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失去母親，無以取代。媽媽安葬後不久，我開始惦念我可憐的媽媽了。星期四不再去拜訪西吉斯蒙德-馬庫斯了，再沒有人帶我去看護士英格的白護士服了。尤其是到了星期六，我更痛心地意識到媽媽死了：媽媽不再去懺悔了。
我於是失去了舊城、霍拉茨醫生的診所以及聖心教堂。我失去了對集會的興趣。既然誘惑者的職業對於奧斯卡已失去了意義和吸引力，我怎能再去引誘櫥窗前的行人上鉤呢？曾經帶我到市劇院去看聖誕童話劇，並且領我去看王冠或叢林馬戲團表演的媽媽，如今不在了。我孤單單一個人，愁眉苦臉地准時去上課，垂頭喪氣地走過筆直的市郊大街，到小錘路去拜訪格蕾欣-捨夫勒。她給我講“力量來自歡樂”組織的夜半太陽國旅行，而我則不為所動地拿歌德同拉斯普庭做比較。這種比較沒有止境，忽明忽暗，循環往復，於是我逃避到歷史研究中去。《羅馬之戰》、凱澤的《但澤城歷史》和克勒的《船隊年鑒》，我這些老一套的標准讀物，給予我廣博的半瓶醋知識。因此，我至今還能背得出所有參加斯卡格拉克海戰被擊沉擊傷的船只的裝甲厚度、裝備、完工和下水日期、人員限額的精確數字。
我快滿十四歲了，喜歡孤獨，經常散步。鼓是我的伴侶，但我卻難得敲兩下，因為媽媽去世後，就沒人及時給我供應鐵皮鼓了。
那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季還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季呢？不管怎麼說，我沿著興登堡林陰大道往城裡走去，到了離四季咖啡館不遠的地方，落葉紛飛，或者蓓蕾初綻，總而言之，大自然正在起變化；這時，我遇到了我的朋友和師傅貝布拉，這位歐仁親王的嫡系子孫，因而也就是路易十四的直系後裔。
我們已有三年未見面，但是，相距二十步就已彼此認了出來。他並非了然一身，而是挽著一位美人兒，南方人，嬌小可愛，大約比貝布拉矮兩厘米，比我高三指。據貝布拉介紹，她叫羅絲維塔-拉古娜，是意大利最有名的夢游女。
貝布拉請我到四季咖啡館喝穆哈。我們到水族館１坐定下來，愛喝咖啡的女常客們就竊竊私語道：“瞧這些矮個兒，莉絲貝特，你瞧見了沒有？是不是王冠馬戲團的？可能的話，咱們也去瞧瞧。”——
１指放有養魚缸可供觀賞的咖啡座。
貝布拉朝我微笑，擠出了上干道幾乎看不見的細皺紋。給我們端穆哈來的侍者，個子非常高大。羅絲維塔太太請他來一塊小蛋糕時，就像抬頭望一座塔樓似的望著這個穿燕尾服的侍者。
貝布拉打量著我說：“看來咱們這位毀玻璃能手怏怏不樂哩！出了什麼毛病，我的朋友？是玻璃不聽話了，還是聲音不靈了？”
奧斯卡少年氣盛，當即要小試鋒芒，顯一顯他那遠未衰退的技藝。我環顧四周，尋找目標，目光對准水族館裡金魚和水下植物前的大玻璃板。我剛要唱，貝布拉連忙說：“行啦，我的朋友！我們相信你是行的。別破壞，別讓水泛濫，別弄死魚！”
我難為情地道歉，尤其對羅絲維塔太太。她忐忑不安，拿出一把微型扇子扇著。
