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時間：1998年1月10日9：10AM
採訪地點：《北京青年報·青年週末》辦公室
姓 名：文玉
性 別：男
年 齡：28歲
北京某職業學校畢業，現為國家公務員。
在我知道真相之前的記憶都是很美好的——她穿著一件紅色的羽絨服，裡面沒穿什麼。我只是說讓她跟我走。她轉過身，什麼也不說——男人可能不把這些事情牢記在心裡，但是女人不一樣——有人說離婚是一種解脫，可對我來說，心裡那種感覺……真的很難受——我把我們的全部積蓄一共三萬塊錢都給了她，因為我覺得她比我難——那種受欺騙的感覺，就是一個人的心被抓在手裡揉來揉去的感覺——所有幸福美滿的我都不願意看見，甚至於憶恨——痛苦和傷害只有親身經歷的人才會有體會，這樣的人才能在一起溝通和相互理解
1998年1月10日，天氣非常不好，似乎正是北京最冷的日子。早晨大約9點過10分，我匆匆走上台階，這時有一個我已經在若干次電話中熟悉的聲音不自然地響起來：「是安頓嗎？」
文玉已經在傳達室門外等了我半個多小時。他是一大早從石景山趕來的，比我們約定的時間早了很多。他個子不高，一張娃娃臉，眼鏡顯得有些大，使他看上去還沒有擺脫書生氣，但是比他告訴我的實際年齡——28歲——要顯得年輕。他是一個區級機關的公務員。
辦公室只有我和他兩個人。在見面之前我們通過好幾次電話，彼此已經交待了各自的基本情況，照理說我們不再需要相互適應就可以順利地進入採訪。於是我安置好採訪機、給他沏上一杯茶，只等他說話。
然而他始終沉默。雙手平放在腿上，身體明顯地發抖。我聯想到他在電話中一再地問我：「您是不是就像一個心理醫生？我特別希望我的痛苦能有一個人來傾聽。我只是想有一個人聊天。」那幾次電話中瀰漫著歎息和焦慮。曾經有一次，是在元旦的下午，我的回答很讓他失望，那是他在以後的通話中告訴我的。當時我說我特別忙，希望他不會僅僅是要告訴我一個重複過多少次的情感故事，希望他能有思考、有令人信服的細節，如果就是要認識一個人、聊天，那麼我暫時分不出時間。我說的是真話。甚至有的時候，我很害怕那種聊天，全部是自我的感受，我聽不明白事情的因果，但是對方用一種無助的眼光凝視著我，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麼。每每在這樣的時候，我都會感到原來我也是那麼無助，無助到沒有辦法面對一個「傷心著自己的傷心」的人。
在沉默中我們相持了大約有五、六分鐘。他深深地吐出一口氣，抬起頭看著我：「我一時不知道怎麼說話，所有的事情都湧到我腦子裡，我有點兒亂。本來找都想放棄這次見面了，但是我實在是想聽聽像您這樣的陌生人怎麼說……」
文玉在講述他的經歷過程中總是一個坐姿——雙手平放腿上、身體直立、目光低垂，彷彿全身都和自己較勁。
我不想說我們的全過程，因為在我知道真相之前的記憶都是很美好的，我不願意去破壞那種印象，而且那些對於我，每一步都是一種刺痛。我只想從我看見他們那一天開始講起。
我記得第一次發覺他們有事情是在一個我不應該回來的晚上。那天我從單位把一輛紅葉麵包車開回家，大概是8點多。那時候我們住在她家的一間平房裡，那是一個部隊大院，她父親在那兒工作，她現在也在那兒工作，她就是在那個院子裡長大的。那天本來說了我不回來……我推開門，看見他們倆……當時的燈也就是四、五瓦的螢光燈，他們沒有插上門。男的坐在沙發上，她坐在床沿上，他們離得很近。挺尷尬的。我看到那種情況愣住了，雖然他們沒做什麼，但是我真的悟了。
