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時間：1997年12月12日9：00AM
採訪地點：（北京青年報·青年週末）辦公室
姓 名：左秋
性 別：女
年 齡：35歲
東北人，大專學歷，曾在哈爾濱市某學校任教師，結婚後調入北京，在某公司做財務工作。
在沒有成為北京人之前對北京人是很羨慕的——多少次我在街上看見相像的身影，都要過去看看，也都不是他——我的這種婚姻跟自由戀愛的不一樣，這是一種模式化的東西——我一直生活在一種矛盾之中——我有一種傷心的感覺，不是說一把刀一下子把人扎死，是慢慢地讓你難受——我沒想離開他，他把我打得鼻青臉腫的，我也設想跟他離婚——我不想離婚也有另一個原因，誰能保證再找一個人就一定能過得好？也許還不如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這樣，把很多事情都看作是需要——對於我這種很看重情感的人來說，只能是一種傷害，找情人和做情人的苦都沒地方去說
1997年12月12日上午9：00，我按照約定在辦公室等左秋。但是她遲遲沒有出現，給她的單位打電話，一個極不耐煩的男聲說「不在」之後立即掛斷。我想也許她改變主意了。
大約10點的時候，一個細小的聲音在我背後響起：「你是安頓嗎？」一個個子不高、微胖、臉色通紅的女人已經走進來、站在門邊上。她說她就是左秋。她跟我想像的不一樣，通過電話裡的聲音，我猜想她一定很瘦削、臉色蒼白，因為那種聲音通過電話線是那麼虛弱和頹唐。眼前這個左秋的臉上沒有一絲不愉快的婚姻生活留下的印跡，她實在是非常普通，從形象上看沒有絲毫個性特點。她的紅羽絨服、白羊毛衫以及梳成馬尾巴的直髮和描成細柳葉的眉毛，與走在北京大街上的任何一個7歲孩子的母親沒有任何不同。
她說她非常抱歉，因為遲到了。我說交通不好，反正我也要看一些來稿，等一會兒也沒關係。她很不好意思地笑了：「其實我一直在猶豫，就在今天早上，我還在想，要不別去了……走到報社門口我還想著要不就回去吧。不過跟你說好了……而且我也確實想找個人說說。」
我們在一間空辦公室裡開始談話。跟每次與受訪者談話不同的是，左秋對她的敘述有很明顯的設計，講什麼、不講什麼，她都很有分寸。其間有兩次她都是在準備離開的時候被我的提問和有些像窮追不捨似的提示留下來，開始一個新的話題或者說她的生命中的一個新的階段。所以，左秋的「口述實錄」成了第一個以連載的形式出現的訪談錄，而且我使用了一個總的標題，叫做《一個女人生命中的三個瞬間》。
其實左秋的本意只是講述她的「第一個瞬間」。
我現在在部隊的一家公司做財務工作，35歲。現在的工作、家庭可以說都是挺好的，但是我就老是有那麼一種感覺，親人和朋友都不在身邊，尤其是逢年過節的時候，就有一種孤獨感。在這麼一個大都市裡有千千萬萬的人，但是能夠跟你說一些心裡話的人非常少。何況在今天這種商品經濟的環境裡人們也不太相信這種交流的方式，所以我的孤獨的感覺就比較深。我的知心朋友特別少，所以我就特別懷念過去的一些朋友。我來北京快10年了，我特別想找到兩個人，我知道他們就在北京，但是聯繫不上。我來就是想看看我能不能寫一些東西，如果他們看到了，可能就會跟我聯繫上。這兩個人都非常特殊。
實際上左秋直到結束我們的談話也沒有講明白第二個人的情況，那是一個曾經送給她一個漂亮筆記本的女孩子，姓張。從這一點也可以猜測，她首先更希望找到的是她講述的第一個人。
我和這個人是在哈爾濱認識的，他是北京人，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讀第二學位。當時他說他所屬的單位是航天部，在當時是個保密單位。所以後來我們分手的時候他也沒跟我說他的詳細的工作單位，我還收到過他寄來的沒寫工作單位的信。這樣我到北京來之後問過所有跟航天部有關係的人，別人都說不知道有這麼個人。現在很多東西的保密程度已經不像原來那麼嚴格了，過去的很多秘密現在已經不是秘密了，我打聽這個人還是打聽不到。