“我媽媽去世了，”我試圖解釋我的心境，“她本來不該死的。我怪她自己不好。人家常說，做母親的樣樣事都看在眼裡，都能體貼，做母親的樣樣事都會寬恕。這全都是母親節的那套廢話！我在她眼裡，只是個侏儒罷了。只要有可能，她就會甩掉我這個侏儒。她之所以沒能甩掉我，那是因為孩子，哪怕是個侏儒，都登記在她的身份證上的，所以沒法隨便甩掉。還因為我是她生的侏儒，因為她甩掉我就等於甩掉她自己的骨肉，所以甩不成。她問過自己，她和侏儒不能兩全，於是就結束了她自己的生命。她什麼也不吃，只吃魚，而且不吃新鮮魚。她訣別了情人，現在，她長眠在布倫陶。無論她的情人還是我家店鋪的主顧，人人都這麼說：是那個侏儒敲鼓把她敲死的。因為奧斯卡的緣故，她不想再活下去了。是奧斯卡把她害死的。”
我是故意誇大其詞，想盡可能打動羅絲維塔太太的心。其實，大多數人把媽媽的死歸罪於馬策拉特，尤其是揚-布朗斯基。貝布拉看透了我的心思。
“您言過其實了，我的好友。您純粹出於嫉爐才怨恨您死去的媽媽。她不是因為您的緣故，而是因為那些令人厭煩的情人的緣故才進了墳墓。所以，您覺得自己被冷落了。您既愛虛榮又調皮搗蛋，這兩者，大凡天才，都兼而有之的！”
他接著歎了一口氣，斜視了羅絲維塔太太一眼，又說：“像我們這樣身材的人捱過這一生，可真不容易啊！雖然是個人，身體卻長不起來，多難做到的事情啊！多艱巨的使命啊！”
羅絲維塔-拉古娜，那不勒斯的夢游女，她的皮膚既光滑又多皺紋，我估計她只有十八歲，但是轉瞬間，她又變成了一個八九十歲的老婦。羅絲維塔太太撫摩著貝布拉先生那身英國裁縫做的時髦服裝，她那雙櫻桃黑的地中海眼睛送我一道秋波，並用陰沉的聲音——像給子女許諾言似的，不僅打動了我，還使我周身麻木——說道：“我最親愛的小奧斯卡１！我十分了解您的痛苦！跟隨我們一起走吧：去米蘭、巴黎、托萊多、危地馬拉。”——
１此處原文為意大利語。
我一陣頭暈。我抓住拉古娜的蒼老的手。地中海拍打著我的海岸，橄欖樹向我低聲耳語：“羅絲維塔會像您的媽媽一樣，羅絲維塔會理解的。她，偉大的夢游女，看得透任何人的心思，了解任何人的內心，唯獨不了解她自己，媽媽呀，唯獨不了解她自己。天哪！”
奇怪的是，拉古娜剛開始用夢游女的目光像照Ｘ光似的透視我，就突然膽怯地縮回了被我捏住的手。難道我這顆十四歲少年的饑渴的心嚇著了她嗎？難道她已經明白，不論羅絲維塔是少女還是老太婆，對於我來說，無非是羅絲維塔罷了？她用那不勒斯話低聲說著，顫抖著，一次又一次地畫十字，似乎她在我身上所觀察到的使她產生了無窮的恐懼，隨後，一聲不吭地把臉藏到扇子後面去了。我不知所措，極想聽個究竟，便請貝布拉先生講一講。可是，貝布拉盡管是歐仁親王的直系，卻也驚慌失措，說起話來結結巴巴，我好不容易才聽懂了他講的話：“您的天才，年輕的朋友，是天賜神授的，但也肯定有魔鬼授予的成份。這使我的善良的羅絲維塔困惑不解，而我也不得不承認，您身上有一種突然發作的無節制的因素，這是我感到陌生的，雖說並非完全不能理解。不過，”口布拉打起精神說下去，“不論您有怎樣的性格，那都無所謂。您加入到我們中間來吧，參加貝布拉的魔術團吧！只要自己多少約束一點，縱使在今天的政治條件下，您還是能找到觀眾的。”
我當即明白了。曾經勸過我要永遠在台上不要站在台前的貝布拉，自己也混到陸軍裡去了，盡管他繼續在馬戲團裡登台表演。因此，當我客氣地表示遺憾，並拒絕了他的提議時，他絲毫也不覺得失望。我能聽到羅絲維塔太太在扇子後面的呼吸聲，看到她又朝我露出了那雙地中海眼睛。
