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常聽別人談起新聞廣告人員的可怕工作，好多好心人都責斥「宣傳」是當今魔鬼的成功的一項發明，是種既新奇但仍顯拙劣的方法，目的在於引起人們對某個人或某項事業的注意。可這樣的責備已是老生常談。通常認為「宣傳」是近期才發明的。可是倘若不帶任何偏見地去看過去的事情，便會發現這和事實剛好相反。《舊約》中的預言家，如論大小，曾經都是善於吸引人們注意力的大師。用新聞行業的話來說就是，希臘與羅馬的歷史是一個綿延不絕持續不斷的「宣傳噱頭」。有些宣傳十分得體。可大多數都是目前就連百老匯都不會刊登的五花八門、粗俗卑劣的宣傳。像路德與加爾文這樣的改革者們都完全明白精心安置的廣告宣傳的巨大作用。我們不能夠責備他們。他們不同紅菊花那般，只需謙卑快樂地在路邊生長就行。他們很認真。他們希望將自己的看法發揚光大。要獲得成功，吸引不了一大群追隨者怎可以呢？在一個寺院裡的安靜角落，肯皮斯的某一個托馬斯在那兒生活了長達八十年之久，這樣的長期自我流放，假如及時打廣告（依據事實的原本面目），便能產生深遠的道德方面的影響，人們會隨著好奇心去閱讀那本有關他一生禱告與思考結晶的著作，書會很暢銷。
然而倘若阿西斯的某一弗朗西斯或者是羅耀拉想在未離開人世之前目睹自己的勞動績效，那他們得不惜一切代價地運用現在往往與馬戲團或者是電影新星聯繫在一起的那樣的方法。基督教尤其強調謙虛，對那些精神謙卑的人進行讚美。然而讚揚這些美德的布道現在之所以可以變成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卻是由於當時在宣傳時用了特殊的方式。難怪那些被指責是教堂不共戴天的仇人的男女們，在同西方世界的精神專制桎梏作鬥爭時，便從《聖經》上撕下一頁，並運用一種尤為奇特的宣傳方法。我提供這一小小的解釋，是因為偉大的學者伏爾泰，他善於做大量宣傳工作，時常不擇手段地利用老百姓精神上的空虛，因此常常受抨擊。可能他的手法並不一直那樣高明，不過那些因他而獲救的人可能不這樣認為。更進一步來講，就和檢驗布丁要品嚐之後才知道一樣，對像伏爾泰這種人的成功和失敗也該依據他到底給他的同胞們作了怎樣的貢獻來判定，而並非他所喜歡的服飾、玩笑或者是糊牆紙。有一天這個奇怪的人忽然覺得自己很不錯了，於是說：「我沒有王權又怎樣？可我有一支筆。」他說的是對的。他有一支筆。也有好多支筆。
他是鵝的天敵，那是因為他使用的鵝毛筆比二十多個普通作家使用的筆還要多。他是文學巨人，文學巨人大都孤獨一人，就算是在最可怕的環境中所寫的文章也與作家協會全部的作家總數不分上下。他在骯髒的鄉間客棧裡執筆疾書。他在冰冷孤寂的鄉下客房中發表了數不清的六韻步詩。在他格林威治寄宿的房間的地板上到處散佈著他的稿紙。墨水被他飛濺到了普魯士王家處所的地毯上，還用了很多印有巴士底獄監獄長名字字母的私人信箋。當他還在玩鐵環和彈球時，尼農·德·蘭克羅曾贈給他一筆不少的零花錢，讓他「可以買一些書」，八十年之後在同一個巴黎，我們聽到他說要買一大本大開紙與散裝咖啡，以便在逃脫不了的死亡來到之前再寫一部書。有關他撰寫的悲劇、故事、詩歌、哲學與物理論文，都不用在該書中用一章的篇幅來評論。與同時期的幾十個詩人相比他的十四行詩寫得並不好。作為一位歷史學家，他的資料既不可靠，又相當乏味，在科學方面的探索他也不過是達到我們在星期天的報紙上看到的那樣的水平。可他是愚蠢、狹隘、執拗與凶殘的敵人，因為勇敢堅強，他的影響持續到了一九一四年大戰以前。
伏爾泰生活的時代是走極端的時期，一方面是個自私無比和腐敗守舊的宗教、社會與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則是大量積極卻又太過熱忱的青年男女，他們希望有個太平盛世，可完全沒有建立在實際的基礎之上，無非是一片好心而已。他是個毫不起眼的公證員的兒子，面無血色，體弱多病，幽默詼諧的命運將他帶到了鯊魚與蝌蚪的大漩渦中，除了溺死，就是游出來這兩種選擇。他選擇了後者，想游出來衝到岸上。他長時期與逆境作戰的鬥爭方式時常讓人懷疑。他乞求、奉承、扮演小丑的角色。可這是在他無任何版稅與成為文學神匠之前的行為。讓這個從來也不為餬口而寫粗糙作品的作者將第一塊石頭扔出去吧！這不是說伏爾泰為多扔幾塊磚塊而發愁。在他漫長繁忙的一生之中，他致力和愚蠢鬥爭，歷經了不計其數的挫敗，所以對被當眾挨打或是挨人家扔過來的香蕉皮這樣的小事毫不在乎。然而他是一個頑強不屈、充滿希望的樂天派。假如今天他在國王的監獄裡打發時間，說不定第二天便會在驅逐他那個宮廷裡得到一個名聲顯赫的職稱。
