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並且很有依據）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沒有軍銜的軍官之間的戰役。將軍、上校以及三星戰略家坐在某個無人問津的別墅大堂中，目不轉睛地看著數英尺長的地圖，低頭沉思，直到可以想出一點新戰術，讓他們得到半英里的領地（以三千人的犧牲為代價），而同樣地，在聰明下士的幫助和鼓舞之下，下級官員、中尉、下士卻做著所謂「黑活」，最後使得德國邊防的崩潰。為精神方面的獨立而進行的偉大戰爭同它相差甚微。沒有投進幾十萬士兵的正面交鋒。沒有給敵人的炮兵供應靶子的孤注一擲的衝鋒。我說得更確切一點，大部分人完全不知道是在打仗。好奇心會讓他們尋問早上誰被燒死了，明天又會有誰要被執行絞刑。後來他們或許會發現，有若干個亡命之徒還依然在為天主教徒與基督徒內心贊成的幾項自由原則而進行抗爭。不過我想，這樣的消息只會令人們輕聲歎惜而已。然而，假如自己的叔叔落得這樣可卑的下場，親戚們絕對會痛心不已的。可能情況只會這樣。殉道者為了自己的事業而獻出了生命，他們的功績無法簡化成為數字公式，也不可以用安培與馬力的概念來表示。
某個攻讀博士學位的勤奮刻苦的學生會認真閱讀喬達諾·布魯諾文集，經過用心地收集一切充滿感情的語言，比方「國家沒有權利告訴人們應想什麼」與「社會不應用劍來懲處不贊成一般公認的教理的人」，寫出一篇以《喬達諾·布魯諾（一五四九——一六○○年）與宗教自由的原則》為題的能夠讓人所接受的論文。可是，我們這些不再研究如此重要課題的人，看問題的角度也會不一樣的。在最後的分析中我們說過，有一類虔誠人士，當時的宗教狂熱令他們深感震驚，也震驚於大眾頭上的枷鎖，各個國家的百姓不得不在枷鎖下生活。所以他們起來反抗。他們真是一群窮光蛋，除了背上的披風之外空無一物，連睡覺的地方都保證不了。然而聖火在他們心中熊熊燃燒，他們穿梭著，探討，寫作，將高深學府裡的高深教授拉到高深莫測的爭論上來。在偏僻的鄉間酒館中同卑賤的鄉巴佬進行一般的辯論，而且繼續宣講要善良、理解與仁愛地待人。他們手拿書籍與小冊子，穿著襤褸，到處奔波，最後得肺炎，在波美拉尼亞的窮鄉僻壤的淒清小村莊中死去，要麼就是被蘇格蘭小村醉酒鬧事的村民私刑處死，要麼便是在法國的街道上被車輪碾得碎屍萬段。
假如我提及喬達諾·布魯諾的名字，我並非說他是這類人裡面唯一的一個。然而他的生活、思想，他自己認為是對的，且正合他心意的東西所迸發出的不息的熱情，確實是一切先驅者的典範，是非常好的例子。布魯諾的父母很貧窮，他們的兒子是個普普通通的意大利孩子，沒有天資可言，不過是依照通常慣例進入修道院。後來也變成了多明我會教士。他同這個團體格格不入，原因在於多明我會教徒狂熱地支持一切迫害，在那個時候被稱為「真正信仰的鷹爪」。他們都非常靈敏。異端分子不用將觀點寫出來讓追蹤者嗅出味道。一個眼神，一個手勢，聳聳肩膀，就會常常露餡，使他必須與宗教法庭打打交道。布魯諾是在所有的一切都要俯首聽命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他是如何成為叛逆、丟掉《聖經》而手捧塞諾和阿納克薩哥拉的書籍的，我也不大明白。可是這個怪異的新手還未將規定的課程完成，就被取消多明我會教徒的資格，變成大地上的浪子。他翻越阿爾卑斯山。
