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紀英國的政治分歧把這個國家的多餘精力耗費盡矣。別的國家還在為三位一體彼此拚殺之時，大不列顛的宗教迫害已停止了。時不時會有一個過於膽大的批評家對教會進行抨擊，比如丹尼爾·笛福，這或許會倒霉地觸動法律。可是《魯濱孫漂流記》的作者戴上頸手枷示眾，原因不在於他是業餘神學家，而是由於他是個幽默家。盎格魯一薩克遜民族一直以來都對諷刺疑心重重。倘若笛福寫的是一本嚴肅為寬容辯論的書，也不會身受責難。對教會暴政的攻擊被他化成一本半幽默的小冊子，書名叫《持不同意見者的捷徑》，這說明他是個不體面的大老粗，和監獄中的小偷有得一拼。笛福是幸運的，因他的旅行從未超出不列顛群島的範圍。專橫跋扈從發源地被趕走之後，在大西洋彼岸的一些殖民地找尋到了受人歡迎的棲身之所。要說這應歸因於才搬進那片土地不久的人們的性格，倒不如說是新世界較之舊世界具有更為寬廣的經濟優勢。英格蘭這個小島上人口稠密，只可以讓大部分人有立足的地方，假如人們不想繼續履行舊的可敬的「平等交換」的規則，全部的生意都會終止。
然而在美國，它的範圍廣大、財富多得令人難以置信，是一個僅僅住有極少的農夫與工人的大陸國家，這樣的妥協就顯得不必要了。因而，在馬薩諸塞海岸的小小共產組織中，一種防範鞏固的自詡正確的正統教產生了，這是自加爾文在瑞士西部成為了警察長與最高行政審判長的快樂年月以來，沒有出現過的情況。首次在查理河的雪地裡住上了人，這是一個別人稱之為「朝聖神甫」的一部分人。通常朝聖者是指「因宗教虔誠而到聖地進行朝拜的人」。按這樣的意思來說，「五月花」號的乘客並非朝聖者，他們都是英國的瓦匠、服裝設計師、搓繩匠、鐵匠與修車工，他們非常憎惡別人所崇拜的天主教義，為了擺脫它才離開了英國。他們最先渡過北海抵達荷蘭，來這兒時恰逢經濟大蕭條。我們的教科書依然描寫說，他們決定繼續踏上旅行之途是由於不想讓自己的孩子學荷蘭語，否則便會被那個國家同化。這些老實淳樸的人竟然不圖報恩，跑去做美國公民。聽起來這似乎沒有可能。實際上他們大多數時間都必須住在貧民窟中，在人口已很密集的國家尋求生路確實很艱難。
聽說在美國種植煙草的收入遠遠大於在萊頓梳羊毛，因而他們便上路去弗吉尼亞。哪想遇到了逆風，馬薩諸塞岸邊的水手手腳笨拙，他們便決定在這個地方住下，不繼續乘著漏船在海上的恐怖中航行冒險了。不過儘管他們逃離了淹死與暈船的危險，卻還是處在危險的環境之中。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是英國內地的城鎮公民，無創造生活的能力。寒冷將共產思想打得粉碎，不息的狂風把城市的熱情吹得冰涼，妻兒因沒有像樣的食物而死了。只有極少數的人熬過了三個寒冷的冬天，他們很善良，對家鄉的粗魯且又淳樸的寬容習以為常。然而因為之後又來了幾千個新殖民者，他們完全被淹沒其中了。後來的人全部都是更嚴厲、不易妥協的清教徒，馬薩諸塞被他們變成了查理河畔的日內瓦，長達幾個世紀之久。清教徒在硝煙瀰漫的地方痛苦掙扎，災難重重，他們有比之前任何時候想從《舊約》裡找尋他們所想的所做的事情的依據的衝動了。他們同體面的社會與書籍劃清界限，領悟出自己的一套怪異的宗教體系。他們將自己看成是摩西與紀登的後代，不久就會變成西部印地安人真正的的馬卡比。
他們無法聊慰自己的艱難乏味的生活，只能告誡自己他們受難為的是唯一真正的信仰，還因此得出結論，別人都是錯的。要是誰含蓄地說清教徒的行為並不完全正確，就會因觀點不同而受到虐待，要麼就是被無情地鞭打一頓扔到荒郊野外，要麼就是被割掉耳朵與舌頭，驅逐出境，除非他們幸運地逃往鄰國瑞典與荷蘭的殖民地躲了起來。對宗教自由與寬容事業來說這塊殖民地一點作用也沒起，要說有貢獻的話那就並非出於本心，不過是歪打正著，在人類進步歷史中這是屢見不鮮的。宗教專制的暴力導致了更加自由政策的反作用。在幾乎兩百年的教士專制後，湧出了新一代，他們是形形色色的教士統治的公開的可怕敵人，認為政教分家非常有必要，對先人將宗教與政治混為一體極其厭惡。這樣的發展過程十分緩慢，卻非常有運氣，到大不列顛與美國殖民地的敵對戰爭爆發危機才開始出現。結果，編撰美國憲法的人除了自由思想者便是舊式加爾文追隨者的秘密敵人，在這個文件中他們注入了頗為現代化的血液，經驗證，在維持共和國的和平穩定中這些原則產生了巨大作用。
