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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潮交響詩:中國硅谷 作者:陳放


  序曲時間,在有的地方走得慢,甚至停滯不走了,為什麼?

  也許,世界上,並非只有一個太陽。

  時間,在這裡凝固,有多少次了?有多少年了?

  多少年來,凝固了的時間,像一塊塊堅硬的膽結石,墜在一代代人的體內。

  但是,這裡也曾有過輝煌的挑戰:

  ——一萬八千年前,這裡,遊蕩著山頂洞人。他們裹著帶血的獸皮,舉起笨重的石斧,把黑暗的蒼穹砍鑿出一道縫隙,迎來了人類文明的晨曦;世世代代的狩獵生活,增強了他們的心靈張力,他們在族人屍體的周圍,虔誠地撒下赤褐色的鐵礦粉,在這簡陋的儀式中,原始人群的意識——對整體性的感覺——萌發並豐富起來。

  ——四五千年前,這裡,出現了原始農業。中華民族從渾渾沌沌的世界民族之林中第一批醒來,邁進了文明的門檻。粟、稻,都是我們最先栽培,而後傳到阿拉伯、小亞細亞、奧地利、俄國,擴散到全歐洲的。糧食不僅養育了人類,也養育了文化。

  ——七百多年前,這裡,成了有50萬人口的大都市。

  然而:

  ——二三百年前,牛頓發現光學理論和萬有引力的同期,這裡卻恢復了陳腐的八股文會試制度;英國大批製造紡織機的同期,這裡勞民傷財興建圓明園;歐洲以蒸氣為動力的機械、輪船、火車投入使用的同期,這裡大興土木興建頤和園和那一步也難以挪動的石舫。這裡失去了一次極寶貴的騰飛機會,與世界拉開了距離。

  ——八十九年前,當日本在明治維新所造就的良好社會環境裡上升之時,這裡,正在流血。只進行了一百天的戊戌變法在頑固派的血洗之下失敗了;時間,隨著改革派凝固的血漬一起凝固了。

  ——二十多年前,歐美加緊信息技術與生物工程的開發,日本等一批並不發達的國家經濟開始起飛,這裡,知識與知識分子正經受磨難,幾乎所有的科學信息通道都被堵塞,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距離又一次拉開了,拉開了。

  那麼,今天

  此刻

  這裡

  今天,此刻,這裡,正發生著什麼?

  交響美國硅谷、日本築波,是世界上的高智密區。繼硅谷和築波之後,世界上崛起了另一個高智密區,它在哪裡?它是怎樣崛起的?


●科學城的歎息


  

  這裡,是北京西郊的一條街。

  它是西去圓明園、頤和園的必經之路。慈禧太后和她的一幫老臣,從頤和園匆忙趕回紫禁城,去鎮壓變法的兒皇帝,走的就是這條街;英法聯軍焚掠圓明園,走的也是這條街;這條街的地面,曾經黃土墊道,淨水潑灑,那是天朝的御輦經過的時候;這條街的上空,曾經黑煙翻滾,三天三夜不散,那是洋人火燒圓明園的時候。也許,只有這條街自己才明白,天朝的御輦和洋人的黑煙之間某種必然的因果關係,才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慨然長歎吧。

  今天,走在中關村這條街上的人,大多是知識分子。你倘若走路不小心,隨便撞上一個,說不定撞著的就是世界聞名的大教授,再不就是某一項重大科技成果的發明者。這太可能了,因為這一帶集中了大專院校30多所,有研究生、本科生10萬多人,中央及地方研究單位80多所,有科研人員及高校教師5萬多人。智能人才的高密度集中,不僅在中國首屈一指,在世界也名列前茅,被譽為科學城。

  然而,不僅在夜深人靜之時,就是在熙熙攘攘的白天,仍然能聽到這條街一聲聲的歎息。

  十幾萬絕頂聰明的腦袋,擁擠在科研與教學現行的封閉體系內,必然要互相碰撞。就像許多人擁擠在一輛公共汽車裡,你踩我的腳,我撞他的頭;互相牽制,互相磨耗,互相抵消。

  你是個幸運兒,歷經坎坷,多遭磨難,爭得了課題,並取得了達到甚至超過國際水準的研究成果,這成果作為科技戰線上的重大成就,出現在展覽會上,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上,但事情也就此而止了,它被束之高閣,你原以為它會轉化為生產力,但它只開花,不結果。憧憬落空了,你只剩下了歎息。