文玉停下來，一下接一下地、長長地呼吸。他低垂著頭，我覺得就連他濃密的黑頭髮裡都散發出抑鬱的氣息。他顯然是努力試圖讓自己平靜，但是徒勞。他的身體比剛剛坐下的時候抖得更加劇烈。我聽見非常低沉的一聲「對不起」。
我當時就有一個念頭：「我走。」好像我已經轉過頭來，她也站起來了。她問：「你怎麼回來了？」我告訴他我是開車回來看看她。然後她也沒說什麼。我走出來，也沒人攔我，她也沒在後面叫我。我把車停在院子外面，這時候我就坐在車裡，往院子裡面看。他們沒有出來。那時候我很愛她，不想讓她下不來台，而且我一直都很信任她。我在車裡等著。過了一個多小時，誰也沒有出來。我很希望她出來找我，哪怕就是出來看我一眼，因為每次開車回來她都會讓我帶著她出去玩兒……但是沒有。又過了不知道多長時間，那男的出來走了，她還是沒有出來。那是96年的11月或者12月，我已經記不清楚了。冬天，一個冬天都沒有下過雪，就是那個晚上我在車裡的時候開始下雪，那種小雪渣。當時我想走吧，可就是沒走成，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
我在外面坐了很久。可能是因為我一直在黨委工作，遇到這種事情，我想還是應該找他們單位，他們是一個單位的同事。我也不知道怎麼敲的他們單位書記家的門。那時已經是半夜12點多了。他們書記聽了大吃一驚，說誰他都可以信，唯獨說她是跟這個男孩不可能。其實那個男的我認識，跟我挺熟的，我幫他修理錄像機，他也常來我們家，而且她說這是她認的一個弟弟，我甚至還替她給這個男孩買過生日禮物。我從來就沒往別處想過。他們書記勸我半天。這時候那個男孩呼我，我沒回電話。……我又回到了車上。當時我也不明白想什麼呢，但是現在我知道，其實我還是想等她出來看看我、跟我說什麼事都沒有。結果，她沒有。後來那個男孩又呼我，我回了，他說他向我保證他們倆沒有什麼。我說我始終都相信他。
這件事過去之後，她跟我提出我們倆不合適，想離婚。我當時非常非常愛她，而且就是為了讓她過得好一點，我特別努力工作。所以我就想，是不是因為我平時對這個家太忽略了？我跟她說，再給我一點時間，讓我調整一下，把家的位置放得再重一點兒。她也沒有再說什麼。她解釋說她和那個男孩沒有什麼，我相信她。但是不能不承認，陰影就這麼留下了。 後來，97年春節前的一天，也是一個我不應該回家的日子。那時候我晚上有課，但是我總是變著法兒地回家，我想多陪陪她。而且雖說我有車本兒，但是真正開車的機會並不多，我的技術也不是太好。那天好不容易開車回家了，我心裡特別高興。在家門口，我又看見了跟那天一樣的燈光，我的腦子就又懵住了……
文玉的聲音從錄音帶上聽起來非常衰弱，夾雜著時斷時續的、不均勻的喘息聲。很有些像一個人在一間空曠的大屋子裡自言自語。
我不敢往下想。我甚至不希望我是已經真的站在家門口了。……我看著那種燈光，把車停在外面。然後我去了那個男孩的家，他不在。我的那種不好的預感越來越強烈。我又去了他們單位，單位連一點燈光都沒有。我知道他們肯定是在家裡了。……但是我還是告訴我自己不可能。
文玉突兀地抬了一下頭，馬上又迅速地垂下。音量明顯地高了一些。
其實那時候完全是自欺欺人，因為已經肯定是這樣了，但是我還是在安慰自己，不會的、不會的，真的不會的……聽見敲門，耽誤了一會兒，門開了，我全都看見了。我這個人看著是挺安靜的，其實有時候我的脾氣也大。我打了她一個嘴巴……
