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中的有些事情我一直都沒搞清楚，其中的一件就是一些藝術家與文人在過去的年代中的工作量。現代寫作協會的成員有打字機、錄音機、文秘以及鋼筆，每天可以寫三四千字。莎士比亞有十餘種分散精力的工作，還有個成天無事生非，吵吵嚷嚷的老婆，鵝毛筆也不大好使，他怎麼能夠寫出三十七個劇本來呢？無敵艦隊裡的老兵洛浦·德·維加畢生都是忙忙碌碌的，他從哪兒搞來必要的筆墨紙張將一千八百個喜劇與五百篇文章寫出來呢？那個古怪的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又是怎樣的人呢？他的小屋內居住著二十個吵吵鬧鬧的孩子，可他卻能擠出時間創作出五個清唱劇，一百九十首教堂大合唱，三首婚禮進行曲，十二首聖歌，六支莊重嚴肅的彌撒曲，三首小提琴協奏曲（只需一部小提琴協奏曲便能讓他的名字永載史冊〕，七首鋼琴樂隊協奏曲，三首兩台鋼琴的協奏曲，兩首三架鋼琴的協奏曲，三十首管絃樂譜，還曾給長笛、豎琴、風琴、低音提琴、法國號寫了曲子，這些讓普通學生練一輩子都足夠了。
還有，在三十年裡倫勃朗與魯本斯差不多每月都創作四幅畫或者是四幅蝕刻畫，他們是如何的勤奮努力呢？卑微的平民安東尼奧·斯特拉地瓦利在一生中是如何做出五百四十把小提琴、五十把大提琴以及十二把中提琴的呢？現在我要討論的不是他們的腦袋怎麼可以想出如此多的情節，聽如此多的旋律，看出形形色色的顏色與線條組合，選有用的所有木材。我只是吃驚他們體力的一面。如何能勝任呢？他們不睡嗎？他們也有打幾小時檯球的工夫嗎？他們從不感覺疲憊嗎？莫非他們沒有聽說過「神經」這個東西？十七十八世紀到處都是這樣的人。他們不注重自己的健康，大吃大喝有害食物，完全不明白身為人類中光榮的一員所肩負的崇高使命，不過他們生活得十分舒適，施展的藝術才智來很是駭人。藝術與科學的情形也在煩瑣複雜的神學上出現了。無論你去哪個有二百年歷史的圖書館裡，你都能夠發現天花板與頂樓上滿滿堆放著八開、十二開與十八開的宗教小冊，布道書、討論文集、駁論、文摘還有評論，用皮革、羊皮紙或者是紙張裝幀起來的，這些書上面塵土堆積，早已被人們遺忘。然而這些書裡都蘊涵著博大卻又無用的學識。
在現代人看來裡面探討的題目和運用的好多詞彙已失去了意義。不過這些已生霉的彙編卻有著相當重要的目的。倘若它們沒有其他貢獻，至少來說清潔了空氣，因為它們或是將探討的問題解決了，令相關人士滿意，或是讓讀者明白邏輯推理和辯論無法解決那樣的問題，於是隨便扔在一個地方不管了。聽起來這似乎是諷刺挖苦式的恭維。可是我希望以後三十世紀的批評家們在咀嚼我們現今遺留下來的文學與科學成就時也可以慈悲一點。巴魯克·德·斯賓諾莎是這章的主人翁，從他的作品數量上來看，他沒有跟隨當時的時尚。他的全集無非就是三四個小本子，幾捆信札而已。可是，他運用正確的數學方法解決他在倫理學與哲學中的抽像問題所需的大量東西，會讓一般的健康人膽戰心驚。這個可憐的肺癆病人的死，完全是因為這個緣故，他企圖運用乘法口訣表來理解上帝。斯賓諾莎是位猶太人。然而那時的猶太人還未受過猶太隔離區的恥辱。他們的祖輩在西班牙半島定居之時，那兒還是摩爾的一個省份。
西班牙征服之後，引入「西班牙隸屬西班牙人」的政策，終於讓國家陷入崩潰的境地，斯賓諾莎全家不得不離開老家，坐船來到荷蘭，在阿姆斯特丹買了一幢房子，努力工作，積累財富，很快就成了「葡萄牙移民」中受人尊敬的家族了。假如說他們的兒子巴魯克意識到了他的猶太血統，則除了鄰居小孩的諷刺外，更重要的是在塔爾穆德學校接受的訓練。因為荷蘭共和國充斥著階層的偏見，沒有時間來顧及種族偏見，因而在北海和須德海的海岸，外來民族能夠找到避難之處，過上和諧平靜的生活。這是荷蘭生活的重要特點之一，那時的旅行者在撰寫「遊記」時一定不會把這點遺忘，這是有充分理由的。在歐洲別的大多數地區，就算是到了相當晚的年代，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的關係還是水火不容。