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所謂士君子，以節操為重，取巧躲避，卻並不是儒家之道。東漢末年，黨錮禍起，張儉亡命困迫，無論投向什麼人家，只要知道是張儉，明知要惹大禍，大家甘於破家相容。范滂初系黃門北寺獄，同囚的很多生病；滂自請先受榜掠，三木囊頭暴於階下。滂遇赦歸鄉，又以張儉案株連，朝廷大誅黨人，詔下急捕范滂等。督郵吳導抱詔書閉戶伏床而泣，范滂聽到這消息，知道督郵為的是他自己，便到縣自首。縣令郭揖解印綬，願與范滂同走，放滂曰：「天下這麼大，你怎麼到這兒來？」范滂道：「我死了，大禍也就完了，怎麼可以牽連到別人呢？」滂別母就獄。他的母親安慰他道：「和李膺、杜密死在一起，豈不是很光榮的嗎？」黨案牽連到李膺，有人勸李膺出走。李膺道：「處事不怕難，有罪不逃刑，乃是臣下的本份。我今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往哪兒逃呢？」便就獄受毒刑而死。黨案株連所及，各人的門生故吏及其父兄，都在禁錮之列。蜀郡景毅曾叫他的兒子從李膺為門徒；因為未有錄牒，免於禁錮。景毅便自請免官，道：因為敬仰李膺的為人，才著兒子去從他；難道漏列名籍，便自苟葡安了嗎？」這種種地方，都可以想見當時士君子重節操，輕性命，不肯躲避取巧的情形。
禍患到來的時候，親戚故舊遠嫌避禍的，本來也很多。但就儒家的節氣來說，遠嫌避禍，也是不應該的。孔融性剛直，時常和曹操相衝突。友人脂習每勸融明哲保身。後來孔融被曹操所殺，陳屍許下。沒人敢去收屍。脂習即往撫屍痛哭，被曹操所拘囚而不顧。又如張儉因黨案逃至魯國，欲投依孔褒，恰巧孔褒不在家，孔融年僅十六，擅自收容下來。後來事洩，褒、融二人均被收送獄。孔融挺身道：「我作主收容張儉的，請長官辦我的罪！」孔褒道：「張儉是來找我的。和舍弟沒有關係的，請辦我的罪。」吏不能決，只好探問他們母親的意見。孔母道：「我是家長，我負責任，請辦我的罪！」一門爭死，連郡縣都不能決。我們看了這種捨身赴死的精神，千百年後還振發起來，無怪當時震盪—般人的心靈，大家都要砥礪節操了！
「哀莫大於心死」，假使人人偷巧躲避為得計。那末，中國讀書人，都要個個都變成「漢奸」了！「禮義廉恥」之說方興，我願國人注重「恥」字，就該把「節操」比一切都看重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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