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時間：1997年9月27日 星期六8：00AM
採訪地點：北京崇文區東花市羊市口某大院丹丹舊居
姓 名：丹丹
性 別：女
年 齡：30歲
北京某外語學院英語專業本科畢業，在某機關從事翻譯工作，後就讀於美國某大學東方哲學專業，現居加拿大多倫多市。用不著追究誰拋棄了誰，誰背叛<了誰——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都必須這麼想——人可以千金散盡，但是抹不掉一絲過去——兩個受過同等教育的人也缺少共同語言——離婚對於我可能逐漸轉變成一種財富——生活尚且那樣艱難我憑什麼去戀愛——有了愛，又有了性，又能說明什麼呢？——我們絕對不是為了冰淇淋才離開故土的。
1997年9月27日，星期六，早晨八點。我站在路邊等了大約十分鐘才等來一輛「面的」，司機聽說我要去羊市口，一個勁兒地搖頭，說那個地方一天到晚堵車。相持了又有五分鐘，我答應如果堵車就多付五塊錢並且車只開到胡同口，司機才嘟噥著一些我聽不清也不想聽清的話，老大不情願地上路。
我和丹丹約好的時間是八點半，在她的家。
巷子很窄，兩側是一個挨一個的典型的大雜院，被歲月打磨得破損不全的石頭台階已經沒有了最初的顏色，院門大多是裂了縫子的木頭，似乎也根本用不著關。有些院門兩邊還依稀留著當年的吉祥對聯的斑駁墨跡。院子外面間或有幾輛舊自行車，隔不太遠也有緊貼著院牆停著的兩三輛「夏利」，因為是周未，寫著「TAXI」的頂燈摘了，只從車身上的白字可以看出是出租車。
這裡曾經是我熟悉的地方。穿過大約五米長的過道，繞過一滴一滴地漏著水的半人高的水管子，沿著西廂房向南數的第二間屋子，窗戶是一格一格的，玻璃上灰塵很多，即使這樣也能分辨屋裡掛的窗簾已經太久沒有換過，有幾分破舊。
門虛掩著。
我在門外停留了一小會兒。我不知道怎麼邁進其實只是一塊破木頭的門檻。和從前每一次來這裡一樣，我沒法讓自己確信，這裡是丹丹的家，是漂亮的丹丹勇敢地把自己嫁出去又終於傷心地獨自離開的地方。
「你還是進來吧！」
我就站在了縮在床上的丹丹面前。
這是她回國的第三天，時差還沒有完全倒過來，她的面容十分疲倦。房間角落裡放著打開的大皮箱，舊寫字檯貼牆放著，上面是一些英文商標的日用品。一條鐵絲在空中拉成房間的對角線，上面很隨意地搭著一條亞麻布的裙子。房間的正中是那張我們都坐過的、打開就是雙人床的長沙發，佔據了三分之二個屋子。丹丹就斜倚在上面，慢慢地吸一支煙。
我走到她的旁邊俯下身子，她抱住我，臉頰貼上來，熱乎乎的。我們眼裡都有一點潮濕。
這裡還是老樣子，就連這根掛衣服的鐵絲都沒有變。跟我走的時候一樣。我走的時候，用一塊大白布把這張沙發一蓋，屋子裡就像一個挺大的停屍房。什麼都賣光了，我就給自己留下這麼兩樣家當。
丹丹用夾著煙的手指指舊寫字檯，又拍一下她和我坐著的沙發。
能睡覺，能吃飯。那時候我除了上班就是複習英語，坐在這兒一念就是半宿，所有的東西都堆在寫字檯上，飯碗、牙刷牙膏、擦臉油、換下來的衣服、餅乾和方便麵，還有暖壺，經常沒有熱水。比上大學住在宿舍裡的時候還慘。
從我這個角度看過去，丹丹有一點見老了，眼角的魚尾紋放射狀地灑開來，使她的雙眼有一種乾巴巴的樣子。算起來她在美國才只有兩年，兩年前她走的時候，還僅僅是有些瘦削。
我91年從外語學院英語系畢業，分到機關當翻譯，其實真正需要翻譯的東西並不多，也就把我當個打字員使。機關你也呆過，就那麼不緊不慢地混日子。工作前兩年，最主要的事就是談戀愛。老郭（丹丹的前夫）那時候已經是一家報社的挺有點份量的記者。我上大學的時候就認識他，一開始真沒愛上他，看著他一副和和氣氣的樣子，覺得這人一定是踏踏實實的。而且我也說不清為什麼，我這人天然地就對當記者的人有好感，覺得幹你們這行特別不一般。在機關工作，早晨八點半跟著班車到了辦公室，晚上五點又跟著班車回家，沒有什麼娛樂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活動。像咱們那種大學一畢業就分到機關的女孩子差不多都有被上級介紹對象的經歷，是吧？