我們還聊了一小時光景。我讓侍者拿來一個空水杯，用歌聲在玻璃上刻了一顆心，上面加了漩渦形花飾，下面是一行題詞——“奧斯卡為羅絲維塔而作”，並把杯子送給她，讓她高興一下。貝布拉付了賬，留下不少小費，我們起身離去。
他們兩人一直陪我到體育館。我用鼓棒指著五月廣場另一頭光禿禿的演講台，並且——現在我記起來了，那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天１——把我在演講台下那段鼓手生涯敘述給我的師傅貝布拉聽——
１1938年3月，在希特勒的威脅下，奧地利與德國合並。
貝布拉尷尬地微笑著，拉古娜則板著面孔。趁這位太太離我們有幾步遠的時候，貝布拉同我低聲話別：“我不行啦，親愛的朋友，我怎能再當您的老師呢？哦，這種骯髒政治！”
隨後，他像幾年前在馬戲團活動房子中間與我相遇時那樣吻了我的前額，羅絲維塔太太向我伸出了瓷器般的手，我做作地躬身吻了這個夢游女的手指——一個十四歲的男孩子這樣做，似乎顯得太老練了。
“我們會再次見面的，我的兒子！”貝布拉先生揮手說，“不論時局怎樣，像我們這樣的人是不會失去聯系的。”
“要原諒您的父親們！”這位太太告誡我說，“要習慣您自己的生活，這樣心靈就得到安寧，撒旦就不能得逞！”
我覺得，仿佛這位太太給我施了第二次洗禮，不過照樣徒勞。撒旦，滾開——但是撒旦不走。我心中空虛，悲傷地望著他們兩個的背影。當他們登上一輛出租車，完全消失在裡面時，我還在揮手；福特牌汽車是為大人們造的，所以，馬達一響，汽車開走時，車裡不見乘客，卻像是開出去尋找主顧似的。
我想法說服馬策拉特去看王冠馬戲團的表演，但是他不為所動。我可憐的媽媽死後，他完全沉浸在悲痛之中，其實他從來也沒有完全支配過她。那麼，有誰完全支配了我媽媽呢？揚-布朗斯基也算不上。如果有那麼一個人的話，那就是我，因為媽媽去世後，最受苦的是奧斯卡，日常生活被打亂了姑且不說，連活下去都成問題了。媽媽扔下我不管了。對於我的父親們也沒有什麼可指望的。貝布拉師傅已經把宣傳部長戈培爾當成了他的師傅。格蕾欣-捨夫勒一心一意干她的冬賑１工作。據說是為了不讓一個人挨餓，不讓一個人受凍。我堅持敲鼓，在原來是白漆的、現在敲薄了的鐵皮上，擂出我的孤獨來。晚上，馬策拉特同我面對面坐著。他看他的烹調書，我則用鼓哀訴。有時，馬策拉特哭了，用烹調書擋住臉。揚-布朗斯基成了稀客。鑒於政治局勢，這兩個男人都認為小心為妙，誰也摸不准風向。玩施卡特牌——如今在他們兩人之外，另加了一個男的，而且經常換人——次數也越來越少，即使玩的話，也很晚才開始，在我家起居室的吊燈下，並且避而不談政治。我的外祖母安娜，看來連從比紹到拉貝斯路我家裡的路該怎麼走都忘了。她怨恨馬策拉特，也許還怨恨我，我可聽她說過：“我的阿格內斯是因為受不了鼓聲才死的。”——
１冬賑，納粹的一項慈善事業，名曰“向饑餓和寒冷開戰”。德國人都得被迫為“冬賑”捐款捐物。
盡管我可憐的媽媽的死，我可能要負一份責任，然而我卻更加死抱住受誹謗的鼓不放。媽媽會死的，鼓卻不會死，鼓可以買新的，也可以讓老海蘭德或者鍾表匠勞布沙德修理。鼓理解我，始終給我正確的答復，鼓和我相依為命。
