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把我的不快樂寫出來，說明我的父母的開明。
其實，我沒什麼難受的地方，從小到大我都是被呵護著的。
我的游泳教練說：你真是個幸福的孩子，父母就你一個，不愁吃，不愁穿，什麼都把你考慮得好好的，哪像我們農村的孩子。
他說的都是物質的，我的不快樂都是一些感覺。
他更不知道的是，就是因為家裡只有我一個，父母的兩雙眼才特別集中，他們時刻不停地盯著我——這就是一個獨生子女的無奈。
一件事，彼是快樂，此卻痛苦，完全是性格和人生際遇的差異。但是它帶給你的衝擊，卻難以磨滅。
一、對父母的「恐懼」
「跟你說了多少次，說話的時候不要拿手指指著人，這樣不禮貌！」
「被子疊了沒？抽屜收拾了沒？」
「數學作業多少分？」
「小孩子不引導、不教育，是不會成才的！」
「……」
我覺得我活得很苦。
放學回家對我來說並不快樂，儘管上學的時候我也不那麼開心，但起碼面對的是小朋友——我知道他們在想什麼，但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在想什麼。對父母的恐懼遠遠超過了對學校的恐懼。
外婆是一個老式家庭出來的人，規矩大得很。她從小訓練媽媽「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不准隨便串門子；大人講話小孩子不准隨便插嘴；吃飯不准吧唧嘴、不准說話、不准離開飯桌；飯前便後要洗手；還有定期洗澡、洗頭；包要放什麼地方；衣服要放什麼地方；什麼東西應該放什麼位置一點都不能錯，總之，一切都做對了，就是一個標準的淑女。
令人不解的是，媽媽非常認可這一切,而且又把這一切原封不動地都搬到我的身上，她自己都沒做到，可她希望女兒能做一個標準的淑女。
爸爸是他那個時代的公子哥兒，而我大概繼承了他的「優點」，許多東西我不用學，就可以和他做得一模一樣。也許正因為媽媽的反覆強調，我的骨子裡竟誕生了一股反叛意識，媽媽讓我做的，當著她的面，我就照做，身子一轉，我照樣我行我素，令到媽媽常常暴跳如雷，而我和爸爸卻若無其事地幹著自己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老是丟三落四，我對學習向來不感興趣，除了大考我是認真對待，平時呢，這次考試我考了60分，不耽誤我下次考100分。他們根本搞不懂我，一定以為我是個笨蛋，其實我一點都不笨，我就是不想老是那麼重複地寫作業、做題目。大人們根本沒從我們的立場考慮問題，每個星期都有一個單元測驗，次次都弄個100分，多乏味啊！從小到大，我就煩這些，平時測驗，我幾下就寫好交上去，懂了不就行了？只有到大考，我就會十分認真，前幾名是沒有問題的，他們也就開心了。
我不到樓下去玩，也不到小朋友家玩，更不邀請小朋友來家玩。我喜歡一個人幻想、瞎想，我把我的許多想法述之文字，所以我的作文寫得好，我也很會講故事，我一邊講還一邊編，我也很能唱歌，唱歌能抒發我胸中的憋悶。
二、真想做個「壞」小孩
生命中第一次被人用敵意的目光注視的是我的鄰居——比我大兩歲的隔壁姐姐。隔壁姐姐好像天生的就對我有一種敵意。也許是因為各自媽媽的生活觀的不同，影響了兩個同齡小孩之間的交流。
我的媽媽一舉一動都要表現出一種大家子氣，而隔壁姐姐的媽媽上大學前是一個農村孩子，很不會料理家務，家裡亂糟糟的，被子不疊、桌子不抹、地下到處是灰塵。而我的家呢，總是被媽媽收拾得一塵不染。我的身上永遠是乾乾淨淨的漂亮衣服，頭上紮著蝴蝶結，腳上蹬著小皮鞋，什麼時候都打扮得像一個洋娃娃似的。