二者的爭吵無法解決，因為雙方都對也都錯，都能夠說是對方專橫跋扈與偏見的受害人。這本書中已說過，寬容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依據這個理論，十分明顯，只要基督教徒與猶太人忠誠於他們自己的宗教，就會覺得對方是敵人。首先兩方都認為自己信奉的是真正唯一的上帝，別的民族的所有上帝全是假的。再者，雙方是最危險的商業對手。猶太人如同起初到巴勒斯坦一般到達西歐，是尋找新家園的移民。
那時的工會即「行會」不讓他們進入任何職業，因此他們寧願開個當鋪與銀行，用來作為經濟上的權宜之計。在中世紀這兩種行業十分類似，人們覺得，正派人是不會去做這一行的。直到加爾文時期教會都還對金錢（稅收除外）深惡痛絕，拿利息被他們看成是罪孽，這真是無法理解。是的，沒有任何一個政府能夠容忍高利貸，早在四千年前，巴比倫人便通過一項嚴厲的法律，用來懲罰那些企圖從別人錢裡謀利的交易者。我們從兩千年以前寫下的《舊約》的一些章節中能夠讀到，摩西曾大力禁止追隨者通過高利息的形式借給別人錢，但是借給外國人不包括在其中。之後，連同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在內的希臘大哲學家都不贊同「從別人的錢中生出錢來」，對待這種事情教會神甫的態度更加明確。在整個中世紀裡，放債人從來都被人瞧不起。在地獄裡但丁專門為他的金融界朋友準備了一個小壁龕。理論上能夠證明，當鋪行老闆和銀行家是不受歡迎的公民，要是世界上沒有他們該多好呀。可是，要是世界已不再是清一色的農業，那不借助於信用貸款的話就連最一般的生意都沒法做。
所以放債人成為了人們需要的魔鬼（依據基督教徒的說法），被迫從事人們需要的行當，猶太人注定是要下地獄的，不過體面人絕不會去做。如此一來，不幸的出走者不得不從事不光彩的行當，這令他們自然而然地變成了富人與窮人的死敵。一旦他們發跡，對方就會翻臉無情，肆意謾罵，將他們鎖在城市裡最髒的地方，一衝動還會把他們當成不信教的惡徒絞死或者是當成基督叛徒燒死。多麼愚蠢，無知啊。無止境的攻擊和壓迫並未讓猶太人喜歡上基督徒。導致的直接的結果是，大批一流智慧在公共交往中隱退了，數以萬計天性聰明的青年本來能夠在商業與科學中得到進取，卻將頭腦和精力花在了無用地研究那些深奧難題與煩瑣詭辯的古老舊書上，上百萬個無依無靠的男女青年們注定要在臭氣熏天的小屋中過畸形的生活，一方面聽長輩講他們是絕對會繼承世界和一切財富，他們是上帝的選民，一方面卻又聽見別人永無止境地罵他們是豬玀，只配得上絞架或刑車，並因此而嚇得魂不守舍。想讓在這樣的逆境中生存的人（無論是誰）以正常的眼光看待生活是做不到的。
基督徒的逼迫，讓猶太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鋌而走險，當敵對情緒白熱化時他們起來反抗壓迫者，又被稱為「叛徒」、「忘恩負義的惡霸」，受到更加嚴重的侮辱和限制。可這樣的限制只帶來了一個結果，這讓心存怨恨的猶太人與日俱增，令其他人意志頹廢，將猶太區變成了受挫的雄心與積累的仇恨的可怕場所。斯賓諾莎出生於阿姆斯特丹，因而沒有遭受大多數親戚生來就承受的苦難。他最先被送往猶太教堂（適合的稱呼是「生命之樹」）開辦的學校，將希伯萊文的動詞變化學會之後，就被送往學識淵博的弗朗西斯科·阿皮尼厄斯·范·登·恩德博士那裡，主攻拉丁文與科學。弗朗西斯科博士就像他的名字所表示的那樣，出身在一個天主教徒家庭，有傳聞說他是盧萬大學畢業生，依據城裡最為廣博的教堂副主祭的說法，他是偽裝的耶穌會教士，是個危險分子。然而這是胡說。年輕時范·登·恩德的確在天主教學校學習過幾年，不過他對功課不用心。離開家鄉安特衛普之後，他前往阿姆斯特丹，開辦了一所私立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