我覺得對於一個十四歲的少年來說，房間的天地未免過於狹小，街道則不是太短便是太長，白天沒有機會去當櫥窗前的誘惑者，而晚上又不是有什麼緊急的情況非要我到黑——的門洞裡去扮演十拿九穩的誘惑者角色不可，這時，我便跺著腳走上四道樓梯，踩出節拍來，一邊數著這一百十六級樓梯，每到一層停留片刻，聞一間各層住家門縫裡透出來的氣味，因為氣味也同我一樣，覺得這兩間一套的住房太狹窄了。
起初，我有時還能僥幸碰上小號手邁恩。他爛醉如泥，躺在掛著晾干的床單中間未被水滴濕的地板上，以罕有的音樂感吹著小號，使我的鼓獲得快感。一九三八年五月，他戒掉了杜松子酒，逢人便說：“我現在開始新生活啦！”他當上了沖鋒隊騎兵隊樂隊隊員。我看到他腳登皮靴，穿著臀部包著皮子的馬褲，上樓時一步跨五級。那四只貓——其中一只叫俾斯麥——他還養著，因為可以預料，有的時候杜松子酒還會占上風，並使他樂興大作。
我很少敲鍾表匠勞布沙德的房門。他是一個生活在一百只壞鍾中間的沉默的人。這樣過分地耗費時光的情況，我每月至少能目睹一回。
老海蘭德的小作坊始終還是在公寓的院子裡。他始終還是干敲直彎釘子的活。同過去一樣，院子裡有兔子和兔子的子子孫孫。但是，院子裡的孩子卻換了人。他們都系黑領帶，穿制服，不再煮磚頭粉渾湯。那些正在長個兒並超過我的孩子，我一個也叫不出名字來。這是另一代人，而我那一代孩子已經從學校畢業，都在當學徒了。努希-艾克成了理發師，阿克塞爾-米施克想在席哈烏當焊接工。蘇西-卡特在施特恩費爾德百貨公司當見習售貨員，已經有了男朋友，關系相當確定了。變化真大啊！不過三四年間的事。拍打地毯用的舊架子始終還屹立在院子裡，住房須知的規定也未變：星期四、五拍打地毯，但是每逢這兩天，拍打聲不多了，拍得羞羞答答，不敢讓人聽見似的，因為自從希特勒掌權以來，越來越多的人家使用吸塵器；拍地毯架子日漸被人冷落，只為麻雀服務了。
因此，我總是孤單單一人待在樓梯間和屋頂室。我在房頂的波浪形瓦下讀我保存的讀物。當我需要有人做伴時，便到三樓去敲左邊第一個房門。特魯欽斯基大娘總會開門的。在布倫陶公墓，是她攙著我的手，領我到可憐的媽媽墓旁去的。自那以後，每當奧斯卡用鼓棒敲她家房門時，她總會開門的。
“別敲得這麼響，小奧斯卡，赫伯特還要睡一會兒。他昨天夜裡又遭罪了，人家用汽車送他回家的。”說完，她拉我進屋，給我倒麥芽咖啡和牛奶，還給我一塊用線拴著的褐色冰糖，可以浸到咖啡裡去，也可以用舌頭舔。我喝咖啡，嘬冰糖，讓鼓休息。
特魯欽斯基大娘的腦袋小而圓，稀疏的灰白頭發像薄紗似的蒙著，粉紅色的頭皮透出微光。有限的頭發絲在枕骨最突出的地方扎成一個面包形發卷，盡管很小——比台球還小，不論她怎樣轉身，別人從任何角度都能看到。發卷是用織針別住的。每天早晨，特魯欽斯基大娘都用代用咖啡的包裝紙——紅的，退色的——擦她那笑起來就像是粘上去似的圓臉頰。她的臉形像耗子。她有四個孩子：赫伯特、古絲特、弗裡茨和瑪麗亞。