每天每天，爸爸或媽媽從幼兒園把我接回來，就把我留在樓下，讓我和小朋友們一起玩。隔壁姐姐總是和一群小朋友在做遊戲，我就想加入進去。別的小朋友都很歡迎我，可是隔壁姐姐就是不歡迎，隔壁姐姐總是說：「別跟她玩，別跟她玩！」然後領著小朋友們跑開去，把我一個人撂在那裡。與隔壁姐姐做鄰居的三年，從幼兒園回來我一直是一個人默默地玩耍。更多的時候，我會坐在小椅子上看娃娃畫報，或者聽歌曲。
在我上學後，我不會砸沙袋，跳皮筋很臭，因為這些遊戲都要有人來配合，我從來沒有試過與小朋友們一起玩。跳皮筋和砸沙袋是分兩派競爭的遊戲，我不會，和誰做一家，誰就會輸，誰也不願和我做一家。爸爸忙著他的創作，媽媽忙著她的學生工作，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我發生了什麼。我惟一會玩的是踢毽子，因為踢毽子只要一個人單練就可以了。
可是你相信嗎，老師有時也搞不懂我，因為我經常給他們惹事。和男孩打架，逃學去抓蝌蚪，上數學課看小人書（小學的狗屁數學課本簡直是弱智）。我事情不斷卻也從來沒有想過停止生事。每每被父母捉回去教訓一頓，我也無所謂。和父母的那層玻璃牆壁，越隔越厚。回家，真的越來越恐怖了。
那一陣電視裡正在播放美國的電視連續劇「我的家」，那裡面一家有幾個小孩，爺爺帶著他們幸福極了。而我們那個時代，電話還沒普及，人一進了家門，就像進到了一個盒子裡，一個字：悶。
我感到不能閒著，一閒下來，我就不得不思想，而思想是件痛苦的事，因為我有精神自由但沒有行動自由。回到家裡我就只能做作業，作業一定要在六點半之前做完，否則不准看六點半的鞠萍姐姐。晚飯後，再看一會電視，晚上九點半，我就得上床睡覺，躺到床上後，媽媽開始拉長音調數數，說你也不相信，媽媽數到十，我就睡著了。有時候，我咬著牙抗拒，心裡對自己說：不睡，就不睡！就在自己的默默地念叨中我還是睡著了。
生活教會了我去思考，但思考卻沒有教會我怎樣生活。
從小，我就沒有和人群生活在一起，父母在我的身上投入了太多的金錢和精力。記憶中，我的全部星期天就是上舞蹈班、歌唱班、圍棋班、繪畫班，不管上哪個班我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因此，我變得很「優秀」，引來很多羨慕的眼球。在大學附小，講故事我拿了一等獎，照片貼在大學圖書館的閱報欄裡；唱歌我拿了省政府獎；我畫的畫發表在小學生雜誌上；省電視台和大學電視台經常可以看到我在表演；1991年我在少年宮圍棋隊下棋，有一次聶衛平叔叔和王汝南叔叔來看望我們，我給他們獻了花。後來，在全國各大報紙上，聶衛平叔叔與小棋手下棋的照片，內中扎小辮的小女孩就是我。我優秀吧？可是我不快樂，儘管有許多家長都叫他的孩子向我學習。
其實，我只是個很平常的小女孩，我不會用「平庸」兩個字來形容我，但我真的很平常。只因為別的父母沒有像我的父母那樣花那麼多工夫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罷了。過去幾年才出一個明星，現在一年出幾百個明星。以前世界上只有七個智者，如今很難找到七個人不自認為是智者。在一個小學校裡做一個小名人，真的令人汗顏，哪裡還能沾沾自喜呢？
那時候我很羨慕身邊的許多小孩，特別渴望做一個「壞」小孩。我不想過父母給我安排的生活，我想到大學的空曠的四百米大操場上去瘋、去野，在草地上打滾。我看到撿垃圾的小孩一雙小腳在沙子裡踩來踩去，我也想這樣做，那細溜溜的小沙子從指頭縫裡淌下來，一定舒服極了。