文玉再一次停下。他慢慢閉上眼睛。我等著。過了有兩、三分鐘，他睜開眼睛，一張臉抽搐著，表情十分痛苦。
我真的不想回憶。……她把我抱住了。那個男孩過來想跟我解釋，我順手抄起一個這男孩送給她的八音盒就砸過去，她抱著我，沒砸到他。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你跟我走。」她穿著一件紅色的羽絨服，裡面沒穿什麼。我只是說讓她跟我走。她轉過身，什麼也不說……
文玉終於又說「對不起」。他忍了幾次的眼淚終於滾下來，幾乎泣不成聲。我遞紙巾給他，他摀住眼睛，輕薄的紙巾立即濕透了。接下來他用左手緊緊抓住右手，他的有手不住地顫抖。他說他一激動就會手麻。我讓他平靜一會兒，他痛苦地搖頭。我給他換椅子、加熱水，做一些不相干的事，他始終一言不發。此後整理文玉的錄音帶的時候，我發現這一段只有我一個人在「表演」。
還是不說了吧……我當時失去控制，她一直抱著我，現在我覺得她是怕我一衝動真的把那個男的打壞了。這時候外面已經開始有人了。
這時恰好有一個找我的電話，文玉也正好可以好好地清理一下思路。
說真的我實在不希望把這些都登載在報紙上，她和她的一家都住在這個大院裡，環境很小，一下於就會被人認出是她，她現在還在這個地方工作，很多人都知道這件事。我對她談不上恨，原來可能有一些氣憤，但是現在我說不清楚，反正恨是談不上。所以我還是不說這些了，讓她看到了可能對她是一種傷害。熟悉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她。
不說了，離婚吧。離婚不是我提出來的。因為我總覺得是由於我對工作太在乎以致於忽視了她，才造成了今天這樣的結果。
我在石景山工作，家住在海澱，早晨上班天不亮就走，往返路上要四個小時，特別辛苦，所以有時候我就不回家，住在石景山那邊。可能我的確是關心她太少了，禮拜六、禮拜天都有課，不能陪她。所以我說，也不能都怪她，她太寂寞了。……我有一種受侮辱的感覺。我過去對她說過，我們倆結婚，只有她對不起我、沒有我對不起她，後來她說，這回我們扯平了。我說不存在什麼平與不平。我知道她指的是什麼。我們十八、九歲的時候，她為我有過一次宮外孕，差一點兒死了。那時候我年齡小、害怕、不敢面對這些、不敢承擔責任，我沒有去看她、也沒有去找她。她指責我「躲得遠遠的」，我的確欠她的，欠的太多了。所以我下定決心要讓她過得好、過得幸福。
出了這件事之後，我沒有責怪她一點兒，我還在想從此以後我要多改變一些，多顧顧家。也許我想得挺好的，我們搬回到石景山我父母家，也是我們當年的新房。我特意休息了半個月陪她。我這人確實有缺點，不會做飯，不是特別會照顧人。那是過完了春節，都是我做菜。我只會做一樣。我記得她愛吃蘑菇、蒜苔加西紅柿炒在一起，我恨不能天天給她做這個吃。假期滿了，我又上班了，晚上七八點才回來，還是做這個菜給她吃，不管多晚。這段時間我們過得挺好的。但是我一上班，發現她又有變化了。我覺得我對她一直挺寬容的，也可以說是理解吧，但畢竟發生過那樣的事，對她的某一種眼光稍加注意，就可以發現她的心還是不在我這兒。我仍然要求自己多做一些。但是後來她跟我說：「文玉，你設身處地為我想一想，我也是要面子的人。出了這件事，我還敢面對你嗎？每當我面對你的時候，哪怕你對我特別好，我也會馬上想起那天晚上的事來。一想起那天晚上，我就不想活。」