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手正傳 正文 第八章 殺手的秘密任務
    大劈棺

    十月十一日

    派蒂把客人吃掉,成為這兩天家中的話題。尤其是餐桌上,全家人聚在一塊的時候,更要說上幾遍。一邊說,一邊叫惡心,可還興高采烈地說。

    不管怎麼樣,自己養的寵物,能夠把客人的頭給咬下來,總是件光彩的事。表示從小給的“仇恨教育”十分成功;長期教它拿活的目標練習劈刺,也誠然有了不錯的成果。這不是鐵證如山嗎?就像拳賽,前面每局你都占盡上風沒關系!只要在最後一局,我一拳把你打趴下了,數到十,你還爬不起來,就是輸了。

    死,常常代表的不但是戰爭的結束,也代表死者這方面公理的結束。就像一群人搞斗爭,你罵我、我罵你,愈是會罵的人,愈不會被別人罵,因為對方怕你反擊。所謂“柿子挑軟的吃”,挨罵的常是最弱的;更往往是那天缺席,不在現場的。

    死就是不在現場,而且可以確定,那死掉的人是永遠不會再到現場了。所以兄弟被抓,問“黑槍是哪裡弄來的?”“是他交給我保管的。”“他是誰?”“他是剛死的那個人。”

    兩軍交戰,一方主帥被殺了,把頭砍下來,掛在旗桿上,往往戰爭就結束了。

    在某些時代,人們的公理是用決斗來決定的。如果你贏了,表示上天保佑你,你一定是對的。如果你死了,表示你撒謊、你不義、你該死,甚至你的家小也該殺。

    以前在英國議會裡,兩個人爭辯不休,就約好時間出去決斗,各拿一把槍,背對著背前進,數著步子,到同一時候,轉身、開槍,你倒了,就輸了。而且不止輸了生命,還輸去了“你爭的道理”……

    “人在人情在”,這句話說得真是太好了,你不在,別人何必還為你發言。甚至應該說,你不在,是你對不起我,我當初支持你的時候,實在沒想到你會那麼早完蛋,而今你死了、敗了、逃了、病了,我當然不能再支持你。

    你會發現“維持一口氣在”,是多麼要緊的事,那口氣一完,什麼都變色了——你政治的風向球立刻轉向,“位階的排列”立刻“重組”。你的銅像被潑上油漆、砍了頭。你的神話開始被拆穿,你的偉大也開始朽爛。

    兩雄相爭,不僅要看誰的力量大,也要看誰活得長,活得長表示你贏了“這口氣”,活得長也表示上帝站在你這邊。活得長,更可以使你有時間把那“死鬼”當年的跟班,一一收拾掉。你可以毀掉一切對他有利的史料,燒毀他回憶錄的稿子,流放為他說話的“臭老九”,再安排自己人重新寫歷史。

    所以活得長,能讓歷史都跟你站在一邊,使你流芳千古。

    如此說來,這作客的螳螂死掉,還有什麼好講?誰讓你“學藝不精”,卻來闖我少林銅人陣?不錯!不是你自己要來,是我把你抓來,又放進殺手的屋子。但不管怎麼樣,誰讓你戰死了呢?就算是我“設局”,強迫你演出這場戲。你死了,就是對不起我,就是活該。否則,你又怎麼會死呢?

    當然,這世上還可能有一兩個愕愕之士,譬如我老婆就不服氣我的看法。

    我說:“派蒂之所以能夠以小勝大,一口咬下東瀛忍者(小日本鬼子他媽)的頭,都是因為我傳授她‘葵花寶典’。想想!哪只螳螂能有那麼多機會,每天跟各種蟲子搏斗,它們等在葉子下面,是“摸彩”,要靠運氣,我們派蒂則是‘天天中獎’。這殺的技術當然是派蒂高超。”

    老婆則冷笑一聲說:“算了吧!大家都看到了。外來的那只螳螂從派蒂身上踩過去,派蒂都嚇呆了。它啊,是靠地方熟,半夜摸黑,把客人給宰了。”又放大聲音強調一遍:“它是偷襲!客人死得真冤。”

    提到“死得冤”,可能還真是有點死不瞑目。那外來的螳螂死到現在,最少也有四十小時了,可是屁股還不斷地上下扭動。派蒂倒也表現了大將之風,並沒有因此,再過去咬兩口。我不能不佩服派蒂殺手的又狠又准,她怎麼能那麼准確地咬斷對手的頸子,而自己居然毫發無傷呢?

