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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婚姻能不能扛住時過境遷
------青春停不下來


   採訪時間:1997年7月8日星期二

   採訪地點:北京秀水東街美國使館簽證處門外

   姓 名:於凌

   性 別:女

   年 齡:30歲

   天津某大學經濟專業本科畢業,北京某公司職員,現居美國。老實說我已經忘了他很多——真有個誰對不起誰,說出來也不算不正常——那麼一種委屈沒有語言能表達——就連一個沒受過什麼教育的人都認為他可以那樣對待我——他走了以後我就又當男又當女——誰知道千里之外他是不是也和我一樣一個人苦苦地過——很難說是忠於丈夫還是忠於自己——人的一生就是這樣。

  1997年7月8日,星期二。這裡是秀水東街,美國駐華使館簽證處門外。這一天北京的氣溫高達35℃。早晨9:40,我在排成長龍的男男女女中找到了於凌,她穿一套白色真絲中式套裝,這是我們前一天在電話中約定的,她說這樣穿衣服顯得比較傳統,主要是為了給簽證官留下一個好印象。

  夏季的陽光灑在於凌的臉上,給她的憔悴抹上一筆金色。她捏著一條粉紅色的小毛巾,頻頻擦去汗水。談話間她不時地揮一揮小毛巾,彷彿要把很多別的東西一同撣去。隊伍的移動十分緩慢,所有的人都有一種人在江湖見怪不怪的耐心。你看著我這打扮可笑是吧?我自己也覺得彆扭。

  從電話裡聽於凌的聲音,乾脆、利索,很容易讓人把她想像成一個身材豐滿的短髮女於,而實際上,包裹在懸垂感極好的真絲之中的這個女人看上去嬌柔俊俏,她的顯然一絲不苟又極力表現隨意性的穿著像會說話似的迎合著一種非中國大眾的趣味,儘管她的衣服是那麼「中國」。

  這是專門為辦簽證買的,好比唱戲的行頭。在這兒排隊的老前輩告訴我辦簽證要有辦簽證的打扮,原來我不信。我想美國那麼發達,美國人肯定喜歡現代派。第一次來,我穿了一條超短裙,真正美國產的,當時我想,我連衣服都買你們做的還能不放我出去?結果一看那天的簽證官看我的眼神兒,我就知道完了。有過拒簽經歷的人都知道,很多時候並不是因為你真的有什麼原則問題不能出去,就是因為這一天簽證官不高興、看你不順眼,你就走不成。是不是有一種命運色彩?真是人不轉鬼轉。來這兒的人看上去隨隨便便的,其實在個人風格上都下了一番功夫,心裡提著氣呢。

  我順著於凌的指點悄悄打量周圍的人,的確,那些面部表情平和的人的眉字間隱隱地表達著緊張、侷促和前途未卜的不安與惶恐,他們的隨意之中有掩不住的刻意,不知道自己今天的刻意是否恰到好處。

  天不亮的時候我就來了。……對,是志在必得。上一次是在兩個月之前,我被拒簽一個月。我用了很長時間下決心,現在應當說是去意已決。我是去找我丈夫。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5年前,那時他辦成了留學,專業是計算機和市場分析學。當時我們結婚不到一年。結婚之前就計劃好了讓他出國,所以,除了一些必須的傢具和生活用品之外什麼也沒買,就是這樣,他走的時候我們還是跟家裡借了兩萬塊錢。他算比較順利的,有獎學金,很快又打上一份工,維持自己的生活之外,還能寄一點錢回來,當然他過得很節儉。

  說起來也是分開的時間太長了,5年,我們從認識到結婚之後他出國,加起來也還不到5年。老實說我已經忘了他很多。有時候想到他,記不起來他的頭髮是朝哪邊梳的,怎麼也想不起來,乾脆自作主張地讓他就朝左邊分吧,因為好多男的都是這麼分縫兒的。結果他寄來照片一看,原來是右邊,我看著照片就忍不住眼淚,我的丈夫,居然在我的記憶裡逐漸消失,你說這有多感傷。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和他是寫信的,最初的信很長,什麼都寫,細緻到吃喝,信的逐漸簡短是和時間的推移同步的,寫一些一般的情況,還有每封信必用的結尾「想你」,都變成了定式。我們之間最具體的聯繫是他每個月寄錢,幾百美金,有時多、有時少,我可以根據錢的多少來推測他的經濟狀況。本來我們共同生活的時間也不長,所以一個人過了這麼長時間,也沒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不習慣。但是到底還是不一樣吧,有一個婚姻,在那兒具體地存在著,儘管他不在眼前,總有一些牽掛或者就是牽絆吧。歲數都不大,天各一方的,真有個誰對不起誰,說出來也不算不正常。

