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磯時報》是美國贏利最高的報紙。報紙的新聞編輯室佔了整整一層樓，面積有一個街區那麼大。但是整個區域被巧妙地劃分成幾個部分，所以你根本不會去想，它的實際面積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幾百個人在那兒工作。標準尺寸的工作台三三兩兩地放在一起，桌上擺著螢光閃閃的電腦，不斷發出信號的電話以及孩子的相片；倘若你要繞所有這些工作台走上一遭，興許要花上幾天時間才行。
肯的工作地點在大樓東側的城市新聞部。我發現他在辦公桌前踱著步。他在等我。他一把抓住我的肘部。
「咖啡，」他說道，「我們去喝咖啡。」
「怎麼回事？」我問道，「你不願別人看到你和我在一起嗎？」
「不，別胡扯啦。我只想迴避那個韋塞爾。他到這兒來勾引國際部那個新來的姑娘。她還壓根兒不瞭解他。」肯點點頭，指著新聞部編輯室的另一頭。我向那裡看去，在窗戶旁，站著威利-威廉那熟悉的身影——也就是眾所周知的韋塞爾-威廉。眼下，威利正在跟一位坐在電腦終端前的金髮女郎調笑，那張狹長的、雪貂般的臉上堆滿笑容，全神貫注地端詳著對方，好像戴著一張面具。
「很逗人喜愛。」
「是啊。臀部不小。她是荷蘭人，」肯介紹道，「才來一星期，對威利一無所知。」
大多數機構裡總有像韋塞爾這樣的人：他們野心勃勃，但人品低下；對當權者百般奉迎，盡犬馬之勞，但其餘的人卻對他恨之入骨。韋塞爾-威廉就屬於這種類型。
那個韋塞爾就像大多數無恥之徒一樣，把別人盡往壞處想。對任何事情他保管都能盡其醜化之能事，因為他堅持認為掩蓋是沒有必要的。他對別人的弱點特別敏感，對聳人聽聞的事件津津樂道。他對事實真相不屑一顧，認為公正的評價是軟弱的表現。對韋塞爾來說，真理屬於強者，而他就是為強者服務的。
《時報》的其他記者都對他嗤之以鼻。
我和肯走進中央過道。我跟著他向咖啡器走去，可是他卻把我領進了圖書館。這層樓的中央是《時報》的圖書館，它比許多大學圖書館的規模還大，設施還好。
「哦，威廉怎麼了？」我問他。
「他昨天夜裡在這兒，」肯說道，「劇院散場後，我來這兒拿一下採訪提綱，準備早上在家裡進行採訪。我看到韋塞爾在圖書館裡。當時大約是深夜11點鐘。你知道那個臭狗屎多麼野心勃勃。我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來。他滿臉通紅。當然囉，你想知道是怎麼回事。」
「當然囉。」我說道。韋塞爾擅長於暗箭傷人。一年前，他曾設法使《星期日紀事》的編輯丟了飯碗。只是到頭來，他自己也沒有謀到這份差事。
肯說道：「於是我悄悄地問圖書館夜間管理員莉莉：『怎麼回事？他在這兒打什麼主意？』她回答道：『他在查閱警察局關於某個警察的報告。』於是我想，這沒什麼了不得。可是我又開始感到納悶。我是說，我仍然是城市新聞部的高級記者，每個月依然要寫兩篇關於帕克中心的報道。他到底有什麼事情瞞著我？說不定，這該是我的報道範圍呢。因此我就問莉莉，那個警察叫什麼名字。」
「我猜得著。」
「不錯，」肯說道，「彼得-J.史密斯。」
「那是什麼時候？」
「大約11點鐘。」
「真不賴。」
「我以為，你想知道呢。」肯說道。
「我的確想知道。」
「於是我對莉莉說——這是昨天夜裡的事——我說：『莉莉，他在玩什麼花招？』他無孔不入，不放過報社資料室的任何一份舊日剪報。而且，他顯然在帕克中心有內線，會把內部事務的記錄透露給他。聽說是關於一場兒童性騷擾的審訊，兩年前的指控。」
「嘿，胡說八道。」我說道。
「那是真的？」肯問道。
「有過審訊，」我回答道，「但完全是無稽之談。」
肯看著我。「給我說具體些。」
「那是3年前的事啦，」我說道，「我還在當警探呢。我和我的搭檔到拉德拉高地處理一件家庭鬥毆。一對拉丁美洲血統的夫婦大打出手。兩人都喝得醉醺醺的。那女的想讓我把她的丈夫抓起來，當我拒絕時，她就說她丈夫對她不滿週歲的女兒性騷擾。我去看了一下孩子，什麼都好好的。我還是不同意抓她的丈夫。那女人很生氣，第二天到局裡指控我性騷擾。當時進行了預審，由於沒有法律證據，指控被撤銷。」
