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一七七八年曾備受歡迎的這種思想，在這個小小的國家裡卻不受支持。小諸侯們經大革命風暴後都想方設法保住殘留的財物與牲口，為了重新建立聲望，他們拱手把國家交由警察管轄，並期望那些憑借他們過活的牧師們作為精神支柱，助警方一臂之力，幫他們重建法律與秩序。這場真正的政治反動徹底成功了，那些企圖依照五十年以前的模式重塑人們思想的努力以失敗而告終。結果也應該是這樣的。各國大部分人們對革命與騷亂、對議會以及那些沒有意義的講說、對完全破壞了工商業的諸多關稅已心生厭倦，這確實是事實。他們希望和平，不惜一切代價獲得的和平。他們想經商，想坐在他們自己的客廳喝咖啡，不再遭受住在家中的士兵的騷擾，不用再被迫喝讓人作嘔的從橡樹上擠下來的汁水。要是可以享受到這樣幸福愉快的生活，他們就寧可忍受一些小小的不方便，比方說向所有戴有銅鈕扣的人行禮，在一切皇家信箱前鞠躬致意，並用「先生」來稱呼給官方的打掃煙囪的助手。不過這種謙卑的態度完全是有必要的，經過一個漫長動盪不安的時期後，有一個短促的喘息的時間是很有必要的。那時天天早上都會出現新軍裝、新政治提綱、新政策以及屬於上帝也屬於老百姓的新統治者。 可是，僅僅從這樣的普通的屈服狀態、從對上帝認定的主人的歡呼雀躍中，就斷言在內心深處人們已將曾經激勵過他們的頭腦與心胸的格朗中士的鼓動全都拋在腦後，那可就大錯特錯了。他們的政府有著全部反動獨裁者都一貫的玩世不恭的態度，主要對表面的循規蹈矩與秩序有要求，對人們的精神世界倒一點也不介意，因而老百姓就得到了極大程度上的自由。老百姓星期天拿著一大本《聖經》去教堂，一個星期剩下的時間就能夠隨心所欲地思考。不過他們要保持緘默，在公開個人的見地、發表言論之前要認真考慮一下，首先保證沙發下面或者爐子後面沒有密探。可是他們完全能夠興高采烈地談論當天的時事，卻又從經全部檢查、反覆琢磨、消過毒的報紙上瞭解新主人又運用了一種新的愚昧方法來確保國家的太平，將人們帶到公元一六○○年的年代，這樣他們就又會悲哀地搖搖頭。他們的主人做的事，恰好是至公元一年起一切對人類歷史一點都不懂的同類主人們在同樣情況下總是做的事情。這些主人下令將裝有餅乾的大桶搬走，原因是有人站在它上面發表了攻擊政府的激烈演講，認為如此一來便可以摧毀言論自由。
只要有可能，出言不遜的講說家就被他們送往監獄，宣判四十、五十或者是一百年的監禁，讓這些可憐的人得到烈士的名聲。可是相當多的情況下，這些主人僅僅是浮躁的白癡，不過是讀過幾本書與一些對他們來說如同天書一般的小冊子罷了。得到這種例子的警示，別的人都迴避開公共場所，跑到偏僻的酒吧或是擁擠喧鬧的城市的公共旅店裡發牢騷，因為他們覺得在這些地方有小心謹慎的聽眾，他們的影響要遠遠大於在公開講台上。上帝用他的智慧賦予一個人一點點權力，又總是害怕因為這樣而失去自己的官方聲望，世界上沒有什麼有比這還要可憐的事情了。國王能夠失去他的王位，而且對這場擾亂他索然無味的生活的小插曲笑一笑。不管他是戴上男僕的褐色禮帽，還是將他祖父的王冠戴上，畢竟他還是一個國王。不過就一個三流城市的市長而言，只要他的小木槌與辦公室的專用徽章被剝奪，他就只僅僅是一個普通傢伙，一個讓人可笑的自以為是的人，一個被他人嘲笑陷入困境的人。
