困難的年頭。那一次，不知從哪兒傳來謠言，說英國女皇發佈誥諭：偷渡外逃到香港的人可以立即成為香港的永久居民。謠言像風一樣傳播，許多人像瘋了一樣。數不清的人從四面八方湧到深圳。誰也搞不清究竟有多少人。這股外逃風潮像洪水般來勢兇猛。人群密密麻麻壓在邊境線上大沖線。那陣勢，誰看到都會頭昏腦漲，簡直像農民暴動。
飢餓的群眾如疾風暴雨，成群結隊從界河各處向那邊廂逃跑。這邊廂各式武裝力量都出動了，各種宣傳機器都開動了。香港那邊也動用了各種警備措施，都無法阻攔洪水般的人流。香港街頭一下子湧進數不清的人流，香港大為震動。不少商店關了門。香港人被這洪水般的人流嚇得臉都青了。
在香港無親無故的人在街上轉了一兩天，發覺不是那麼回事。英國女皇沒有什麼誥諭，香港人也不歡迎他們。到處關門閉戶，連一碗開水都喝不上。還不知道廁所在哪兒，就隨街屙尿。香港仔如此無禮，尿他娘的香港。有些人到了香港沒有著落，一天下來，又渴又餓，像到香港乘了一次墟，飢腸轆轆地回來了。
那些天，羅一民站在廣播車上，嗓子都喊啞了。外逃的人差點把廣播車推翻，把高音喇叭砸了。後來有關部門說這是反革命事件，抓了一些人。
羅一民覺得這「政治邊防」的頭兒難當，工作難做。
會議開了兩天，重點研究如何加強措施確保「政治邊防」。討論來討論去，還是老一套路數。大家絞盡腦汁，也苦無良策。大家知道農民苦，心知肚明不敢直說。大家講的都是些門面話，無非是「警惕」、「保證」之類，越談越沒勁，連公安局長都打瞌睡。他抓人也抓煩了，抓來抓去大體是一些農民，有的抓了幾次還照樣跑。如果把這些人一槍崩了也省事，不過是消耗一粒子彈，但對非法外逃人員，上面有一條硬政策——這些人可以攔截，可以抓，可以送去監管所，只是不准開槍殺人。
抓起來的人已經夠多了。內線樟木頭那兒的監管所建了一處又一處，仍然人滿為患。
對待外逃的問題，羅一民的心情常常是複雜矛盾的。
羅一民是寶安人。早年是東江游擊隊戰士，活躍於香港九龍寶安和珠江三角洲一帶，復員後一直在縣裡當幹部。縣裡的主要工作是搞好「政治邊防」，把反偷渡外逃當作中心工作來抓。可縣裡有些村落，幾乎整個村的人——包括一些村幹部和共產黨員——都跑到那邊廂去了，只剩下一些走不動的孤寡老人，在門口打蒼蠅，看著空落落的簡陋泥屋和荒涼的農田。
「十室九空人南遁，家裡只剩老和少」——這就是深圳的寫照。
貧窮，是可怕的東西。
羅一民內心同情這些非法越境農民。家鄉那麼窮，三荒四月，許多人家裡揭不開鍋，吃糠啃菜。上面撥下來一些救濟，半是蕃薯半是糧；僧多粥少，解決不了他們的困難。倒是逃出去的那些人想辦法往村裡捎錢捎油捎米救濟鄉親。他們捎回來的度荒物資不比政府撥下來的少。
經驗告訴他，逃出去的人多數是為了活命，為了日子過得好一些，不是去做什麼壞事。還沒聽說寶安人到那邊去當美蔣特務。
作為縣裡主管政法的頭兒，不論心裡如何打鼓，只能按老皇歷辦事，一年年一月月去抓「政治邊防」，去抓去管這些偷渡外逃分子。這是從精神到肉體都非常疲勞的工作。
前不久出了件事：一個民兵深夜巡邏，違反規定開槍掃射偷渡分子。據說是喊了幾次，他們還逃，就開了槍，把一位外逃的人打死了。羅一民去看了，死者是一個孕婦。羅一民大怒，當場叫人把這民兵扣押下來。
羅一民看著這一屍兩命，心裡落淚：當年參加游擊隊出生入死，不就是為了老百姓過上好日子麼。幾十年了，農民的好日子沒過上，為了到外面尋找丈夫找一碗飯吃，卻陳屍河岸……羅一民覺得這子彈就像射在自己身上，覺得自己手上有血……
這種心境是別人難於理解的。
會開完了。羅一民準備下樓回家吃飯。辦公室主任走來匯報：有港商找他。已在會客室等了一會兒了。
「港商？來幹什麼的？」