有一次我是穿著鞋襪進到沙堆裡的，細密的沙子塞滿了我的鞋腔，令我走起路來滑來滑去、腳步沉重快樂極了。不過，那天的結尾很不好，我被媽媽捉了回去，全身衣服鞋襪脫下來，媽媽洗了很長時間，我的小屁股還印上了媽媽的手印。我更不要穿著整齊的童裝老老實實地坐在小板凳上做「看誰是個木頭人」的遊戲，我還想左手拿著冰棍、右手抓著甘蔗，左吮一下、右咬一下，汁水順著小胳膊往下——嘀嗒嘀嗒。
有些東西看起來和說出來不一樣，心裡想的和實際做的又有距離。
陶淵明烏紗一摜，跑到終南山下采菊花，起碼那一塊地是他的，菊花有得采。現在是文明社會，那交通便達之處，人家要種菜種瓜；那無人去的地方成了自然保護區，是畜牲們的天下。稍不留意，重者住監輕者罰款。
所以想歸想做歸做，生在這個80年代，又被不容分說地定位為獨生子女，心中有一百個不滿，也只好放下一顆不平衡的心去接受現實。
三、最怕被他們干涉
從小到大，不管我做什麼事，爸爸媽媽都會來過問，一定要我按照他們的想法來做，並且要求我做得最好。比如參加講故事比賽，我把故事背熟了上去說不就行了？可他們不，他們一遍一遍地讓我在家練習，還做動作，儘管我每次都能得獎，可我不高興，我有種被逼的感覺。
有一天區裡的老師來學校選人參加歌唱比賽，他挑到了我。他說他要弄一個二重唱。告不告訴媽媽呢？我的圍棋班還在上呢。那樣會影響學習吧？
不告訴看來不行，我們家就沒有什麼事她不管的，包括爸爸的創作計劃，都要和她商量。回到家後我告訴媽媽了，奇怪的是她只是笑笑，然後讓我好好幹。我有一種厭惡的感覺，難道是她的意思？是她和老師串通好的？最討厭最討厭這樣，哼，老師也虛偽，還裝模作樣找了好多小朋友來試音，還假裝挑人，沒勁。
那天下午回到學校的時候看出來不是媽媽的主意，原來音樂老師和區裡的那個負責人都不認識媽媽。好開心！
和我做搭配的是一個比我大三歲的姐姐，我唱高音她唱低音。她唱得很流暢，我急了，為什麼我唱得沒有她唱得好？唱得不好老師會不會不給我唱了？不過老師說我唱得有感覺，還很有靈氣。
媽媽知道後又來插手了，不過，這一回我不是很反感。她從她的學生那裡拿來的一些流行歌曲的磁帶很給了我啟發。媽媽總是有一群奇奇怪怪的很喜歡說話的學生，那些大學生就是與眾不同，而讀高中的松哥哥模樣像個小痞子。
那時，我對大學生活充滿了憧憬。我曾經想，將來等我到了大學，一定會比他們過得更精彩。現在，我的夢醒了，大學沒什麼神秘的，除了讀書，還是讀書，上課上得我老是打瞌睡。開展的活動，也不如我媽媽的那些學生。媽媽他們一個系排「長征組歌」，各個聲部都十分到位，也不降調，大型管絃樂隊配合，架子鼓打起來振奮人心，那真是一場波瀾壯闊的演出啊。
父母是那種非常非常正統的知識分子，他們十分理性，時刻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做什麼事都會從理論上認識它。
我記得，那天父母對流行歌曲的起源討論了半天，流行歌曲為什麼能流行，流行歌曲與人們的社會生活。他們說，改革開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種無病呻吟的歌也算是另一朵花吧。我在心裡說，早些年你們的生活痛苦不堪時，還打腫臉充胖子地唱「我們的生活比蜜甜」呢，現在孩子的生活真的幸福了，你們又說人家「無病呻吟」，那麼虛偽。
對於唱歌，父母說：我們不反對，可以作為業餘愛好，可是不能走這條唱歌的路，進了
演藝圈就是進入了名利場，到時候會身不由己的。
在他們的眼裡「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對於書讀得不多的人，他們從骨子裡看不起人家。我們家幾次搬家，書佔了所搬東西的一半。每次在不得不捨棄一些書時，他們都心痛得要命，恐怕把我丟了，他們大概也沒那麼難過。