我認識這個人還是很戲劇性的。85年的國慶節之後，我在哈爾濱師範大學進修。那是個星期天，天已經冷了，我到哈爾濱城裡去買電褥子。當時還不是很適應學校的環境，對周圍也不熟悉，我是一個人上的街。等我買完東西從秋林公司出來，走到南崗（左秋把這個字念作：槓。）體育場的時候，看見好多人在看熱鬧。我也好奇，過去一看是一個女孩子坐在地上，頭上在流血，褲腳也撕開了，地上有一些碎了的罐頭瓶。第一感覺就是這兒打了一場架。當時也不知道是怎麼就有那種惻隱之心，覺得一個女孩子給打成這樣挺可憐的。我就過去說，我可以送她回家。我想把她扶起來的時候才發現她的個頭要比我大，我覺得很吃力，跟圍著的人說：「誰能幫一把呀？」後來就是這個小伙子站出來幫我把她扶起來，我們送她到省醫院門診，看了急診，我記得醫生態度特別不好，以為是家庭糾紛，說「打完了還送醫院幹什麼」。後來她的男朋友來了，讓我們去作證。我說我沒有看見打架，我不能作證。那個小伙子也不同意去作證。女孩子的男朋友就有點責怪我們，說我們是怕被報復。我當時覺得從良心上講，如果不是我親眼所見我就不能作證。結果我們幫了別人還落了一身不是。
我們是一起離開的，一邊走一邊聊天兒。我一聽他說話就知道他是北京人。在沒有成為北京人之前對北京人是很羨慕的，我就跟他說我哥哥和嫂子也在北京，我也去過北京。我們互相留下了地址，我覺得這件事也就過去了。一個星期以後我收到了一封信。是他寫來的。他說他也是偶然走到那兒，他說「如果沒有你站出來我可能就會袖手旁觀」，「確實是你的善良感染了我」。當時他把「袖」字寫成了「神」，可能就是一，點兒筆誤，我在信上給他描了一下。
左秋的聲音聽起來非常衰弱，這種感覺在後來聽錄音帶的時候尤為強烈。她的眼中有一片幽幽的神往，使整張臉都顯得格外有光澤。我想，再平庸的女人在回憶青春的時候也有幾分美麗動人。我問：「他是不是你的初戀？」她瞇起眼睛，目光變得有些朦朧，然後點頭。
出於禮貌我給他回信。我還特意把那個錯字給他指出來，我說我是做教師的，對這種錯字特別敏感。我們後來的第一次見面是哈爾濱搞一個演講比賽，那時候演講特別多。我記得當時的一個熱門話題是關於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當時哈爾濱有個學府路，就跟北京的學院路似的。我在一個辯論賽場碰見他了。他當時說了一句話：「這個地球看起來很大，其實還是很小的，咱們又碰上了。」
87年的時候我們都畢業了，當時我們鬧了一點小矛盾，誰也沒留地址。這些年我覺得很歉疚，如果找到他呢，也不失為一個好朋友。那時候他跟我說過他家住在空軍的一個大院裡，我到了北京以後，也找不到他，那個大院也很難進去。而且已經過了十年了，每個人的變化都很大，也不知道人家的個人狀況，貿然地去找也不太合適，容易給別人造成不必要的誤會。所以這些年他也在北京我也在北京，就是找不到。多少次我在街上看見相像的身影，都要過去看看，也都不是他。
在哈爾濱的時候他送給過我一張賀卡，所以每年的這個時候我都會精心選一張賀卡給他，但是都是寄不出去的。我很想寫一篇東西叫做《無法寄出的賀卡》，也是對友人的一種思念。
左秋還是那樣一種倘佯於回憶之中的浪漫表情，但是我什麼也沒有聽出來。她是非常清楚他們之間的一切的，她自己陶醉其中，但是她在心裡陶醉著，似乎跟我沒有任何關係。於是我問她：「這樣聽起來你們之間什麼也沒有發生，但是他又怎麼會是你的初戀呢？」左秋的解釋非常迫切。