    套一句新聞術語——“從作案的手法來看,顯然是職業殺手所為。”派蒂不僅是“殺手”,而且可以作“職業殺手”了。多棒啊!使我想起法國電影NIKITA裡的女殺手,忘記過去,忘記姓名,甚至忘記自己。乖乖地執行“上面”交下來的任務。再在完成任務之後,消失成一個沒有姓名的人。

    現在,我就准備叫派蒂去執行一件“秘密任務”。這是真正的“出勤”,可不是留在自己的玻璃罐子裡殺喲!

    提到這次的“任務”,首先我必須介紹今天的Target,也就是派蒂將去暗殺的“對象”。

    這件事要從好幾天前說起。不!應該由好多年前說起。

    每年到了這個時候,我的書房裡總會溜進來一些黑黑的小鬼。無論白天、夜裡,都發出尖銳的叫聲。

    我曾經看過那些小鬼好幾次。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人物,是蛐蛐。我也不討厭它們的叫聲,只是納悶,門窗都關得很緊,它們到底是從什麼地方進來的。

    為此,我曾經細細檢查屋裡的每個縫隙。我的書房正對著院子,一半是地板,一半是“石板地”。地板顯然很緊密,毛病全出在“石板地”那邊。房子老了,石板地的接縫,常有些水泥脫落的地方,有時候形成小洞。我猜那些蛐蛐一定是從這些小洞裡鑽進來。

    蛐蛐很妙,如我以前說的,它們甚至自以為聰明,會故意挑逗人。我相信,它們一定很怕冷,所以秋天一變涼,就往屋裡鑽。只是鑽就鑽好了,它們居然像是司馬相如,“聞人擊磬,不覺技癢。”進得屋來還忍不住要高歌,甚至唱得忘情,一直到我用手電筒把它們照到,才停止不唱。

    去年我曾經抓到一只蛐蛐,放了生。隔不久它又回來了,而且帶了老婆和小孩。我覺得它們一家天倫之樂,十分可愛,所以不再去打擾。

    沒想到有一天,一只蛐蛐居然跑到我老婆的座位下面。嚇得她跳到椅子上。我說:“把它捉起來,扔出去。”話才完,就聽見“啪”一聲,老婆用鞋底送它上了天堂。說:“我不敢活捉,還是打死比較容易。”

    隔一天,還聽蛐蛐叫,我找來找去找不到,穿鞋出去跑步。腳才伸進鞋子,就知道不妙,把鞋翻過來,掉下一只半死的公蛐蛐。

    至於第三只,就不知怎樣了。想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而移民海外。

    今年,就在上個禮拜,我又抓到一只大蛐蛐,真是“紅頭金翅”的好品種,兩支短短的翅膀,一抖動就唧唧唧地響,連我耳背的老母都聽見了。

    我也待它不薄。特別找一個專門用來裝蛐蛐的小金籠,把它供在其中。這小金籠子據說是十八世紀印度宮廷的東西,想必印度人也有這樣的雅好。

    籠子是圓形,直徑不過兩寸,高一寸多,掐絲鑲線,作“雷紋”和“雲紋”的設計。頂上還鑲了一顆紅寶石,圍以七顆藍寶石。乍看,還真有點印度宮廷建築的樣子。

    我把蛐蛐養在裡面,還放了半顆葡葡進去。抓到的當天晚上,它大概為了住華宅而高興,整夜地高歌。第二天,還唱了一陣。但到第三天,就安靜了。我從鏤空的金線間望進去,覺得它還在動,便沒理睬。未料,第三天打開盒子,它早僵死在裡面了。

    正要把它扔掉,就聽老婆大叫,說有一只黑色的蟲在地毯上。過去看,是只母蛐蛐。我一邊急著找塑膠袋,一邊叮囑她別再一下子打死。

    “這是原來那只的太太,萬裡尋夫來了。”我說:“蛐蛐是有情有義的。”

    “她丈夫不是死了嗎?”