  說到這裡,於凌笑了,揮了一下手裡的小毛巾,像是要把許多別的什麼一起撣去。我注意到她的左手中指上戴著一枚很纖巧的白金戒指,陽光晃在上面,打磨得十分精細的花紋彷彿緊密的碎鑽一樣閃閃發光。也許沒有把戒指套在標誌著已婚的無名指上,可以讓她暫時忘記自己是一個「名花有主」的女人?我沒有問。

  我今年30歲,嫁的那年才24歲,很寂寞,是那種有依靠卻怎麼也靠不上的孤單,你明白嗎?一點兒也不具體。他難得打電話,越洋長途,貴著呢,我說不了幾句話就會哭,他問「怎麼了」,我也說不出來,就是那麼一種委屈,沒有語言能表達。

  那天你在電話裡說:「像你這樣的單身女人……」之後,我自己想過,我算嚴格意義上的單身女人嗎?英語裡有一個詞叫「being」,咱們說是「狀態」,從狀態上說我是單身,但是我跟那些真正的單身女人又不一樣,我有婚姻,只不過它不在眼前,這個婚姻什麼忙也幫不上,但是它存在,它拴著你,它讓你必須遵守已婚女人需要遵守的一切規矩,你說你有苦衷、你不遵守,行不行?不行!你不遵守你就是壞女人。好女人應當像王寶釧,忍饑挨餓、破瓦寒窯一等18年,等得丈夫衣錦還鄉。王寶釧做了王后是吧?穿金戴銀,可是18年的苦對誰說? 18年的損失誰來彌補?他補得起嗎?再說,她丈夫還帶回來一個二房呢。這18年跟18層地獄又有什麼區別?我的狀態就是當年的王寶釧,不同的是我也想做她那樣的好女人,同時也不想太委屈了自己,我徘徊。

  5年當中,有太多的誘惑。別人說誘惑之所以能成為誘惑,是因為人的意志不堅強。我覺得不完全對。對我來說,那些對別人微不足道或者一眼就能認清是誘惑的東西都能讓我感動或者說難過吧。比如有一次,我跟我們公司的司機一起出去辦事,回來的時候順便去他家取點東西。他說你上樓來參觀參觀吧。本來很自然的事,我看到他家到處都是他們夫婦共同生活的痕跡,就連那種家家戶戶都有的凌亂都讓我覺得人家比我活得好了不知多少倍。我站在他家臥室門外,靠著門框,忽然就哭了。一開始那個司機有點慌,但是他馬上就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了。

  於凌的敘述稍微有一些猶豫,她定定地看著我,聲音放低下一些。

  他抱住我慢慢往屋裡的床邊上走。我很本能地反抗,他就不再勉強。那天我們還是一起回公司,一路上誰也不理誰。我下車的時候他才說:「我沒有別的意思。你實在太寂寞……」那天我一夜都在流眼淚。

  於凌的聲音恢復了正常,目光重又轉到別處。

  憑什麼就連一個沒受過什麼教育的人都認為他可以那樣對待我,而且他那樣做還是為了讓我不再寂寞?就因為那個法律上屬於我而且有責任保護我的男人現在在美國?真的,我從來沒有像那個晚上那樣想我丈夫。而且就是在那個晚上我發現我其實很需要有一個男人來疼愛,就是在那個晚上我第一次意識到,假如不是一個司機,假如是一個我的教育和身份都能接受的男人,就是咱們說的賞心悅目的那種吧,我肯定就會願意和他在一起。你明白我的意思嗎?……現在跟你說著說著,我就又有了一個疑問,可能當時我想的人已經不是我的丈夫了,應該更確切地說就是男人。

  我坦率,是吧?