「沒說。只說跟你是老相識。」
港商，什麼港商？怎麼會有港商來找他？
經歷過「文化革命」年頭，港商這字眼比狗屎還臭。好像他們身上有瘟疫會傳染給中國官員。前些年，廣東「革命政權」在廣東大搞「反策反」運動。這古怪名詞不知是哪個龜蛋發明的。他們說，香港那些反動傢伙在大陸大量發展特務，一封信就可以發展一個特務。革命政權機關對有港澳關係的人發出嚴重警告：自己身上有屎趕快屙趕快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嚇得有港澳關係的廣東人屙尿都打冷戰，不敢跟香港親友通信，生怕被打成特務分子。香港那邊過來的信件都要經過檢查，看看反動的香港人信件中有什麼聯絡暗號。搞得廣東人心惶惶，好像廣東到處是特務。那時羅一民雖然在牛柵，那種恐怖他是知道的。
港商就是資本家，資本家就是反動派。這是「革命年頭」流行的概念和簡單的邏輯推理。按照慣例，香港那邊來人不能單獨接見。羅一民雖然比較通達，但不能違背革命原則。羅一民叫住辦公室主任，一道往會客室走來。
羅一民到會客室一看，愣住了——
簡易的木頭沙發上坐著那人，不就是當年東江游擊隊的老連長方辛麼？
「一民！」西裝革履的老連長站起身，熱情地伸過手來。
「老首長，是你呀！」羅一民十分高興又十分意外地迎上前去，伸出雙手，緊緊地跟方辛握著。
方辛望著這老部下微笑。
「什麼風把你吹來了？」羅一民激動地望著方辛。
「東風唄。」
老連長的樣子沒有大變，方臉廣額，劍眉虎目，額頭上那道疤一眼可見。那是一次戰鬥中，一顆子彈在方辛額角掠過留下的印記。
羅一民疑惑地問：「老首長，你就是他們說的港商？」
「奇怪嗎？」方辛笑著問。
「真想不到。我只聽人說，「文化革命」中你在北京被關進監獄，整得很苦。」
「過去的事就別提了。」方辛笑笑，「我改行了，不當官，當商人了。北京派我到香港大華輪船公司當老總。大華公司，知道麼？老牌的中資公司。清朝就有了。」
「聽說過。」
羅一民聽說過有這個公司。據說是清朝那個賣國賊李鴻章搞什麼洋務運動時辦的。
幾位西裝革履的人物，出現在革命政權機關裡特別刺眼。這年頭，國內還流行著軍干裝，中山裝，多裙子的姑娘都少見，誰敢穿西裝？眼前這些人物，除了老連長，其他幾位，一看扮相，就知道是資產階級少爺小姐。
那個留著長頭髮的後生仔，男不像男，女不像女。「文化革命」一開始就革過這種頭髮。小將們一看見這種頭髮就當街上剪刀，見一個抓一個，當街剃頭。絕對沒有人情講。
那女人穿的喇叭褲也夠嗆，也是那革命年頭的革命目標，見一個剪一個，抓住你，剪刀一拉，從下面剪到膝蓋部位。如果膽敢頑抗，就抓起來打一頓，讓你知道什麼叫無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穿著叫什麼？羅一民想了一會，才想起來一個名詞——「奇裝異服」。對了，奇裝異眼！
老連長就領著這樣的人做事？他覺得有點不對味。羅一民一句話衝口而出：「老首長，聽說這大華公司是賣國賊李鴻章搞的，名聲很臭，你怎麼跑到那兒幹事了？」
方辛哈哈一笑：「什麼名聲不名聲，你對那邊的事懂得多少，一時半刻講不清楚。反正是我們國家的公司。我為國家打工。明白這點就行了。」
曾國平悄聲對楊飛翔說：「你看這土包子。」
「收聲！這是人家的地頭，你亂吠什麼？」楊飛翔覺得這後生仔多嘴，盯了他一眼。
方辛把隨同來的幾個人介紹給羅一民認識。聽見他們叫方辛「老闆」，羅一民覺得很刺耳。老闆就是資本家。叫人老闆等於叫人家是牛鬼蛇神。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叫？老首長怎麼變成「老闆」了？不可思議。