    “見最後一面總是好的。”

    這蛐蛐大概也有心,毫不反抗地讓我抓到。

    為了使它能夠有個安靜的場所憑吊亡夫,我特別又找個大一點的瓶子來,先把裝著死蛐蛐的金籠打開,放進瓶底,再把母蛐蛐放下去。

    它果然繞著金籠子走動,如同哀淒的未亡人,撫著棺材痛哭。還偶爾抬起頭,用前腳攀著棺材邊,向裡面張望,以深情的眼視,注視丈夫的遺容。

    接著,它跳了進去,一點點檢視、一絲絲撫摸,站著端詳,俯身親吻。

    它找到公蛐蛐的大腿,居然緊緊地抱著、抖著、搖擺著,我似乎能聽到它抽噎的悲哭。

    它終於跳出金籠的棺材,去吃我給它的蘋果。回頭看,那公蛐蛐依然直挺挺地躺著,只是腿上削去一大塊肉,上面許多齒痕——是被母蛐蛐啃掉的。

    我立刻向全家報告了這個驚人的消息。

    殘酷或反傳統的新聞,常是大家愛看的。如同早上在辦公室,翻報紙,看到“某婦人一怒之下剪斷丈夫的禍根,扔出窗去,正好被過路的野狗當作上天賜予的香腸,一口吞下。”大概很少有人能不“興奮”地向大家宣讀的。

    反人性的事,常常也是人性的,它總是浮動在人性的底層。川端康成在〈日本之美與我〉裡說“有思想的人,誰不想自殺?”卡繆在《異鄉人》裡說“每個正常人,多少都曾期望過他們新愛的人死掉。”這些不能被世俗承認的言論,卻可能沖擊著讀者的心靈,甚至獲得某種程度的共鳴。

    人是一種幸災樂禍的動物。當自己想做而未敢做的事,別人做了,而且被發現、被懲罰,便能引起自己暗暗的快感——

    看吧!幸虧我沒做,否則下場也落得如此。

    看吧!我都不敢,他居然敢,活該被修理。

    看吧!不是只有我想做,許多人已經做了,有一天我做,就不稀奇了。

    於是社會在表面呈現高度的禮教,在底層卻浮動著離經叛道。也幸虧這離經叛道的東西存在,於是被小說、電影、戲劇、繪畫……一一攤開來,且引起人們的共鳴,千萬潛藏的快感。

    現在居然從一只小蛐蛐的身上,都看到那離經叛道的事,怎不令人有些“刺激的喜悅”呢?

    讓我想起前些時看過的一部法國電影“生命不過如此”(LifeandNothingBut)這部被紐約時報影評人評為“滔滔、感人,而且幽美”的電影,描述一次大戰後,遺族們紛紛趕往前線認領自己親人的屍體。

    一個衣著考究、美艷無比的少婦也去了,一處處奔波,當最後確定丈夫已經死亡之後,居然說:“原先真怕他還活著,卻變成了個廢人;現在知道他死了,反而輕松了。”最後竟然愛上帶她認屍的一個軍官。

    “找,只是基於夫妻的情義,不得不找。”“找,只是想確定他真的死了。於是我獲得完全的自由。”

    這只母蛐蛐出來尋夫,會不會也有同樣的想法呢?

    死本來就是不必被同情的。不管怎麼樣,死者感受不到同情。真正該被同情的,是生者。所謂“逝者己矣,生者何堪。”死的人,是主動離開的人,留下活著的孤兒寡母。怪不得許多未亡人會先“撫屍”痛苦,再“捶屍”大罵:“你好狠的心哪!拋下我們不管……”

    既然如此,另結新歡,甚至為新歡演出“大劈棺”,又有什麼不對呢?