  我告訴於凌,她是我開始採訪單身女人以來第一個這樣談到有關「性」的女人,也曾有過受訪者表示,與一個同性談這個顯得不正常。於凌很「美國」地聳聳肩膀表示她不以為然。

  我覺得沒什麼好隱瞞的,誰苦誰知道。從那次以後,我拒絕到別人家作客,你知道為什麼嗎?我怕看見人家的臥室。我看不了那種又雙宿雙棲的地方,心裡隱隱地疼,連帶得關節都疼。你知道嗎?所有心理反應都會伴隨著生理反應,至少我是這樣的。

  還有更好笑的事。我住的房子是我們家的,一室一廳,我一個人。上班、下班、買菜、做飯、出出進進都是我一個人。見了鄰居點點頭算是招呼過了。有來往的只有住同一層的一位大媽。大媽很熱心。有一天我抱著一個西瓜回家,大媽就在樓道裡攔住我,說她看著我這麼一個人忙裡忙外的,覺得我歲數也不小了、人又能幹,什麼時候幫我介紹個對象。我真是哭笑不得。趕緊解釋說我早就結婚了,丈夫在國外。大媽聽完了搖搖頭說:「不像不像。你一點兒也不像結過婚的人。」我早就聽說過,上了歲數的人能從女人的身材上判斷是不是姑娘,大媽會不會我不知道,但是一點兒也不誇張地說,當時真有一絲悲哀升上來,我的眼睛熱辣辣的。要是一個成天守著丈大的女人被人這麼說,肯定會特別高興,可是我的情況正好相反。大媽然後又說:「那你怎麼不一塊兒出去呀?這麼一個人過可不是個事兒。」的確不是個事兒。拋開什麼寂寞、孤獨之類的細緻感受,就是生活中的具體困難都一個接一個。我從來都認為男人和女人的平等是在精神上,這種平等並不意味著男人能做的事女人都能做或者女人能做的事男人都能做。當初上帝造人的時候,男人造得強壯、女人造得柔弱,男人適合於搬搬扛扛、女人適合於縫縫補補。這兩種事都有人做了,生活才完整才和諧,你說是不是,可是他走了以後,我就又當男又當女,家裡大事小事一個人承擔,真是不男不女的。

  於凌不經意地掠一下她的被發膠粘住齊齊梳往腦後的鬆鬆的髮髻,她的前額還非常光潔。她看起來略帶疲憊,但是她的疲憊之中沒有歲月的痕跡。

  有一回臥室櫃的門突然掉下來了,我沒辦法,也沒人能幫忙,結果,我第二天從單位借來工具,用了一個晚上愣是又給裝上了。幹活的時候全神貫注地什麼也不想,可是等到櫃子修好了、房間也收拾乾淨了,坐下來,屋子裡靜得沒有人聲。我就又哭了。我想像著假如有一個男人在家,他站在椅子上把釘子砸得鐺鐺響,我站在一邊給他遞傢伙,我們有一句沒一句地閒扯,那一定是一種非常幸福的情景。可是那個說過愛我又因為愛我娶了我的男人在大洋的那邊,跟我有13個小時的時差,我哭的時候他還沒起床或者還在做工。我心裡的難過都沒法用語言形容。

  於凌沉默了大約有兩三分鐘,她的左腿支撐著全身的重量,右腿微微抬起,漂亮的白色船皮鞋顯然才只穿過幾次,此刻她用鞋尖一下一下磕著地,頭偏向我看不到的一側。我不知道她眼裡是否有淚水。她轉回頭的時候,人恢復了平靜。畢竟這是一個辦簽證的、要勁兒的日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像我這樣的被人叫做「留守女士」的人都會面對那種情況,就是有一些好心人,真好心假好心反正也說不清,一邊同情你的處境一邊勸你別對那個走了的人太認真,一般的說法都差不多,什麼「他在那邊日子也不好過,有個伴兒也是正常的」、「都這麼大歲數了,能閒著嗎」、「有合適的誰也別錯過,都是暫時的,心裡有準兒就行。」聽著也是道理,一琢磨就更傷心、更害怕,誰知道千萬里之外他是不是也和我一樣苦苦地一個人過?

  有時候我自己都覺得這5年能堅持得這麼好真是挺偉大的。但是憑良心說我沒有外遇的確是因為我真的沒有碰到一個讓我動心的人,我想像不出來,假如有一個足夠優秀的男人出現在我的生活裡會是什麼樣子,我還有沒有今天,我還想不想去美國「萬里尋夫」,真的想不出來。

