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先生近在國文月刊（三期）談習作，叫青年們從周作人、魯迅作品學習抒情；其中說到周作人的人生態度，「似因年齡堆積，體力衰弱，很自然轉而成為消沉，易與隱逸相近，精神方面的衰老，對世事不免具浮沉自如感。」又引了我的意見，說周作人是「由孔融到陶潛」。我說周作人從孔融走向陶潛的路，那是六年前，當周某發表五十自壽詩時說的；可惜沈先生不曾看見我前年寫給周某的信，我希望他不要從陶潛轉到蔡邕的路上去，可是他畢竟走上蔡邕的路，我們做朋友的，又有什麼話說呢！
切切實實的說，我是反對所謂「隱逸」的人生態度的；一個知識分子，當民族國家在作生死存亡的搏鬥時，應當奉獻自己的一切，聽政府作有效的使用；在最緊急時，準備徵集令下，也當投筆掮槍去。所謂「隱逸」，只是知識分子的巧妙遁詞；說得老實一點，便是「臨陣脫逃」，隱逸之士便是「逃兵」。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托詞「消極」「隱逸」來躲避對社會國家所應負的責任：青年知識分子，借學校來逃避兵役，這都是最可恥的行為。
不過這些話，向已經出賣了靈魂的漢奸文士來說，原是多餘的，我現在只想和沈先生談談從陶潛走到蔡邕路上的必然性。我們喜歡陶潛之為人，多少由於愛好他的詩篇而來，其實他的處世態度，並不足為法的；我們是生活在社會網之中，社會問題便是我們自己的問題，我們怎能不管不問呢？掛冠而去，不為五斗米折腰，都是讀書人使性子的辦法，有什麼可取？社會上有一二個陶潛，或者有人覺得有趣，或者可以出賣清高；若有了十萬個陶潛，那就不知要糟到什麼程度，亂到什麼程度。焦循說得好：「人不可隱，不能隱，亦無所為隱。用周公孔子之學而不仕，乃可以隱稱；然有周公孔子之學，則必不隱。許由、巢父、沮溺之流，自負其孤孑之性，自知不能益人家國，托跡於山溪林莽以匿其拙，故吟詠風月則有餘，立異矯世，苦節獨行則有餘，出而操天下之柄則不足。……是故耕而食，鑿而飲，分也，出則為殷浩房（guan），貽笑天下，宜於朝則朝，宜於野則野，聖人之藏，所以待用也，無可用之具而自托於隱，悖也。」他這話，不僅罵盡了如袁中郎一流的假隱士，也罵盡了陶潛一流的真隱士；吟詠風月則有餘，操天下之柄則不足，即是陶潛一流人的最好考語。
假使淝水之戰，晉軍敗績，東南半壁，畢竟不保，陶潛一流人，是否依然隱逸下去，不做異族的臣僕呢？我實在不敢替他們寫保單。你看南宋末年，固多忠烈之士，但山中夷齊，後來食元代之祿的如許衡、趙復，不在少數；滿清入關，下首陽的夷齊且不去說他，即如顧亭林那樣的大志士，也不能禁他自己的外甥徐乾學做滿清的開國元勳。民族國家觀念如此薄弱，儒家的社會道德上，原有最根本的弱點保留著。所以周作人做漢奸，陶潛變成了蔡邕，並非意識上的實變，周作人之心安理得，也正如蔡邕之心安理得，全不覺得難為情的。
愛惜周作人的，都希望周作人愛惜他自己的羽毛；他自己已經出賣了靈魂，愛惜他的人，還希望大家原其心跡，不要太嚴苛地責備他，有的還用種種話替他維護，沈先生說他老了，不免具浮沉自如之感了，即是一種維護。我們應該原其心跡，替他維護嗎？不能，萬萬不能。王夫之論蔡邕的出處，有一段話，我以為不妨提出來讀一讀，他說：
史記董卓之辟蔡邕，邕稱疾不就，卓怒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此殆惜邕之才，為之辭以文其過，非果然也。卓之始執國柄，亟於名，而借賢者以動天下，蓋汲汲焉。……力任桓靈宦豎之政，竊譽以動天下。蔡邕首被征，豈其禮辭不就而遽欲族之哉？故以知卓之未必有言也。且使卓而言此矣，亦其粗獷不擇，一時突發之詞，而亦何足懼哉，申屠蟠不至，袁紹橫刀揖出，盧植力阻宏農之廢，鄭泰阻用兵之議，而皆全身以退矣。邕以疾辭，未至如數子之決裂，而何為其族矣？邕之始為議郎也，程璜之毒，陽球之酷，可以指 顧殺人，而邕不俱，累及叔質，幾同駢首以死而不懼，何其壯也。至是而餒矣，亡命江海者十二年，……宦官之怨憤積，而快志於一朝，髡鉗之危辱深，而圖安於晚歲，非俱禍也。誠以卓能矯宦官之惡，而庶幾於知已也，於是而其氣餒矣，以身殉卓，貽玷千古，氣一餒而即於死亡，後誰與恤其當年之壯氣哉！
這番話，也可以用來作周作人的評議。無論誰替周作人作怎樣維護的話頭，終不能說出周作人必不能離開北平那圈子的理由，更無人說出他非出賣靈魂不可的理由。說來說去。還是「己私末忘，而寵辱之情，移於衰老也」！周作人也竟做了漢奸，知識分子的操守，真不容易說了呢！
有人說，現在知識分子事仇作倀，不獨周作人一人，你何獨苛於周作人而必嚴加責備？說來還是顧亭林那句老話：人人可出，而他不必可出。周作人乃是五四運動以來的青年導師，文化界的白眉，連敵方的文化人都以為他將清高介守，不肯出山的，而今竟出山（應該說出苦茶室）事敵，我們怎可以不加嚴歷批評呢！
我鄭重地說，周作人是「蔡邕」，不是「陶潛」；國法具在，應當付之典刑！
1940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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