以我這個人的性格，有這種事，我不會沒有反應的。但是對那個男孩，那天晚上之後我沒跟他見過面，更沒說過一句話，沒動他一下。為什麼？就因為她當時抱著我說她不想看到我們倆打架，不想看到我們當中有一個人受到傷害。如果我當時真的想失去她、真的想離婚不要她，那麼我肯定會去找那個男孩狠狠地揍他，我想即使我把他打壞了，公安局對這種事情都不會有什麼處理的。可是，我不想失去她。所以我什麼也沒有做。她說：「有了這件事，如果你待我不好，或者你打我兩下，我反而會覺得好受一點兒。我怕你對我好。」可是從我內心來講，我不想去責怪她。然後她說她想參加自學高考，把精力轉移到學習上。她說：「咱們離婚吧。」
現在想，男人可能不把這些事情牢記在心裡，但是女人不一樣，尤其她又是一個非常非常要面子的人。
文玉默默地坐著。從一開口，我就意識到這是一個極其重感情也極其敏感的人，他時時表露著惆悵的情緒，他的感事傷懷無處不在。辦公室裡的空氣也因此變得鬱鬱不開。
我同意了，但是這種同意讓我和她都非常難過。自從她說過那一次之後，幾乎每天都在跟我說這個。我知道她是實在不能再這麼過下去了。去法院辦手續，是因為她想求快，法院判決三天就可以有結果，協議就要慢一些。所有的事情都是她一個人去辦的，包括找律師寫訴狀。本來這種事情應該是男的出頭，但是我實在是不願意，甚至於我連每一步都不要去想。我根本就不明白這樣的事應該怎麼處理，而且我也不想明白。……她去找了律師……我記得寫完訴狀，她說：「文玉，對不起。我把你當成了被告，我是原告。」臨到法院那個門口，她求我：「法院問我們離婚的原因的時候，千萬不要提起那天晚上的事。」我全都答應了。法院寫的離婚原因是夫妻感情不合。
文玉忽然冷冷地笑了一聲。
反正就是那麼一寫吧，她自己也說，我們從上學的時候就在一起，不可能存在什麼感情不合。法院也沒問什麼，雙方都願意離就判離。而且法院即使問我真正的原因我也不會說的。……就這樣，離婚了。
文玉在他的回憶之中顛沛流離，我的心情也隨著他的起伏時而收緊，時而放鬆。
走出法院的時候，我想我人生的這一頁就這麼輕輕易易地翻過去了。……其實那時候是3月份，立春很長時間了，但是沒有春天的感覺，說灰暗吧，好像也不是，就是那麼一種讓人不舒服的黃色……有人說離婚是一種解脫，可對我來說，心裡那種感覺……真的很難受，非常非常難受。我老是覺得我們倆不應該那樣。離婚那天她沒有走，還是回到我們最初結婚的那間房子裡。倆人說得挺好的。實際上那天晚上我們還有夫妻生活，她正在來月經，我很不願意，而且主要是我根本沒有那個心情。但是她要求。……我記不清楚了，是當天夜裡還是第二天早上？她跟我說她有點兒後悔。我當時聽了特別特別心動。因為法院要三天以後才領判決書，我想既然是這樣我們就不要離婚了。她什麼也沒再說。她有幾件事讓我挺感動的。一個是她說的後悔的話。還有，離婚協議書是一人一份，她不要，她說：「都放在你這兒吧。」我當時就有一種念頭，她還會回來。我就把我家的鑰匙留給她，誰會把鑰匙給陌生人呢？她是春天離開的，冬天穿的厚衣服她一件也沒拿。她說：「也許我過一、兩年甚至兩、三年，等我心裡平靜了，你要是不嫌棄我，我再回來。」我告訴她我會一直等著她回來。這都是我們說過的原話。她還保證說她絕對不會去找別人，她心裡已經容不下那麼多東西，已經玩兒不起這種感情遊戲了，她說即使她再婚也是幾年以後的事情了。
