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出現了一批以中日友好為題材的小說、戲劇、電影和電視片。這些作品中有一些比較真實地描寫了中日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歷史和現實，使人受到感染和激勵。可是，有的作品卻使人看後很不舒服。我覺得，《最後一幅肖像》就是這樣的作品。
《最後一幅肖像》原是短篇小說，之後改編為電影文學劇本問世，然後又拍成電視片在全國播放。其主要情節是：抗日戰爭末期，一個「畫家」出身的日本憲兵隊長平三郎，在審訊被捕的我軍兩個偵察員（一男一女，兩位畫家）宋欣和米麗時，威逼他倆在兩小時內各為他畫一幅肖像畫，畫得好的可以活下來，另一個就要被槍斃。他把這叫做「錄取生命的考試」。宋欣、米麗為了能把情報（且不論這情報有多少實際價值）送出去，屈辱地接受了平三郎的活命條件。結果，米麗慘遭殺害。三十餘年後，宋欣（改名宋來雨）訪日，巧遇早已悔罪的平三郎，於是，「最後一幅肖像」便成了中日友好的象徵。
雖然作者的創作意圖是要頒揚中日友好，但是給人留下的印象卻是美化了日本法西斯分子。平三郎那樣戲弄、侮辱我軍偵察員，為的是使自己手中的獵獲物經歷長時間死的恐怖之後，才一口一口地去吃掉，以滿足他的「最高精神享受」。他在下令槍殺米麗時還狂嗥著：「大和民族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雖然，作者是想揭露一個嗜血成性的法西斯分子的罪惡，但卻用了並不太少的篇幅對平三郎的不幸遭遇（哥哥在侵華戰爭中被打死，本人失去雙臂，妻死子亡，戰後只剩下一個女兒）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對他的藝術天才和「溫文爾雅的藝術家風度」表示了欣賞，並描寫了他在審訊我軍偵察員時看到了自己過去的「正氣」，聽到殺害米麗的槍聲後神志恍惚並發現了自己喪失殆盡的「良知」等等。這大概是為平三郎後來的覺醒和在戰後投入「反戰運動」找點什麼根據吧？似乎平三郎也是個戰爭的受害者，還是個正氣尚存、良知未滅的藝術家。這實際上是美化了這個法西斯分子。小說中有這樣一段話：「當人類的命運操縱在少數寡頭手裡的時候，人們就像江河中的泥沙一樣，任憑洶湧的波濤把他們捲進無底的深淵而不能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顯然，這個錯誤的論點是為了替平三郎開脫罪責的，但卻開脫不了；戰爭的幫兇和罪犯們，絕不是戰爭的受害者。
《最後一幅肖像》給人的另一個印象，是醜化了我軍戰士。米麗在被捕之後表現得十分驚慌和恐懼。平三郎以一個佔領者的狂傲姿態，吹著《支那之夜》的口哨，輕佻地為米麗作頭像素描，米麗竟任其擺佈。宋欣一邊看著平三郎作畫，一邊還在心裡讚歎著他的藝術才能。尤其是我軍兩個偵察員接受了平三郎的「考試」，為這個法西斯分子作肖像畫的情節（這是作品的核心情節），更是刺傷了讀者和觀眾的情感，傷害了我國人民的民族自尊。雖然最後米麗把自己畫得好的一幅畫換給了宋欣，但人們還是要問：她事先並未打算而後來又有多大把握能把這幅畫換給宋欣？而宋欣看到米麗換過來的畫時，為什麼不作任何表示，卻眼看著戰友被處死？在米麗被日本憲兵架出門時，宋欣撲上去緊緊拉住她的手，心裡想的卻是感謝她用這雙手「保衛了我的生命」，而不覺得可恥。這樣的處理，雖然有一個堂皇的借口，就是要留下一個人活著把情報送出去；但作為一個愛國的中國人、革命軍人、共產黨員，在日本法西斯劊子手的面前，連一點民族自尊心都沒有了，還算得什麼英雄？！
作品最後對兩幅肖像的處理，也是嚴重損傷了我們的民族感情的。米麗為平三郎畫的「最後一幅肖像」，留在日本展覽；平三郎為米麗畫的「最後一幅肖像」，交給宋來雨帶回中國，而這兩幅肖像，無論怎樣解釋，都是日本法西斯殺人的罪證，都是中國人民被屈辱的證明，怎麼可能會成為兩國人民之間友好的紀念和象徵？！
文藝作品要反映生活，而不是編造生活。美化敵人，醜化自己，總是不行的。生活中存在的大家都應遵守的原則，文藝創作也應遵守。即使生活中有過宋欣、米麗這樣的人，但絕不是英雄；生活中也可能有平三郎這類雙重人格的人，但絕不是我們同情的對象。對於平三郎這類贖罪人物，我們是應該歡迎的；但若把他們作為日本人民的代表，把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戰爭罪犯化作中國人民的朋友，作為表現中日人民友誼的主要內容來寫，就歪曲了中日友好的本質。對平三郎這種改邪歸正的人不咎既往，並不等於要為他們過去的罪惡開脫，更不能借口「向前看」不分是非，抹去一切，向他們好友「企求」。隨著時間的流逝，中日戰爭的歷史將愈去愈遠，但歷史的面目並不會愈來愈模糊。只有在尊重歷史、分清是非的基礎上，著眼於未來，才能向前看，才能建立起真正平等的中日友好關係。
《最後一幅肖像》（從小說到電影文學劇本，又拍成電視片）為什麼能在我們文藝界一部分同志中引起這麼大的興趣？為什麼對其中存在的十分明顯的問題視而不見？這種創作現象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應該看到，在一部分同類題材作品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類似問題。真正好的，像中日合拍的電視片《望鄉之星》那樣比較真實反映了中日友好的歷史特點，感人較深的作品，為數還不多。有些作品過多地描寫了日本人民的生離死別、妻離子散的悲劇。當然，日本侵華戰爭並沒有給日本人民帶來幸福；但是，如果我們的作品一部接一部的都是這樣寫下去，就會造成一種印象，彷彿戰爭加給日本人民的災難比中國人民還要重，這就違背了歷史的真實。還有的作品為了強調和平、友好，竟迴避中日戰爭的是非，使人發生錯覺，以為只要是戰爭，不管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侵略的還是反侵略的，都是不好的；似乎戰爭的雙方都要為造成戰爭災難負責任，這就歪曲了中日戰爭的本質。
最後，由此聯想到一些寫台灣回歸題材的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類似問題。簡而言之，有兩個重要的問題往往被忽略：其一，中國人民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幾十年戰爭孰是孰非，不可含混；其二，是台灣回歸祖國，而不是大陸「回歸」台灣，不能顛倒，有的作品在表現今日台灣國民黨軍政人員在我統戰政策的感召之下，內部加速分化、思念在大陸的親人和盼望回歸的情景時，由於處理不當，有時變成對國民黨將領的無原則的歌頌，把他們寫成滿懷正義、憂國憂民，對比之下，我們的幹部，反而寫得既無情又無義，這究竟是要誰回歸誰？這種效果恐怕也是作者們事先未曾料到的吧？
（原載《文藝報》198O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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