  你有無數個抱負準備實現。你排進科技大軍的長蛇陣,你等得不耐煩了,你探頭往隊前看,你的前面有幾百人、幾千人、幾萬人。隊伍裡,五十多歲的人在等,他們已等了多半輩子,快入土了;四十多歲的人等了半輩子,剩下的時間不多了;三十多歲的人等了十來年,精力開始消退了;可都還沒有等到大顯身手的機會。你剛來,就輪得到你麼?你不再說什麼了,只剩下了歎息。

  歎息。歎息。無論你是高級職稱還是普通職稱,你是搞數理化還是搞天地生,你是年老還是年輕,在科學城的封閉體系之下,你的能量都不可充分釋放出來;你和你的大腦處在分離狀態,大腦想幹的,你幹不了,大腦不想幹的,你只好去幹,你不是自己的主人;你的自我意識分文不值,你的智慧與知識的價值抵不住個小小的科級官僚從鼻孔輕輕發出的一聲「哼」,他不滿意地一哼,你的科學提案便化為塵埃化為零。

  歎息與沉寂,籠罩著中關村一條街,籠罩著科學城。

  科學城在歎息與沉寂中反思,在內部與外部的撞擊下騷動,在改革的浪潮裡尋求新的坐標和參照系。


●揚棄與超越


  

  真理,從來都是單純的,單純得像十六歲的少女。

  只要你有面對她的勇氣。

  科學城怎樣才能獲得自由?

  答案竟是這樣簡單:走出科學城,便是廣闊的自由天地。

  然而,單純的真理往往內涵著複雜的機制。

  走出科學城,這是艱難的一步,這是莊嚴的選擇。

  只有覺醒的人,才敢於把命運握在自己手中。走出科學城,是覺醒的人對封閉體系的揚棄,是覺醒的人對束縛人心智的傳統文化心理痼疾的超越。

  用「扔掉鐵飯碗,端起泥飯碗」這樣的比喻來解釋毅然捨棄幹部籍、捨棄職位職稱、走出科學城的知識分子,是非常蹩腳和不準確的。他們思考的焦點與動機的內核,早已超越了「飯碗」進入對歷史的反思和對未來的展望;他們渴望以自己的命運參與社會的命運、參與中國的命運,乃至參與人類的命運。

  走,義無反顧。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的工程師王洪德,遞交了「四走報告」:調走!聘請走!辭職走!開除走!無論什麼方式,只要能走出科學城,都行!他說:「在一個封閉科研系統中工作,距離生產實際遠遠的,天天過著一種懶洋洋的千篇一律的生活;一項任務那麼多人分,一人一點點,人人吃不飽;真是欲幹不能,欲罷不忍。我產生了一個想法,想辦一個我國還沒有的計算機機房公司,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死了也不後悔。」

  走,破釜沉舟。中國科學院計算中心的工程師萬潤南和他的夥伴們,辭職離開了科學城。他說:「這樣,我們就不怕被打倒了,因為大家本來就躺倒在地上。」他又說:「中國有政治家、軍事家、理論家、文學家,但缺少企業家。在傳統體制中,企業都是國家來投資興辦的,企業領導人受命於政府,對企業的利益並沒有直接擔當責任。這種傳統體制不改變,中國的經濟起飛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的明確目標,就是要做一個成功的企業家,這不僅會與傳統的體制發生摩擦,更要與傳統觀念發生碰撞。」

  走,逆反「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的傳統價值觀。中國計算機學會主任委員、留美博士、著名教授蔣士飛,拋棄名譽地位,走出科學城,到王洪德創辦的京海計算機技術開發公司低就,使科學城發生了七級地震。驚訝懷疑困惑嘲弄的目光全聚集在這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上。倘若蔣士飛調到中央更高的部門,所有的人都認為是順理成章的事。可他這樣一個國內外知名的科學家,竟自暴自棄,下滑到一家朝不保夕的民辦小公司,這豈不是明珠暗投?蔣土飛的話擲地有聲:「多少人勸我考慮後果,也有人風言風語,說我是為錢而調動。我早年留美,如果為錢財就不會回來。我到京海公司,不是心血來潮,是根據30年來的經驗教訓得出來的,要發展計算機技術,就得走這條路。」

