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座標誌著達官貴族的榮譽與平民老百姓的痛苦的大廈，它叫法蘭西王國，於一七八九年八月的一個讓人難以忘記的晚上終於倒塌了。那天晚上天氣十分悶熱，一個星期以來人們的怒火上漲不止，國民議會完全沉醉在兄弟博愛的狂歡當中。直至這個群情激昂的時刻，特權階層才將他們花了三百多年得到的古老權力與特權交了出來；普通大眾宣稱他們贊成人權理論，這給以後的民主自治奠立了基石。對法國來說，這代表著封建制度的滅亡。一流的人事實上就是最具有進取心的社會人士，他們勇敢地擔當起領導人，決定著整個普通國家的命運，而且也獲得了生存的機會。貴族都情願退出公職，在政府部門裡擔任一個冠冕堂皇的教士的職務便心滿意足了。目前他們僅僅適合在紐約的第五號街上喝茶或者是在第二號街上開飯店。所以舊的法蘭西死亡了。我不知道這究竟是福是禍。不過它死了，同它一起滅亡的還有一個無形的最殘忍的統治，自黎塞留時起，這樣的統治一直被教會強加於塗了聖油的聖·路易斯的子孫後代的身上。毋庸置疑，人類又得到了一次機會，這在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滿腔的熱情激勵著一切誠實的男女們，這不言而喻。太平盛世已離得很近了，又或是可以說已經到來。
獨裁政府的專橫跋扈還有很多邪惡都要完全徹底地從這個美好的世界上永遠清除乾淨。向前衝吧，祖國的後代們，暴政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對於它的後果能多說一些。隨後帷幕落下來了，社會上好多不公平的事被清除得一乾二淨，所有的一切都重新開始。可是這一切都過去後，我們又看到了熟悉的「不寬容」，它身穿無產階級的馬褲，梳著羅伯斯比爾式的髮式，和檢查官並肩坐到了一起，度過它自己罪惡的晚年。一年前，假如有人說當權者不過是依賴上帝的垂青來度日的，偶爾也會出差錯，「不寬容」就會將他們送往斷頭台。現今，無論是固執認為人民的意願並不一直是上帝的志願，「不寬容」也會將他們推向死亡的深淵。這樣的玩笑多可怕啊！可是這個玩笑（人們還都喜歡它）卻換來了上百萬無辜旁觀者的犧牲。可悲的是，我要講的並非什麼新鮮的事情。從古典作家的著作裡大家能夠找到表達相同意思的較為文雅的詞語。在人類的精神領域，這樣的問題一直明顯地存在、並且極有可能會一直存在著兩種迥然相異的類型。少部分人不停地學習和思索，努力探求自己的不朽靈魂，於是他們能領悟出一些平和的哲學結論，最後擺脫常人的苦惱。
然而大部分人對精神上的「淡酒」並不滿足，他們希望可以找些刺激精神、把舌頭燙壞、割斷食管、令他們突然振奮起來的東西。那「東西」是什麼倒不重要，只要可以起到上面所提的作用，能運用直截了當的方法並且數量上沒有限制就行。這樣的事實歷史學家似乎不大懂，這讓很多人感到失望。惱怒的大眾才把過去的城堡摧毀（當地的黑羅多弟與塔西提熱情而又及時地報道了這件事），便立刻讓泥瓦匠將舊城堡的廢墟運到城市的另一個地方，再新建一個地牢，它與舊的堡壘同樣可惡、暴虐，也是用以進行鎮壓和恐嚇。剛好這時，一些具有很強的自尊心民族終於把「一貫正確的人」加在他們頭上的枷鎖打開了，可是他們立刻有接受了一本「一貫正確的書」的指揮。就在舊的掌權者一身僕人裝扮騎馬向邊境出逃的相同的一天，自由黨佔領了這座遺棄了的宮殿，他們穿上被丟棄的皇袍，又陷進了讓他們的前任流離失所的錯誤和殘暴當中。這所有的一切都讓人感到沮喪，可這是我們故事裡真實的一部分，應該告訴大家。不用說，那些直接導致法國大動亂的人本意是好的。
《人權宣告》制定的原則是，不可干預所有公民根照自己的觀點，「宗教觀點包括在內」，靜靜地追尋自己道路的自由，只要他的觀點不打亂經各種法令與法規制定的社會秩序便可。不過這並非說一切的宗教派別都享有相同的權利。從此之後新教被允許，新教徒不會因不同天主教徒在相同教堂裡做禮拜而受到任何牽連，可天主教依然是「佔據統治地位」的國教。在認識政治生活的本質方面米拉博有準確無誤的本能，他明白這個遠近聞名的讓步並不徹底。他企圖將一次社會大變革變成一個人的變革，不過壯志未酬就死了。好多達官貴族與主教對他們在八月四日晚上給出的寬宏大量表示非常後悔，於是開始運用設障礙的方法，他們的國王主子也因此付出了致命的代價。直至兩年之後的一七九一年（整整兩年時間，這對於一切實際目的而言都太晚了），全部宗教派別，新教徒和猶太人也包括其中，才獲得了完全對等的基礎，被宣佈在法律面前人人都享有相同的自由。從那個時候開始，諸多角色都顛倒過來。法國人民的代表總算給這個前途無量的國家制定了憲法，要求教士們不管有著怎樣信仰，都一定要宣誓忠於這樣一個新政體，如同同胞學校的老師、郵局僱員、燈塔看守者和海關官員一樣，要將自己視為國家的公僕。
