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總是被指為專制的年代。在如今信仰民主的時代，不管專制如何開明，也不會是理想的政府。一直都說人類好話的歷史學家對路易十四君主也會伸出責難之指，隨後讓我們自己去下結論。這個聰明的皇帝在衛冕之時，天主教與基督徒兩派在他的國家裡勢力相當。他們歷經一個世紀的殘殺（天主教佔了大便宜），最終達成了和解，雙方承諾，雖然對方不受歡迎，可卻是躲不開的鄰居與公民，就必須承認它的存在。一五九八年頒布的「永久的，不能改變的」《南特法令》涵蓋了雙方達成的多項協議，也就是：天主教是國教，基督徒能夠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不會因信仰而遭到迫害。他們還被允許建立自己的教堂以及擔當公職。基督徒還被批准掌控法國二百個要塞城市，用這來表示對他們的信任。這種安排當然是實現不了的。胡格諾派教徒又不是天使，將二百多個繁榮昌盛的城市與鄉村交給敵政的政黨手裡，簡直就如同我們將芝加哥、舊金山以及費城給民主黨人掌管用來換得他們接受共和黨人的統治一般荒誕可笑。這個國家最為聰明的統治者看出了這一點。
通過長時間的奮鬥，基督教徒的政治權利被他剝奪了，可完全不干涉基督徒的宗教自由，即便他自己的職業是大主教。胡格諾派教徒不能再同法國的敵人作單獨的外交談判了，可是享有的權利還與以前一樣，唱讚美詩，聽布道，悉聽尊便。馬薩林是下一個執行與其類似政策的法國統治者，不過他在一六六一年便去世了。爾後，年輕的路易十四開始執政，人心向善的時代終止了。他是一個聰明的國王，卻又引發人們的爭論，相當不幸的是，他一生僅一次同正派人士結交，卻落進一個對宗教狂熱的女人之手，那個女人名叫弗朗斯·多碧娜，是專用文人斯科隆的遺孀。在宮中她擔當路易十四與蒙特斯丹七個私生子的家庭老師，等到蒙特斯丹侯爵夫人的春藥已失去魔力，國王已時不時表露出厭惡之時，這位女老師就取而代之了。她同之前國王的情婦唯一的差別是，在搬進國王居室時，巴黎大主教給他們的婚禮舉行了莊重的宗教儀式。在此後的二十年中，王位後面的權力完全落入這個女人的手中，而她又聽任她的懺悔神甫的控制。
法國的天主教士一直都沒有原諒過黎塞留與馬薩林對基督徒的妥協退讓的態度。而今他們終於等到了毀掉明智政治家的成績的機會了，於是大展身手，他們不但是王后的官方顧問，同樣還是國王的銀行家。這是另一個奇怪的故事。在以前的八個世紀裡，修道院積累了法國的大多數財富，即便國庫入不敷出，他們也拒向國家交稅，所以他們掌握了大量過剩財產。國王陛下——他的榮耀比他的信譽大得多——運用這個機會，將自己的金庫重新填滿。為此，他給支持他的教士好處作為報答，他能夠隨意向教會借錢，借多少都可以。如此一來，「不可改變」的《南特法令》裡的條款被一項一項地改了。剛開始的時候基督徒還未被禁除，可是忠誠於胡格諾派事業的人總不安寧。據說有些省分的錯誤教義頑固不化，一列列龍騎兵肆意橫行，居住在百姓家中，任意亂為，令人討厭。他們大吃大喝，偷走別人的勺子與叉子，摔碎傢俱，侮辱老實人家的妻女，如同在被征服的國家一樣。主人們失望透頂，於是衝到法庭希望得到保護，哪想卻被嘲笑一番，說他們是自作自受，自己應明白如何逃脫這些不受歡迎的來客，再次得到政府的好感。
只有很少的人聽了建議，到周圍的鄉間牧士那兒接受洗禮。然而絕大多數樸實的百姓依然堅持從小便信仰的理想。直到教堂一所所被關閉，教士送到了十字架上，他們才得知他們命裡注定要倒大霉。他們不願意投降，於是一走了之，可是才到邊境，就知曉誰也不能離境，抓住就要執行絞刑，幫他們離開的人可能也要被絞死。顯而易見，那時發生了後人永遠都不知道的事情。實際上從古埃及法老時起，每一政府也都「關閉邊境」，可一次都沒有成功過。執意要走的人會不惜冒任何危險，總可以找到出路的。數以萬計的法國基督徒經過「秘密路線」到了倫敦、阿姆斯特丹、柏林還有巴塞爾。當然這些外逃者不多，可是他們是以踏實肯干而出名的商界名流與藝術家，很有信譽，精力充實，過了沒幾年就再次繁盛起來了。原本這繁盛應屬於法國，在經濟上法國失去了無法計量的價值。要說《南特法令》的撤銷是法國大革命的前奏，毫不誇張。一直以來法國都是富有的國家。可商業與宗教從未有過合作。一旦法國的政權落進女人和教士的手中，它的命運便注定了。寫下驅逐胡格諾教徒法令的筆，後來也簽署了判處路易十六的死刑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