就這樣，第二天我送她到她的二姐家。那天她媽和她姐姐都哭了，哭著勸她不要跟我離婚。她的一家人都對我非常好，儘管當年有過那件事，他們曾經一度記恨我，但是我們倆真正在一起之後，他們就逐漸認為我是一個非常負責任的人。所以聽到她跟那個男孩的事情之後，她父母一致跟我說：「是我們管教不嚴，對不起你。」在她姐姐家見到她媽，我不知道叫她什麼，就沒有叫，她媽用那樣的眼光看著我……怎麼說呢？就是一種很抱歉又很惋惜，那樣一種複雜的眼光，我的眼淚一下子就湧出來了。
文玉把雙手交握在一起，握得發出輕微的響聲。
從她姐姐家出來，她說想跟我走一走。我們就去了團結湖公園。圍著公園走了一圈，她一直在說過去，我只說了一些祝願的話。我告訴她，好好複習功課，需要用錢的時候給我打電話。那時候她已經沒有工作了，因為出了那樣的事，她覺得在工廠裡呆不下去。那天我覺得她對我也很留戀。她說讓我不要來找她、給她打電話，給她一段自己的時間。我都答應了。離婚分財產的時候，我把我們的全部積蓄一共三萬塊錢都給了她，因為我覺得她比我難，一人在外，有這些錢，或者找工作或者學習，都好辦一些。
四月份她考完試了。我一直一個人住在我父母那邊，老人問我，我就說她是在姐姐家複習功課。我瞞著沒告訴他們我們已經離婚了。每次這麼說我心裡都很彆扭。所有的事情我都沒有讓我父母知道。
五月十幾號，我姥爺帶來一些草毒給她。她在我們家是一個很懂事的媳婦，親戚們也都喜歡她，而且我是獨子。我媽讓我給她送去。我不知道怎麼辦。前一段時間她姐姐呼我。讓我把放在她家的衣服拿走，告訴我她去承德她舅舅家了。到了6月初，櫻桃下來了，我媽知道她喜歡吃，買了好多，又讓我給她送去。說實話我也很想她。我把櫻桃裝了一飯盒，平放在書包裡，從北京站坐火車去承德找她。那天路上我的心情好極了，少有的愉快，因為馬上就可以見到她了。我帶著兩千多塊錢，是那段時間的積蓄，我想給她。我甚至都在想像她見到我的表情，一定是很輕鬆，我們可以一起游離宮……
我是清晨到的，到她舅舅家才7點鐘。我怕太早吵醒他們，就在外面等到8點多了才進去。她舅舅特別吃驚，說她沒來。當時我的感覺很不好。我還是坐在外面，一個石凳，冰涼冰涼的，她在承德所有的親戚都說沒見到她，那種涼氣從身體底下一直升到我心裡，我想她可能是在騙我。在承德碰到了她表妹，小女孩叫我「三姐夫」，我難過，但是還是答應了。我不想讓她的親戚知道在我們之間有變故，我還是在維護她。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稀裡糊塗就回到了北京。我在一個郵電所裡給她姐姐打電話，她一聽說我去了承德就哭了，她說：「我們全家都對不起你。她在我這兒住了不到一個星期就走了，去了西安，跟那個男孩一起走的。」
錄音帶裡又是一段空白。我不得不趕快請文玉喝茶，幫他分散注意力。
那時候我腦子裡只有一個想法，找她。還是帶著那一飯盒櫻桃，我坐火車又到了西安。也許我還想問問她，離婚的時候說過的話是不是真的。我是從北京找到那個男孩在西安的地址。一天一夜，我只喝了一聽啤酒。出租車司機看著我那樣都害怕，說：「兄弟你喝一口我這兒的濃茶，別上火。」在火車上，我又開始設身處地為她想，也許她只是想換個環境放鬆一下，不一定就會怎麼樣。
到西安，已經是晚上快九點了。在去男孩家的路上，我碰到他們，正手拉手地走，她穿的是我給她買的一套裙子。當時我坐在人力車上，一下就跳下來，拎著給她帶來的櫻桃。我一把就拽住她，她又像那天晚上一樣抱住我。這次那個男孩沒害怕，因為這裡畢竟是他的家。她說：「文玉我不能跟你走，你忘了我吧！」我一直拽著她，拖出二十多采，坐在一個台階上。我拽她的時候，櫻桃灑了，紅紅的櫻桃一粒一粒地滾了滿地，我們倆個人一起彎下腰來撿。紅色的、一粒一粒的、灑了滿地……那種破碎、一片一片正在裂開……就像我的心，一點一點地沒有了，心和思想，都沒有了。