寒暄過後，羅一民讓辦公室主任陪著那幾位香港客喝茶。他把老連長單獨請進一個屋裡。大家都是黨裡人，又是老首長，方辛直人快語：「一民，你是一方父母官，海關出來那條路也得修一修吧。一過海關，就像進了爛泥塘。不但深圳難看，國家的臉面也難看。」
羅一民愁眉苦臉：「老連長，修路要錢。哪兒來錢？你也是深圳人，不知道這兒是貧困縣？肚子都塞不飽，過兩月就是三荒四月了，缺的口糧還不知到哪兒要，我正發愁哪！哪有閒錢修路？」
看見他一倒就是一肚子苦水，方辛也不好再說什麼。
「老連長，你也是。過來給我打個電話嘛。我好派車接你。」
「電話？深圳就兩條破街，我還不知哪兒找電話。知道我是怎麼來的嗎？」
「搭農民的單車來的。大概是這兒的主要交通工具。他們說，單車載客你們也當資本主義抓。」方辛歎了口氣，「一民，怎麼能這樣搞？他們做那份辛苦工，就收那一點腳力錢，這也叫資本主義？有這樣出賣勞動力的資本主義分子嗎？在國門口做這蠢事，不怕人笑掉大牙！你這個書記是怎麼當的？」
「老連長，一家人不知一家人的苦。你在香港，不知這兒的國情。」羅一民接過方辛的一支煙，「現在還是講階級鬥爭為綱。報紙上整天兩個『凡是』，講得我都心煩。你以為我想這樣？老實講，我不是傻仔，有些事情，我心知肚明，又怎麼樣。唉，沒有辦法的事！」
「現在情況變了，三中全會提出要解放思想。一民，不要把什麼都當作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也不是一切都壞。起碼比封建主義進步一些吧。你應該懂得點歷史。像自行車載客這樣的事，就不應該抓，應該放。讓農民口袋裡有幾個油鹽錢，有什麼不好？我看你們思想還沒有解放。」
方辛還是老脾氣，對老部下不講客氣。
羅一民笑了起來：「老首長，話不能這樣講。老實說，我們的思想夠解放了，比三中全會還解放。三中全會公報明確地寫著『不要包產到戶，分田單干』，我們這兒基本包產到戶了。上頭還號召學大寨。那玩意越學越糊塗，越學越『令棍』（客家話：雞巴），越學越窮。我們早就不學了。還不思想解放？」
方辛一時沒有話說。三中全會公報確實有這樣的句子，也是時代造成的一點局限吧。但三中全會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總體精神，看來羅一民還沒有真正領會。要讓這些縣太爺們真正醒悟過來，弄清什麼是封建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還需要時間。別說他們，就是有些官居高位整天高呼大叫批判資本主義的人，也弄不清什麼是資本主義，搞不清原始積累時期的資本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有何分別。
走了許多國家之後，方辛才看清楚，國內有些人，往往以封建主義的立場批判資本主義；以小農經濟的狹隘觀念批判當代工業文明。中國封建傳統畢竟太強大了。
這些話，現在對老戰友無從談起，說了也等於白說。
方辛吸著煙，感慨萬端地說：「一民，解放三十多年了，家鄉還這麼破破落落。我看著都難過。搞成這樣子，我們對得起誰？」
這一說，羅一民臉上火辣辣的。方辛大概還不知道他那個大龍公社，那兒除了一些漁民，村民們基本走光了，只剩下幾位老弱病殘在等著政府的救濟糧過日子。要是他回到大龍公社，說不準會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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