    “大劈棺”應該是平劇迷無人不曉的戲碼。它演的是什麼?演的是奸夫淫婦還是一個“實實在在要活下去的女人”?既然丈夫已經死了,進了棺材。新來的男人便不是“奸夫”;為了救新男人,而去劈前夫的棺材,挖前夫的腦子治病,也是一種權衡之後,不得不做的事。

    話說回來,這婦人的丈夫,明明沒死,卻要裝死,還化裝成另外一個男人試驗自己的妻子,又難道是對的嗎?

    我有個男學生要和太太離婚。原因是他在情人節故意偷偷用“一個仰幕者”的名義送了一大把玫瑰花到他太太辦公室。還附封信,約定下班之後,在某餐廳碰面。

    那太太下班前先打電話告訴丈夫,她要晚一點回家,接著就好好化了妝、噴了香水赴約。當然,碰到的不是別人,是她的丈夫。

    情人節,兩個人居然鬧離婚。丈夫說太太不忠,時常想著出軌;太太辯說,就猜到是丈夫在惡作劇。

    問題是,這男人何必去試探?要知道,試探的不是老婆,是人性。是人性底層的好奇與叛逆。

    他跟“大劈棺”裡的莊周一樣,是混蛋!

    想到這一點,我就不怪母蛐蛐了,覺得她能在憑吊之余,把丈夫當食物進補,未嘗不是聰明之事。正想著,那“大劈棺”居然就上演了。

    先聽到隱隱約約的蛐蛐叫聲,漸漸由遠而近,這母蛐蛐的男朋友竟然已經追來了。

    這又使我想起剛到美國的時候,大概因為越戰才結束,男人十分“缺貨”。有位美國女人對我說了一個故事——一個女人在海灘上遇到一個男人。“你從哪兒來?”女人問。

    “我剛從監獄裡被放出來,坐了十年牢。”

    “那太好了!”女人居然興奮地叫來:“那麼你一定是單身漢了。”

    最近我家附近有個富婆死了丈夫。大家也交頭接耳地說:“她丈夫死的那天夜裡,有十幾個男人打電話向她致哀。”

    於是我猜,這新來的公蛐蛐會不會也看上了富有的母蛐蛐呢?瞄瞄死蛐蛐的大腿,黑黑的,緊緊的,如同臘肉。或許在蛐蛐的世界,這屍體正是了不得的美食。

    公蛐蛐也真大膽,居然跳到了我的地板上。我狠狠一腳,把它踢到書櫃上,趁它還沒反應過來,一把就抓住了。

    立刻“送作堆”。果然像老情人碰面,先是唱歌跳舞、彼此追逐,又一起跳進金籠子,享用那“可憐的亡夫”。

    屍腿很快被整條咬了下來,兩只蛐蛐一起分食,頭靠著頭,如同飲“交杯酒”。

    在丈夫的屍體前面跟另外一個男人作樂,甚至跟一個本來不認識的殺夫的仇人交歡,其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

    想想,古今中外,殺了對方的男人、虜了對方的女人,再納為自己妻室的有多少?看看中國婚姻史,為丈夫殉節的固然有一定的數目,但在那數目之外,依從了殺夫仇人的只怕更多不勝數。

    尤其在過去,以男人為主的農業社會,一個女人沒了男人,就活不下去。不接受那個“新男人”,只怕自己幼小的孩子也活不下去,達個狀況下,她能不依從嗎?

    相反地,愈是能獨立,有個性的女人或男人,反而是最不會“變節”的。

    變節最快的,往往是那些處處靠丈夫,或事事靠妻子照顧的人。愈是看來溫馴的小女人,和聽話的小丈夫,愈可能出問題。你不要以為他是那樣依賴你,於是認為他會無比地忠實。你要想想,正因為他依賴,沒了你就難以生活。所以當你死亡或長期不在他身邊的時候,他愈可能去依賴別人。

    我看過一個日本的諷刺劇——

    丈夫對妻子大吼一聲:“把衣服脫下來!”

    妻子乖乖不斷點頭說“是”地脫了衣服。

    丈夫出門了。

    進來另一個男人,也大吼一聲:“把衣服脫下來!”

