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一九七九年二期刊登的陳國凱同志的短篇小說《我應該怎麼辦？》，僅從藝術手法上看，情節曲折、文筆清新，在愛情的描寫上思想解放、感情奔放，不失為一篇風格獨特的新作。
但是，小說所敘說的情節，我們似乎並不陌生。記得去年夏季，在北京街頭曾出現一張《××，我應該怎麼辦？》的大字報，煞有介事地訴說了一個女人的離奇遭遇，除了時間、地點和細節上有出入外，大體的經歷與陳國凱同志筆下的薛子君相似。不過，當時不少人就懷疑：這大字報是真人真事呢，還是虛構的故事？因為人們沒有忘記，早在四十年前，戲劇界的老前輩夏衍同志曾經創作了著名的話劇《上海屋簷下》，所敘述的也恰巧是這麼一女兩男離合悲歡的遭遇。這究竟是偶然的巧合呢，還是有心的移花接木呢？因為它不是文學作品，大家也沒有去管它。如今，這樣一個基本類似的故事，又以小說的形式出現了，這真是無獨有偶啊。
為了繁榮我們的文藝創作，作者不僅應該到群眾的生活這唯一的源泉中去選取素材，而且也完全可以從老一輩那裡學習、繼承和借鑒有益的財富。在這裡，我不想探討小說與大字報、劇本是什麼關係，因為作者自己很清楚。就算是源泉和借鑒的關係吧！那麼，我們的文藝作品不僅要源於生活，而且應該對生活進行高度的概括和集中，高於生活，才具有典型意義。《上海屋簷下》正是對三十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人民的苦難生活和革命青年的遭遇，進行了藝術的加工，因此它是典型的、真實可信的。然而，《我應該怎麼辦？》卻以同樣的題材和情節，塑造了一出七十年代的悲劇，卻未免失去了典型意義和真實性。
一
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社會是存在陰暗面的，因為階級鬥爭還存在，真善美與假惡丑每時每刻都在鬥爭。特別是在「四人幫」橫行霸道的歲月，在我們黨的民主生活被破壞，人民的民主權利被剝奪的時候，冤獄遍於國中，悲劇怵目驚心。無疑，在粉碎「四人幫」後的今天，無產階級的文藝工作者，應該深刻地揭示這些陰暗面，反映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逸出常軌的這個歷史時期發生的悲劇。它可以使人民正視這些血和淚的教訓，使這些悲劇不再重演。
過去的一年多，已經有不少的作者在這方面做了大膽的、成功的嘗試。這些作品告訴我們，「四人幫」所造成的災難，決不是個別的、偶然的現象，而是普遍的社會問題，那個時期形成的乃是時代的悲劇、階級的悲劇、社會的悲劇（儘管它們是以個人的不幸來表現的）。廣大作者所選取的題材，正是建立在千百萬人民共同經歷的事實基礎上的。所以，在經過作者的藝術加工後，才更能喚起群眾的共鳴。比如《班主任》中的謝惠敏，這一「四人幫」愚民政策、極左路線的典型受害者，在我們的青年中何止千萬？《神聖的使命》敘述了公安戰士王公伯為了昭雪白舜的冤案，被「四人幫」的爪牙殘酷地致於死地的悲劇，他的犧牲是必然的，正如一篇評論文章所說：「他的悲劇是白舜悲劇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在當時的特定情境下，不是王公伯，換一個別的人去為白舜冤案的平反奔走，也難子逃出徐潤成等人的魔掌。」（引語見《文藝報》1979.2期第30頁）這些作品的成功，正在於此。
那麼，《我應該怎麼辦？》又是怎樣的呢？它所藉以建立的事實基礎，只是一些偶然的、個別的現象。當然，像李麗文、劉亦民這樣的無辜青年被捕入獄，這並不是個別的。然而，應該承認，構成小說主體的並不是冤獄。造成子君最終不幸的也並不是親人蒙冤，而是這兩個丈夫最後同時來到她的身邊，並且兩個人又都是與她恩重情深、血肉相連、難割難捨。她所痛苦的，己不是由於麗文入獄，而是出獄後她今後的生活怎樣安排。全文七節，百分之七、八十的文字並不是用來揭露「四人幫」的倒行逆施，而主要是放在渲染子君與前後兩個丈夫的感情發展上，很顯然，離開這些渲染做基礎，那么子君未來的生活道路也並不那麼難以選擇了。
為了構成這樣特殊的矛盾衝突，作者確實挖空心思設計了（也許是從生活中選擇的）許多純屬偶然的情節。這些情節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文藝作品為了故事的銜接、過渡的需要。試想一下：如果子君與麗文不是分居兩地、鞭長莫及；子君家裡不是只有老處女的姑媽；被拖到鐵軌上的麗文沒有碰巧被工人發現；從江水中救出子君的不是老同學；街坊組長既不面容和善更不是亦民的姨媽；亦民不是有一段辛酸戀愛史的單身漢，並且沒有獨用的房子……夠了。顯然，這根特製的鏈條哪怕有一個環節斷裂，小說的結局就完全改變了，薛子君同志也就不會在粉碎「四人幫」後，大多數人都在笑逐顏開慶勝利的時候，獨自發出絕望的呼喚了。
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作者的創作宗旨應該是揭露「四人幫」的罪行給人們留下的創傷。經歷過這難忘十年的人們，深深懂得：「四人幫」給我們的國家、人民留下的有形和無形的創傷，是不可能在「四人幫」垮臺後的一個早晨醫治好的。因為它已經滲入到我們的政治、經濟以及人們的道德觀念之中去了。文藝工作者有責任大膽揭示它，喚起人們去醫治它。並且，我們堅信，經過全黨、全體人民的努力，是會迅速醫治好的。但是，小說所展示的如果也算創傷，那實在是特殊的例外了。可以斷言，即使最有經驗的思想家，最高明的法律博士，也無法回答子君該怎麼辦。她問天算是問對了。她也許要痛苦一輩子了，而人民卻要在醫好創傷後，滿懷豪情地創造幸福的未來。
二