我點頭，並且告訴丹丹其中不乏有一些介紹成功的人，甚至有人因此改變了自己的處境。丹丹一笑。
我不知道別人，但是我的確覺得很煩，被介紹的一般都是家境不錯的，父母都是什麼什麼級別的幹部，可是他們自己有的連大專都沒上過，我一聽就沒興趣，到底是嫁給誰呀？可是又不好說不見。見了又不成，弄得介紹人和我都尷尬。那段時間老郭來找過我幾次，慢慢地就有了傳聞說我本來有男朋友，還是個記者，怪不得誰都看不上呢。要非得說誰追誰，那可能應該算是老郭追我吧，其實真的無所謂，當時我就沒把這誰主動當成一回事，兩個人好，肯定是雙向的，所謂兩情相悅，一個「相」字，把什麼都說清楚了。現在回想當年，就更無所謂什麼主動與被動，和也和了、分也分了，用不著追究誰拋棄了誰、誰背叛了誰。
丹丹從身旁的煙盒裡拿出一支煙，就著吸剩下的煙蒂，續上。深吸一口，緩緩吐出。
這可不是美國教給我的，我覺得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都必須這麼想，這麼想就沒有負擔。
我們就是在這間屋子裡結婚的，房子是我姥姥家的。我媽沒跟我爸結婚、沒嫁到福建之前一直住在這兒。我媽一輩子的理想就是讓我回北京、讓我跟一個正宗的北京人結婚。我全都做到了。首先我考上大學又留在北京工作，然後我嫁給了老郭，他是正宗的北京人而且還是一個一天比一天出名的記者。我媽很滿意。我結婚的時候她來了一趟北京，看見她長大成人的這間屋子變成了她女兒的新房，激動得就會流眼淚。老郭不明白，我告訴他，我媽盼這一天盼了24年，他點點頭，好像明白了，其實我知道他還是沒明白。可能你也不太明白，我媽是為了逃避政治運動才遠嫁福建的，她認為她的離鄉背井是出於無可奈何。
丹丹幽幽地看了我一眼。
我媽無論如何想不到，她的女兒有一天也會有同樣的命運，所不同的是，我走得更遠。
新婚這一段還說嗎？
丹丹看看我。她的眼神裡沒有一點不平靜，也找不到在採訪這類人的時候我本能地就會去尋找的所謂「傷痛的目光」。我知道丹丹是真心地在徵詢：說，還是不說。說，還是不說呢？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丹丹撣掉一截煙灰。
我是真覺得沒得說，倒不是什麼害怕回憶。記憶這種東西很怪，它是世界上最不會丟文件的電腦，也是世界上最會篡改事實的修正機器，怕或者不怕都沒有意義，人可以千金散盡，但是抹不掉一絲過去。我只是覺得，從有了自由戀愛，就沒有哭泣的洞房花燭夜。結婚是你情我願的事，不好都是後來的事。
當時我們不算窮人。他幫別人編書，在另一家報社兼職還經常給雜誌寫稿，每個月掙的錢是我的好幾倍。我們單位就是有一樣好，什麼都發，精緻到西裝、羊毛衫，細緻到香皂。衛生紙，所謂機關工資的「含金量高」大概就是指這個吧，我們就是沒有房子，這間平房冬天冷、夏天潮，沒有衛生間。但是那時候我們有感情，冷得晚上兩個人抱在一起睡，潮的時候兩個人一塊把東西搬出去曬……說這些沒意思，你也知道，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樣的，老托爾斯泰實在很智慧。
丹丹伸出左腿，用腿把一張小板凳勾過來，那上面有兩瓶包裝十分精美的法國礦泉水，矮小、剔透的綠色小玻璃瓶看上去很可愛。她無聲地開了封，一瓶遞給我，另一瓶送到自己嘴邊。