  選擇從來都是和拒絕同步進行的。你要選擇東,就必然要拒絕西,沒有拒絕,就沒有選擇。王洪德、萬潤南、蔣士飛等一批走出科學城的知識分子,拒絕了「皇糧與官俸」,選擇了「落草為寇」;拒絕了安樂與清閒,選擇了不安與冒險;拒絕了優哉游哉的學者生活,選擇了如履薄冰的企業家道路;拒絕了昨天的挽留,選擇了未來的召喚。

  他們走出科學城,胸懷壯烈,像是爭奪世界冠軍的撐桿跳運動員。他們手中的高技術,腦子裡的新觀念,便是撐起理想與事業的長桿。儘管他們的起跳是從零開始,從古老大地時時發散出來的地心引力又粘乎乎地吸著他們的雙腳,但他們還是把準備超越的橫桿高度,從一開始就瞄準了國際同行的最高點。


●HIROSS誘惑


  

  東北大漢王洪德,厚重,墩實,方頭大耳寬肩膀,給人的印象是:這是一面承重牆。

  承重牆的使命是承重。

  傳票,一張象徵權威的紙條。他的兩隻大眼睛緊緊盯住手中的傳票。傳票衝他吼叫:你的理想完了!你想在中國建一個像HIROSS那樣的計算機機房公司的希望破滅了!你到我們這兒交待你的問題來吧!

  傳我?對不起,我沒有時間奉陪。為創辦一家像HIROSS那樣第一流的計算機機房公司,我分秒必爭,沒功夫和你們扯淡,我沒有什麼問題可交待,你們願意查就來查吧,見鬼!

  他把令他去有關部門談話的傳票撕成兩半,又撕成四半、八半,撕成碎片,然而一揮手拋向夜空。他盯著紛紛揚揚飄落而下的碎片,淚水奪眶而出,往事歷歷在前。

  1980年,王洪德在天津結識了意大利希洛斯公司(HIROSS)經理羅西先生。得知這家國際第一流的計算機機房公司,在17年前起家時僅有350美元資產,而今卻差不多壟斷了國際機房市場。碰杯,是友誼也是交鋒。王洪德從羅西微笑的眼神裡看見了他覬覦中國機房市場的野心。王洪德敏銳地意識到,隨著大中小型電子計算機像潮水一般湧進國門,必然存在著一個龐大的機房市場,如果我能佔領這個市場,能給國家節約多少外匯呀!為什麼不創建一個我們自己的機房公司呢!

  然而,他只是計算所一名普通的工程師,無權無錢,除了有個腦袋外,別無所有,能幹什麼事呢?

  且慢,民族的騰飛重要的正在於有個會思考的腦袋。

  建築在小農經濟上的中國傳統價值觀,看重雙手,不看重大腦。誰的大腦活躍一些,超出常規,便會招來「異想天開」、「想入非非」、「胡思亂思」之類的非議,「思」與「想」被視為無用之物。如果一個民族把「思」與「想」摒除腦袋之外,腦袋只是個「吃飯的家什」,那這個民族還有什麼前途可言呢!

  王洪德第一個看準了中國有尚未開發的龐大的機房市場,他本人是機房專家,在計算機機房空調、超淨、電磁場屏蔽和抗干擾等計算機外部環境的設計與施工上,有豐富的理論和經驗。他要做的只是一件事:把頭腦裡的知識轉化成生產力。

  他自薦到計算所知青社當顧問。靠技術咨詢掙了第一筆錢,以後又承接了幾家機房工程的設計與施工,並推出小閥門等新產品,短短的一年半,獲得60萬元利潤。

  成為希洛斯已不再是夢想,有了資金可以大干了,正在這時,有關部門來了傳票。王洪德得知,自己被列入重點審查對象。

  王洪德,你撈了多少錢?你撈了多少錢?

  第二張傳票又來了。王洪德一硬到底,不予理睬。有關部門只好找上門來,聲色俱厲地敲山震虎。王洪德慷慨陳詞,磊磊落落,駁得對方啞口無言。對方讓他在談話記錄上按手印,王洪德鄙夷地說:「按手印?原始!古老!野蠻!要不要按腳印?」

  1983年,長達一年半的審查終於結束,一切不實之詞並沒有加到他身上。在別人看來,他並沒有受什麼損失。王洪德的心卻在流血,他痛苦地意識到,他損失的是一年半的時間!到頭來一笑了之的審查,翻來覆去的折騰,人們竟習慣成自然而無動於衷,全然不知世界在一年半中,發表了科學論文800多萬篇,登記發明創造專利超過50萬件;國際社會以每天產生近1,000件專利的速率前進,我們這裡卻總有那麼一部分君子,處心積慮地想把走在前面的改革者拉回來,莫非他們非要把我們的民族斷送不成?