不過在這之前，在寬容領域裡新世界已歷經了一次非常意外的發展，是在天主教區內，在現今馬里蘭州的一個地方。這次有意思的實驗的人物是來自佛蘭芒的卡爾佛特父子，可是後來父親遷居到英國，效忠於斯圖亞特王朝，混得很好。原先他們是新教徒，然而喬治·卡爾佛特——他成為了國王詹姆士一世的私人秘書與總管——對當時人們的神學糾纏十分反感，於是又回到舊信仰身邊，以前的信仰無論是好是壞，可是它稱黑是黑，稱白是白，不會將各項教義的最後裁定權交給那些半文盲的教士。喬治·卡爾佛特似乎很有才藝，他倒退到天主教（當時相當嚴重的罪名！）並未讓他失去皇上的恩寵。恰恰相反，他被冊封為巴爾的摩男爵，在打算給受迫害的天主教徒建一小塊處所居住的時候，還得到了四面八方幫忙的承諾。他首先在紐芬蘭試運氣，不過他派往去居住的人都被趕出了家門，所以他申請在弗吉尼亞獲得幾千平方英里的地皮。哪想弗吉尼亞人是頑固不化的聖公會教徒，他們也不想和這些危險人物成為鄰居。巴爾的摩接著申請獲得弗吉尼亞與荷蘭、瑞典領地間的一片荒地，可還沒等到批准便死了。
他的兒子塞西爾接著做他的這件好事，一六三三到一六三四年的冬天，在喬治的兄弟倫納德的命令下，「方舟」號與「鴿子」號兩瘦小船穿越大西洋，在一六三四年三月滿載乘客平安到達切薩皮克海灣。這個新國家名為馬裡蘭，是依據法蘭西國王亨利四世的女兒瑪麗來命名的。亨利四世原本打算建立一個歐洲各國聯盟，可一個發瘋的教士用匕首打破了這個計劃，後來瑪麗成了英國國王的妻子，但不久之後這個國王又在清教徒手裡丟掉了性命。這個移民區完全不一樣，它不排斥印第女人，平等地對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過了困難的好幾年。起初移民區裡聖公會教徒有很多，為了逃脫馬薩諸塞清教徒的專橫跋扈他們才來的。以後清教徒也進入了這個移民區，想擺脫弗吉尼亞聖公會教徒的專橫跋扈。這兩群人都是亡命之徒，氣焰囂張，都希望將他們自己的「正確信仰」帶到這個剛給他們安身之所的州。因為在馬裡蘭的土地上「一切會導致宗教狂熱的爭執」都被嚴令禁止，那些老移民者於是有讓聖公會教徒與清教徒都安安分分不要惹是生非的權利。可是，家鄉的保皇黨與圓顱黨的戰爭一觸即發，馬裡蘭人害怕無論哪一方取得勝利，他們曾經的自由都會失去。
所以，一六四九年的四月，剛獲知查理一世被處以極刑後，在塞維爾·卡爾佛特的直接建議下，著名的《寬容法》被通過了。其中有這樣一段，極為精彩：「由於在宗教方面對思想的強行統治常常給那些所及範圍內的地區產生有害的結果，為了本省政權的穩定，為了促進大眾彼此間的友愛團結，特決定，所有人不可以宗教或是宗教信仰作為理由，對本省一切耶穌基督信仰者進行干預、擾亂以及迫害。」在基督會會士掌控重權的國家，這樣的法案得以通過，這表明了巴爾的摩家族的出色政治頭腦和超群的勇氣。這樣的寬厚仁慈的精神深得來訪者的讚許。
後來，馬裡蘭的政權被一群外逃的清教徒推翻了，將《寬容法》廢除，取而代之的是他們自己的《關於宗教的法案》，它給自稱為基督教徒的人宗教自由，可天主教徒和聖公會教徒卻不包括在內。幸運的是，反動的時期並不長久。一六六○年，斯圖亞特成員重新執政，巴爾的摩派家族也重掌馬裡蘭的大權。對他們政策的再一次攻擊來自別的一面。聖公會教徒在自己的國家取得了完全勝利，所以要將他們自己的教會變成一切移民地區的官方宗教。卡爾佛特家族繼續頑強奮戰，可他們明白要將新移民者吸引到自己這邊已沒有可能了。於是經過一代人的鬥爭，這次試驗宣告結束。新教徒獲勝了。專橫也取得了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