可能是我太蒼白吧，我只滿足於為自己的丈夫驕傲，也為能找到這麼一個讓人驕傲的丈夫而驕傲。現在想起來我那時候可能更像一個鄉下女人，除了好好服侍男人、討他的開心也讓自己開心之外什麼也不會。我就是一個小打字員，我沒想過自己能幫上他什麼忙，他可能也不認為可以和我說說他能跟別人說的話，總之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我們這樣兩個受過同等教育的人也缺少共同語言。我曾經聽別人說離婚的理由是這個，也曾經從懂事就聽我媽說她和我爸的婚姻不和諧就是因為這個，我不以為然，包括和老郭離婚的時候我仍然以為其實我們分手的主要原因是他有外遇而他不敢承認。但是重新單身以後，特別是出國以後，又經歷過很多次被別人選擇也選擇別人，我才開始意識到共同語言的確十分重要，它並不是一對受過同等教育的人之間就可以實現的，更多的時候，它的背後隱藏著緣分，不是會不會表達而是想不想對這個人表達，兩個人都 認為對方是自己願意說話的人，而且 是願意比別人說得多、說得深、並且 天天說也不煩的人，才有可能在一起。是真的。我沒有再嫁不是因為別的，就是因為沒有碰到這麼一個人。
丹丹在表達一個複雜的意思的時候，眼神變得十分朦朧，夾著煙的手停在半空，直到說完了才落下來。這樣一個善於分析的丹丹是我多年來沒有見過的。這一剎那我甚至覺得她說的一切很智慧也很不容質疑。我在想，假如她還在和老郭一起生活，假如她沒有一個人費盡心力地在美國掙扎，她會不會有今天？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離婚最初是一件很倒霉的事，我相信沒有一個女人在憧憬著新婚的時候就料到自己會離婚，人都是往好處想。但是真的過不下去了，也只有硬著頭皮更重要的是硬起心腸和腰桿，離就離吧。經過了離婚和離婚以後的這麼多變化，我才敢說，離婚對於我可能逐漸轉變成一種財富，就是一種歷練吧。
丹丹把雙腿盤起來使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
剛剛知道老郭和那女孩好的時候，我和所有受了欺負的女人一樣被打倒了，我對他那麼好，他居然……而且，那個女孩也認識我，她是四川人，我們結婚第一年她回老家，回來的時候帶來的醪糟還送給我一大瓶，我給了她一件粉紅色的羊毛衫，因為她長得嬌小而且白淨。我怎麼也想不到老郭和她之間會那樣。但是他們就是那樣了。以當時那種情況，不離婚又怎麼樣呢？老郭什麼也沒要，帶著他自己的東西搬出這間小平房，住到那女孩租的樓房裡去了。
丹丹一向是這麼說話的，略帶嘲諷，彷彿說別人的事情。
她把水重新放回小板凳上，側著身子為自己點燃我們開始談話以來的第三支煙。
我說很多話的時候，特別是要一邊想一說的時候就會吸煙吸得比較勤。其實說起來那女孩對我挺不仗義的，我們也是朋友，不過女人在這種事上要是還能仗義她也就不是女人了。
那時候我就一無所有了。你知道我是把婚姻當成一切的女人。老郭離開這兒的時候剛好是那一年最潮濕的季節，我把電扇開到最大風速然後一個人坐在床上，風都是濕的，我的臉上是眼淚、身上是汗，我覺得整個人都在發霉。一個沒本事的女人又沒有了丈夫，精神上至少是很苦的。
丹丹的臉上呈現出一種很遙遠的表情，說不出來的一種有點淒涼又有點厭倦的意味。
我和老郭的夫妻生活一直很好，我們很隨意，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有一方想，另一方馬上就會作出反應，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我們開始討論離婚，就是那樣也沒有完全停止做愛。
但是他就那麼走了，我一個人，滿目都是兩個人共同生活的遺跡··…··
丹丹忽然很深地看看我，接著把目光轉移到一明一滅的煙頭上。
你想像不出來，那時候我想他就是想和他做愛，想到忍不住抱住他原來枕過的枕頭……