  拉吧,我絕不後退。也就是在這一年,王洪德走出了科學城,繼續去實現在科學城裡無法實現的希洛斯計劃。

  他走後,科學城裡有這樣一句話流傳了很久,很久,直至今天,仍然有「君子」等著這句話應驗:「王洪德搞改革?讓他等著吧,等著挨槍斃吧!」


●現代人創現代企業


  

  學者走出科學城之後,中關村一條街出現了一群前所未有的新型中國人,他們是三次方的人,有科學家縝密的思維,有能力在互相矛盾的現象和觀念中發現新的秩序;有企業家善於經營與決策的頭腦,富有創造力的自我意識引導他們拓展新的領域;有政治家審時度勢的機智和剛柔兼備的應變能力。也只有三次方的人,才能在中關村一條街站住腳跟。因為,在中國搞企業比在外國搞企業難得多,在外國,企業家只冒一個風險,就是經營風險,在中國,企業家要冒兩個風險,即經營風險和政治風險。

  王洪德就是個敢於冒兩個風險的三次方的現代人。

  當三次方的人自願組合在一起時便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挑戰力量。王洪德與另外幾名走出科學城的工程師,創建了中國第一家機房公司——北京京海計算機技術開發公司。

  他們赤條條地來了。

  沒有投資,沒有貸款,固定資產與流動資金均為零,那就仍從零開始。京海公司的創業者們,在總經理王洪德帶領下,從給用戶進行技術設計、技術咨詢這些智力輸出起步,迅速走上承攬大中型機房工程的設計、施工、設備安裝調試等高技術產出,一舉拿下北京大學機房工程,使京海名聲大振。

  由聯合國資助的北京大學霍尼威爾公司大型計算機機房系統工程,施工面積近2000平方米,總造價115萬元,機房條件要求高,其中「燈帶照明」在國外也是鮮見的新技術,引進需大量外匯。京海公司剛剛創業,人不過幾十,辦公室不過一間,能接下如此高難的工程嗎?別忘了他們是三次方的人,干。積蓄多年的能量,報效祖國的夙願,像火山噴發一樣,以北大工程為突破口噴發出來,一瀉千里,銳不可當。盛夏,王洪德和技術人員,在蒸籠似的小屋裡伏案設計,揮汗如雨;施工人員睡在工地,每天工作長達12小時。每個人都在超負荷狀態下工作,有的工程師血壓急劇增高,王洪德的兩耳什麼也聽不見了,他得了爆發性耳聾。剛出世的京海公司,以高智力和高境界開道,進行高效率和高效益的運轉,顯示出了民辦科技實體強大的生命力。

  IBM公司代表參觀了完工的北大機房工程後很滿意地說:「機房的安裝和施工質量都是第一流的!」

  京海公司從北大工程贏得了利潤。但京海職工並沒有多分,因為京海不是「吃光分淨」的哥們兒公司。從它一問世,境界上就與哥們兒公司有天壤之別,哥們幾公司是為了獲取,京海公司是為了奉獻。王洪德在公司成立之初,就與同仁約法三章:「遵紀守法,保持改革者的完好形象。」一個部門經理在業務洽談中收了好處費,儘管他是王洪德的朋友,仍然受到了嚴重處分。

  王洪德深知,你在前面走,後面不知跟著多少人拿著米尺甚至是干分尺,測量你的腳印:腳印深了不行,淺了不行,偏左不行,偏右不行;星點差錯,就可能斷送京海的前程;所以一定要防微杜漸,實行嚴格的自我約束。

  三次方的人有三次方的追求,付出的也是三次方的代價。從1983年7月成立到現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裡,沒有國家投資,完全靠自己奮鬥,京海公司已從單一的機房公司發展成跨行業、跨部門、跨省市,擁有22個分公司的科工貿教全方位運行的高技術開發集團。它的觸角不僅遍及全國二十幾個省市的2000多個使用計算機的單位,還遠達美、日、加拿大、意大利、新加坡、聯邦德國等19個國家和地區。

