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廳裡掛著一標語牌，上面寫著：攜手合作，日本和美國的管理方式。在會議室裡，我看到了那種在暗淡光線下舉行的業務研討會的景象。男、女代表們坐在鋪著灰色桌布的長條桌旁；當發言人在講台上喋喋不休地講話時，其餘的人在昏暗中做著筆記。
我站在一張桌子跟前，桌子上放著遲到人員的姓名標籤，一個戴眼鏡的婦女走到我跟前問道：「你登記了嗎？你有沒有拿到你的材料袋？」
我稍稍轉過身子，亮了一下我的警徽。「我想找一下唐納森博士。」我說道。
「下一個是他發言，再過七八分鐘就輪到他了。能讓其他人幫你忙嗎？」
「我只要一小會兒就行。」
她遲疑了一下。「他馬上就要發言了……」
「那麼你最好立刻把他叫來。」
她那副模樣好像我揍了她似的。我不知道她在指望什麼。我是個警官，而且我要求和某人談話。她是否認為，這還可以討價還價？我一想起那個身穿阿馬尼時裝的青年，心裡就直冒火。當他領走那兩個房地產商時，他踱著方步，好像儀態萬方、身價百倍。為什麼他把自己看得那麼舉足輕重？他也許取得了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可他不過是個替日本老闆傳傳話的聽差而已。
我望著那名婦女繞過會議室，走向講台，有4個人正在那兒等待發言。那些經商的聽眾做著記錄，而一個沙色頭髮的男子正在講台上說道：「在日本公司中，外國人會有一席之地，當然嘍，這位先生不是在最高層，也許，甚至不是在較高層，但確實有一席之地。你必須認識到，作為一名外國人，你在一家日本公司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你會受到尊重，你會有事幹。既然你是外國人，你總得克服一些特殊的障礙，但是你完全有能力這樣做。如果你時刻記住循規蹈矩，安於本分，你就能取得成功。」
我看著這些身穿西裝的商人，他們正埋頭做著記錄。我不知道他們在寫什麼。循規蹈矩？
那名演講人繼續說道：「人們常常聽到一些管理人員說：『我在日本公司裡無足輕重，因此我不得不辭職。』或者會聽到有人說：『他們不聽我的，我沒有把我的主意付諸實施的機會，沒有晉陞機會。』那些人不懂得外國人在日本團體中的作用。他們不善於與之協調，所以他們只好離開。但是，那是他們自己造成的。日本人完全樂意在他們的公司裡接納美國人和其它國家的人。他們確實渴望能僱用這樣的人。而且你會被接納：只要你知趣。」
一名婦女舉手問道：「日本公司裡是否歧視婦女？」
「他們不歧視婦女。」演講人回答說。
「我聽說，婦女得不到晉陞。」
「那純屬捏造。」
「那麼，怎麼會有這麼多法律訴訟？住友銀行剛了結一場十分轟動的反歧視訴訟案。我看到一份材料說，1。」3的日本公司都受到美國僱員的控告，那是怎麼回事？」
「這完全可以理解，」演講人說道，「不論什麼時候，一家外國公司要在別的國度開辦企業，在它適應該國的風俗和習慣的過程中，總有可能犯一些錯誤。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公司剛開始在歐洲許多國家辦企業時，他們也舉步維艱，不止一次發生訴訟。因此，日本公司在美國有一個適應過程，這是不足為奇的。我們需要有耐心。」
一名男子笑著問道：「是否會有這樣的時候，我們無需再對日本人忍氣吞聲？」不過，他的話語中透出的是沮喪，而不是憤怒。
屋子裡的其他人仍然在做筆記。
「是警官嗎？我是吉姆-唐納森。找我什麼事？」
我轉過身來。唐納森博士瘦高個子，戴著眼鏡，露出一種做事有板有眼，甚至是過分刻板的樣子。他的穿戴是一副大學教授的派頭，花呢運動服，配一根紅領帶。但是，他的襯衣口袋裡冒出幾支廉價筆。我猜想，他是一名工程師。