瑪麗亞和我同年，剛念完國民小學，住在席德利茨一個職員家裡學習料理家務。弗裡茨在鐵路車輛廠工作，別人難得見到他。他有兩三個姑娘輪流陪他過夜，他帶她們到“奧拉跑馬場”去跳舞。公寓院子裡的那些兔子，“藍色維也納人”，也是他養的，但實際上是特魯欽斯基大娘在喂養，因為弗裡茨忙著應付女友們，根本不得分身。古絲特，三十歲左右，沉默寡言，在火車總站附近的埃登飯店當女招待。她始終還沒有結婚，同住一流飯店的人物一樣，住在埃登大廈最高一層上。赫伯特是老大，是唯一同母親一起居住的——如果不算裝配工弗裡茨也偶爾回家過夜的話。他在新航道港口區當侍者。這裡要談的正是他。因為赫伯特-特魯欽斯基成為我努力探究的目標，在我可憐的媽媽去世後，他給我帶來了一段短暫的愉快時光；我至今仍把他稱作我的朋友。
赫伯特在施塔布施那裡當侍者。施塔布施是“瑞典人”酒店的老板。酒店在新教的海員教堂對面，來客多半是斯堪的納維亞人，這點從“瑞典人”這塊招牌上就可以猜到。不過，也有從這個自由港來的俄國人和波蘭人、霍爾姆的裝船工以及剛開進港口停泊的德國軍艦上的水兵。在這個真正可謂國際性的酒店裡當侍者，是不無危險的。赫伯特在去新航道之前，在“奧拉跑馬場”當過侍者，僅僅由於在那個三流舞場裡積累的經驗，才使他能夠用郊區方言摻上一句半句英語和波蘭語，鎮住“瑞典人”酒店裡各種語言的喧鬧聲。然而事與願違，每月總有那麼一兩回，人家免費用救護車送他回家。
遇到這樣的情況，赫伯特就不得不俯臥在床，呼吸困難，因為他體重一百公斤，而且還得一連躺上數天。在這樣的日子裡，特魯欽斯基大娘一個勁兒地罵他，卻又不顧疲勞地照料他。每逢她重新扎好發卷之後，總要拔出一根織針來，敲他的床對面掛著的一個玻璃鏡框。鏡框裡是一幅修過的男人照片，這個男人目光嚴肅而呆滯，長著小胡子，有點像我的照相簿第一頁上那個蓄小胡子的人。
不過，特魯欽斯基大娘用織針指著的這位先生，不是我家的人，而是赫伯特、古絲特、弗裡茨和瑪麗亞的父親。
“總有一天你會像你父親一樣完蛋。”她挖苦呼吸困難、痛苦呻吟著的赫伯特。可是，她從來也不明說，黑漆鏡框裡的那個男人到哪兒去找死的，後來又怎麼完蛋的。
“這次是怎麼回事？”兩臂互抱的灰白頭發的耗子臉要知道個究竟。
“同以前一樣，瑞典人和挪威人唄！”赫伯特側轉身子，床嘎嘎地響。
“同以前一樣，同以前一樣！別裝得好像永遠只會是他們干的。最後一次，不是訓練艦上那些家伙干的嗎？叫什麼來著？說呀！對，‘施拉格特’號的。我不是說了嗎，這次是怎麼回事？你偏說是瑞典人和挪威人！”
赫伯特的耳朵——我看不見他的臉——一直紅到耳根：“這些該死的水兵，老是瞎吹牛皮，仗勢欺人！”
“你讓他們去好了，都是些娃娃。關你什麼屁事。他們下船休假時，我在內城見到過，看樣子都很規矩的嘛！你准是又同他們談自己對列寧的看法了。人家談西班牙內戰，你准是又插嘴了，是不是？”
赫伯特不再回答，特魯欽斯基大娘拖著腳步走進廚房喝她的麥芽咖啡去了。
赫伯特背脊上的傷愈合後，是允許我看的。他坐在廚房裡的椅子上，背帶搭在大腿上的藍餐巾上，慢慢地脫下羊毛衫，好像有什麼難辦的想法使他猶豫不決似的。