  僅1986年一年,京海創產值近億元,成為深受國內外用戶信賴的名牌公司。

  1987年4月,王洪德在京海公司新聞發佈會上自豪地宣佈,京海以自己研製開發的數字超聲波測厚儀、不間斷供電電源、多用電子穴位測定治療儀、超聲波防盜報警器、激光圖文編排系統等十種名牌產品,將躋入國際市場,為國創匯,為國增光。

  它成功的全部奧秘只在於兩個字:民辦。

  王洪德取得的三次方的成就有目共睹,他所經受的三次方的痛苦就鮮為人知了。摘引他的幾則日記,看看一個現代靈魂的苦悶:

  ——我作為京海創始人,把滿腔熱血沒到京海公司,用縮短生命把京海辦起來,居然來了掘墓人。

  ——我家的玻璃已三次被石頭砸了。我問心無愧,可是,嫉妒和仇恨確實存在。如果中國允許私人有槍,我早就倒在血泊中了。

  ——一想到我們偉大的民族,便油然而生一種自豪感,讓我去努力,去奮鬥;又一想到那些無事生非的「人」時,又感到極度的悲哀。「王洪德被關進監獄」,在中關村、中科院,在海澱迅速傳播著。好心的同志替我擔心,另一種人則望眼欲穿地希望看到真的發生。由於我帶領一些勇敢改革的人在發展京海事業上做出成績,他們便嫉妒、仇恨,他們恨不得有一天早上,我倒在血泊中。

  ——我鼓勵自己,在遭受五年的改革者之苦後,還要繼續努力。只是近來胸痛,那種壓抑和窒息感,強烈地給我焦慮與不安。

  在中國傳統文化環境和改革大潮的雙重壓力下,王洪德未來的命運將會怎樣?他在一則充滿哲學思辨的日記裡描述了自己的使命:「我是騎在虎身上。我不死,摔不下虎;虎不死,我摔不下來。」


●IBM之夢


  

  當王洪德以希洛斯為參照,撐起長桿起跳的時候,有個風華正茂的青年在中關村一條街漫步沉思。過往的行人沒有誰對他注意地多看上一眼,因為他普普通通。但是,正是在這個普通人身上凝聚著歷史所賦予的使命。他的腳步也帶著思索,他是在丈量他腳下的土地與世界先進國家的距離並在想怎樣縮短這種距離麼?一個極具野心的計劃——成為中國的IBM——正在這個人心中孕育成熟。正是這個溫文爾雅的青年工程師,以他勇敢的探索和全新的事業撞擊了傳統文化與經濟體制的封閉之門,其隆隆迴響在科學城久久不息。

  他就是四通集團公司總經理萬潤南。

  成為中國的IBM,這意味著什麼?

  美國國際商機公司IBM是當今世界最強大的高技術跨國公司。它天文數字的資本尚不足以解釋它的強大,它的強大表現在「IBM幾乎是發展世界高技術的環境,各國從事計算機插接兼容裝置的企業,大多是以IBM各種產品為參照系發展起來的」。施樂公司無可奈何地說,「整個世界都朝著IBM方向跑,商機公司簡直把所有的競爭對手都扼殺了。」

  確定了最高的目標後,從最低點起跳。萬潤南、沈國鈞、王安時等十幾個辭職而出的工程師,從海澱區四季青鄉借了兩萬元開張,在一間簡陋的辦公室裡,向科研與生產脫節的舊體系,向企業躺在國家身上的舊秩序,向士不經商的舊觀念,發出莊嚴的挑戰。


●企業家的文化意識


  

  2000多年前的古希臘科學家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支起地球。」

  重溫這句話,我們心中不禁沖騰起作為人的自豪。人類是會思考、有理想的動物,從不像其它動物那樣只是被動地接受現實。人類總是為達到理想的目標而不斷地改造自身,主動地創造,跨越,前赴後繼,形成了源遠流長的文化。

  每一個人都在一種文化狀態中生活,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是一種文化狀態。

  當今時代使企業家的文化意識變得格外重要,它是企業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係到企業的盈利虧損與生死存亡。

  萬潤南講:「我們公開承認企業的目標是贏利,是賺錢……開發與賺錢是統一的。企業要想贏利,要想持續穩定增長,在已經步入信息社會,至少是工業社會的今天,就必須形成自己的技術優勢,就必須有自己的拳頭產品。」

  1984年四通公司成立後邁出的第一步,就顯示出了現代企業家險中求勝的風格和現代企業文化所帶來的全方位優勢。

  當時,計算機熱正在潮頭,國內許多單位引進了IBM—PC微機,與之配套的是日本東芝TH—3070打印機。

  科學的思維往往專門盯住互相矛盾的現象,以尋求解決途徑,達到一種新秩序。萬潤南發現,另一種日產的24針打印機M一2024的價格比東芝便宜一半,但不能與IBM—PC聯機配套,如果能解決聯機障礙,不就打開了一個新市場鳴!