「那好吧，」肯說道，「那麼，你當時作了一次旅行，那次旅行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皺起了眉頭。「旅行？」
「韋塞爾昨天夜裡在設法查閱你的旅行記錄。飛機旅行，野餐，旅館開支……」
我搖搖頭。「我記不得了。」
「是啊，我也覺得，他一定是摸錯了道。你女兒只有你一個人照管，你不會去野餐的。」
「沒法去。」
「那好。」
我們往圖書館裡面走去，來到一個角落上。從那兒透過玻璃可以見到新聞編輯室的城市新聞部。我看到韋塞爾還在和那姑娘聊著，逗她說話。我說道：「肯，我不明白的是，他幹嗎要和我過不去？我是說，我可沒有得罪過誰，和誰都沒有紅過臉。我已經3年沒幹警探了。我是聯絡官。我是說，我是在和政治打交道。那麼《時報》的記者幹嗎要存心跟我過不去？」
「你是指星期四夜裡11點鐘的事？」肯反問道。他直愣愣地看著我，好像我是個白癡，好像我的口水正順著下巴往下淌。
我問道：「你認為這是日本人幹的？」
「我認為，韋塞爾在為別人效勞。他是個有奶便是娘的下流坯。他為電影公司、唱片公司、經紀人事務所幹活，甚至為房地產經紀人賣命。他是個搖羽毛扇的人物。要知道，眼下韋塞爾開的可是梅塞迪斯500SL型豪華轎車。」
「哦，是嗎？」
「靠記者的收入用這樣的車太奢侈了，不是嗎？」
「是呀，一點不錯。」
「那麼，你得罪了某個人？就在昨天夜裡？」
「也許是這樣。」
「因為有個大人物要韋塞爾把你搞臭。」
我說道：「這叫人難以相信。」
「你不能不信，」肯說道，「唯一使我擔心的是韋塞爾在帕克中心的那個內線。局裡有人把內部事務透露給他。你在局裡的處境怎麼樣？」
「我自認為還不賴。」
「那好。因為韋塞爾又在借助於他慣用的伎倆。今天早上我還和我們報社的內部事務律師羅傑-羅斯科談過。」
「他怎麼說的？」
「你猜，昨天夜裡是誰心急火燎地找這位律師，還反覆問他一個問題？韋塞爾！你想猜一下是什麼問題嗎？」
我沒有吭聲。
「他的問題是，擔任警方新聞發佈官會使某人成為知名人士嗎？還有，知名人士是否無法對誹謗提出指控？」
「真是活見鬼。」我說道。
「一點不假。」
「那麼律師是怎麼回答的？」
「誰在乎怎麼回答呢？你知道這一切是如何進行的。他需要做的就是給幾個人打電話，對他們說：『喂，我是《洛杉磯時報》的比爾-威廉。我們明天要發佈一條消息，披露彼得-史密斯中尉是個兒童虐待狂，對此你有什麼高見？』就這樣有選擇地打上幾個電話，甚至這消息都用不著發表。編輯會刪掉這條新聞，然而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危害。」
我什麼也沒說。我知道肯對我說的都是真話。這種事我見得不少。
我問道：「我能怎麼辦呢？」
肯笑了。「你可以安排一次野蠻行動，那是洛杉磯警察的拿手好戲。」
「那哪可不是鬧著玩的。」
「這張報紙上沒人會報道此事，我可以向你保證。你真可以把他宰了。如果有人錄下像來，嘿，大夥兒都會花錢看這個錄像的。」
「肯。」
肯歎了口氣。「我做夢都想這麼幹。好吧，還有一件事。去年，威廉在插手《星期日紀事》的人事變動之後，我收到一個匿名郵包。另外還有幾個人也收到同樣的郵包。不過當時大家都沒有對此做出反應。這種做法並不光彩。你感興趣嗎？」
「我想知道是怎麼回事。」
肯從他的運動服口袋裡掏出一隻馬尼拉紙做的信封。信封上帶有細繩，可以把信封口纏住。信封裡裝著一長條沒有裁開的照片。那些照片上，威利-威廉正在和一名黑髮男子親熱。他的頭埋在那男子的大腿之間。
「他的臉從哪個角度都無法看得很清楚，」肯說道，「然而，這肯定是他，錯不了。他在接待一名向他提供消息的人時被拍了照。這麼說吧，他們當時上在喝上一杯。」
「那傢伙是誰？」
「我們花了不少時間才打聽到。他的名字叫巴裡-博爾曼，是南加利福尼亞的凱澤電子公司在此地的銷售經理。」