丹丹沉默了好一段時間，我在這一段時間裡有一種無所適從的感覺。
那年我26歲，離婚所得加上個人存款，我有不到7萬塊錢，就想到出國。離開傷心的地方，在異國他鄉獨自苦鬥終於可以衣錦還鄉，然後與負心人重逢使他刮目相看，這是很多電影喜歡拍的情節，很遺憾我不是一個聽話的女主角。我花了大約一年的時間才辦完手續，簽證下來的時候我幾乎已經沒有力氣出去了。我還記得那段時間我一直在買東西和賣東西，買北京的絲綢或者純棉的衣服，賣家裡的舊傢具和電器，直到就剩下這麼兩樣。走那天沒人送我。我把事先我買好的白布往沙發上一罩，拎起箱子直奔機場。我當時知道我還會回來但只是回來看看，我再也不會在這裡生活了。我離婚以後就一直沒跟老郭聯繫，包括想他想得整夜不能睡的時候，我所做的一切他都不知道。但是在機場我終於沒忍住，我給他的辦公室打了一個電話，正好是他接的，我告訴他我現在在機場，馬上我就要飛往美國了，他半天沒說話，我知道他心裡很複雜，就開玩笑說想要什麼美國貨可以找我，他只說了一句話：「如果不好，一定要回來。」放下電話的時候我有一種放下了自己的前三分之一輩子的感覺。畢竟這是我千辛萬苦留下來、裝著我的第一次婚姻的城市。出了關我就開始忍不住眼淚，想著蘇芮那首歌：「……沒有歲月可回頭……」
丹丹把灑下來的頭髮隨意推到腦後。我知道她的國內的生活告一段落了。
在美國，最初的三個月全部用來突擊語言，別看在國內是學英語的，出去了一樣還是不適應。其實真正辦出去我那點錢就花得差不多了所以當務之急還要找一份工作。你沒法想像那種艱難，真的，那是一種真正的生存危機，有朋友也有親人但是誰都自顧不暇。我是打工掙學費的，兩份工，都是體力勞動。從下午4點到夜裡兩點，晚上7點的時候我從一個地方換到另一個地方，別人開車大約20分鐘的路程，我走路，連跑帶顛地用40多分鐘。我都沒有時間哭。有一次，一個北京來的留學生放一盤錄像帶叫《愛在別鄉的季節》，張曼玉演的那個女的在美國為了省幾個錢，從大街上撿了一個床墊用自行車運得很費勁，我們看著錄像誰也不說話，因為和我們的經歷太相似了。我每天走40多分鐘不就是為了節省一塊錢嗎？一塊錢是什麼概念？
丹丹笑的時候有兩條清晰的臉溝撇在嘴的兩側，使她顯得有幾分憔悴。她依舊面帶嘲諷。
一個像巨無霸那麼大的普通漢堡，就著一點涼水我就能飽了。每走一次，我就告訴自己，又有了一頓飯了，又能活一天。這種節衣縮食是大多數留學生的狀態，而且一般都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港台的文藝作品比我們的更真實，甚至有好多從國內去的人，都要在文章中粉飾自己的拮据，好像到了美國就找到了好日子，其實不是那麼回事。要是有打工上學的人告訴你他在美國生活得如何如何好、他怎麼怎麼有錢，或者有留在國內的留學生的太太告訴你她丈夫給她的鑽戒有一克拉，你就當他或者她在跟你談理想，別太當真。
我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慢慢感覺到，過去離我越來越遠，老郭和跟他有關的內容也離我越來越遠。我想不起來很多事，每天就是趕時間賺錢養活自己和抽功夫睡覺，覺永遠不夠睡的。說出來真是又殘酷又哭笑不得，我都記不得我曾經結過婚，而且我該有女人的要求和嚮往才正常。有一回，和我合夥租房子的愛爾蘭女孩在早晨告訴我，昨晚房東和他的情人在客廳裡大呼小叫地折騰了一夜，吵得她沒睡好，我一點也沒聽見。也有過那種想一夜風流或者說想找個伴兒彼此慰藉的人選中我，但是我沒有興趣。
丹丹很誠懇地看我。
你知道我不是假正經，而且我真的很累，要讀書，讀成了才有飽飯吃、才有可能有機會幹喜歡幹的事，美國人自己都有很大的壓力，更何況我們這些異鄉人？生活尚且那樣艱難，我 憑什麼去戀愛？