那就是一種很純潔、很純潔的關係。如果能夠找到這個人，我很想知道他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而且也很想瞭解分手以後他的生活。當然就算找到他之後我也沒有想影響他的生活。你說我這種尋找是有意義的還是無意義的？
我沒有回答左秋的問題，我說她現在的這種不能釋懷其實說明了她對那個人有一種別樣的、近乎於愛情的感情，雖然最終並沒有一個結果。她在我的追問裡承認她自己「格外依戀這個人」。
我聽說南京有那種私家偵探，我想北京要是有可能我也會讓人幫我找到他，找到他也不意味著要打擾他的生活，只是想對我過去的生活有一個交代，是對當年那個不圓滿的結局的一個了結。當年是我太任性了。我覺得我不可能到北京來，再有一個我覺得我們兩個人之間的家庭差異很大，他的家庭要比我的優越，就是門第懸殊，而且我也有自卑感，我覺得自己不夠優秀。人呢，應當對自己有一個正確的評價。可能我想的多了，別人也說過我的思想和年齡不相符。所以我沒有呼應他。但是有很多事情我至今也非常懷戀。那時候我們的接觸不算少。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哈爾濱有個中山賓館，就在南崗的馬家溝河邊上，從他上學的學校後門出來就是那條小河，那是我們去的最多的地方。
左秋重回她的初戀中，人多少放鬆了一些。
在河邊走的時候他就說：「我們單位經常有出差的機會，我畢業回北京工作，出差到哈爾濱來的時候就住在這兒。」我說哈爾濱的賓館那麼多為什麼一定要住在這裡？他說：「這條河邊是咱們常走的地方啊。」後來我不知道他實踐了這個諾言沒有，但是我只要一到哈爾濱，肯定會到中山賓館去，到那個河邊走走。同事都覺得挺怪的，但是就是因為當年有他這麼一句話。我想找到他，問問他對那一段歷史是一種什麼樣的想法。但是我也知道，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所以我每次想假如他已經變得很淡漠了，我也不會大失望。我只是對我自己的過去情懷的一種交代，現在好比是一部精彩的小說沒有結局，我就是想找到這樣一個結局。
左秋說她就是為了這個來找我談話的，這顯然和她在電話裡表達的對於現有婚姻的不滿有很大差別。也許她不願意講，也許她認為即使講出來也無濟於事，不能對她的生活有更多的實質性的改變。但是我還是忍不住問了她的丈夫對這件事知道多少、他是否有什麼看法。我的目的在於把左秋的丈夫自然地帶入我們的談話中。她想了想，沒有拒絕。
既然說到這兒了，我也就不保留什麼了。我是通過結婚的方式進的北京。我哥哥和嫂子都在北京。10年前不像現在這樣有什麼人才流動，必須得有一個名正言順的理由。我嫂子說在北京給我介紹一個對象，那樣我就可以調進北京。當時是88年，我也可以說是做了一個選擇吧，是靠這種介紹的方式找一個丈夫進北京還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給感情找一個歸宿，終歸我還是克服了自己那種浪漫想法，我說：「嫂子你看著合適就給我介紹，如果我能接受我就會接受。」所以後來我嫂子就給我介紹了我現在的丈夫，當然他也不是我到北京以後見的第一個人。
那時候我在外地有工作和城鎮戶口，也有學歷。開始介紹了幾個人都是水平相當的，條件也比較好，但是最大的困難就是怕我調不進來。最後介紹的這個人所在的單位有很多北京的戶口指標，可以把家屬調進來來。這樣我們 88年10月結婚，89年的4月我就正式調進來了。正因為是這樣，我對今天的生活總是一種矛盾的心態。當時我選擇他的最大因素就是能進北京，我毫不否認，我在條件好的人中間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就是一個普通的工人，沒有什麼學歷，家在南方但是當初我只是要求人老實、本分、誠實可靠就夠了。要把自己的終生托付給他，肯定不能「剜到籃裡就是菜」。那時候我覺得他的品質還可以，相貌也比我要好得多，周圍的人也都這麼說。就是現在我們倆在一起，他也是顯得比我年輕，這是無法改變的自然條件。