  萬潤南做出決策:對M—2024進行二次開發、解決它與IBN—PC聯機問題。四通人只用了8天就解決了丟碼、圖形不能傳輸等三個重大技術難關,使M—2024可以和IBM—PC聯機配套了!

  從發現東芝TH—3070與M—2024之間的價格差,到冒險對M—2024二次開發,到解決了聯機配套的技術,是四通人把知識注入產品的過程,產品也因知識的注入增加了價值。改進後的M一2024投入市場後,因物美價廉大受歡迎。四通人用自己的知識,淘汰了東芝TH—3070機,建立了M—2024與IBM的新秩序。這一新的秩序給四通帶來了近200萬元的利潤,給國家節約了外匯。

  消化國外產品,進行深度開發,是踩在外國人肩膀上的再創造。1985年四通對M—1570七色打印機進行深度開發,配上四通知識的結晶——漢字庫板,使其成為性能價格比最優的漢字打印機,被評上海澱區科技進步一等獎。這一年,四通的營業總額達3200萬元。

  1986年7月19日,北京友誼賓館一間會議廳裡,響起沉穩的掌聲。鼓掌的是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市科委等42個單位的90名專家。他們的掌聲並不像足球場上的球迷那樣狂躁、熱烈,但當他們把審慎的兩隻手輕輕擊在一起的時候,卻代表了現代文明的一種印證。他們對四通公司與日本三井物產共同開發的新產品「四通MS—2400中英文打字機」一致給予了高度評價。鑒定認為「『四通MS—2400』撞針式中英文打字機方案設計先進,在國內屬於首創,在國際同類產品中居領先地位,又比較適合我國國情,完全可以取代傳統的機械式打字機而作為辦公室的辦公設備。」

  人類的本領之一是會發明符號,並通過符號創造自己的文化。從最初的結繩記事、伏羲八卦,到目前仍廣泛使用的機械打字機,到方興未艾的電子計算機語言,均是人解釋世界、創造世界的符號。符號的高效能化,必然有助於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反之符號手段的陳舊也會阻礙社會的發展。笨拙的漢字和笨拙的漢字打字機,它的繁瑣和低效能,使中華民族損失了不知多少時間。四通MS—2400作為一種新的高效能符號手段,將給中國贏得時間。參加鑒定會的周有光教授感慨萬千地說:「MS—2400實現了以改革打字機來改革漢字,這是歷史成就。這個問題講了幾十年,上百年了,而四通是基本做到了。」著名語言學家鄭易裡教授伸出大拇指讚歎:「MS—2400打字機在中國文化史上是個創舉。」

  MS—2400中英文打字機是四通人對中國文化的成功參與,它的重要意義在於為社會進步提供了高效率的符號手段。

  從1981年對M—2024二次開發到1986年MS—2400研製成功,四通公司每年以300%的速度增長,從企業一無所有濟身於億萬富翁的行列。

  豪華的中國劇院裡是300張充滿自信的臉。這是四通公司召開1986年辭舊迎新的全體同仁大會。總經理萬潤南目光炯炯地環視了從創業就和他在一起的老面孔和這一二年大量湧入的新面孔,聲音朗朗地說:「我們的成功是觀念的成功。我們今年的銷售總額是一個億,我們明年的目標是兩個億,下一個目標是十個億,再下一個目標是一百個億!」


●科學城自救


  面對時代的挑戰,科學城裡有識之士都已意識到:科學城在危機中!