我承認我有時偏激，甚至還有點「另類」。難道他們當年就不「另類」嗎？爸爸當年因「走白專道路」被掛牌子遊街，1973年，媽媽因對一本「封、資、修」的書的「理解」，而被剝奪了一次讀工農兵大學的機會。他們的行為在那個年代也是很「反動」了吧？而我們現在對先鋒時尚的東西推崇，也不應該是什麼大錯吧？能存在，能流行，就有它合理的部分。
父母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告訴我，要做一個優秀的人（不是音樂）。我想，大概中國千千萬萬的孩子都被這樣告誡過，如此下去，中國的未來是什麼樣子？中國的這個「大一統」的思想什麼時候才能開禁？我有時真的有點討厭那些喜歡把一切的人和事往一個套子裡面套的做法。這就是他們的初衷嗎？爸爸的二胡拉得那麼好，媽媽原來也在文藝宣傳隊，他們不都經過那個追求的年代嗎？怎麼過了這個時期，他們就板起臉來不准我這樣，不准我那樣了呢？
我那時儘管是個孩子，道理我還是明白的，對與錯我也能分得清。所以，我討厭隨大流、討厭幹什麼都一致，我也害怕在一致中被淹沒。也許我想得真的太多了。
四、寧願被她們拳打腳踢
我的家庭是一個典型的讀書家庭，剛搬來深圳時，對門住的是爸爸一個單位的人。他們看我們家整天靜悄悄的，以為家裡沒有人，其實三個人都在看書、或者在電腦上。
從小，我就有自己的書，一方面是訂閱，一方面是定期購買。可是我特別喜歡看父母的書。看完了後就會自己造詞、造句子。冬天媽媽把曬得暖烘烘的被子從陽台上抱回來，我就會學著書上說，被子有「太陽的味道」；早晨太陽出來了，我不說「太陽出來了」，我會換另一種說法：「啊，一樹的陽光」，弄得爸爸激動不已，說：我們的孩子小小年紀就有「文學的思維」啦。
大了的我經常會傷感、會感到宿命的無奈。來深圳讀初中，第一個學期的期中考試，我的作文只得了4分（滿分40），因為老師之間是交叉改卷子，不熟悉我的語文老師怎麼也不相信，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怎麼會有那麼豐富的詞彙和聯想，所以她判定，肯定是抄的！勉強給了4分，算你抄的功勞吧。
小學時，老師經常在課堂上讀我的作文，在我的作文本上畫圈圈。寄到少年雜誌上的文章，編輯阿姨也說靈氣撲鼻，我並不知道那就叫做「靈感」什麼的。
於是便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定位：你的作文寫得好，早晨的早讀課由你來帶讀吧，於是，我每天早晨小大人似的走到講台上帶領同學們早讀。
過了一段時間，老師又增加了一個S來帶早讀，因為我的社會活動比較多，老師的本意是讓我少點辛苦，讓兩個人一人一天輪著，不料卻給我增添了無窮的煩惱。
許多年後，我看到報上有一首打油詩，正應了我當時的情景：「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河裡魚多水不清，人間官多不太平。」
早晨，我拿著書走上台去帶大家早讀，S也走上台，說：「我來帶讀。」
我大睜著眼睛說：「昨天你不是帶讀過了嗎？」
S就氣鼓鼓地走下台，嘴裡說一些不三不四的話，並且指責我有表現欲，引來底下同學的一片噓聲。
我以為S只是偶然的記錯，接下來顯然不是這麼回事。我接連不斷地和S在講台上相遇，一回一回，我如同偷了東西被人拉到講台上亮相一般。幾回下來，我索性不再上台帶讀，我的潛台詞就是：你愛幹這個你就干，我不幹總可以了吧？我才不願意與人作這樣無味的拉扯。