文玉的聲音變得有些尖細，他的眼淚流在臉上，顧不得擦。
我們坐下，她說她沒有辦法，在北京沒地方可以容她，只有來找這個人。我問她離婚的時候說過的話，她不開口。而且她說：「咱倆已經沒有關係了。」這時候男孩的叔叔來了，勸我走，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說：「以前你們沒離婚，你有這個權利，但是現在你們已經離婚了，人家不願意跟你，你沒有理由勉強。」我現在終於明白了，她說的所有的話不過就是為了今天的一個鋪墊。那種受欺騙的感覺，就是一個人的心被抓在手裡揉來揉去的感覺，一切都不是真的，一切都不值得。我這些年的努力在這個時候全都變得毫無意義了。最重要的是我的一片心被撕碎了。我轉身就走。就在那一剎那，我眼睛裡什麼都沒有，然後就聽見我身邊很急很急的剎車聲和司機的罵聲。我沒有任何感覺，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兒。
我又是稀裡糊塗地買票、回北京。其實支撐我回來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父母。因為那個男孩給我父母打電話說我在西安出事了。我父親當時就暈倒了。接下來他好了一點兒馬上就打車到西客站準備來西安。我就是為了老人，才能夠有力氣返回北京。我在西安火車站給家裡打電話，讓人把我父親追回來。而且我也馬上呼了我爸。 她一直跟我在車站。她說她和那個男孩住在一間房子裡，分分合合，生活很困難，男孩沒有工作，她的收入也不多。我沒有什麼感覺，對她的一切話我已經不相信了。分手的時候我什麼動作也沒有，她已經不是原來的她了，眼前這個人我完全不認識。就是那麼一種陌生的感覺。
回到北京以後，我什麼都不想做。回想發生的這一切，我幾乎覺得我沒有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回來以後的第一個月，正好趕上捐款，我只給我自己留下幾十塊錢，我覺得夠活了。就像我在電話裡跟你說的，受欺騙、受傷害、被愚弄……還要面對周圍不知真情的人們，我都要一個人來扛著。憑什麼？我是愛她，可是離婚不是我的錯呀！
說真話我不希望她跟那個男孩，他們不合適，他承擔不了她的生活。可是我記得在西安她跟我說：「文玉，我不跟他我跟誰呀？誰還會要我？」
剛剛離婚的時候，我還有個盼頭，可是從西安回來之後，我知道了什麼叫做孤獨。我舉一個例子。我很怕過節，任何節日，只要是放假的，我就害怕，就連星期六和星期日，因為那時候就剩下我一個人了。也不想看到電視上有兩個人親親熱熱的鏡頭，也不想見同學和朋友，所有幸福美滿的我都不願意看見，甚至於憎恨。所以我穩定下來之後，我覺得像我們這一類人是很危險的，自己受到傷害、心理負擔重還不說，時間長了就變成特別有報復心。我就有過。那段時間我甚至想過去破壞別人的家庭，當一次第三者，讓別人也嘗嘗我這個滋味兒。而且我還想過到一個人多的廣場去搞一次爆炸，那種陰謀、破壞我全想到過。真的，我覺得這是一個極為不安定的人群。我們自己承擔了太多的東西，一旦承擔不了怎麼辦？幸福與快樂可以和別人分享，但是痛苦和傷害只有親身經歷的人才會有體會，這樣的人才能在一起溝通和相互理解。也許這樣我們還可以更快地走出來。