倘若說他的一生都不得不去聽那些惱怒的鄉村教士謾罵他是基督教的敵人，誰又能知道在塞滿了情書的舊櫥窗的角落裡，興許還扔著教皇贈予他的一枚漂亮的勳章，來證明他既遭受到了教會的責難，也得到教會的讚許。對他來說這是不足為奇的。他盡情地享受人世間的快樂，年復一年過著奇特、多姿多彩的生活。在血統上伏爾泰屬於中間階層。他的父親，因為少一個體面的名稱，能夠叫做是開私立信託公司的人。他給很多富豪貴族的心腹做事，兼管他們的法律以及財務事宜，所以年輕的亞魯艾（因這是他家的姓）習慣於和比自己的家境稍為好點的人家打交道，這為他後來壓倒大部分文學對手提供了有利條件，他的母親名叫德·奧瑪爾德。是個窮姑娘，沒給丈夫帶來任何嫁妝。不過她的姓前有一個小小的「德」字，一切法國中產階級（同普通歐洲人，尤其是為數不少的美國人）對此都肅然起敬，她的丈夫認為得到這樣的獎賞是非常幸運的了。她的兒子也沉醉在被封為貴族的祖輩給他帶來的光環中，一開始寫作他就將具有平民色彩的弗朗西斯·瑪麗·德亞魯艾改為具有貴族血統的弗朗西斯·瑪麗·伏爾泰，可是他怎樣更改、在哪個地方更改了自己的姓氏，還是個未解之謎。他有個哥哥，一個姐姐。
伏爾泰很喜歡他的姐姐，母親去世後姐姐一直照顧他。哥哥是詹森教派的虔誠的牧師，十分熱情與正直，可伏爾泰不喜歡他，這是他盡可能不在父親名下生活的原因之一。父親亞魯艾不傻，很快他就發現小兒子是一個很難管束的人。所以將他送到耶穌會，希望他成為一個精通拉丁文六步韻詩與斯巴達式教育方式的人。虔誠的教士極盡努力去開導他，給這位腿腳細長的學生進行已消亡和還在使用的語言的扎扎實實的基礎知識訓練。然而他們覺得無法根除這孩子的某種「古怪」本領，從一開始這就讓他不同於其他的學生。伏爾泰十六歲時，教士們都非常樂意讓他離開耶穌教會。為了博得父親的歡心，年輕的弗朗西斯開始學法律。可悲的是，一個人不可能成天閉門讀書。晚上有許多閒暇時光。為了打發時間，伏爾泰要麼為地方報紙寫一些幽默風趣的小故事，要麼就是在周圍的咖啡館給他的摯友朗讀他的文學新作品。通常兩百年以前過這樣的生活是會被認為要下地獄的。父親亞魯艾完全認識到兒子所冒的風險。他求助一個影響頗深的朋友，讓弗朗西斯在海牙的法國大使館裡獲得了一個秘書的職位。荷蘭的首都，那時與現在一樣，單調的很。
由於因為無所事事，伏爾泰於是就和一個不是很漂亮的女孩談戀愛了。女孩的母親是位社交界的記者，一個讓人生畏的女性。這個夫人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夠嫁一個更有前途的人，就馬上找到了法國大使，希望他在全市還不知曉這件醜聞時將這個危險的羅密歐趕走。大使自己已是身不由己了，不想再惹事端。秘書被他匆匆忙忙地攆上去往巴黎的下一輛公共馬車之後，弗朗西斯丟了工作，又一次處於父親的支配之下，在這種緊急的關頭，亞魯艾想到了一個權宜之計，這種計謀經常被有朋友在宮廷工作的法國人運用。他請求並得到一封「蓋有封印的信件」，將信放在兒子面前，讓他或者到強制空閒的監獄中去，或者是寫一份前往法律學校用功學習的申請書。兒子說他選擇第二種出路，並保證成為勤奮與用功的典範。他信守承諾，快樂地投進了自由創作小冊子的幸福生活當中去，他的勤奮讓整個城市都議論紛紛。這肯定不對父親的口味，因而他決定行使做父親的權利將兒子從塞納河的尋歡作樂的地方趕走，要他到鄉下的一個朋友家待一年。在鄉下，每天都有二十四小時的空餘時間（星期日也包括其中），伏爾泰開始認真仔細地學習文學，而且他的第一個劇本也出爐問世了。
十二個月的清新空氣與受益匪淺的枯燥生活過後，他被允許回到了燈紅酒綠的首都，他立刻寫了一系列挖苦攝政王的文章來彌補他失去的時間。實際上對於那個卑鄙的老惡棍，怎樣罵他都不過分，不過伏爾泰如此替他做宣傳他一點也不喜歡。後來的文章導致了他的第二次流放，最後還必須去巴土底獄待一小段時間。然而當時的監獄，也就是說給伏爾泰這樣的在社會上很有威望的青年紳土準備的牢房，一點也不壞。囚犯不能擅自離開房間，可是能夠隨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這正合伏爾泰的心意。巴黎中心的某間孤獨監獄給了他做一些踏實工作的機會。在被釋放之時他已經完成了幾個劇本了，而且都很成功，其中之一將十八世紀的一切紀錄都打破了，接連上演了四十五個晚上。他不但因此賺了一筆錢（他很需要錢），並且讓他得到了才子的名聲，對於一個還得為事業奮鬥的青年來說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為從此之後，人們將在林蔭道上或是咖啡廳裡開的可以在幾小時內獲得大家歡迎的玩笑都歸罪於他。順便說一下，這也是他到英國，進修自由黨政治家的研究生課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