    那女人也乖乖點頭說“是”地脫下衣服。

    這戲很諷刺,也很真實。如同我前面說的,它表現了人性底層的東西。

    一個對丈夫或妻子唯唯諾諾的人,也可能對別的男人或女人唯唯諾諾。他們沒有氣節,因為他們缺了骨頭。使他們缺骨頭的,可能正是他們的另一半。

    看吧!這小兩口,在我的瓶子裡多恩愛啊!正像那部法國電影的名字,“生命不過如此”,對於未亡人,不論他是男是女,總得快快樂樂地過下去。

    我把瓶子移到屋子一角的石板地上,聽它們陣陣的高歌。

    我的女兒也愛聽這歌聲,因為她的老師教她,如果蛐蛐是連著高聲唱,表示第二天會晴天。如果有一波沒一波地唱,表示會陰天。此外,在每十三秒當中數數蛐蛐叫幾次,加上四十,就是當天的溫度,譬如叫了二十下,二十加四十,是六十。當天八成是華氏六十度。

    自從第一只公蛐蛐來,她就這麼算,每天都滿備。新來的這只也一樣,擔任同樣的職務。蛐蛐的這種本領,是它們能不被殺的重要原因,否則我早丟進去給派蒂殺手當晚餐了。

    但是今天,我終於忍不住,派出了派蒂殺手,去執行死亡任務。

    為什麼?

    因為那公蛐蛐昨夜居然跳出瓶子,跑掉了。非但跑掉,還躲在門縫裡不停叫,使我一次又一次撲空。

    我的“威權體制”豈容被挑戰呢?你流亡海外也便罷了,居然敢對我隔海放話,且擾亂我人民的安寧、造成人心的浮動。

    你看!這母蛐蛐一聽到公蛐蛐叫,就神不守捨,這還得了嗎?

    我現在終於搞清楚,它們是怎麼進來的了。原來我書房通院子的門,有兩層外面是紗門,裡面的玻璃門。在兩道門之間,靠地面處有個小洞,那小洞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又有個小洞通向牆外。於是蛐蛐可以鑽進牆上的小洞,進入我的紗門和玻璃門之間,當我白天打開玻璃門,靠紗門通風時,它就跳進屋來。

    現在這逃走的公蛐蛐就躲在小洞裡。把尖尖伸著兩根針的屁股對著室內,不斷鼓翅、鳴叫,好像在喊:“快來喲!跳出玻璃瓶,投奔自由跟我來喲!”而且,我一接近,它就溜進去,還躲在裡面叫。

    我曾想灌水進去,又怕弄壞了牆而且水由這邊進,另一邊出,也不會有什麼效果。我也曾想請老岳父,狠狠吸口香煙,噴進去,又怕近八十歲的老先生,趴地上扭了腰。

    最後,我靈機一動。

    對啊!放著超級殺手不用,豈不太笨了嗎?

    我把派蒂從罐子裡拿出來。我現在的技術好了,知道頸子後方一公分半的位置,是它鉗子的死角。於是抓著這裡,把派蒂放到蛐蛐的門口。

    我也不是放在正門口,而是放到那小洞的上方,讓殺手垂直攀在牆上,采取最佳的“刺殺位置”。

    然後,我掩上了玻璃門,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殺手不會放棄任務逃跑。每個雇用殺手的人都應該懂,先要防殺手變成殺自己人的道理。

    我由玻璃門的上面往下偷窺,可惜因為位置太低,什麼也看不到,但我能聽到那逃亡蛐蛐的叫聲,隱隱約約地傳來。

    漸漸,聲音大了,想必移到了洞口,我在心裡暗念:“派蒂啊!你可千萬別離開。”

    突然,叫聲停止了。我慢慢拉開門,派蒂還站在原來的位置,手裡多了個不斷跳動的東西。

    她正咬下蛐蛐的翅膀,那是蛐蛐的發聲器,怪不得沒了聲音。

    我不能不為派蒂歡呼,也為我自己歡呼。

    多棒啊!手到擒來。蛐蛐原來一定自鳴得意,以為我抓不到它,它可以大鳴大放。沒想到我用了和它同是昆蟲類的殺手,早已掩至它的門外、臥了底。

    我的殺手多聰明!它居然知道先咬掉它的“聲音”。

    割掉舌頭的囚犯,就連死前喊冤的權利也沒了。

    我把派蒂移回罐子,又把母蛐蛐的瓶子放在旁邊,看著派蒂吃那只公蛐蛐。

    “這是異議分子的下場。”我對母蛐蛐說:“他是奸夫,你是淫婦,我不是鏟除異己,只是替大行道!”

