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家董啟章最近出了本書，可以當小說來看、也可以當成胡說來看，這是本有關地圖的雜著：《地圖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7年6月初版）。讀董啟章的《地圖集》的時候，我想起博爾赫斯的一段話，他先引述了某本書中的一個論點：「設想英國有一塊土地經過精心平整，由一名地圖繪製員在上面畫了一幅英國地圖。地圖畫得十全十美，再小的細節都絲毫不差；一草一木在地圖上都有對應表現。既然如此，那幅地圖應該包含地圖中的地圖，而第二幅地圖應該包含圖中之圖的地圖，以此類推，直至無限。」
博爾赫斯舉了不少作品中的例子，如《一千零一夜》的第六百零二夜，國王聽到的故事是山魯佐德給國王講故事；如塞萬提斯成為《堂吉珂德》中的人物，如哈姆雷特觀看《哈姆雷特》－－我還記得卡爾維諾也同樣注意過這種圖中之圖、鏡中之鏡，在他一篇談文學作品的層次的文章裡。博爾赫斯說，這種現象會使我們感到不安，因為，如果虛構作品中的人物能夠成為讀者或觀眾，反過來說，我們－作為讀者和觀眾的人，就有可能成為虛構的人物了！
這個道理無比玄妙，令我回想不已。我想的是：究竟是我們寫了小說還是小說寫了我們呢？就後一點而言，我不是指在小說裡我們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和感情，我的意思是，我們還被小說所喚起。小說有一種魔法，即它喚起我們把自己的可能性敞開，這個可能性是我們從來不知道的。因為小說的形式和它所要求的想像，我們在小說中一次又一次地誕生出來，雌雄同體，身經百變。
《地圖集》披露了董啟章想像的一種資源－書本知識。在無數前人之書中，在現存的所有關於一個城市的地圖冊、地理掌故、街市傳說中，產生了這本新穎的說圖之書。文本分四部：理論篇、城市篇、街道篇、符號篇，七扯八拉融入了和各種地圖相關的書本知識。不過，也許關鍵是在於這本書的副標題：《一個想像的城市的考古學》；想像，總在對現有的知識挑戰，挑出成規和文字的不可靠，文字的破裂，文字裡湮沒的東西。在斷壁殘垣上，地圖呈現了多種讀法和可能，地圖下面的故事衍生出來。關於這樣一個香港的考古學，我們可以說什麼？也許我們什麼都不能說，只能想一想。我看見，作家本人就站在他的地圖裡，在那條他所居住的柏樹街，他說：
我們只能在一本關於地圖的書中找到一段描述柏樹街的文字。它的作者是一名於二十世紀末在柏樹街長大和開始寫作的次要作家。在這本體例混雜和難以歸類的地圖閱讀結集中，作者以一種罔顧現實的態度在縱橫拼合的點線和色塊間，讀出種種既共同又私密的夢魘、懷緬、渴想和思辯。
讀著這本書，我們好像也踩著厚厚的落葉一樣的地圖，翻來找去，找我們小時侯的家，畫在紙上的比真實的家居更美麗的家；我們沿著地圖走到廣大和紛雜的世界，發現道路分叉的花園或廢墟；我們迷失於時間和空間的變化，到頭來誰說得清是地圖標示方位還是歷史凝於地圖；我們到哪裡去找尋自己的城市－他人的城市、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你又如何能否認，人在圖中？
董啟章的另一本新書是《雙身》，涉及到雌雄同體的話題。說到這個變性題材，在前有女性主義先驅弗吉尼亞．伍爾弗的《奧蘭朵》，寫一英國貴族奧蘭朵，經歷人世生死憂患，沉睡七天後變作女兒身，1993年，一位英國女導演將其改編成電影，英俊的長辮子女郎奧蘭朵騎著摩托載著女兒飛馳。在董啟章之後，又有一位香港女作者心猿的《狂城亂馬》，寫變成女人的男記者穿梭於九十年代的香港城市。我以前還介紹過董啟章的《安卓珍尼》，寫的是一個女學者離群索居，到深山尋找叫斑尾毛蜥的物種，這東西全雌性品種，自行繁殖，故女人管其叫安卓珍尼（英文androgyny，雌雄同體之意）。