S顯然不想放過我，她把自己扮成一隻貓，而我是她爪子邊的一隻鼠。我還沒過幾天安穩日子，S又開始生事了：「怎麼了，你清閒了，總讓我一個人來帶讀，你想把我累死啊？」這話說起來振振有詞，弄到老師那裡也是我的不是，我不知道如何替自己分辨，顯得無所適從。
後來的情況就是，S只要想在台上，那個講台就是她的，S不想上台了，我就得上台去，完全憑S的一時興趣，我只能做她的陪襯人任她擺佈，兒時的早讀課竟然成了我的煉獄。
可能已經看出我沒有什麼反抗能力吧，S極力在各個方面打壓我。我只好盡量迴避她，不去看她的臉色。問題是同在一個班級，又是那麼一個小天地，躲得開嗎？S執意要做出一付理直氣壯的樣子，常常拉開一個進攻的架勢，身後總是有幾個擁護者，我不知道自己什麼地方開罪了她（她是在挑戰「名人」嗎？）。其實現在想想小孩子是最勢力眼、最崇拜暴力的，同學中誰最能打、誰最能鬧，小朋友們就會去討好他（她）。
S對我實行的是精神暴力，她對我一不打二不罵(我情願被她拳打腳踢)，她就是從精神上打壓我。來深圳後不久，香港電視裡放「大話西遊」，看了「大話西遊」，我一下子明白了這個道理。在「大話西遊」裡，唐僧被妖怪捉去，綁在柱子上，一左一右兩個小妖看守他。在身體暴力方面，唐僧是受害者——他被五花大綁，不久還可能被妖怪們吃掉；而在精神暴力方面，唐僧顯然佔了上風——面對沒完沒了囉嗦的唐僧，兩個看守實在難以忍受，相繼自殺身亡。
我絕對能體會到兩個小妖的痛苦，當年的我常常有背起書包又不想去學校的念頭。
很多年以後，我在一本書裡看到這樣一段話：「必要的捍衛是對自己的關懷，一味地謙讓會助長對方的無教養，破壞人際交往的互利原則。」
那時候我真的不懂，只想著忍讓，不要和她針鋒相對。可是到底要怎樣捍衛才合適？直到今天我也沒想出什麼好辦法來捍衛自己。是捍衛自己上台帶讀的權利，還是捍衛自己不上台帶讀的權利？這讓我想到了「兩桃殺三士」的典故，懷疑起老師的動機來。本來就是嘛，一個早讀也就20分鐘，值得任命兩個「帶讀官」嗎？
有一天，我為這事很不開心，就告訴了媽媽（如果我有一個哥哥或者姐姐，哪怕是妹妹或弟弟，我都不會告訴媽媽，我會讓他們幫我去收拾她！有點暴力思想吧？），不料，媽媽聽了後半天也沒說話，說出的第一句話竟然是：怎麼會有這麼刁鑽古怪的小孩！看得出媽媽也無可奈何。從這件事我知道了，大人也不是什麼問題都能解決。
媽媽就和我談心：生活中總是有一些不可理喻的事，用通常的辦法根本沒法解決。你遇到的事說開來一點意思都沒有，她本來做的就是沒有道理的事，她執意要和你作對，你跟她講道理也是講不清的，只會引來更多的煩惱。媽媽還告訴我，說自己和S的媽媽是大學同學，S的媽媽是一個非常溫和善良的人。媽媽希望不要因為孩子而與老同學產生矛盾。媽媽中心的意思就是讓我忍了。
其實，媽媽看人也有不准的時候，前幾年我聽人說，S的媽媽因為職稱的事與同事鬧得不可開交，S也算是家學淵源吧。
人哪，就是這樣，沒有利害衝突時都是一團和氣的、禮貌的、有教養的。
所謂禮貌是指言語動作謙虛恭敬的表現。
所謂教養是指一般文化和品德的修養。
禮貌是外在的、表面的，是經過訓練和刻意就可以裝出來的。而教養是發自內心的，有環境、教育、經歷等結合成的內在素質。也就是說，一個人有禮貌，討人喜歡，但他可能內在是自私虛偽的。但當說一個人有教養時，不僅說明他的外在行為，而且還說明這個人的內涵、道德品質是好的。
不是命運總捉弄不幸的人，而是命運總捉弄善良和有教養的人，善良的人才容易成為不幸的人。