教皇庇護六世對這樣的做法表示反對。新憲法關於神職人員的規定直接同一五一六年法國與羅馬教庭簽署的各項正式協定相違背。可是國民議會沒有過多考慮先例或是條約這些不值一提的小事。要麼教士宣誓效忠於憲法，要麼就撤職餓死。好多主教與教士接受了這樣一個看似無法避免的命運。他們雙手交叉，執行了宣誓手續。不過絕大部分教士是老實本分的人，他們不願發假誓。他們已迫害了胡格諾教派好多年，而今他們又學著胡格諾派的樣子，在廢棄了的馬廄裡做彌撒，在豬圈裡進行思想交流，在鄉下的樹籬後面布道，而且每當夜深人靜之時去他們以前教民的家中秘密拜訪。通常來講，比起新教徒在類似的狀況下的生活他們算是好多了的，原因在於法國的秩序已雜亂無章，就算採取對付憲法敵人的敷衍行事的措施都無法顧及。
因為似乎他們都不想冒失去性命的危險，因而那些出色的教士——往往人們稱他們是拒絕宣誓的頑固派——很快就大膽要求官方承認他們是「能夠被容忍的宗派」，並希望得到特權，可在過去的三百年裡，也恰好是他們堅持不將這樣的特權交給他們自己的同胞加爾文教徒。如今我們處在無任何風險的一九二五年來回顧，覺得它既冷酷又滑稽是在所難免的。然而官方那個時候並未因他們的要求採取任何明確的措施，那是因為議會很快已被極端激進分子全權掌控了。因為法庭的背信棄義，加之國王陛下愚昧地同外國聯盟，結果一個星期不到就引起了從比利時海岸至地中海海濱的恐慌，它造成了從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到七日的一系列大屠殺。從那時開始，革命注定要墮落成恐怖統治。飢餓的大眾開始懷疑他們的領導人正在進行一次大陰謀，要將國家出賣給他們的敵人，此時哲學家們循序漸進所獲得成果的打算化為烏有。以後發生的劇變在歷史中都見怪不怪了。在如此大的危機當中，處理事務的權力極易落入冷酷無情的人的手中，對歷史認真學習過的學生都非常熟悉這樣的情況。
可是這個戲劇的主人翁竟是一個楷模，一個美德的完美化身，這確實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當法國開始看穿新主人的真正面目，已為時晚矣，這就彷彿在協和廣場的絞刑台上枉費唇舌說一些過時的警告一般。到此為止，我們把這場革命從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組織這幾個方面研究了一番，然而只有等歷史學家變成了心理學家，反之亦然，我們才可以真正明白或理解那些黑暗的力量，在極度的痛苦之中他們決定了全民族的命運。有的人覺得是愛和光明支配著整個世界。有的人則認為人類只尊重一樣東西：野蠻力量。從現在到幾個世紀之後，在這二者之間我們能夠作出一個選擇。不過有一點似乎是絕對的，在社會學的這所試驗室中，法國革命是一切試驗中最偉大的，它是對暴力的崇拜。有的人希望運用理智建立一個更人性化的世界，可他們要麼壽終正寢，要麼就是被他們原想讚美的人們給處死。伴隨著伏爾泰、狄德羅、杜爾哥、孔多塞這樣的人的消亡，新至善論的愚昧倡尋者們成為了掌握國家命運的名正言順的主人，可是這項神聖的使命被他們弄得糟透了。
在這些人統治的最早階段，勝利完全掌握在宗教敵人的手中，他們因為種種原因，對基督教的象徵極其痛恨。在過去教士當權的時期他們默默忍受巨大痛苦，只要見到穿著黑色長袍的教士便憤憤不平，迷人的香氣讓他們的臉色發白，勾起他們早已不記得的狂怒。還有人覺得能夠用數學與化學這兩種學科來反對上帝的存在。他們聯手開始摧毀教會和它全部的作品。這件事毫無希望，最多不過是場徒勞無功的任務，不過這是革命心理的某一特點，正常的不正常的，不可能的事如家常便飯一樣每天發生。所以一紙國民大會的公文把基督的舊歷廢除了，萬聖節被廢除了，聖誕節和復活節也一樣被廢除，還有星期和月份，再次將一年分為十天一段，每十天就是一個異教徒的安息日。然後，一張廢除崇拜上帝的聲明再次出現了，世界變得沒有主心骨了。可這一時期維持得並不長。在空空如也的雅各賓俱樂部中，不管如何滔滔不絕地作著怎樣的解釋與辯解，這樣一種虛無縹緲的理念依然沒有多少人接受，大多數人連兩個星期都無法忍受。