  並不是王洪德、萬潤南等一批工程師辭職而出,使科學城在人才上感到危機了,科學城裡仍然人才濟濟,比王洪德、萬潤南才學深高者大有人在。

  危機來自對封閉體系萬千弊病的深刻認識。

  於是,科學城行動起來自我搶救。

  1983年5月4日,「中國科學院北京市海澱區新技術開發中心」(簡稱「科海」)出現在中關村一條街。來自科學院的陳慶振、徐壬生等四名科技人員和海澱區的三名幹部搭起了最初的班子,從海澱區借了10萬開辦費,在三間平房裡自成體繫了。

  科海有不同於京海,不同於四通這兩家完全「落草為寇」的公司之處。它是科學城活的肌體;在科研和生產之間,在科學城和技術市場之間,起著橋樑和通道的作用;它對科學城科研成果轉化、反饋、滲透的機能,不僅從科學城汲取了營養,養活了自己,反過來也充實了科學城。

  出自科研院所的成果,往往是樣機型、原理型,較少考慮工藝及成本,很難投入實際應用。如化學所研製的高低溫介電性能和體電阻測試儀,結構複雜,不易調試,不能進入技術市場;科海有個中間試驗廠,專門對成果「熟化」處理、再開發,該儀器在這裡「熟化」後很快作為一項新技術轉讓出去。

  成立三年來,科海共推廣科學城的成果114項,自己組織開發了93項,總營業額7000萬元;1987年營業額將突破一億。

  在科學城裡一直坐冷板凳的小字輩,紛紛向科海流動,如那些老中專生,在科學城裡到死也別想出頭,到了科海,從蟲變成龍,擔當起部門經理的重任。

  科海中心副總經理、科海電腦公司總經理徐壬生,在計算所時不過是個室副主任,能量一直沒有得到充分釋放。主持科海電腦開發,方顯示出了他的決斷能力。決定一筆為投入KH—AT機開發所需的860萬風險投資,徐壬生從眉頭一皺到拍板定案,用了不到一個小時。這在官辦機構裡是絕對不可能的,沒有三個月,報告都送不上去。也許正是因為徐壬生敢於決斷,敢於負責,才被同仁贈予了「獨裁者」的雅號吧。

  當科海集團公司以自己的創造彈起科研體制改革的金色豎琴,科學城裡另一支崛起的力量——信通電腦技術公司——吹響了進軍的銅號。

  信通是由中科院計算所、中科院科學儀器廠和海澱區三家共同投資,共同經營的智力密集型公司。1984年它剛成立時只有4個人,今天也不過七八十人,規模比京海、四通、科海都小,但它已經完成和正在開發的重大科技項目有50多項,1986年人年均銷售額高達36萬元,人平均利潤4萬元。總經理金燕靜是中關村一條街上的女強人,她高屋建瓴地設置了「信通技術開發基金」,用以支持社會上的項目開發,任何單位和個人都可以提出使用申請。

  兩年多來,信通公司給社會各個方面提出的10項課題發放了技術開發基金。瀋陽自動化所使用信通技術開發基金研製成功了解決城市交通堵塞的城市計算機面控制系統和城市交通狀況顯示系統。信通將該系統的第一套設備,無償地贈予了海澱區政府,本年度內將正式啟用,為北京市交通管理的現代化推進了一大步。

  1986年的信通技術開發基金,又一次顯示了它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延邊科研所與信通公司合作開發了朝鮮文DOS系統,成果通過科學院院級鑒定,DOS系統進入國際市場,銷往韓國、日本、美國等地,僅第一批簽約的500套,就創匯40萬美元。

  科學城有了「希望」。

  1985年1月1日,由周明陶等18名研究生自願組合的「希望」電腦公司,以青春形象出現在中關村一條街上。它是全民所有制,科學院給貸款,稱得起是科學城的嫡系部隊。但它不同於封閉體系下的研究所,是面向市場,自選項目,自負盈虧,以技術開發為先導的全方位有機運行的經濟實體。

  在競爭激烈的中關村一條街上,「希望」電腦公司以推出高級軟件、高級語言,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站住腳跟。1987年預計產值1000萬。

  隨著科研體制改革的深化,「希望」電腦公司著手探索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承包等新的模式。

  科學城裡,希望正在取代危機。


●中國硅谷


  京海、四通、科海、信通,這四家智力密集型企業集團,各有各的神通;但,自選項目、自定計劃、自找資金、自負盈虧、自我分配、自我管理、自我調節、自我教育、自我完善,這些共同具有的結構要素,乃是他們得以經濟起飛的共同動因。

  王洪德、萬潤南、陳慶振、金燕靜等一大批民辦科技實業家,集學者與企業家雙重身份雙重優勢於一身,承擔經營和政治雙重風險,走上了經濟和政治舞台。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接見他們,對民辦科技實業家的道路給予了充分肯定和讚賞。