    一言堂

    十月十六日

    公蛐蛐一死,屋裡就靜下來了。有時候沒聲音反而覺得更不安。怪不得有人要在屋裡放個流泉,時時聽水聲;有人養鳥,要聽鳥鳴;有人愛鍾,一間屋子能掛好幾個大鍾;還有人喜歡在窗外種芭蕉。連我的空氣清淨機,明明吵得要死,說明書上卻說這種頻率不會吵,反而有安神之效。也怪不得有的丈夫愛打鼾,他的枕邊人非但不覺其擾,哪一天丈夫不在家,還可能因為太安靜而睡不著覺。

    這前後兩只公蛐蛐,連著叫了好一陣子,我由時時聽到,變得時時聽不到,也就是“有聽沒有到”。既然達到這種境界,它們的突然消失,就真有些不習慣了。

    或許那些從政的人,也會有同樣的感覺吧!由“一言堂”,大家不敢說話,到突然的“大鳴大放”,當然會不習慣。但是如果這樣的局面久了,也適就了,一朝突然又沒了反對的聲音,會不會也覺得太孤寂呢?

    所以,“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化”。也可以改成“絕對的安寧,造成絕對的不安。”那不安來自心理的不能“自我肯定”,如同一位太成名的作家,寫什麼爛東西,別人都用,缺少了批評者,反而自己要不安。絕對的安寧也如同許多沒有外侮,大家吃飽了、喝足了,無處發洩剩余的精力,於是搞內斗。連這世界的“冷戰時期”結束,都非但不見安寧,民族和宗教的戰爭反而增多。愛斯基摩人,總處在無邊的寧靜當中,耳朵應該好,卻發現聾子特別多。因為耳朵老不接觸聲音,偶爾打獵開槍,那槍聲就造成嚴重的傷害,應該也是同樣的道理。

    雖然沒了蛐蛐的叫聲,使我有點不適應。所幸連著下了幾天大雨,秋天的朽葉塞住“天溝”,雨水便沿著四邊屋簷往下淌,滴滴答答加上稀哩嘩啦,十分吵鬧,使我有了另一種安神的音效。

    不知為什麼,一到秋天下雨,就想到李易安(李清照)的“蕭條庭院,又余風細雨,重門須閉。”這首詞明明是寫春雨,我卻怎麼看,都是描述秋愁。至於她的“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則恰恰相反,寫的雖是秋天,我卻怎麼想,都覺得是料峭的春寒。大概凡是才子、才女,有點日夜、春秋不分吧!

    李易安真是了不得的才女,不但克得了丈夫趙明誠,還克得住她公公趙挺之。據說趙明誠死後,李易安寫了篇祭文,大概寫得太好,害得趙挺之都不敢動筆了。

    我想不該用“克”這個字,因為太大男人沙文主義。我應該說趙明誠要是沒有李清照,早就成為歷史沉沙的一小顆,不會被人記得。甚至李易安後來改嫁的張汝舟,也要感謝這個二嫁的老婆,多虧她,張汝舟才能進入歷史,而且被後代的人爭來爭去、吵來吵去,一直吵到今天。

    可不是麼?有一回我在廣播電台上談李清照,說她後來改嫁給張汝舟,居然被一位老先生狠狠罵了,說李易安這樣才華高曠、冰清玉潔的奇女子,怎麼可能改嫁。

    我回說,就因為她才華高曠,所以欲望也過人;也正因為她是“奇女子”,所以能向世俗挑戰,不但改嫁,而且敢告她丈夫。你細數數,歷史上的才女,是不是常有反世俗的行為?我們總說男人有了成就,常把老妻休了;其實女人有了成就,尤其到近代,也常把老公給甩了。老公活著尚且可以甩,老公死了,又有什麼顧忌?配偶!配偶!有一邊發了,或有一邊死了,既然不再“配”,還怎麼成為“偶”?