我調進來以後就找工作上班了。我的這種婚姻跟自由戀愛的不一樣，這是一種模式化的東西，在選擇的時候就已經限定了條件，就好像挑了一樣東西是要用的一樣。我覺得這個人除了文化水平不高以外還是可以共同生活的，而且我一直認為人是可以改變的。但是我們真正生活在一起我才發現，我們在生活習慣上差距非常大，他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我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首先在飲食習慣上就完全不一樣，不過現在我已經跟他一樣了。再有就是我心裡有一種壓抑感，我們兩個人無法溝通。我覺得不同的生活環境所造就的人也是不一樣的，思想意識之類的都不一樣，溝通就非常困難。比如我要是在他面前說一些唐詩、宋詞或者貝多芬，他不感興趣也不知道。他感興趣的是他身邊的人怎麼樣了，這些人我不認識也不想瞭解。我不敢說我多麼現代，但是他這個人身上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義，而且由於這個人的文化水平有限，對很多事情的判斷就顯得很不明智。
我一直生活在一種矛盾之中。一方面他能夠實現我到北京這種夢想，我來北京是借助於他的，我有一種報恩的思想，人不能沒有良心，不能來了以後就把人家甩了；另一方面我們長期生活在一起，又有很多不如意。
我剛到北京的時候，沒有工作，每天特別盼著他回來，他回家了，我就覺得可有一個人說說話了，可是他沒有什麼可以跟我說，我的失落感就特別強烈。他有時候說話的方式特別讓人不能接受。比如我剛剛生完小孩的時候，每天特別累，整個人就朦朦朧朧的，我家住的地方離單位特別遠，早晨5或鐘起床、5點半出發、7點半到單位，路上很辛苦，每天早晨起來急急忙忙地出門。那天我騎車太快了，和迎面的一輛吉普車擦肩而過，吉普車上的灰塵都蹭在我的身上了，真是挺危險的，把我嚇出了一身冷汗，晚上回家我跟他說這件事。一般的丈夫哪怕說「你小心點兒啊」之類的責怪也能讓人接受。你猜他說什麼？他說：「怎麼不撞死你呢？傻乎乎的！」我當時就奇怪他把我當成了什麼人？如果還認為我是他的妻子、他孩子的媽，他就不能這麼說。我們又不是仇人！我就不知道他這種表達是什麼意思。再比如，有時候說起什麼事情，女人的語言比較細膩也比較瑣碎，他就說：「你們知識分子心多爛肺，哪兒有那麼多想法呀？！」這就讓我有一種傷心的感覺，不是說一把刀一下子把人扎死，是慢慢地讓你難受。但是衡量各個方面，這個家還要維持下去，日子還得過。
這麼說吧，吵架他是肯定吵不過我，東北人嘴上都是厲害的……前些日子我知道北京有一個反家庭暴力協會，我就想，難道像我這樣的命運的女人就只有忍著嗎？……
左秋的話題突兀地到了這裡，把我嚇了一跳。同時我發現其實現在才剛剛說到她最想找我說的話。她的眼睛裡有了很淺的淚光，臉色也突然紅了起來，聲音也更加尖細。
我發現這樣的女人也挺多的。不願意離婚，日子又過不好。我們倆打架可不是一般的動手，我們同事都知道。前幾天我這個胳膊這兒還烏青烏青的。
左秋把袖子往上推了推，讓我看她的傷。
別人問我，都打成這樣了為什麼還不離婚？我就這麼說，我不想離婚，有孩子是一個方面，我在北京沒有親人，離了婚我連個去處都沒有。人家打工妹自己闖北京，可是我沒有那個勇氣。而且我兒子怎麼辦呢？我畢竟生了他，總不能讓他沒有媽。
