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伏爾泰在目空一切的思緒下寫道，這位所謂的新教殉教者無法激起他心中的熱情，原因在於倘若天主教不好，那麼胡格諾派教徒拒絕他的戲劇，就更壞！除此之外，他認為（也就是別的好多人認為），似乎那十二個法官深受人們的尊敬，要說他們無故將一個無辜之人宣判為死刑，簡直沒有可能。這樣一位聖人十分好客，對於來訪者從來都不拒之門外，幾天之後來了一個馬賽商人，他在審判期間剛好在土魯斯。能夠提供給伏爾泰一些第一手資料。終於伏爾泰開始明白了已犯下的這樣的罪行的可怕之處，至此以後，他便無法將這個問題放下了。勇氣的種類有很多，不過最值得讚頌的應該是那些舉世無雙的人們，他們獨自一人，勇於同整個社會相抗衡，在最高法庭已作了宣判，並且全社會都覺得審判是合法公正之時，他敢於站出來，大聲疾呼正義。伏爾泰完全明白，要是他大膽地控告土魯斯法庭有失公正的死刑宣判的話，大風暴便會臨近，他如同一個職業律師那般，用心地準備著自己的訴訟。他同卡拉斯家跑到瑞士的孩子見了面。給所有或許知道內情的人寫信。他還聘請辯護人來檢查與修訂他的結論，以防自己因為怒火中燒和義憤填膺而失去理智。
待他自己的根據有了十足的把握之後，他便開始了戰鬥。首先，伏爾泰推動所有在法國影響頗深的人（他認識大多數人）給最高法官寫信，希望修正卡拉斯案件。隨後他開始找尋卡拉斯的遺孀，把她找到以後，又自己掏荷包將她帶到巴黎，雇了最有名的一個律師照料她。這位婦人的精神已在崩潰的邊緣。她木訥地祈求在自己死之前從修道院裡把女兒們領出來。除此以外，她就沒有什麼希望。然後，伏爾泰又聯繫到了卡拉斯的信奉天主教的兒子，幫他逃出學校，前往日內瓦找他。最後，一切的事實被他以題為《有關卡拉斯家庭的最原始材料》的小冊子出版發行了，這個小冊子是通過悲劇的倖存者們的書信貫穿始末的，完全沒有涉及伏爾泰自己。以後，在修定這個案件過程當中，伏爾泰依然謹慎小心地躲在幕後，可是這場宣戰他策劃得很成功，不久，卡拉斯家的訴訟就變成歐洲全部國家一切家庭最關心的事，各地數以萬計的人們（英格蘭國王與俄國的沙皇都包括其中）都在為想幫助被告而紛紛捐款。最後伏爾泰取得了勝利，贏得了一生中最艱苦的一仗。那時，法國國王是聲名狼藉的路易十五。
好在他的情婦對耶穌會以及他們的一切（東西教堂也包括其中）都深惡痛絕，所以站到了伏爾泰一邊。可是國王喜歡享樂勝過所有，大家對一個已經死了的默默無聞的新教徒議論紛紛，這讓他非常惱火。當然只要國王不簽署新的判決，官員也就不敢行動，只要官員不採取行動，土魯斯法庭便安然無恙。他們自以為十分強大，採取強制性的手段不讓伏爾泰與他的律師看到判決的原始文件。在這恐怖的九個月當中，伏爾泰持之以恆地做鼓動工作，後來在一七六五年三月，大法官下令土魯斯法庭把全部有關卡拉斯案件的記錄交出來，並建議重新判決。在這個決定公諸於世時，吉恩·卡拉斯的遺孀與兩個最後回到她身邊的女兒，都到了凡爾賽。過了一年，接手調查這個上訴案的特別法庭宣判吉恩·卡拉斯是因為一項他從未犯過的罪被處死的。通過人們巨大的努力，最終說服國王給予卡拉斯的遺孀和他的孩子們一小筆錢。除此以外，受理卡拉斯案件的地方官員們都被革了職，這一事件委婉地暗示土魯斯人民，這樣的事情不許再發生了。儘管對於這件事法國政府能夠採取委婉的態度，可是卻激起了法國人民內心的憤怒。