脊背圓滾滾的，肌肉不停地上下移動。就像是一片粉紅色的田地，播滿了雀斑。肩胛骨以下，埋在肥肉裡的脊骨兩邊，長滿紅狐色濃毛，鬈曲地往下爬，最後消失在他夏天也穿的襯褲裡。從襯褲褲腰往上直到脖子的肌肉，整個脊背滿是一道道的傷疤，切斷了濃毛，滅除了雀斑，鼓起的、皺皺巴巴的、天氣轉變時發癢的、各種顏色的傷痕，從藍黑色直到白中帶綠。他允許我摸這些傷疤。今天，我躺在病床上，幾個月來，眺望窗外，觀察著療養與護理院的外樓１和樓後的奧伯拉特森林，並且一覽無遺。我想知道，在這些日子裡，我可以摸的究竟是什麼，那種同赫伯特的傷疤一樣堅硬、一樣敏感、一樣使人糊塗的究竟是什麼？這是某些姑娘和婦女的那個部位，是我自己的那個部位，童子耶穌的石膏“灑水壺”，以及兩年前那條狗從黑麥地裡叼來給我的那截無名指。一年以前，我還保存著它，放在一個密封大口玻璃瓶裡，雖然摸不到，卻完整而清晰可見２。因此，現在我只要拿起鼓棒，這個手指的每一個關節都歷歷在目，我可以一一數出來。每逢我要回憶赫伯特-特魯欽斯基脊背上的傷疤時，我便敲著鼓，面對大口玻璃瓶裡的指頭坐著，用敲鼓來幫助回憶。每逢我想再現一個女人的形體的時候——這種情況是不常有的，由於女人那個像傷疤似的部位不足信，因此我虛構出來的總是赫伯特-特魯欽斯基的傷疤。換一種說法，我也能講清楚的：當我第一次摸我朋友寬背脊上那些隆起的傷疤時，它們就已經答應我熟悉和暫時占有那種女人准備相愛時短暫地出現的東西。同樣，赫伯特背上那些標記當時就答應我日後會摸到那截無名指。而在赫伯特的傷疤向我許願以前，從我三歲生日那天起，我的鼓棒就已經答應我日後會摸到傷疤、生殖器官以及無名指。可是，我還要繼續往上追溯：當我還是胎兒時，當奧斯卡根本不叫奧斯卡的時候，我玩自己臍帶的游戲，就已經答應我將來會摸到鼓棒、赫伯特的傷疤、年輕和中年婦女有時要爆發的火山口以及無名指，還有就是從童子耶穌的“灑水壺”直到我自己的這件東西，我堅定不移地掛在身上，它是我的無能和有限可能的變幻莫測的紀念碑——
１一般指汽車庫、倉房等附屬建築物。
２此情節要到第三篇“無名指”一章才交待。
今天，我已經返回我的鼓棒。我按照鼓所作的規定，繞了一個大彎，回憶傷疤、柔軟部、我自己的如今只還是偶爾充實的裝備。為能再度慶祝我的三歲生日，我不得不跨進三十周歲。讀者自會猜到，奧斯卡的目的是返回臍帶；正因為如此，他才浪費筆墨停留在赫伯特-特魯欽斯基的傷疤上。
在我繼續描述我的朋友的背脊之前，我先得指出，他那強壯的、毋需保護因此目標很大的身軀的正面，除去由奧拉的某個妓女在左鎖骨旁留下一處咬傷而外，再無別的傷疤。他們只能從背後攻擊他。只能從背後干他，芬蘭人和波蘭人的刀子，倉庫島１上裝船工的短刀，訓練艦上軍事學院學生的水手刀，都只能在他的背上留下傷痕——
１倉庫島，莫特勞河上一個島，在但澤市區中央，因島上有木結構大谷倉而得名。
赫伯特吃完午飯——每周三次土豆煎餅，這樣薄，不油膩卻又松又脆，除去特魯欽斯基大娘，別人是做不出來的——把盤子推到一邊後，我便把《最新消息報》遞給他。他解下背帶，撩起襯衣，一邊讀報，一邊讓我問他背上的傷疤是怎麼留下的。我盤問的時候，特魯欽斯基大娘多半也坐在桌旁，折舊毛線襪，一邊評論幾句，說赫伯特講對了或者講錯了，並且從不錯過時機，見縫插針地提及那個男人慘死——可以想象是那麼慘——的往事；他那幀修過的照片鑲在玻璃鏡框裡，懸掛在赫伯特床對面的牆上。
詢問開始。我用手指彈一下他的一處傷疤。有時我用一根鼓棒敲一下。
“再按一遍，小家伙。我不知是哪一道。它們今天像是睡著了。”於是，我再按一下，更使勁一點。