《我應該怎麼辦？》同樣缺乏真實性。這裡我不是說細節的真實，（不能排除那些偶然的、特殊的現象在生活中有發生的可能）而是指杜會的真實、歷史的真實。文藝的任務，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正確地反映社會現實，也就是對生活素材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提煉和集中，用藝術典型化的方法，揭示各種社會現象的本質和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向。
那麼，我們怎樣認識「四害」猖獗時的社會真實呢？我認為，我們既要看到「四人幫」一夥亂黨、亂軍亂國、大搞法西斯專政，殘酷迫害革命的幹部和群眾，瘋狂破壞國民經濟所造成的極其嚴重的惡果；同時也要看到我們的黨員、幹部和人民沒有沉默，而是表現出很高的路線覺悟，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極為憤慨，採取各種形式進行抵制和反對，以無所畏懼的革命精神頂住了他們的壓力。表現了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偉大力量。
是的，縱然「四害」橫行，然而有我們偉大的黨在，有偉大的人民在，對他們的鬥爭一刻也沒有停止，天安門廣場爆發的偉大四五運動，正是這鬥爭的集中體現。即使在那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時刻，人民也沒有失去信心，有黨的領導，人民的團結一心，黑暗只是暫時的。同時，不管「四人幫」打出怎樣「革命」的旗號，把億萬人民衷心追求的真理和美好目標歪曲、糟蹋得不成樣子，人們仍然堅信社會主義好，堅信無產階級專政不可少，堅信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堅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必勝。不管當時的空氣是多麼壓抑、低沉，人們仍然相信社會主義的中國會奏出自己的最強音。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我應該怎麼辦？》吧。主人公薛子君，是作者選中的一個與世無爭的青年，文化大革命中的「逍搖派」。這樣的人物，當時是存在的。但是，她不問政治，政治卻在找她，實際上她已經被捲進運動當中了。丈夫和姑母被迫害致死，自己也走投無路，險葬魚腹，怎麼逍搖得了呢？作為個人，她可以對現實無可奈何，誰也不會強求她單槍匹馬地去反抗。不過，她總該有反抗的願望吧！然而，在作者的筆下，她原先是「美好的願望被扯得粉碎」，現在則更加麻木絕望、萬念俱灰，投江遇救後，活生生的現實並沒有使她覺悟，反而「對這場政治鬥爭的複雜背景，我沒有去深入思考過。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我現在所關心的是我的孩子如何生活下去。」在和亦民結婚後，她又滿足於眼前的「和諧幸福」，「把整個的心，全部的熱情都交給了亦民」，甚至唯恐前夫的「痕跡」會給孩子的心靈留下「傷疤」，直到李麗文重現之前，她早已忘記了過去的仇和恨。這樣一個渾渾噩噩的人物，我們怎麼能承認她是一個中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形象呢？
至於小說中的其他人物，則更加令人遺憾。薛子君投江前後，幾乎未遇一個好人。飛揚跋扈的專案組長、清查辦公室負責人，是「四人幫」勢力的代表，自不必說。接著我們又看到：新來的房客「砰」的一聲把她關在門外；共事多年的設計組負責人喟然一歎，假意寒暄；投江後醫生和護士又堅決地把她逐出醫院；街坊組長幸虧是亦民的姨媽，否則難保不去揭發。一個個都是那樣虛假偽善，冷酷無情，明哲保身。難道這就是七十年代我國人民群眾的縮影嗎？這裡，我們不僅看不到中國共產黨的真正代表者，連敢於鬥爭、頑強不屈、誠懇熱情的中國人民的基本性格都沒有了。不錯，小說的後半部分對唯一的好人劉亦民作了褒揚的描寫。但是，在救人的前前後後，也看不到他究竟有什麼樣的思想基礎。面對那一大堆「芸芸眾生」，不免使人憂慮：假如投江的是個老太婆，而不是「美得太過分」的子君，會不會有人救？救了以後，子君如果不是「沒有摧毀」容顏，會不會受到那樣的照撫呢？
反映在「四人幫」高壓下的人民生活的作品並不少見。話劇《於無聲處》既揭示了「四人幫」一夥的卑鄙、凶殘，也鮮明地表現了我們的黨和人民的力量。舞台上一個強烈的效果就是：「真正孤立、虛弱的是何是非，而不是歐陽平母子。看後人們認識了這樣一條規律，壞的只是一小撮，他們早已人心喪盡、眾叛親離，等待他們的只能是人民的審判和歷史的懲罰。這就是歷史的真實，社會的真實。然而，《我應該怎麼辦？》卻只能使人得出相反的結論：在「四人幫」的淫威下，出賣靈魂的壞人多，堅持原則的好人少。等待七十年代中國人民的只能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任人宰割，死路一條。這不是對歷史的篡改、對事實的歪曲又是什麼呢？
我們堅信，只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以唯物史觀正確地觀察、認識社會，我們的藝術家就一定會創作出反映黨和人民真實面貌的好作品來。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原載《作品》197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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