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地方流傳著這樣一首詩歌，大意是，上帝在秘密地活動，他創造奇跡。對曾研究過大西洋沿海歷史的人來說，這個說法有明顯的真實性。十七世紀的上半葉，美洲大陸北部居住著一群對《舊約》崇拜得很的人，對內情不知曉的參觀者還會將他們看成是摩西的追隨者而非基督的信徒。寬廣嚴寒波濤澎湃的大西洋將這樣的開拓者同歐洲國家隔離開了，在美洲大陸他們建立了精神世界上的一種恐怖的統治，這在對馬瑟家族展開大規模的迫害中也達到了巔峰。隨便一看，若說這些讓人尊敬的紳士對寬容相當的傾向很有功績好像是不可能的，可是這寬容傾向在英國和曾經在殖民地間的敵對情緒爆發前的，《美國憲法》與別的好多文件當中又說得清清楚楚。事實上是，因為十七世紀殘酷鎮壓，於是注定產生了對自由思想有力的強烈的反作用。這倒不是說，一切殖民主義者都讓人去找索茲尼的文集，不用罪惡城市的故事來恐嚇孩子。可是他們的領頭羊基本上都是新思想的代表，往往都是些能力很強計謀很深的人，他們的寬容思想都建立在羊皮紙的基礎上，嶄新的獨立國家的大廈就要在此之上拔地而起。
倘若他們要與某個統一的國家為敵，那也不可能如此成功。不過一直以來在美洲北部建移民區都是很複雜的事。瑞士路德派開闢了一部分領地，法國派了一些胡格諾教徒來，荷蘭的阿米尼教徒把一大塊領地佔領了，但是英國的所有宗派卻都希望在哈德遜灣與墨西哥灣間的不毛之地找到他們自已的樂土。這對形形色色在宗教的發展要有利，相異在宗教間維持過很好在平衡性，在有些移民區，各派移民者的頭上被強加某種最原始的早期的彼此忍耐形式，要是在通常情形下，他們一定會割破彼此的喉嚨不可。對於那些坐享其成賺大錢的體面紳士來說，這樣的發展確實讓人討厭。在新的仁慈的精神到來好多年以後，他們依舊在為維持過去的正義理想而鬥爭。即便他們沒撈到什麼好處，但成功地讓青年們遠離了一種信條，這種信條好像是借用比它野蠻的印第安鄰居的慈愛善良的理念。就我們國家而言，幸運的是，在這次長時期為自由而戰的鬥爭中，被攻擊最多的是寥寥無幾但勇氣十足的反對者。思想飛速地傳播開來，即便是一艘只有八十噸重的雙桅小帆船就能夠傳播讓大陸顛覆的新見解。
美國十八世紀殖民主義者對雕塑和大鋼琴比較匱乏，可他們有足夠的書籍。十三個移民區中的有頭腦的人開始明白，這世界正受著強烈的震撼，這是在星期天的布道中無法聽到的。當時的書商變成了他們的先知。儘管他們不公然與已存在教士脫離關係，表面生活也沒多大的改變，可是時機一到，他們立刻就認為自己是特蘭西瓦尼亞老王儲的最虔誠的追隨者，曾經那個老王儲拒絕迫害「唯一神論」的臣民，他的理由是由於上帝已明確地讓他有做三件事情的權力：「進行從無到有的創造，預測未來，支配人們的良知。」當有必要制定一個以後治理國家的具體政治與社會大綱之時，這些勇敢的愛國人士就將他們自己的思想寫到文件當中，理想被他們置於公共輿論這個最高法院上面。倘若善良的弗吉尼亞公民瞭解到他們畢恭畢敬聽的那些講演是最大的敵人——自由思想者——直接掌控的話，他們肯定會被嚇得魂飛魄散。