  以京海、科海、四通、信通這四大企業集團為支柱的中關村一條街,從事高技術開發與經營的公司大大小小300多家,實力雄渾,蔚為壯觀。他們開發與技術服務的項目共有4000多項,有200多項填補國內空白,16項達到國際水準。

  這條街,再也不見皇朝的御輦,再也不見舉著火把的洋人。走進今天的街,就是走進了電子計算機的博覽會,走進了高文化高科技的社會氛圍。公司一家挨著一家,櫥窗一扇連著一扇;不同型號的微機競相輝映,形形色色的元器件琳琅滿目;營業廳裡,漂亮的姑娘微笑著向用戶介紹產品的性能;培訓班上,總工程師慇勤地向用戶傳授機器的使用與保養知識。如群星灑滿夜空,如百鳥啼囀山林,這條街上群雄並立的局面,在國內外引起越來越強烈的震動,被譽為「中國硅谷」。

    並非尾聲,中國硅谷正值少年,現在的態勢,只是它未來發展的前奏。

  1987年3月15日晚上7點,夜幕下的清華大學寂靜下來,開始了又一個充滿思考的晚上。主樓會議室裡卻燈光璀璨,汽水、蘋果、茶點擺滿了二十幾張桌子。這是中國硅谷的企業家們舉行每月一次的沙龍聚會,首都各大報的記者和北大、人大的研究生也聞訊而來。顯然,民辦科技實業家的命運和中國硅谷的動向與態勢,已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熱點。

  沙龍主持人輪流坐莊。這次由海華公司總經理主持,海華公司是清華大學的老師和海澱區合辦的智力密集型企業。大學辦科研、經營、教學相結合的經濟實體,是科研與教學體制改革的又一模式。

  這些企業家,這些三次方的人,各有各的商業秘密,但共同承受的經濟和政策壓力,又驅使他們親密地坐在一起共商大計。

  信通公司總經理金燕靜,身材高大,神采飛揚,在為數不多的女賓中顯得非常突出。她說:「優勢,現在在這條街上;將來,可能就不在這條街上了。」

  金燕靜一語道破了他們共同面臨的危機感與緊迫感。不久前,由北京地區67家科研單位、電子企業聯合的長城集團公司宣告成立,享受稅前按銷售額提取10%研究與開發費的優惠待遇,這一優惠使長城集團能把更多的財力投入新產品開發,使強大中再顯強大。改革的深化使科學城從封閉走向開放,越來越多的部門和個人著手或正醞釀辦高技術開發企業,已有大潮湧來之勢。中關村一條街面臨新的挑戰,誰沒有繼續開發新產品的能力,誰沒有後勁,誰就難免被淘汰出局。

  京海公司總經理王洪德,一直是記者們注意的中心人物。他剛剛匯報了國務院領導同志幾天前接見他和蔣士飛教授時作的「國際市場非打進去不可」的指示,使在座的企業家很受鼓舞。他從座位上站起來,嚴肅地說:「中關村一條街,各公司重複勞動太多;智力、財力在重複勞動下內耗了。所以,我們各家公司應並網運行,以求信息資源共享。把競爭的目光,從這條街三到四個億的市場,放到廣闊的國際市場去!」會場隨著王洪德落座而寂靜下來,企業家們思考著,怎樣做才能使醞釀已久的聯合不再停留在口頭上而取得實質性的突破?

  「我們民辦企業家,沒有時間討論沒有意義的事情。」一個瀟灑飄逸的青年出口不凡的發言,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就是四通公司總經理萬潤南。他侃侃而談,提出用同一個聲音說話,定統一的開發規劃,以中關村電子集團的總體形象,走向世界,進入國際市場。

  智慧與智慧撞擊,火花聯著火花閃爍,發言一個接著一個。他們,時代的鉅子,新興的企業家集團,把中國硅谷放在縱向歷史與橫向世界的交叉點上,分析它的現狀,預測它的未來。調整它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位置,設計走向下一個目標的最佳態勢。

  如同三萬里河東入海,好似五千仞岳上摩天,變革的時代造就了一批民辦企業家,並把他們推向改革的前沿。也許,有的經營失當,在競爭中覆舟;有的意識衰退,因壓力過大而精神崩潰。未來什麼都可能發生,發生了什麼都不必驚奇。一路坎坷,一路風雨,歷史不能超前,也不能退後,它有它的邏輯。中國硅谷將在歷史的邏輯裡走向成熟。

   (選自《中國的要害》,華岳文藝出版社1988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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