現在我坐在這兒，好像已經平靜下來了，其實我自己知道還沒有。這種陰影一旦留下就很難抹掉。所以我特別希望你能有一天把我們這些人組織起來，或者我們這些人怎麼能成立一個什麼協會，我們互相幫助，因為從我的親身經歷來講，我知道這部分人是社會的一個不安定因素，可是現在並沒有人認識到這種破壞性有多大。而且，我自己就是通過一個痛苦的過程才產生今天這種認識，這種人的破壞性經過正確的引導是可以轉變成一種同樣大的建設性。我真的希望你能做這件事。
面對文玉的熱切，沉默的是我。他不是第一個提出這樣的問題的受訪者，我相信也不會是最後一個。然而我僅僅就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記者，我深感自己的力不從心。我不可能告訴文玉，像他這樣的一大批人，幾乎永遠沒有可能成為媒體關注的主要部分，因為他們是一個不容質疑的「弱勢群體」，儘管他們迫切地希冀或者說乞求社會的關心和幫助。沒有受到過傷害的人永遠認為受傷者的痛苦是不正常的，所以我才會聽到有人說：「安頓採訪的人都是有病的人。」甚至也由此認為我是一個心理不健康的女人。我從無從解釋到現在終於不屑於去解釋，同樣經歷了一個痛苦的過程。我不可能對文玉講出這一切。我的眼淚聚合在眼裡，心理充滿了委屈。也許在採訪過程中出現這樣的感受太過於女性，在我，這是第一次。我們對視了很久，我告訴文玉，只要有一絲可能，我會堅持我現在正在做的這件事，會一直做下去，只要還有人需要我做。
有時候，我們需要的就是一雙傾聽的耳朵、一雙誠懇的眼睛和一顆善良的心。我一直覺得受過傷害的人比一直順利的人更懂得貢獻，因為他們從痛苦中走出來，他們曾經獲得別人的幫助，所以他們更明白應該怎樣幫助別人，我覺得我們可以比那些幸福的人做得更好。
我不知道該對文玉講些什麼，採訪的艱難、寫作的辛苦以及周圍的各式各樣的嘲諷，都不可能告訴他。甚至久而久之我已經在享受由此帶來的一系列感覺，好的、壞的，都使我的生命和內心世界變得飽滿，飽滿到沒有語言可以表達。我岔開了話題，問到他前妻的近況。文玉又有些黯然。
她已經結婚了，就是跟那個男孩。她沒有辦法，回到了她原來那個工廠，靠的是她父親的關係。她家已經不跟她來往了，而且她家裡拒絕接納她現在的丈夫。他們收入不高，過得很拮据。她曾經來跟我要她冬天的衣服，我沒有給，可能就是我狹隘吧。我總是想著十九歲那年她剛剛做完宮外孕手術、見到我就撲到我懷裡，她一心一意地跟著我，滿眼裡只有我，那時候我就發誓要一輩子對她好，可是現在，我做不到了。
我的屋子裡還跟從前我們沒曼離婚的時候一樣，傢具、照片、隨手用的東西，都沒有變。也許有一天我會改變，但是不是現在。
文玉離開報社的時候，猶豫再三，終於給我留下一個呼機號。他說：「如果我的口述發表了，有人與我有同感，願意跟我聯繫，你就告訴他這個呼機號，我非常希望能幫你做些什麼，能幫別人做些什麼。人在被需要的時候才會有幸福感。」
我送他到樓梯口，他似乎想起了什麼似的，深深地看我一眼，然後說：「你一定想辦法別讓人看出她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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