有些事情是很傷人的，可是你要是說這個人有多壞，他也不是個壞人。打完人從來不道歉，嘴上不道歉，但是行動上也會有表示。每次我們倆發展到動手的時候，我都沒有思想準備，就沒有想到他會動手。他說：「找抽是不是？」要再往下說話就是動手了。有時候一句話不合適他抬手就打過來。人的感受不能老是壓抑著，我在外面已經挺難的了，回到家裡來想有個人說說，他就老說：「誰讓你傻呢？」家的含義是什麼？是可以放鬆的地方，我有了委屈可以回到家裡來說。他是我丈夫啊。如果一個女人跟另一個男人倒苦水的話，那就說明這兩個人已經超越了一般的朋友感情。我希望得到的是他的安慰，可是他給我的是什麼呢？他連平靜地聽我說下去都不可能。
我們最大的矛盾就是這種不能交流。他可能也覺得我們結婚的時候是特別現實，他覺得我進北京還得是靠他。但是當時他也是選擇了我，要是瞧不起我是外地人，可以不跟我結婚呀！
左秋的聲調提高了很多。
我不是追求什麼特殊的生活，跟著他也是挺不容易的。首先這個工作的辛苦就不是誰都能承受的。外地人在北京幹什麼都不容易，單位能接受我已經夠好了。我記得就是你們的報紙，有一次對「北京人」和「北京的人」的探討。我自己就很有體會。我的同鄉很羨慕我，但是他們不知道我的感覺。在我們那邊的人眼睛裡我已經成為北京人了，可是在北京人當中呢，認為我是外地來的，就是那種「北京的人」，我在這個公司工作快10年了，我的同事說起來我還是一個外地人。所以我覺得我們這種人始終沒有被接受，走到哪兒都還是外地人。說實在的，他自己那時候找對象也挺困難的，北京人也不會嫁給他，不找我這樣的他就只能回他農村老家去找。所以我們都是在自己的實際情況下找到了一個結合點。
我們結婚之前有人跟他說過，像我這樣的人沒準兒進了北京就會把他甩了。他也跟我說過，我當時跟他保證不會的。過了這麼多年，我才知道當時他怎麼想的。那天他跟我說：「你知道嗎？那時候你要是來了北京不跟我過，我就把你侄子弄死。」因為我們家的兄弟姐妹當中就只有我哥有這麼一個男孩，北方人說是「千傾地一棵苗」。我聽了這個之後，特別害怕。這是個什麼人啊？我覺得我不是那種忘恩負義的人，我沒想離開他，他把我打得鼻青臉腫的我也沒想跟他離婚，他怎麼能這麼惡呢？
有一天我洗澡，街坊的小孩看幾了問我身上的那塊傷是怎麼回事。後來我說是跟他打架打的；女孩子說：「他這麼對你，你還跟他過呀？」我說她還小呢，很多事情跟她說她也不明白，結婚不是兩個小孩做遊戲，打起來了就誰也不理誰了，結婚不一樣，既然選擇了家庭，就還是要盡量過下去。我原來相信環境可以改變人，我希望他有所改變，結果被改變的人是我自己，現在我反而要適應池，只有順著他才能把日子過下去。所以我能做的我就多做一點兒、能不吵的時候就盡量不去惹他。可是我又覺得很不甘心，這樣我不是就沒有我自己了嗎？
左秋的眼淚終於洶湧而出。她哽咽著不能講話，臉也被痛苦扭曲得表現怪異。
我現在就想，浪漫的愛情是愛情，過日於還是過日子，過日子只能是這樣。他從來不甘我會怎麼樣，有時候掄起椅子來打，根本不管打在我哪兒，他說：「反正我得先出氣！」
午秋抽噎著。
我覺得我是一個特別能忍耐的人，再說又有孩子，但是有些事情是沒法忍耐的我覺得我活得沒意思，我感覺不到情愛，有時候我覺得那就是一種動物的本能，對他來說可能能感覺列快樂，但是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快樂可言。用他的話說就是「你是我老婆，我想什麼時候用就什麼時候用」。他覺得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這都是他的權力，但是對我來說實在是特別痛苦。