“啊喲，是它！這是烏克蘭人留下的。他同一個格丁根１人吵架。他們先是像兄弟一樣坐在一張桌子旁。因為那個格丁根人把另一個叫做俄國佬，這下子那個烏克蘭人不干了，他什麼都行，就是不願當俄國人。他從魏克塞爾河運木筏下來，先還經過另外幾條河，靴統裡滿是錢，格丁根人把他叫做俄國倫時，他在施塔布施那兒已經喝掉半靴子。我不得不馬上把兩個人勸開，非常小心，我一貫是這樣的。當然囉，赫伯特兩手都端著東西。這時，烏克蘭人罵我是波蘭水鬼，那個白天在挖泥船上挖污泥的波蘭佬也罵了我一句，聽起來像是納粹的罵人話。好，小奧斯卡，你是知道赫伯特-特魯欽斯基的：那個挖泥船上的家伙，那個臉色蒼白像司爐一類的東西，當場抱著肚子，縮成一團躺在衣帽間前面了。我正要告訴那個烏克蘭人，波蘭水鬼同但澤市民有什麼區別，他一刀扎在我的背上——就是這個傷疤。”——
１格丁根即波蘭的格丁尼亞。
每當赫伯特說“就是這個傷疤”時，他總要同時把報紙翻個身來加重他方才那句話，隨後喝一口麥芽咖啡，讓我按下一道傷疤，有時按一下，有時得按兩下。
“哎呀，這一道！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那是兩年前，從皮拉烏開來一小隊魚雷艇，在這裡拋錨停泊。他們吹牛皮，演《穿藍制服的小伙子》，姑娘們都瘋狂了。施維梅爾怎麼混到海軍裡去的，直到今天我還捉摸不透。他是德累斯頓人，你想，小奧斯卡，德累斯頓人！對，你不會明白的，德累斯頓人當海軍，這叫什麼名堂！”
赫伯特的念頭轉到易北河畔美麗的城市德累斯頓上出不來了。於是，我再次敲敲他認為沒什麼了不起的那道傷疤，讓他的念頭轉出來，轉回到新航道來。
“對，對，我正要說。他是魚雷艇上一名二等信號兵。他要充好漢，拿一個不聲不響的蘇格蘭人開心，這個蘇格蘭人的船正在干船塢裡。先是談張伯倫１、雨傘等等。我心平氣和地勸他，我一貫是這樣的，勸他別再講這些，尤其是那個蘇格蘭人一個字也聽不懂，只是用燒酒在桌面上畫畫兒。我說，你別跟這小伙子鬧，你在這兒，又不是在家裡，你是國際聯盟的客人。沒想到這個魚雷艇上的德國兵竟把我叫做‘不值錢的德國人’，他還用薩克森話說了些什麼。我當場給他幾個耳光，他倒太平了。半個小時以後，一個盾滾到桌子底下去了。我蹲下去撿，桌子下面很黑，看不見，這個薩克森人乘機拔出刀來，猛刺一刀！”——
１尼維爾-張伯倫（1869∼1940），英國首相（1937∼1940年在任）。他按英國人習慣，總是帶著雨傘，常遭報界嘲諷。
赫伯特笑著翻《最新消息報》，還添了一句：“就是這個傷疤！”隨後把報紙推到咕噥著的特魯欽斯基大娘面前，擺出要站起來的姿勢。赫伯特已經撐著桌角站起來了，趁他還沒去廁所以前——我從他的臉上看出他想干什麼——我趕緊摁了一下一道黑紫色的縫過線的傷疤。這個傷疤很寬，足有一張施卡特牌那麼長。
“赫伯特要上廁所，小家伙。待會兒給你講。”我又摁了一下，跺腳，裝出三歲孩子的腔調；這個辦法總是很靈驗的。