    我這玻璃瓶裡留下的母蛐蛐就是最少二嫁的。你看!前夫被她和後夫合伙吃了,後夫逃亡之後又被刺殺。剩下一個“她”,居然一會兒吃葡萄,一會吃屍肉,過得十分快意,我是不是應該再為她找個主,嫁第三任丈夫呢?

    突然想到派蒂,這家伙自從“出差”之後,就特別不安。總是扒著罐口的紗布,想往外跑。這也不能怪她,自己摘的水果甜,打完了野食,當然覺得自家的食物不好吃了。

    她的不安,也可能因為到了“發情期”。外面螳螂的壽命,頂多撐到十一月下旬,到時候算不餓死,也得凍死。加上它們還要懷胎一段時間才能產卵,現在當然該“成婚”了。前幾天的那個“客人”,雖然不巧,是只母的,但由同性的接觸中,也會激起她性的聯想,盡管後來把對方殺了,那被激起的性欲,卻再也難以平息。

    沒有錯,即使不是同性戀,看到同性的裸體,也會動情,甚至看自己的裸體,都能產生聯想。早期的修女,不是在洗澡時,都要穿一件特別的衣服,避免看到自己的胴體,而產生遐思嗎?

    性的不能滿足,最會造成不平靜。我想,說不定派蒂把朋友殺死,就是因為性的焦躁,而不是為了“獵食”。否則她為什麼不把朋友吃掉呢?

    提到吃,最近連日的大雨,使派蒂的伙食產生很大的問題。幸虧派蒂先在出任務的時候,吃了一只公蛐蛐,後來我的岳父又抓到一只不知名的小蟲喂她。盡管如此,算下來,她在過去六天,只吃了兩餐。

    所幸她能喝水。自從在“病”中喂她喝過水,現在只要我把“鴨嘴筆”遞下去,她就會伸著脖子喝,一次總能喝上四滴水。

    下雨,除了抓不到蟲,更造成我沒有機會為她找丈夫,眼看天氣愈來愈冷,殺手的脾氣愈來愈躁,她的壽命愈來愈短,我自己也開始煩躁了。

    突然想到台灣著名的昆蟲學家陳維幫。他應該算我的老師,也是我的同事。以前我在成功高中念書的時候,就聽說他。後來去母校教課,更見識了他的“昆蟲館”。以那時候台灣人的經濟力量,全靠自己,收藏到那麼多世界稀有的昆蟲標本,怎不令人佩服。

    說巧也真巧,今年暑假我去花蓮演講,在花蓮機場遇到陳維壽,手上拿了三個透明的塑膠盒,你猜裡面是什麼?居然是三只小螳螂。

    “為什麼不裝在一個盒子裡?”我問他。

    “怕它們把彼此給吃了。”他說。

    “聽說有時候還在交尾,母螳螂就會把公螳螂的頭咬下來。”我說。

    “對!對!對!”他笑著,作出很奇怪的表情:“這樣公螳螂才會快樂。”

    “頭被咬掉才會快樂?”我叫了起來。

    “當然,男人沒有了頭腦去想,就更能充分享受性的快感了。”

    “你又不是螳螂,你怎麼知道?”我詰問他。

    “我看得出來!”他很肯定地說。

    這件事,我才回到家,就告訴了我老婆。老婆也一樣問:“陳維壽又不是螳螂,他怎麼知道?

    我沒照實轉達,一笑,說:“陳維壽說公螳螂告訴他的。”

    “公螳螂沒了頭,怎麼告訴他?”

    這下可把我問住了。

    現在,我又想到了陳維壽。我尤其記得那天在花蓮機場,他居然十分慷慨地把一只螳螂,連盒子,一起送給了陪我去的一個學生。

    我目前就需要他送我一只公螳螂。

    晚上九點,台北才上班,我就打電話給我的秘書:

    “我不知道陳維壽老師的電話,你幫我去成功高中問,如果正好能聯絡上陳老師,問問他還有沒有公螳螂,如果有,我就把我的母螳螂帶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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