然而我還是在丹丹的相冊裡發現，有一個模樣清秀的男孩常在她左右。
不是男孩，就是看著年輕一些，他比我去得早也比我歲數大，他是出去之後離婚的，沒有能力把老婆辦出去又不想回來，只能這樣。他學金融的，比我好找工作，我這個東方哲學專業，只能去教書。現在我們合夥租房子，相互照顧，一起開著大破車自助旅行，現在還AA制呢。我們有那種關係，彼此都需要，我沒覺得有什麼不美好，也沒覺得有什麼特別之處。我是單身女人，他是單身男人，在那麼一個遠離家和親人甚至 都遠離了自己的語言的地方，我們就是親密無間也還是不安全。原來和老郭在一起，是先有愛才有性，現在，有了愛又有了性又能說明什麼呢？沒有真實擁有的感覺。我沒想過跟他結婚，他也從來沒有向我求過婚。在美國，結婚是很現實的事情，經濟能力有時候比愛情更重要，特別是對於我們這樣本來一無所有的窮人。要說愛也愛，就是愛那一份相依為命的寄托。我們交流過，他跟我的感覺是一樣的。人到了這個份兒上，早不知浪漫為何物了。我們可能比國內的學生有錢，但是這不值得一提，因為整個社會的發展水平不同，所以我們在美國的經濟地位可能還不如你在這裡。你還可以風花雪月，我要那樣就得挨餓。所以我的愛情很具體，也很務實。
丹丹捂滅了煙蒂，用雙腳到沙發邊上找到一雙白色的、極其普通的淺口皮鞋。她把頭髮綰成一髻，用祖母那一代女人就用的、一分錢一支的小黑髮卡別在腦後。她開始化一個最簡單的妝——從一個塑料瓶裡擠了幾滴粉底液塗在臉上，然後抹口紅。她用的口紅包裝不太好看，看上去已經用了一段時間，玫瑰色，不是我知道的任何一種國際名牌。淡妝之下的丹丹顯得精神很好。
他也回來了，去看他女兒，我們約好11點在天安門廣場見面。
我忍不住笑。
你們天天見一樣東西、說一種話，不覺得有什麼特別，但是我們不一樣。我們現在就像咱們小時候老是笑話的那些外地人一樣，回去說：「瞧瞧，天安門！」我們也是用同樣的方式找平衡吧。
問及丹丹是否有學成回國工作的打算，她不置可否。終於還是問了她是否與如今已經是當年那家報社重權在握的人物的老郭聯繫，丹丹搖搖頭。
我想我們現在更不會有共同語言了。可能他也明白了，成年人追求一個能「說到一塊兒」的人聽起來容易，其實這個要求是最高的。有時候本來能「說到一塊兒」的人也會在一些時候沒得說，逼得你只能閉嘴，我相信婚姻裡大多數時候是這樣的，因為你不是我、我不是你。所以我也不想再嫁，除非有足夠大的誘惑。
丹丹拉下那條掛在鐵絲上的亞麻裙子，當著我的面換上。
我不知道下次回來是什麼時候，要看經濟能力，還要看環境。每個人都有把自己留在一個地方的理由，就像當年走一樣。有一個小男孩告訴裡根他愛美國是因為美國有200多種冰淇淋，但是我們絕對不是為了冰淇淋才離開故土的。所有的愛都複雜也簡單，說起來都一言難盡。
那一天我和丹丹一起走到胡同口，我看著她打了一輛「面的」，聽見她用北京所有的出租車司機都能聽懂的話說：「去廣場。」
10月14日，我為了土星探測器「卡西尼」號是否順利升空、能不能有足夠多的內容可以作成我負責的科技版面的頭條，不斷地訪問到美國宇航局在國際互聯網上的站點。在那
裡，數以萬計的美國人為了阻止這個攜帶劇毒的探測器升空而奔走呼號，然而這一切都給我一種遙遠的不切實感。其間，只有丹丹的電話讓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她在瞬間把故鄉和
異國拉得很近，把一種更為具體的生存現實放大到足以覆蓋一切：「……我已經回美國了。我又是在機場給老郭打了一個電話，不跟他聯繫就好像沒真正回來一樣。沒有你希望的驚
心動魄，其實我們早就隔山隔水了。……就這麼跟你說著活我忽然發現，我到美國和到中國都用『回』這個字，也鬧不清楚哪兒才是真的家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