可是最為成功的政治家托馬斯·傑弗遜就是一位自由觀點鮮明的人，在他說宗教只可用道理與強有力的說服力來治理，不可以使用武力和暴力時，當他又說全部的人都擁有相同權利依據他自己的良知自由使用宗教的時候，他不過是在重複曾經伏爾泰、拜勒、斯賓諾莎以及伊拉斯謨的思想觀念與文學作品罷了。以後人們又聽到下面這樣的異端邪說：「在美國謀一切公職都不用將宣佈信仰當做條件」；還可以說：「國會不可以用法律來干預宗教的建立或是不允許自由使用宗教」，這樣的做法被美國的反叛者默許且答應了。如此一來，美國成了首個宗教與政治明確分開的國家，成為首個公職候選者受命時無須出示主日畢業證書的國家，成為了法律上第一個國民能夠任意信仰或是不信仰宗教的國家。不過這兒就如同在奧地利（或別的這樣的地方）一樣，一般老百姓遠遠落後於領袖，領袖稍許偏離舊路，他們就跟不上腳步了。
好多州不但依然限制不屬於主導宗教組織的平民百姓，還有紐約、波士頓以及費城的人依舊不容忍異端持者，似乎本國憲法他們都沒有讀過一句一樣。就湯姆·佩恩而言，不久之後全部這些便都降臨到他的頭上。為美國的事業湯姆·佩恩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宣傳工作人員。從血統來說他是英國人，是位職業水手，在天性與他所接受的訓練上來看他是個反叛分子。他對各移民區進行訪問的時候已經四十有餘了。在倫敦的時候，他見到了本傑明·富蘭克林，接受了「西行」的意見。一七七四年，他隨身攜帶本傑明親筆介紹信，起航來到費城，協助富蘭克林的女婿理查德·貝奇創辦《費城公報》雜誌。湯姆是個地地道道的業餘政治家，很快他便就瞭解到自己正捲入了考驗靈魂的漩渦當中。不過他思路清晰。他網羅了有關美國人不滿情緒的雜亂無章的材料，將它們寫進一本小冊子中去，篇幅很短，可寫得非常親切。
小冊子通過普遍「常識」，讓人們確信美國從事的是正義事業，應當得到一切愛國者們同心協力的合作。很快這本小冊子便傳到英國，傳到國歐洲大陸，好多人生平第一次瞭解到有個「美國民族」，這個民族有完全的理由，並且擁有神聖的職責，同母國開戰。獨立戰爭才剛結束，佩恩便回到歐洲告訴英國公民政府的諸多蠢行。那個時候塞納河兩岸正進行著可怕的事情，體面的英國人開始對海峽對岸的情況持懷疑不滿的態度。一個名叫埃德蒙·伯克的人受到過驚嚇，才剛發表了《對法國革命的意見》。佩恩用義憤填膺的《人權》來回擊他，後來英國政府命令他要為自己的叛國罪而得到審理。與此同時，法國崇拜他，人們選舉他進入國會。佩恩對法文完全不懂，可他卻是個樂天派，他接受了這樣的榮譽，前往巴黎。在那裡他一直住到羅伯斯比爾懷疑他為止。佩恩明白自己有隨時被捕入獄或砍頭的可能，便連忙完成了他有關人生哲學的書。
這本書名叫《理智時代》，前半部分是在他臨近入獄時發表的。後半部分則是他在監獄中的十個月裡完成的。佩恩覺得，真正的宗教，他稱做是「人性的宗教」，存在兩個敵人，第一個是無神論，還有一個就是宗教盲信主義。不過他在闡述這個思想之時受到了人們的強烈攻擊，一八○二年他返回美國之後，人們都很仇視他，所以在他去世後「骯髒卑鄙的無神論者」的名聲還持續了一百多年。是的，他沒出什麼事，既未被絞死燒死，也沒有在車輪上被五馬分屍。只是人們都不願理他，當他壯膽打算出門的時候，人們就慫恿小孩子向他吐舌頭，他離開人世的時候已變成受人唾棄被人遺忘的人。他發表了一些反對獨立戰爭中別的英雄人物的可惡的小冊子，來表達自己的憤怒不滿。對一個輝煌的開端而言，這似乎是最好的結局。然而這是近二十多個世紀以來的歷史中反覆發生的典型事情。大眾的不寬容剛把自己的憤怒發洩完，個人的不寬容便開始了。官方死刑己宣告結束，可私刑處死又出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