比較起來，《雙身》要好看很多。作品中有一個叫林山原的男子，在日本風流一夜後，變成女身。由這種變化，她遭遇種種女性的處境。至為艱難曲折的是，她和愛她的男子如何接受這個雙身變異，還有她如何重新建立與親人、朋友的關係，如何調整自己與倒置過來的同性和異性相處。故事裡還有一條線索是山原童年和少年時，作為一個身體弱小秀美的男孩認同自己性別的心理經驗。評審人陳映真說：「這是『女性主義』『同性愛』成為流行論述的當前，以同一個身體中的生理性別與心理性別，即肉體的性別與認同的性別的剝離、矛盾為題材的小說。」我自己比較感興趣的是作者把主人公拋置一個被棄的邊緣，以這種處境來開啟人物的心靈史，讓許多絕望、掙扎、曖昧和反常的情愫點點滴滴地流出。他試驗了自己對男女雙性其身體和性別經驗的想像力。他對全篇的佈局構思多少是詩化的，那一系列假設前提的標題，自是要人回想到卡爾維諾的《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由這部小說我想到：是作家在試驗小說還是小說在試驗作家呢？複雜的結構和性別的錯置都是一種試驗，試驗出寫作的人的本事，試驗有多少可能的方式，我們可以回望我們成長中那些也許是混亂的但重要的情境。還有，那可能也並非屬於作家個人的，而是被他虛構想像出來的他人的困境，一個作家難道不正是應該如此，應該擁有無窮無盡的人的前世今生嗎？
但會有一個困難－－表達的困難，這是董啟章一開始就意識到了的。在《安卓珍尼．序》中他說：
小說發展到現今這樣的地步，其基本形態差不多已經完全確立，其可能性好像已經消耗殆盡，連什麼離經叛道的反小說的實驗也已經山窮水盡了。在小說形式方面，幾乎不再可能出現真正的前衛。於是，當我執筆想寫任何一個小說的時候，某個特定的類型或某些特定的典範便會自然而然地投映在我的稿紙上。我唯一的選擇，就是去模擬小說這種東西，掌握它既有的規條和反規條，把自己的小說寫得像一個小說，或者把自己不像小說的東西寫得像一個不像小說的小說。但這並不一定是一件壞事，因為模擬並不一定是被動和服從，而是一個製造新的距離，新的空間的方法。對我來說，模擬令我跟小說這種東西保持一種若即若離、即近又遠的關係。我不知道這關係將會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但我好像隱約看到了其它的可能性。
如此，好像做一種折紙遊戲－－這是他寫過數次的一種（帶有女性意味的）遊戲－－一樣，他做了不同風格和體式的嘗試，我想，熱衷於這樣來寫小說的人，都具有這樣一種素質，一種想像的素質，那種要擴張自己的想像，那種不會屈就於眼前事物的素質，那種要向天空飛行的素質。在董啟章以前的三本校園小說裡，有一些非常精巧的構思，關於各個科目的知識性想像和少年人的日常生活瑣事別緻地對應。你可以說，哦，讓桌子講話，這不是歷來就有的童話風格嗎？是的，在董啟章的小說構思裡，這裡那裡，你總可以找出那種屬於圖中之圖、鏡中之鏡的影子。可是，那些細密的觀察，對成長的清晰記憶還有總體來說基於分析事物、基於說理而不是抒情而產生的的聯想，卻是展示了校園生活中許多有趣、值得咀嚼的層面。那最有趣的，不如說是作者營造空中樓閣的心境：「我常常想，如果我不當一個小說家，我會希望成為一個漫畫家、一個動畫家。我會以繪畫空中的城市作為我終身的題材。」
《雙身》是獲第十七屆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特別獎作品（台北，聯經，1997年元月初版），我幾次介紹到董啟章的作品，是希望引起出版界對香港新人新作的關注，使內地讀者能讀到代表香港文學新水準的作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