同樣的事在初中也發生過，我在做班長的同時，還做著校文藝部的部長，還在校廣播站任職，每天忙得團團轉。媽媽擔心這樣下去會影響我的學習，勸我放棄一項。可是我脫離了原來的環境來到深圳，好熱愛好熱愛現在的學習生活，怎麼可以輕易放棄已有的快樂呢。
一年下來我終於證明了自己，在近500人的一個年級，我的考試總分是前五名！這就說明我是能勝任的。學校裡還專門請媽媽在家長會上介紹自己教育孩子的經驗，父母好高興，我也異常興奮。
沒高興多久，事兒來了。班上的一名幹部對我說：你的兼職那麼多你在外多忙點，班級工作我們就多做一些，有什麼事我們商量好，完了我們來做，你就專心干學校的吧。這讓我確實輕鬆了許多，班級工作事無鉅細，做起來是很耽誤時間的，我為有這樣的善解人意的同學而高興。
一段時間下來，班主任找我談話了：聽說你不怎麼幹班級工作，整天泡在學校裡？
又過幾天年級組長來找我了：聽說你在談戀愛，每天都有高中的男孩來找你？我連忙解釋：是文藝部的同學來談工作。文藝部其他同學都是男生，那一段，我們特別興奮，轟轟烈烈地開展著活動，幾個幹部不時地聚到一起商量工作。
我的內心覺得委屈，老師怎麼這樣呢？班級的工作我沒少干，學校裡的事不做行嗎？再說，老師怎麼知道那幾個同學來找我了？看來是有同學向老師匯報了。以後，我不讓文藝部的男生來找我，我說有事我會主動到高中那裡去找你們，省得同學講閒話。他們在另一座樓的三樓，同學該不會有意見了吧？
不過，這也無濟於事，我的身後好像有一部攝影機，時時刻刻在掃瞄著我。過一陣子年級組長又來找我談話了：聽說人家不跟你談了，你天天跑去找人家？
這真叫人百口莫辯，很明顯，我又中招了！
寫到這裡突然有兩個問題冒了出來，它們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頭：一是說知識分子文明，二是說小孩子單純。
先說「知識分子文明」，可能知識分子打人罵人要比其他群體的人少。可是他們斤斤計較的那個勁頭，還有搞「陰謀詭計」小動作的手段真讓人難以相信他們是「有知識的人」。從小到大，我就看著一些大人們找爸爸媽媽說這樣、說那樣。儘管父母不讓我聽，但是當人一走，他們氣得摔東西，我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再說「小孩子單純」，小孩子是因為無知顯得單純。可是小孩子的嫉妒心卻是與生俱來的。我打小就不喜歡跟人爭鬥，但事情好像不以我的意志為轉移。自從在學校裡有了名氣後，來自小朋友的冷言冷語，簡直像利箭一樣，充斥人心。你不惹別人，別人會來惹你。老師說，小朋友們要團結友愛，下了課，小孩子們會毫無顧忌地形成一個小團體，來隔離你、排斥你。每一個小孩子的背後都有一雙不肯認輸的眼睛在盯著，所以當你拿到獎項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羨慕你，向你祝賀。然而身子一轉，又是另一回事了。
從小學到大學，老師們都一樣，哪個學生出色一些，老師的喜愛都溢於言表。而小孩子是最會看臉色的，都有這種危機感，都生怕失去老師的寵愛。有些陷害就是這樣產生了！讓人不堪忍受。從那時起我就逐漸明白，對一個人最大的傷害，不是肉體上的，肉體上的傷害，可以一天天淡化、消失，然而精神上的傷害，將可能跟隨其一生而揮之不去——對痛苦不停地思考，一個獨生子女孤零零地受了委屈無人訴說，一個人頑強地抵抗而沒有支援的力量，到最後這種對人群的怨恨集結越來越深，精神折磨便像一棵芽兒，一天天長大，一天天變化，如果有正確的態度面對它，便是一個人人生境界的飛躍，如果沒有，那麼必將成為命中的劫數。
五、怎麼做才能最快樂？