「我想就中本公司錄像帶一事請教幾個問題。」
「中本公司錄像帶？」
「你們實驗室昨天夜裡加工的那些帶子。」
「我的實驗室？你是……」
「史密斯，史密斯中尉。」我把名片給了他。
「你的秘書克裡斯坦說，你們實驗室裡所有的人為了加工幾盤帶子昨天夜裡都工作到深夜。」
「不錯，是這樣。大多數工作人員。」
「那些錄像帶是中本公司拿來的。」
「中本公司拿來的？」他搖搖頭。「誰告訴你的？」
「你的秘書說的。」
「我可以保證，中尉，這些錄像帶不是中本公司拿來的。」
「我聽說有20盤帶子。」
「是的，至少有20盤。具體數目我可說不準。不過這些錄像帶是麥卡恩—埃裡克森公司拿來的，是給朝日牌啤酒做廣告用的。我們得給每一份廣告轉換標識。眼下朝日啤酒是美國最好的啤酒。」
「可是中本公司的問題——」
「中尉，」他看了一眼講台，不耐煩地說道，「我來給你解釋一下吧。我給蛤研究所的實驗室幹活。蛤屬於開勝工業公司，是中本公司的競爭對手。日本公司間的競爭十分激烈。非常激烈。請相信我的話：我的實驗室昨天夜裡沒有處理過任何中本公司的帶子。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有這種事。要是我的秘書這樣對你說過，那麼她搞錯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現在，我得去發言啦。還有什麼事嗎？」
「沒有了，」我說道，「謝謝你。」
講台上那位演講人剛剛說完，聽眾中響起了稀稀拉拉的掌聲。我轉身離開了屋子。
康納從高爾夫球場來電話時，我正準備駕車離開博納凡契旅館。他的聲音聽起來很惱火。「我收到了你的口信，只好中斷打球。多好的一場比賽。」
我對他說，下午1點鐘與莫頓參議員有一個約會。
「好吧，」他說道，「10點半來接我。還有別的事嗎？」
我對他說了我去噴氣推進器實驗室和蛤研究所的情況，還對他說了與唐納森的談話。康納歎了口氣，說道：「那是浪費時間。」
「為什麼？」
「因為蛤研究所是開勝工業公司資助的，而他們是中本公司的競爭對手。他們怎麼也不會去幫中本公司的忙。」
「唐納森也這麼對我說。」我說道。
「現在你上哪兒？」
「去南加州大學的視頻實驗室。我還在想辦法複製這些錄像帶。」
康納停頓了一下。「還有別的事要告訴我嗎？」
「沒有了。」
「好。10點半再見。」
「幹嗎那麼早？」
「10點半。」他重複了一遍，便掛了電話。
我剛掛上電話，電話鈴聲又響了起來。「你該給我打電話的。」這是《時報》的肯-舒比克，他的聲音聽上去氣鼓鼓的。
「對不起，給別的事情纏住了。現在我們能談談嗎？」
「當然可以。」
「你有沒有幫我打聽到消息？」
「喂，」他停頓了一下，「你離這兒不遠吧？」
「大約5個街區的距離。」
「那麼你就過來喝杯咖啡吧。」
「你不想在電話裡談？」
「唔……」
「說吧，肯。你總是喜歡和我在電話裡聊聊的。」舒比克和《時報》的其他記者一樣，坐在他的電腦桌跟前，頭戴耳機，從早到晚打電話。他喜歡這種工作方式。他的所有工具都在他的跟前，因此他一面說話，一面就可以把信息輸入電腦。我擔任新聞發佈官那陣子，我的辦公室就在帕克中心的警察局本部，離《時報》大樓僅兩個街區。而像肯這樣的記者寧願和我在電話裡交談，也不願當面聊天。
「來吧，彼得。」
這再清楚不過了。
肯不願在電話裡和我談。
「好吧，就這樣，」我說道，「10分鐘後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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