所以，要是誰膽大妄為同當時的掌權人套近乎而並沒有明顯對他表示該有的敬意與崇拜，便會大禍臨頭。可是對於那些在市長面前低頭哈腰的人們，那些用學術巨獻、地質學、人類學、經濟學守則來公開質疑當今秩序的人們，他們的處境相當糟糕。馬上他們的謀生之路就被不光彩地剝奪了，隨後他們被散佈有惡毒教條的村子中趕走，妻兒都要經鄰居們照顧。這樣的反動精神的爆發讓大量的真摯的本想剷除社會許多弊病的人很不方便。不過時間是最好的洗衣工，它早早將當地警察與善學者們的衣服上發現的污跡清除了。現在普魯士的弗雷德裡克·威廉可以讓人銘記。主要的原因是他干預了危險激進派伊曼紐爾·康德的學說。依照康德的教誨，我們的行動準則要具有變成宇宙規律的價值的準則才行，按照警方記錄，他的教導只可以討「辦事不牢的青年和一無所知的傻子」的歡心。昆布蘭公爵總是臭名昭著的原因就是他作為漢諾威的一國之君，把一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流放了，此人在一份《陛下非法地取消國家憲法》的抗議上署過名。
梅特涅的名聲也很差，原因是他將懷疑之舉伸到了音樂領域，審查舒伯特的音樂。可憐的奧地利！奧地利已經死亡不存在了，全世界都對這個「快樂帝國」有好感了，忘了曾經這個國家有過積極的學術生活，有一些東西比有趣的鄉鎮集市上的價廉物美的酒、劣質的雪茄以及由約翰·施特勞斯親自作曲與指揮的醉人的華爾茲更有價值。更進一步看，我們能夠說，在整個十八世紀，在傳播宗教寬容方面奧地利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自基督教改革運動以後，新教徒立即在多瑙河與喀爾巴阡的山脈間找到一塊肥沃富饒的作為他們大展宏圖的地方。可是等到魯道夫二世成為皇帝，所有的一切就都改變了。這位魯道夫如同西班牙菲利普的德國一樣，在這個統治者看來，與異教徒簽定的條約無任何意義。即便魯道夫接受的是耶穌會的教育，可他懶得出奇，這卻讓他的帝國避免政策上的劇變。等費迪南德當選皇帝，這樣的事情便發生了。他當君主主要的資格是，在哈普斯堡皇室中他是唯一一個有幾個兒子的人。
在統治初期他還參觀了赫赫有名的天使報喜館，在宗教熱情的爆發時費迪南德發誓要將他的國家變成完完全全的天主教國家。他恪守了諾言。一六二九年，天主教又一次被宣佈變為奧地利、施蒂裡亞、波希米亞以及西裡西亞的唯一官教信仰。與此同時，匈牙利同這個奇怪的家族聯姻，所有新妻子都把大片歐洲地產作為自己的嫁妝。費迪南德便處心積慮將新教徒從馬扎爾人人群集中的地區趕出去。不過，因為在特蘭西瓦尼亞的唯一神教派教徒與土耳其異端分子的支持下，直至十八世紀的後五十年匈牙利還可以讓新教徒保持獨立。這個時候奧地利內部也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哈普斯堡皇室是教廷的忠實追隨者，可是最後就算是這些思想遲鈍的人都對教皇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干涉厭煩了，很希望冒次風險，訂立一項有悖於羅馬意願的政策。在本書的前半部分裡我曾經講過，有好多中世紀的天主教徒覺得教會體制是錯的。這些評論家們說，在殉教者的時期，教會是真正的民主的機構，原因在於它是由年長者與主教掌控的，而他們又是由教區的居民選舉出來的。