「這玩意兒對我能有什麼用？」
「把你的名片給我，」肯說道，「我把它夾在信封上，然後一起送到韋塞爾那兒。」
我搖搖頭。「我不想這樣做。」
「這樣肯定能使他三思而行。」
「不，」我說道，「這不是我的行事之道。」
肯聳聳肩。「是啊，這樣做也許不頂用。即使我們堵住了韋塞爾的臭嘴，日本人也許還會有別的辦法。我還是沒能搞清楚，昨天夜裡的那篇報道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聽到的僅僅是『上峰的命令，上峰的命令。』不知是什麼含義，什麼含義都可能。」
「一定是什麼人寫的。」
「告訴你，我無法瞭解底細，但是，你知道，日本人對報社有很大影響。這不僅僅是指他們所帶來的廣告業務，也不僅僅是指他們在華盛頓的公關機構的不懈鼓噪，更不僅僅是指他們對政界人物以及黨派組織的競選贊助。這是指所有這一切都在同時起作用，而且除此之外還有別的手段。我們不知不覺地中了糖衣炮彈。我是說，你也許會參加編輯部舉行的會議，討論一篇打算發表的文章，但是突然你卻意識到，沒有人想冒犯他們。這並非因為這篇報道的正確與否，也並非因為這算不算得上新聞。這不是諸如『我們不能說那件事，否則他們要抽走廣告』的問題。這樣針鋒相對的問題比那要微妙得多。有時候，我望著我們的編輯人員，我可以猜測到，他們不同意登載某些報道是因為他們感到害怕。他們甚至不知道他們害怕什麼。但他們確實害怕。」
「新聞自由原來就是這麼回事。」
「嘿，」肯說道，「現在不是毛頭小伙子說大話的時候。你清楚那是怎麼一回事。美國的新聞就是人云亦云。流行的意見是掌權者的意見。眼下日本人大權在握，報紙也像往常一樣傳播這些流行的見解。這一點也不奇怪。只是你要小心謹慎才好。」
「我會小心的。」
「要是你打算寄這些照片，就給我打電話。千萬別猶豫。」
我想和康納聊聊。現在我開始明白，康納為什麼感到擔心，為什麼想盡快結束調查，因為一場精心組織的旁敲側擊的進攻使人不寒而慄。一名精幹此道的好手——韋塞爾確實精於此道——會想方設法，日復一日，編出新的故事來，雖然事實上什麼也沒發生。你會看到一條標題「大陪審團對警方的罪行猶豫不決」，可實際上大陪審團都還沒有聚會呢。可人們日復一日地看到這條標題，就得出了他們自己的結論。
問題在於，人們總是有辦法編造這樣的故事。到這場旁敲側擊的戰鬥結束時，要是你的攻擊對像被認為是無辜的，你還是可以編出一條標題來：「大陪審團未能給警察定罪」，或是「地方檢查官不願起訴受指控的警察」。這種標題所起的壞作用跟定罪沒有兩樣。
你無法對一連幾個星期充滿敵意的宣傳進行反擊。每個人都記住了這個指控，卻無人理會指控已撤銷，這就是人們的天性。一旦你被起訴，你就很難再恢復正常的形象。
情況愈來愈使人毛骨悚然，我心裡感到十分不安。當我把車駛入南加州大學物理系旁邊的停車場時，我感到自己變得心事重重。這時，電話鈴聲又響了起來，是局長助理奧爾森來的電話。
「彼得。」
「是我，長官。」
「快10點鐘啦。我想，你該來我這兒交出錄像帶了。你答應過我的。」
「我遇到了麻煩，還沒能複製呢。」
「你一直在幹這件事嗎？」
「當然嘍。你問這幹嗎？」
「因為從我接到的電話來看，你似乎一直沒有中止調查工作，」吉姆-奧爾森說道，「在過去的一個小時裡，你在一家日本研究所裡問這問那，然後你又詢問了一名為日本研究所幹活的科研人員。你還闖進一個日本人舉辦的研討會。對我說實話吧，彼得。你這調查到底有沒有結束？」
「結束了，」我回答說，「我只是在設法複製錄像帶。」
「別再節外生枝了。」他說道。
「是的，吉姆。」
「為了整個警察局的利益——也為了局裡每個人的利益——我希望這件事已經與我們無關。」
「好的，吉姆。」
「我不希望事態發展得不可收拾。」
「我明白。」
「但願你明白，」他說道，「去複製一下，然後立即來這兒。」他掛上了電話。
我把車停好，便走進了物理系大樓——
5200全本書庫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