原來我覺得我的身體挺健康的，沒有現在這麼多毛病，腰疼啊之類的。我曾經到醫院看過，因為我覺得特別疼，每次在一起一點兒分泌物都沒有，皮膚都擦破了。醫生檢查了之後也沒發現有什麼病變，年齡也沒有問題，醫生說我是由於心理上的原因，建議我去做心理調試，我曾經打過心理咨詢熱線電話，現在為了能減輕一些痛苦，就用一點兒潤滑劑……我特別怕我們家那張床。生完孩子大概第30天，他就要在一起……後來我發現所有能接觸到的皮膚都擦破了，特別疼……當時我的傷口還沒有長好……我看過這方面的書，說兩個人怎麼怎麼好，我們剛結婚的時候，我第一次跟他在一起，觸摸到那種很光滑的異性的皮膚，也覺得很激動……但是我生完小孩之後就沒有過那樣的幸福的感覺……我每天很累，可是他才不管這些。他就好像是那樣一種人，只要他有這種需要就必須把這種緊張發洩出來，如果沒有讓他達到目的，他就會不高興。所以我就覺得可能這種方式能讓他對我和孩子好一點兒。每次我都是眼睛一閉，什麼都不想。他是快活了，可是他不知道我有多難受，上廁所的時候我疼極了。我的身體素質也不如從前好了。我特別盼他回老家，他一走，我就覺得我可解放了。有時候我已經睡著了，迷迷糊糊中就發現他在行動。他這種要求特別多。
我不知道怎樣安慰這個胳膊上還有傷、正在哭泣的女人，也無法想像當地撥通了心理咨詢電活時，咨詢員能對她說些什麼。心理指導的前提是在外界條件尚好而自身付出現難於克服的障礙的情況下，改善接受指導方的心理環境，使之能夠正常生活。但是在外界條件惡劣的情況下，心理指寺絕對不意味著教人逆來順受，某種意義上講，那樣是在助長作惡。左秋的態度非常明確，她已經下決心要逆來順受、要維持這個婚姻，人管她為了什麼，是軟弱還是出於母性，她都已經作出了選擇，那麼對於一個這樣的女人，還有什麼心理指導的必要、又從何指導起呢？
我覺得有時候死甚至是一種解脫，我死了，就什麼痛苦都沒有了，誰怎麼生活也跟我沒關係了。而且我不想離婚也有另一個原因，誰能保證再找一個人就一定能過得好？也許還不如這個呢。
左秋的樣子好像是在思考還有什麼需要講出來。一個問題索繞在我的腦子裡，是什麼使她對人性如此失望？從她的經歷來看，她幾乎沒有過什麼特別的情感經歷，而且初戀至今還留下一個如此美好的印象，那麼，是什麼使她堅信她沒有可能再獲得一份至少能舒服一些的情感或者婚姻？在左秋幾乎已經準備結束談話的時候，我問她，一個這麼不如意的婚姻持續了這麼多年，就沒有過一個男人給過她希望或者說令她心動嗎？她重新在椅子裡坐下。大約想了一分鐘，然後很深地歎了一口氣。
如果不是你問，我是不會對任何人說的。本來我只是想跟你說我想找到初戀的那個人，可是也許是我壓抑得太長時間了，一坐下來，我就不知不覺地都說出來了。十年，我心裡壓的石頭越來越大、越來越重。
我曾經遇到過一個男人，就是在96年，非常偶然。他比我大十幾歲，70年代就離婚了，沒有孩子，他是一家很大的報社的記者，資歷很深。我跟我丈夫沒有什麼交流，同事都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也不可能對我怎麼樣，所以我對有文化的人特別敬重。但是到最後我們談得很徹底、真正分手，我才明白，他也不是我希望中的那種人。
也許這是一個在婚的女人很難直言不諱的話題，左秋講得很吃力，顯然她是在一邊挑選情節一邊說。我一再地告訴她，沒有完整的呈現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交流，然而我明白，這麼說也無濟幹事。
