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靈帝中平元年（黃巾亂起）到東漢晉恭帝元熙元年（晉亡），這二百年間，死個把人，本來不算得什麼一回事的。漢桓帝時，已經「京師廨捨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到了東晉初年，「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饑寒流隕，相繼溝壑。」鄢陵舊五六萬戶，今裁有數百。」這是怎樣一個大修羅場！但史家好像不十分關心這些人的死活，只有幾個女人的死，倒大書特書給後人以很深刻的印象。文人給當局開刀，自黃祖殺禰正平始，曹操跟著他把那個多嘴的孔融殺掉了，曹丕又殺了許多文人，要不是看同胞手足之情，連曹植也幾乎不能免。（其實同胞手足，曹丕也不十分管：任城王就給曹丕弄死的。）三國末年，那幾個大名士，司馬懿殺了兩個─—夏侯玄和何宴，司馬昭也殺了—個─—嵇康，他們的罪狀大致是相同的，不孝。可是臧榮緒在《晉書·阮籍傳》上說：「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事，遂酣飲為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這倒是真話，我門都知道曹操、曹丕、司馬懿、司馬昭，他們自己也並不是忠臣孝子；以「不孝」殺那些名士，不過是個托詞。
有人問：曹操、司馬懿，為什麼一定要把文人來開刀呢？我們先找幾件外國的故事來談談：希臘那麼一個標榜自由的民族，為什麼容不得蘇格拉底那個大哲人多活幾年呢？蘇格拉底死的時候，已經71歲，遲早就要死的了；希臘人就有那麼急性非趕緊解決這個人不可。蘇格拉底原沒有什麼大罪過，只是逢人詰問，引起青年們對於現狀的懷疑，使希臘人不再醉生夢死下去；所以控訴他的那三個人，梅利多斯（Meletus）等，說他「否認國家所承認的神們，另外倡道新神，使雅典青年腐敗。」這是一件事。還有一件事，法國大革命時候的人物，我們中國人最熟知的有一位羅蘭夫人；她臨死時候，對著自由神的石像說：「自由呀！自由呀！世人不知借你的美名，犯了多少罪惡！」她的丈夫聽到她被殺的消息，也當天自殺了；身邊留一小紙條，說：「但願通國厭棄這種殘殺無辜的罪惡，回過頭來，發現真正人道罷！」他們夫婦倆都有歡喜教訓別人的脾氣，至死不悟！魏晉間文人，大概也害了這種多嘴的毛病的，什麼事都要說出一番長長短短的道理，甚至有對黃巾去誦《孝經》的；「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誰耐煩聽你的嚕囌呢？我們讀嵇康寫給山巨源的信，就覺得可笑：什麼「七不堪」，什麼「二不可」，無非惹人頭痛，因而送上斷頭台。這種毛病，連所謂田園詩人陶淵明都不能免，（諸如《雜詩》、《擬古》、《讀山海經》諸篇，字裡行間，都有憤激不平之氣存在著。）更無論其他文人了。文人不得善終，在某種情形下，也可說是命定的！
他們躲避這現實的方法，我們看來頗有點幽默。在他們之間，時興三部古書，《老子》、《莊子》和《周易》，《老子》、《莊子》都是教人回到渾噩無是非無差別的境界去的，「未嘗先人，而嘗隨人；人皆取實，已獨取虛；人皆求福，己獨曲全。」如不知人心如鏡，一到虛靜界，什麼隱秘，更看得清清楚楚；反不如在勢利場中鬼混，真能昏天黑地，不見天日。這樣，他們想在老莊哲學中找到安身立命的隱蔽處，如果，更把是非看得分明，更不能安身立命。他們第二種躲避現實的方法是「飲酒」，司馬昭要替司馬師求婚於阮籍，阮籍一醉 60 日，使來使無從開口。以酒醉來躲避，只有這一次是有實效的。後來司馬炎讓九錫，公卿大夫要一力勸進；那篇勸進文，奉命非要阮籍動筆不可。阮籍也想借酒醉來躲避，畢竟不可能；只得就案寫成，讓來使抄了去。大概嵇康也不大贊成阮籍的辦法，所以說：「阮嗣宗，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因為如嵇康那樣性格的人，喝醉了酒，方會靜默下去；阮嗣宗本是「與物無傷」的，酒後反常，會惹些是非也未可知呢！第三種躲避現實的方法，是入山修道，學做神仙。可是修道愈有功夫，說起話來愈是刻毒。那位隱在蘇門山的孫登，老實不客氣，就說嵇康「才多識寡，不得善終」；好在嵇康並不是得君行道的人，否則孫登自己也就要不得善終的了。魏晉文人種種自己麻醉自己躲避的方法，都不見實效，只能如駝鳥一樣，把頭鑽在樹林裡，當作自己已經躲起來了，讓獵人捉了去拿去宰割。
東晉以後，佛家的思想傳播過來了，釋迦的教義代替了老莊的教義。第一等聰明人，大都出家做和尚去；在另外一個世界裡有大法事可做，不必和現實混在一起，才是真正的躲避起來。並且在另外一個世界，對於人間世的種種一切，都有從頭來過的公平正直的總算帳，那一切憤憤不平之氣，自然而然地沉寂下去。所以要躲避現實，單靠自己麻醉是難得見效的，最要緊的要如佛家一樣能有另一乾坤可去，不過天堂、靈魂、來世等等，在現在，已經給科學打得粉碎了；我們要構成另一世界，卻不十分容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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