他們很願意承認羅馬主教，因它自稱為聖徒彼得的直接繼承人，享有教會委員會裡優惠的位置的權利。然而他們堅信這樣的權利不過是一種榮譽性的，所以教皇就不該覺得自己高於別的主教，且不該將自己的影響擴張到應有的範圍以外。教皇運用諸多命令、詛咒、趕出教會的手段來對付這樣的思想，使得有好幾個勇敢改革人士因為大膽妄為地倡導聖職下放而失去生命。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明確解決，後來在十八世紀中期，有錢有勢特利爾主教的代理主教把這種思想復甦了。他的名字叫約翰·范·抗泰姆，可他以拉丁文的筆名弗布羅紐斯而聞名。他接受了自由思想的教育。在盧萬大學進修幾年之後，他離開家人前往萊頓大學就讀。他到那裡時，恰逢加爾文主義的城堡開始被懷疑內部存在自由派。等法律部組員傑勒德教授被准許進入神學界、而且發表一篇讚揚宗教寬容的理想的講演之時，這樣的懷疑就變成了公開的罪證。至少能夠說，抗泰姆的推理方法有他的獨特之處。他說：「上帝無所不能，他能夠制定出對全體人民在一切時間一切情況下都能夠適用的科學定律。
因而，只要他願意做，便能夠十分容易地指引大家的思想，讓人們在宗教上保持一樣的觀點。我們明白上帝並非那麼幹。所以，倘若我們運用武力使得別人相信自己是對的，我們就與上帝的明確旨意相違背了。」無法說抗泰姆是不是受到伊拉斯謨的直接的熏陶。不過能夠從抗泰姆的著作中發現伊拉斯謨唯理主義思想的蛛絲馬跡，以後他在主教權限與分散羅馬教皇權限的問題當中闡述了自己的思想。不出所料，他的書立刻受到羅馬教廷（一七六四年二月）的譴責。不過此時瑪麗亞·泰雷茲支持抗泰姆，這剛好符合她的利益。他發動的這次運動被稱之為福布羅尼主義或主教權主義，而且最後形成了很實用的《寬容專利權》，瑪麗亞·泰雷茲的兒子約瑟夫二世將它於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三日賜給了自己的臣民。約瑟夫是他母親的敵人、軟弱的普魯士的弗雷德裡克的化身，他有著在錯誤時刻做出正確事情的驚人才能。最近的兩個世紀，奧地利的家長希望孩子入睡時便用要是不睡新教徒就把他領走來嚇唬他。如此一來，要想孩子們再將新教徒（他們瞭解的樣子是長角與有條又黑又長尾巴的人）當成手足是完全做不到的。
同樣，那些高薪的主教、紅衣主教和女執事的伯伯、伯母與表兄妹一直將可憐、誠實、努力、容易犯錯的約瑟夫包圍著，所以他突發的勇氣確實很值得讚揚。在天主教統治者當中，他首次大膽宣稱寬容是管理國家的最理想實用的財富。三個月後他做的事讓人更是大吃一驚。公元一七八二年二月二日，他頒發了有關猶太人的著名法令，將只有新教徒與天主教徒才能夠享受的自由延伸到這些直到現在才覺得自己是幸運兒的猶太人那兒，他們被准許能夠同基督徒的鄰居們一樣呼吸相同的清新空氣。
我們應到此停筆了，讓讀者們相信這樣的好事還在無止境繼續，現今奧地利成了那些想憑自己的良心做事的人的天堂。我希望這是真的。約瑟夫與他的幾位高級官員們也許在常識上來了一次飛躍，不過自從古代以來奧地利的農民就被教導說猶太人是他們的敵人，新教徒是反叛與背教的人，因而他們無法克服將猶太人與新教徒視為為天敵的根深蒂固的古老偏見。著名的《寬容法令》已經公佈一百五十年了，然而天主教會以外的人依舊與十六世紀的人同樣不利。按理論上來講，一個猶太人或者是新教徒可以指望成為首相或被任命為軍隊總司令。可事實上，他就算與給皇帝擦皮鞋的人吃上一頓飯都不可以。有關這份紙上談兵的法令就到此為止不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