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四點鐘，放了學回家，一進門來，看見庭院裡數十盆的菊花，都開得如雲似錦
，花台裡的落葉卻堆滿了，便放下書籍，拿起灌壺來，將菊花挨次的都澆了，又拿了掃帚，
一下一下的慢慢去掃那落葉。父親和母親都坐在廊子上，一邊看著我掃地，一邊閒談。
忽然僕人從外院走進來，遞給我一封信，是一位舊同學寄給我的，拆開一看，內中有一
段話，提到我做小說的事情，他說「從《晨報》上讀尊著小說數篇，極好，但何苦多作悲觀
語，令人讀之，覺滿紙秋聲也。」我笑了一笑，便遞給母親，父親也走近前來，一同看這封
信。母親看完了，便對我說，「他說得極是，你所做的小說，總帶些悲慘，叫人看著心裡不
好過，你這樣小小的年紀，不應該學這個樣子，你要知道一個人的文字，和他的前途，是很
有關係的。」父親點一點頭也說道，「我倒不是說什麼忌諱，只怕多做這種文字，思想不免
漸漸的趨到消極一方面去，你平日的壯志，終久要銷磨的。」
我笑著辯道：「我並沒有說我自己，都說的是別人，難道和我有什麼影響。」母親也笑
著說道，「難道這文字不是你做的，你何必強辯。」我便忍著笑低下頭去，仍去掃那落葉。
五點鐘以後，父親出門去了，母親也進到屋子裡去。只有我一個人站到廊子上，對著菊
花，因為細想父親和母親的話，不覺凝了一會子神，抬起頭來，只見淡淡的雲片，擁著半輪
明月，從落葉蕭疏的樹隙裡，射將過來，一陣一陣的暮鴉咿咿啞啞的掠月南飛，院子裡的菊
花，與初生的月影相掩映，越顯得十分幽媚，好像是一幅絕妙的秋景圖。
我的書齋窗前，常常不斷的栽著花草，庭院裡是最幽靜不過的。屋子以外，四圍都是空
地和人家的園林，參天的樹影，如同曲曲屏山。我每日放學歸來，多半要坐在窗下書案旁邊
，領略那「天然之美」，去疏散我的腦筋。就是我寫這篇文字的時候，也是簾卷西風，夜涼
如水，滿庭花影，消瘦不堪……我總覺得一個人所做的文字和眼前的景物，是很有關係的，
並且小說裡頭，碰著寫景的時候，如果要摹寫那清幽的境界，就免不了用許多冷澀的字眼，
才能形容得出，我每次做小說，因為寫景的關係，和我眼前接觸的影響，或不免帶些悲涼的
色彩，這倒不必諱言的。至於悲觀兩個字，我自問實在不敢承認呵。
再進一步來說，我做小說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會，所以極力描寫那舊社會舊家庭的不
良現狀，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覺，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說得沉痛悲慘，就難引起閱者的注意，
若不能引起閱者的注意，就難激動他們去改良。何況舊社會舊家庭裡，許多真情實事，還有
比我所說的悲慘到十倍的呢。我記得前些日子，在《國民公報》的《寸鐵》欄中，看見某君
論我所做的小說，大意說：
獨憔悴》小說，便對我痛恨舊家庭習慣的不良……我說只曉得痛恨，是沒有益處的，總
要大家努力去改良才好。
這「痛恨」和「努力改良」，便是我做小說所要得的結果了。這樣便是藉著「消極的文
字」，去做那「積極的事業」了。
就使於我個人的前途上，真個有什麼影響，我也是情願去領受的，何況決不至於如此呢。
但是宇宙之內，卻不能夠只有「秋肅」，沒有「春溫」，我的文字上，既然都是「苦雨
淒風」，也應當有個「柳明花笑」。
不日我想作一篇樂觀的小說，省得我的父母和朋友，都慮我的精神漸漸趨到消極方面去
。方纔所說的，就算是我的一種預約罷了。（本篇作於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５日，最初發
表於北京《晨報》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１１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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