突然，伏爾泰意識到這樣的誤判案並非就此一樁，還有許多像卡拉斯那樣無罪清白的人遭受了折磨。一七六○年，土魯斯周邊的某個新教徒的鄉紳在自家熱情款待了來訪的加爾文主義的牧師。這樣的罪行的後果不堪設想，他被剝奪了一切財產而且被處罰成為划船苦工。他應該很強壯，因為時隔十三年他竟然還活著。從別人口中伏爾泰得知了他的困境。於是又開始了這項工作，將這個可憐的人從船上弄走，送往瑞士；妻兒也在那裡靠政府接濟度日。伏爾泰一直照顧他們一家，直到政府將他們一部分沒收的財產退還，且准許他們回到荒廢的家宅為止。下面要講的是紹蒙的案件，在參加新教徒的露天會上這個不幸的人被抓了，由於這項罪名，他被送往船上成為一名無期的划船苦工，可是後來經過伏爾泰的多方努力，他獲釋了。不過對於下面所講的情況來說，這些案件不過是一樁小事。地點依然是在法國屢遭非難的朗格多克，阿爾比與沃爾多異端教徒滅絕以後，留下的便是愚昧無知和充滿偏見的荒郊野嶺。
在臨近土魯斯的一個村子裡，有一個名為瑟文的年老的新教徒，很令人尊重，以研究中世紀的法律維持生計，當時的封建司法制度已變得十分煩瑣複雜，就算是一張一般的租契都如同所得稅申報單一般，很賺錢。瑟文有三個女兒。最小的那個是個做事從不經大腦的傻子，喜歡瞎琢磨。一七六四年三月她離開了家。父母到處尋找，杳無音信，幾天以後，地方主教告訴他說，他的女兒找過他，想表示要做尼姑，現今她在某個女修道院中。幾個世紀的迫害已讓法國的的新教徒的精神機會完全崩潰了。瑟文謙卑地答道，在這個似乎是最糟糕的世界裡，所有的事情都會有好報，且溫順地接受了這一避免不了的命運。不過在修道院的詭異環境中，很快，這個不幸的孩子最後的一點的理智都喪失了，等她開始讓人討厭的時候，被送回了家。那個時候她的精神很沮喪，在她周圍一直都有可怕的聲音與惡魔，父母對她的生命很擔心。過了沒多久她又失蹤了。半個月後，人們將她從一口舊井裡撈了出來。
那時吉恩·卡拉斯的案件正在審理當中，對新教徒的造謠捏造與誹謗人們都相信。發生在無辜的吉恩·卡拉斯身上的事情。瑟文一家人還記憶猶新，於是決定不再重演覆轍。落荒而逃了，在可怕的翻越阿爾卑斯山的旅途中，他的一個小孫子被凍死了，後來他們到了瑞士。不過他們走得晚了些。幾個月以後，父母被宣判犯有謀殺自己孩子的罪（缺席判罪），並下令吊死他們。他們的女兒們被宣判親眼目睹父母的死刑，隨後終身流放。盧梭的一個朋友將這個案件告訴了伏爾泰，卡拉斯的事情一處理完，他就立刻轉到訴訟瑟文一家的案件上來。此時瑟文的妻子已死了，餘下的任務只是給她的丈夫進行辯護。做這項工作伏爾泰整整花了七年的時間。土魯斯法庭又一次次拒絕提供一切資料證據，伏爾泰不得不再一次進行宣傳，希望普魯士的弗雷德裡克、俄國的女皇凱瑟琳以及波蘭的波尼亞陀斯基捐款，直到國王最後過問這件事為止。