我最恨自己不是能言善辯，也不喜歡說話。我們家剛搬到現在住的新房子沒多久，家裡廁所間的水龍頭的把手不知怎麼就斷了。媽媽發現了，就問是誰弄的。我不知道當然說不知道，而爸爸呢在電腦上寫東西是懶得吭聲。
媽媽斷定是我幹的，她就生氣了，開始責備我，我淚流滿面，也不說話，媽媽更堅信是我幹的了，就把我幹過的許多錯事拿出來說。直到這時爸爸才出來澄清，說是他搞的。媽媽一下子愣住了，也更加生氣了。
媽媽說我：「既然不是你幹的，你為什麼不說清楚？」
我說：「我都跟你說過我不知道了，你不信我有什麼辦法？」
媽媽氣得掉了眼淚：「你要據理力爭，你不能這樣委屈自己啊。」
我又不說話了，心裡卻在說：從小到大，你們都是教育我不要跟長輩頂嘴的。
事後，媽媽就這件事又與我談了一次：「你已經是一個高中生了，你要學會保護自己。不是你做的事，你要堅決予以否認；是你做的，你就勇敢地承認。你覺得委屈又不說，誰能知道啊，今天,如果爸爸不出來說話，或者說這件事不是發生在家裡，你不是太冤枉嗎？而且你有可能受到懲罰。」
我知道媽媽說得有道理，但是已經形成了性格，改也難。到了大學，從自尊心方面，我有時也會爭一下，但有時又把握不好一個度。有一天媽媽來廣州出差順便看看我，我的衣服沒來得及洗，媽媽袖子一卷就幫我洗衣服。同宿舍的女孩羨慕地說：哇，你好幸福啊，要媽媽給你洗衣服。
我馬上反唇相譏：「不行啊？關你什麼事？」
莫名其妙就把人家得罪了。
我特別喜愛《鹿鼎記》這本書。對書中的韋小寶佩服得不得了。他八面奉迎、玲瓏剔透，他處理各方面的關係游刃有餘。奇怪的是爸爸也喜歡韋小寶，還專門去買了這套書，我們看到高興處，都會哈哈大笑起來。食文化裡有「缺什麼補什麼」之說，我和爸爸同時喜歡一種書，大概也是這個意思，當然是潛意識裡的，要我們當面承認，恐怕有點難。
我與爸爸可能屬於一類人——不入世，只是在主流的邊沿遊蕩。可是，不入世的爸爸寫出的作品都是鏗鏘有力的。來深圳後，他對深圳的發展十分著迷。接連幾年，他到處採訪，寫出了「情系中英街」、「東江供水」工程、「股份制改造」、「我們的隊伍向太陽——百萬工程兵建設深圳」的好作品。爸爸什麼都不想，就是寫啊寫啊，媽媽說他是在真正地體會生活的意義。
而我不行，我想得太多、想得太遠。想說聲自己不在乎，可會飛的心兒總在高處。有一天我對媽媽說：我們到山裡蓋一座小房子吧，我特別嚮往自家有一個獨門獨院。推開房門一條甬道通向院外，籬笆牆，花木扶疏，彩蝶紛飛……
似乎不諳世事的爸爸卻粉碎了我的夢想。爸爸說：「選擇什麼樣的住房，就是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沒有自來水，沒有廁所，沒有超市。老鼠、蒼蠅、蚊子，還有不知名的蟲子，你受得了嗎？」
我默然。
媽媽說：關鍵是你的心不靜。一個人住在什麼地方根本不重要，你心中有一盞明燈，你就會有自己前進的方向。
她講的是大道理，上課時老師都講過，沒什麼新鮮的。
但我就是不快樂，或者說我不會尋找快樂。
但快樂是尋找來的嗎？
快樂是一個人的人生態度，不是一個地方。
媽媽說我的人生觀有問題。
爸爸說：一個人要有責任感，同時還要瞭解「快樂」的涵義，也就是價值取向。有人認為「吃、喝、玩、樂」是快樂，有人認為「工作」是快樂，你選什麼？
我不知道。
媽媽說我不成熟。她說：人的自我估計是分母，價值是分子，在正常的情況下是完整的，是一個整數。如果自以為是，誇張十倍，價值就變成十分之一。
你看，兩個人教育我一個，我只有束手待斃，要是我們家有一窩小孩，他們顧得過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