舊上帝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那為何不效仿摩西與穆罕默德，創造出一個與時俱進的新上帝呢？就這樣理智女神誕生了！她的確實身份直到後來才弄清楚。當時，一個漂亮的女演員，給她穿上合適的古希臘服裝，就完全合乎大家的要求。這樣的女士是從前國王的芭蕾舞團的演員中找尋出來的，在適當的情況下，人們將她很隆重莊嚴地送往舊信仰追隨者早已拋棄的高大祭壇上。要說聖母，幾百年以來她一直高高地站在祭壇上，用她慈愛容忍的目光溫和地凝視著靈魂受到創傷的人們。現今她也消失了，在把她送往石灰窯變成灰漿之前，一雙憐愛的手慌忙地藏起了她。取而代之她的是自由女神的塑像。這是一位業餘雕塑家的得意之作，塑像是用白色的石膏隨意雕塑而成的。可這並沒有完，巴黎聖母院還見識到了別的發明。在唱詩班中間有四個柱子與一個屋頂，象徵著「哲學殿堂」，在國家的重要日子那兒就變成了新舞神的寶座。在這個可憐的女孩子沒有主持儀式、不接受虔誠的追隨者的崇拜之時，哲學殿堂便燃起高高的「真理的火炬」，喻意用這火照亮世界的文明，直到世界末日的到來。可「世界末日」不到六個月便來臨了。
一七九四年五月七日的早晨，法國人民被正式告知，說上帝再一次被確立了，靈魂的不朽再次被公認是信仰中的一條。六月八日，新上帝（那是用已經死去的讓·雅克·盧梭遺下來的舊材料匆忙拼湊出來的）正式在期盼已久的信徒們面前亮相了。羅伯斯比爾穿著嶄新的藍色馬甲，致了歡迎詞。他達到了人生的巔峰時刻，一個三流城市裡的法律執事一躍成為了法國大革命的高級教士。甚至，一個可憐的精神失常的修女凱瑟琳·泰奧特竟被數以萬計的人擁為上帝真正的母親，由於她剛宣佈了救世主馬上就會到來，甚至透露了救世主的名字，那就是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比爾。這位馬克西米利安穿著自己設計的怪異服裝，高傲地向上帝宣稱說從此他所掌管的小世界絕對會更加完善。為了保證萬無一失，時隔兩天後他便通過了一項法律，規定一切被懷疑犯有叛國與異教罪的人（這兩者再次被視為一體，如同宗教法庭時代一樣）都被剝奪所有自衛措施。這樣的方法十分奏效，在隨後的六個星期當中，有一千四百多人被送上了斷頭台掉了腦袋。餘下的事情是大家都很熟悉了。
羅伯斯比爾自認為他是一切認為美好的事物的完美化身，品質上他是機智的狂熱者，所以不能承認別的不夠完美的人有同他一樣生活在地球上的權利。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對罪惡的仇恨擴張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使得法國在人口滅絕的邊緣中徘徊。後來，因為擔心自已的生家性命，美德的敵人進行回擊了。經過短暫的你死我活的搏鬥，正直得可怕的信徒毀滅了。此後，法國革命的力量被削弱了。當時法國人民所採用的憲法承認不同宗派的存在，他們都享有平等權利與特權，至少來說共和國官方是不會干涉宗教有關的事情的。
那些想建立教堂、公理會以及同盟的人能夠沒有約束地去做，不過一定要在對自己教士與牧師支持的同時，承認國家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與個人享有絕對自由的權利。從那個時候開始，法國的天主教徒與新教徒相安無事地和平共處了。確實天主教會一直都沒有承認過自己的失敗。它依然詆毀政教分家的原則（見一八六四年羅馬教皇庇護九世的教令），而且支持那些企圖顛覆共和國體制恢復君王體制或者是帝國的政黨，想東山再起再次掌握大權。然而通常這些戰鬥都是在高級官員太太的私人起居室裡或是在退伍將軍和他一個野心勃勃的岳母在狩獵的山林小木屋中進行的。他們給有趣的讀物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但事實說明他們不過是徒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