後來在伏爾泰七十八歲高壽那年，也就是在他堅持上訴的第八個年頭，瑟文被法院宣判無罪，倖存的人得到重返家園的批准。就這樣，第二個案件結束了。隨後第三個案子接踵而至。一七六五年八月，在距離亞眠很近的阿布維爾鎮上，不知是誰將兩個直立在路邊的十字架弄斷了。三個青年被懷疑犯了這項瀆聖罪，因而下令抓他們。三個人中的一個逃到了普魯士，餘下的兩個被抓住了。在這兩個人中間，稍大的名為巴爾騎士，大家懷疑他是無神論追隨者。在他的書堆中人們發現了一本名為《哲學辭典》的書籍，在這本有名的辭典裡所有思想自由的大師都彙集其中，這點很讓人值得懷疑。法官決定把這個青年的過去調查一番，他們尋找可以將他同阿布維爾案件聯繫到一起的證據。當在一次宗教隊伍路過的時候，他不是沒下跪、脫帽致敬嗎？巴爾回答說是，不過當時他正忙於趕乘公共馬車，並非有意冒犯。
法官便拷打他，嚴刑逼供，他因年輕，無法像老卡拉斯那般忍受折磨，便承認其中的一個十字架是他毀壞了，這樣一來由於他「不虔誠，有意不在聖體前下跪，不脫帽致敬，唱褻瀆聖靈的歌，讚許瀆神的書」，還有這樣一些類似不尊敬的罪行，於是被判處了死刑。判決相當殘忍（他的舌頭要被燒紅的鐵塊撕下來，砍掉右手，而且要將他慢慢燒死，可是這僅僅是在一百五十年以前發生過的事！），民眾被觸動了。就算年輕人犯了羅列在明細起訴書上的全部罪行，也不可以用如此慘絕人寰的方式來殺害一個少年！於是人們向國王請願，請求緩刑的呼聲將官員們團團圍住。可是國家十分動盪，必須殺一儆百，巴爾經受了同卡拉斯一樣的折磨之後，就送上行刑台斬首了（這已是對他的特別恩惠了）。他的屍體，連帶他的《哲學辭典》還包括我們的老朋友拜勒的一些書籍，都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劊子手們焚燒了。對於那些害怕索茲尼、斯賓諾莎以及笛卡爾的影響增長得越來越快的人們來說，這還是讓人愉悅的一天。它說明，對於那些沒走上正道的青年來說，倘若偏離正確和錯誤間這條窄狹通道，追隨一小部分激進主義哲學家，這就是不可避免的下場。
伏爾泰得知這件事以後就接受了挑戰。他已快年旬八十了，可是他依然懷著過去一樣的熱情與充滿正直的頭腦全身心投入到這個案件當中。巴爾因「褻瀆」而被處死。首先伏爾泰要找出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一條法律，人們犯了假設的罪便可以將其處死。這樣的一條法律他沒有找到，後來他又咨詢他的律師朋友。他們同樣也找不到這樣的法律。慢慢地人們明白了，是邪惡的法官們用他們的職權「發明」了這個合法捏造，用以幹掉犯人。在處決巴爾之時，不堪入耳的謠言到處都是。當今出現的這場風暴讓法官們不得不審時度勢，給第三個年輕犯人的審判一直都沒有得到結論。至於巴爾，他一直都沒有昭雪這一冤情。案件被拖拉了很多年，至伏爾泰去世都還沒有結果。不過他打出的這一擊已開始有效果了，就算它不是為了寬容，最少也是為了反對不寬容。喜歡搬弄是非的老婦人的煽風點火與腐朽法庭的判決做出的種種恐怖的行徑全都到此結束了。帶著宗教私心的法庭僅僅在黑暗中偷偷地行事才能夠成功。伏爾泰採用這樣的進攻方式法庭抵擋不了。伏爾泰打亮了全部的燈，僱用了龐大的一支樂隊，邀請大眾來參與，逼得敵人無暇應付。結果敵人一籌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