  於凌此刻的臉上寫滿了真誠。

  有時候他的信也會時時地讓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他不大說他怎麼生活,輕描淡寫地告訴我他一天的時間安排,什麼時間上課,什麼時間打工,但是我不是傻子,一看就知道他打工的時間佔了一天當中的9個小時,你說辛苦不辛苦?接下來他就會告訴我,他很寂寞,有一種人是機器的感覺,他希望我去。誰都不容易,我們彼此同情,可誰也幫不上誰的忙。很多時候我覺得我哭並不是因為想他,更多的是為我自己,因為我看不到明天。分開了這麼長時間,愛情都變得似是而非、模稜兩可了。而且有那麼多現成的故事,那麼多過來人在證明著這種等待的結果大多是一張離婚協議書,我會怎麼樣呢?說真的,到現在,我也不知道,我去找了他會怎麼樣,而留下來繼續這樣過又會怎麼樣。假如我去了,找到他,發現我們各自在這段日子裡有了很多變化,然後像電影裡演的、書裡寫的那樣「友好地分手」,那時候我回過頭來看這幾年,一定覺得真不值,青春都停下來了。你知道嗎?人最怕的是面對一種改變,改變的結果可能沒那麼嚇人,挺一挺也能過去,但是變化來了你還是會緊張,這是本能的。我就是因為怕,遲遲不敢走,畢竟國內有我的家人、朋友,且不說他們幫我什麼,至少他們還會安慰我、同情我,這總比一個人在他鄉痛哭要好吧?

  我說於凌你活得真明白。她笑,粉紅色的小毛巾又在眼前一揮。

  你覺得我活得明白,其實不是這麼回事。5年的時間,我除了上班、學英語,其他的時間全部用來看書,我不是出於好學和勤奮,是沒有更好的事可做。說出來你不相信,晚上我洗澡的時候對著鏡子裡的自己自言自語,今天跟你說的話都是這幾年自言自語的結果。我沒有辦法。肉放在砧板上,總躲不過那一刀。我想清楚了,去,不管發生什麼事,我想證明一下,婚姻究竟能不能扛得過時過境遷。再說,換一個環境也沒有什麼不好,我也不能把下場想得太壞。我是不是很悲觀?其實人都一樣。你看前面那女的,拒簽兩回了,她也是去找丈夫,她去了就不會回來了,她丈夫給她找了工作,安排了一切,也安排了離婚。她說她等了7年,也不過就等來這麼一個結果。我們一起在這兒排隊,開玩笑很隨便,大家都有一種黃鶴一去不復返的勁頭,什麼都說,甚至有那種男的說他老婆前腳出國他後腳就帶著情人出雙入對地過起了小日子。這個女的開導我說:「丈夫就是一丈之內是伴兒,出了一丈,他離誰近就是誰的,像咱們這種離得十萬八千里,早不知道誰是誰了。反正是要出去,有這麼個人在那兒,比另外找擔保方便。」你聽聽,我還能有安全感嗎?

  排在於凌前頭的一個穿著鱷魚牌短袖襯衫、打著真絲領帶的小伙於回頭看看我又看看於凌,一笑,我知道他一直在聽我們的談話,就問:「你能理解嗎?」他點頭:「都一樣。」

  上一次辦簽證,一個小伙子跟我聊天,聊到最後他說他真羨慕我,因為我相信愛情可以戰勝距離造成的疏遠,他說要是有人能開一個保險公司,專門為愛情保險,多貴他都要加入。聽上去是在開玩笑,實際上很感傷,但是感傷也沒有用,感傷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婚姻。只有在這個地方,你才會感覺到因為環境的改變、處境的不同,遺棄和被遺棄是多麼具體。那種具體有一種讓你無話可說的合理性,所以也充滿了無可奈何,所以才順理成章。小伙子的未婚妻是拿著他的錢出國的,女孩走的時候還哭著以身相許,應該萬無一失了吧?可是她到了新西蘭才4個多月,就嫁人了,只在電話裡說了一句「對不起」。

  我常常想,在沒有一個很長時間的考驗之前,你很難說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比如我就這麼苦等了5年,很難說是忠於丈夫還是忠於自己。但是我還是告訴他,我忠於他。

  其實很多事情單憑你坐在那兒想是想不明白的,人的命運又不像天氣一樣可以預報。但是有一點我知道,這次去美國我有足夠的心理準備,而且我肯定要找一份能養活自己的工作。反正不是好,就是壞,再說,什麼是好,什麼是壞,都不是一句話能說得清的。有時候想想人的一生就是這樣,總要做過了回頭看才真明白,是不是?

  離開於凌的時候大約已經是中午了,她還沒有排到。她背的皮包裡有一瓶礦泉水和一個漢堡包。她還要再堅持等。

  7月9日上午我在報社編發於凌的稿子時,呼機上出現了她的名字和這樣一行字:「再次拒簽。有好消息的時候我呼你。」

  9月21日傍晚在母親家,我的呼機上出現的名字是「徐玲」留言「我已經在美國了」想來想去應當是於凌,看來這是一次越洋尋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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