我曾經想過如果他也喜歡我，我願意為他放棄現在這個家庭。但是這對於我是一種兩難的境地。我覺得男人非常的挑剔，如果我要兒子，他就不可能再有他自己的孩子，同時他也認為我帶著一個累贅；如果我不要我兒子，他也不會要我，因為他覺得一個女人能捨得親生骨肉，這個女人一定特別狠心。而且，他覺得自己雖然年近50歲了，但是各方面條件都挺好的，有幾十萬塊錢、有房子，他希望找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孩子給他生個兒子。話說到這個份兒上了，我就明白他是不會娶我的。但是他說他非常喜歡我的善解人意和溫順。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這樣，把很多事情都看做是需要。他對我也有過性要求，但是我沒同意。可能是我太傳統，我一直認為，無論男人怎麼想，女人自己必須自重。沒有安全感的時候絕對不能付出那麼多。如果我就那麼輕易地給他，我覺得他就會以為我是一個輕浮的女人，即使他得到了也還是會看不起我。
左秋又歎了一口氣。
這裡又是一個兩難，像他這樣的人都很要面子，我拒絕他，他就認為我對他沒有真心。其實我真的覺得男人和女人之間除了性之外還有一種很好的交流方式。而且我的婚姻生活也弄得我對性沒有什麼興趣。所以，直到我們分手，我一直沒有答應他做那些，我希望找的是一個精神寄托。
這些年也不斷地聽到「情人」這個詞，說實在的，我覺得這個詞特別美好，就是被那些不美好的人和事兒給歪曲了，變成了非常俗氣的不正當關係的代名詞。在我自己的婚姻使我非常苦悶的時候，我也想把這個人當成情人、我自己也給他做情人，但是不到一年的時間，我發現這是一條走不通的路。而且對於我這種很看重情感的人來說，只能是一種傷害，找情人和做情人的苦都沒地方去說。
左秋的再一次沉默告訴我，這個話題結束。她的目光有一些迷離，整個人看上去顯得神不守舍。
所以我還是想說，我特別想找到在哈爾濱認識的那個人。我曾經設想，如果我再見到這個人，他會是什麼樣子？我們有沒有可能重續前緣？我覺得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他不可能不成家，就算他沒有家，我也未必能割捨我兒子。所以我找這個人更多的是想找一個精神寄托。雖然咱們都知道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是不現實的，但是我覺得我的本意是把他當作一個好朋友，可以說說話。我面對的難題就是我怎樣把握我自己的感情。我自己也問我自己，是不是想把他當作一個情人？我覺得我不是，我只是很珍惜我那一段經歷，也想給現在的精神寄托找到一個載體，我很清楚我不會像現在的那些新潮的小姑娘那樣不能控制自己的衝動。
左秋忽然緊緊地盯了我一眼。
而且，到了今天，我的更多的衝動，都是在心裡。
左秋因為還要趕到單位上班，沒有跟我一起吃中午飯，她走的時候已經過了午飯時間，是下午兩點多了。她執意不要我送她出門，我們在樓梯口告別。她說：「你一定別寫那個記者在什麼報社，我們現在已經一點兒聯繫都沒有了。其實我也個是想讓你為我做什麼，就是聊聊天兒．想和你交個明反我相信我的直覺，剛一看見你的時候，我就覺得你這個人很好接觸，而且你穿的衣服也挺一般的，跟普通人沒有什麼兩樣兒。你要是那種特別傲慢的人，我也不會跟你說這麼多。」
左秋的話讓我想到了很多受訪音對我說的類似的話，他們的這種帶有認同意味的話中也間接地反應出大多數人對記者這個人群的認識，曾經有受訪音說過，在他們眼中，相當一部分記者足非常功利也非常沒有同情心的，當我自己還不是一名記者的時候，也曾經對一些記者的倨傲與霸氣作常厭煩，因此，我也非常慶幸，作為一個毀譽參半的人群中的一分子，能夠有機會被像左秋一樣的人接納、有機會傾聽他們講述自己鮮為人知的隱秘，這是一件多麼有意義和有意思的事情。
採訪結束以後，我和左秋真的成了朋友，我們常常通電話，我知道我沒有辦法改變她的生活狀態，但是我希望我是一個能讓她暫時感到快樂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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