“好吧！你別鬧。不過只能講短點。”赫伯特又坐下來。“那是一九三○年的聖誕夜。港口所有的活兒都歇了。裝船工在街角閒逛，比誰啐得遠。午夜彌撒完畢——我們剛調好混合甜飲料——他們全出來了，穿藍的、白的服裝的瑞典人和芬蘭人從對面海員教堂出來。我覺得情況不妙，便站在酒店門後望著他們引人注目的虔誠的臉，心想，干嗎手裡要拿老粗的錨纜呢？這時，他們已經動起手來了，真是刀長夜短啊！芬蘭人和瑞典人相互間一直過不去。不過，赫伯特-特魯欽斯基同他們有什麼關系呢？這只有上帝知道。赫伯特有點古怪，只要一動手，總少不了他。我一個箭步竄到門外，只聽見施塔布施在後面喊道：‘赫伯特，當心！’但是，赫伯特有他的使命，他要去救那個神甫，那個年輕小個子。他剛從馬爾默來，神學院新畢業的，還從來沒有同瑞典人和芬蘭人一起在一個教堂裡度過聖誕夜。我要把他挾在胳膊下，讓他不傷一根毫毛回家去。我剛抓住神甫的衣服，明晃晃的家伙已經插在背上了。我還想說一聲：‘新年愉快！’雖然剛到聖誕夜。我醒過來時，已經躺在店裡櫃台上了。我的鮮血，多好的血呀，流進啤酒杯裡，免費供應。施塔布施拿了紅十字會的急救藥箱，要給我做所謂的緊急包扎。”
“你干吧要攙和進去？”特魯欽斯基大娘生氣地說，並從面包形發卷裡拔出一枚織針。“你從小就沒進過教堂。真是豈有此理！”
赫伯特一揮手，拖著襯衫，背帶搭拉著，走進廁所。他氣惱地走，一邊氣惱地說：“就是這個傷疤！”他走路的神態，仿佛要同教堂以及與教堂有關的械斗永遠一刀兩斷似的，仿佛只有廁所才是當自由思想者１的地方，當前是，永遠是——
１自由思想者，教會用語，指不信教的人。
沒過幾個星期，我見到赫伯特時，他一言不發，也不准備回答我的提問。我發覺他愁眉苦臉，然而又不像往常那樣背上扎著繃帶。他完全正常，仰面躺在起居室的沙發上。他沒有受傷，不是俯臥在床，可是，他卻像是受了重傷的樣子。我聽到赫伯特在歎息，他呼喊上帝，呼喊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且咒罵，時而在房間裡的空中揮動拳頭，一下捶在自己胸口上，另一只手跟著又加上一拳。他像一個天主教徒似的捶打自己，喊道：“我的罪孽，我的洗不盡的罪孽。”
赫伯特打死了一個拉脫維亞船長。雖然法院判他無罪——他是緊急自衛，這種情形，在他這一行來說是經常會發生的。盡管宣判他無罪，可是，那個拉脫維亞人畢竟死了。這位侍者感到心頭有干斤重壓，雖然據他說，那個船長是一個矮小瘦弱的人，而且有胃病。赫伯特不再上班。他辭職了。老板施塔布施經常來，挨著赫伯特坐在沙發上，或者坐到廚房桌子旁特魯欽斯基大娘身邊。他從皮包裡拿出一瓶一九○○年的施托布牌杜松子酒給赫伯特，給特魯欽斯基大娘半磅沒烤過的咖啡豆，是從自由港弄來的。他想方設法勸說赫伯特，又勸特魯欽斯基大娘去說服她的兒子。但是，可以這麼說，赫伯特軟硬不吃，他決不到新航道海員教堂對面的酒店裡去當侍者了。他不想再當侍者；因為，當侍者的人就要挨刀子，而挨刀子的人總有一天會打死一個矮小的拉脫維亞船長，僅僅因為他不讓那個船長近身，僅僅因為他不想挨拉脫維亞人一刀，不想讓赫伯特-特魯欽斯基被扎花了的脊背上，在芬蘭人、瑞典人、波蘭人、自由市人和德國人留下的傷疤之外，再添上一個拉脫維亞人扎的傷疤。
“我寧可到海關去干活，也不再到新航道去當侍者了。”赫伯特說。但是，他沒去海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