在他前面，有多少青年冒死穿越了這個古老的山口，期盼能在羅納河與阿爾弗河交匯點的森林中獲得他們夢寐以求的美好自由啊！又有多少人灰心喪氣地離開了，他們發現那個地方同別處一樣，總有一個內在的精靈蠱惑人心，改個教義並不代表著改變了人們的心靈與頭腦。布魯諾在日內瓦住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城裡到處都是意大利難民，他們給這位同鄉找了套新衣服，還給他安排工作，當校對員。到了晚上，他便開始讀書寫作。他得到了一本德·拉·拉姆的書籍，總算是找到了志趣相投的人。德·拉·拉姆也深信，中世紀教科書上所弘揚的暴政不粉碎，世界就不會進步。布魯諾沒有他的著名法國老師走得那麼遙遠，不覺得希臘人所有的教誨都是不對了。不過十六世紀的人為何還要受到早在基督出生前四百年所寫下的字句的約束呢？到底是何原因？「因為一直都是如此」，正統信仰的支持者告訴他。
「我們同祖先有怎樣的聯繫，他們和我們又有何關係呢？讓死去的人去死吧。」這位年輕的反傳統觀念者如此答道。不久之後，警方就來找他，希望他最好捲起鋪蓋到別的地方碰碰運氣。以後布魯諾生活是永無止盡的旅行，希望找個在某種程度上比較自由和安全的地方居住與工作，卻一直都沒有如願以償。他經日內瓦前往里昂，又到圖盧滋。那個時候他已開始研究天文學了，成為哥白尼的熱情追隨者，這是非常危險的一步，因為在那個年代，人們都在狂吼亂叫：「世界繞大陽轉動？世界是圍繞太陽轉動的普通行星？呸！有誰聽說過這樣的胡言亂語？」圖盧滋也令他感到不開心。他橫渡法國，徒步前往巴黎，隨後作為法國大使的私人秘書抵達英國。不過等待他的還是失望，英國的神學家比大陸的強不了多少。或許他們更為實用一些，比方說在牛津大學，他們對犯有違背亞里士多德教誨錯誤的學生並不處罰，卻罰他十個先令。布魯諾變得喜歡諷刺挖苦別人了。
他開始寫一些文采飛揚但又非常危險的短篇散文以及帶宗教哲學政治色彩的對話；在對話裡，所有現存的秩序被顛覆過來，得到了細緻入微可絕無奉承之意的檢查。他還演講了他喜愛的科目：天文學。然而學院的掌權者對受學生愛戴歡迎的教授是很少給予笑臉的。布魯諾再次被迫離開。他回到法國了，又到達馬爾堡。不久之前路德與茲溫格爾曾在那兒爭辯在虔誠的匈牙利女王伊麗莎白地堡裡產生的化體的實質。他的「自由派」聲名早已先他而行。甚至連授課他都得不到批准。維籐貝格應好客熱情點，不過這座路德信仰的城堡之前被加爾文博士的教徒掌控，從此以後，布魯諾自由傾向的人也無容身之所了。他向南走，到約翰·赫斯的領地碰運氣。更大的失望在等著他。布拉格變成了哈普斯堡的首都。哈普斯堡一從前門進入，自由就從後門離開了。再次走到大路上去吧，走到遙遠的蘇黎世。在蘇黎世他收到一封意大利青年喬瓦尼·莫塞尼哥的來信，請他去威尼斯。
我不知道是什麼讓布魯諾接受了邀請。可能一個貴族名字的光彩迷惑了這個意大利農民，他因這個邀請而受寵若驚。喬瓦尼·莫塞尼哥的前輩勇於蔑視蘇丹與教皇，可他自己卻是個怯懦的人。他意志薄弱，膽小如鼠，當宗教法庭的官員從他家中要把客人帶到羅馬的時候，他連手指都動彈不了。威尼斯政府一直小心謹慎地保護他們自己的權力。假如布魯諾是個德國商人或者是荷蘭船長，他們可能會強烈抗議，倘若外國軍隊膽敢在他們的管轄範圍內抓人，他們甚至會發動戰役。可是為一個除思想之外給城市帶來不了任何好處的流浪漢，為何要觸怒教皇呢？是的，他自稱學者，共和國也深感榮幸，可是國內自己的學者已經足夠了。同布魯諾作別吧，願聖馬可可憐他的靈魂。在宗教法庭的監獄裡布魯諾待了長達六年的時間。一六○○年二月十六日，他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燒死了，骨灰隨風散去。他行刑的地方是在坎普迪菲奧利，會意大利文的人也許可以從這個精悍美妙的比喻中得到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