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傑出的鑒別能力，通過可行的方法讓學生們喜歡上古文課，因而阿姆斯特丹的加爾文派人民不顧忌他曾經同天主教的關係，願意將孩子托付給他，並且很是自豪，原因在於在六韻步詩和變格上，這個學校的學生遠遠強於別的學校的孩子。范·登·恩德教授小巴魯克拉丁文，可他作為科學領域的最新發現的熱情追求者，對喬達諾·布魯諾崇拜得肝腦塗地，因此絕對會教給這孩子一些正統猶太家庭通常不會提及的事。小斯賓諾莎一反當時的習俗，沒有與別的學生一起住，而是住在家中。他的學識淵博，頗讓家人震驚，親戚都自豪地稱他小先生，毫不吝嗇地給他零用錢花。他並未將這錢浪費在煙草上，而是用來買哲學書。有個作者最令他感興趣。他便是笛卡爾。雷內·笛卡爾是位法國貴族，在圖爾與布瓦蒂耶交界處出生，在這裡查理曼的祖父曾擋住了穆罕默德征服歐洲的企圖。他不到十歲就被送往耶穌會接受教育，在那待了十二年，很不受人喜歡，因為他肯思考，未經證明的東西一概拒收。恐怕只有耶穌會會士可以調教這種難管的孩子，既不挫傷他們卻又訓練得相當成功。要檢驗布丁的好壞就要嘗一嘗。辦教育也是相同的。
假如現代教育家把耶穌會羅耀拉兄弟的教育方法學會了，我們也會有好幾個自己的笛卡爾了。二十歲時笛卡爾開始服兵役，他來到荷蘭，在那，納索的莫裡斯已徹底完善了他自己的軍事體系，讓他的軍隊成為那些氣宇昂揚的想當將軍的年輕人的進修的學校。笛卡爾並不時常去納索親王的司令部。虔誠的天主教徒怎可當新教徒首領的僕從，聽來這似乎像叛國罪。然而笛卡爾感興趣的是數學與炮兵，並非宗教與政治。荷蘭一與西班牙休戰，他就辭職，抵達慕尼黑，在巴伐利亞的天主教公爵麾下打仗。不過那場戰役很短，唯一一場較為重要的戰役是在拉羅謝爾周邊進行的，那時，胡格諾派正在抵擋黎塞留。笛卡爾回到了法國，希望學一些高級攻堅城戰。然而他厭倦了軍營生活。於是告別戎馬生涯，致力於哲學與科學。他有自己的一筆小收入。他不想結婚，奢望也不多，只希望過平靜快樂的生活，並且如願以償了。對於他為何選中荷蘭作為居住地我也不十分清楚。可是這個國家隨處可見印刷商、出版商以及書店，只要不開誠佈公地攻擊政府與宗教，出版檢查的法律就不過是個擺設而已。
何況，他一直都沒有學會他所移居國家文字（對真正的法國人來說這種文字其實並不難），因此躲避了沒有必要的夥伴與無用的談話，可以將所有時間（差不多每天二十個小時）用於他的工作中。對曾當過兵的人來說，這樣的生活太索然無味了。然而笛卡爾有他的生活的目的，很滿足於這種自我折磨的身在他鄉的生活。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他相信，世界依舊被深不可測的未知圍繞著，被看做是「科學」的東西實際上沾不了真正科學的邊，不首先剷除陳舊的錯誤與荒謬，就不可能實現總體的進步。這個命題可不小。但是笛卡爾有很好的耐性，到了三十歲，他奉獻給我們嶄新的哲學體系。他被自己的工作激勵著，在最初的體系加入了幾何學、天文學以及物理學的元素。工作中他絲毫不偏袒，這讓天主教徒說他是加爾文派，而加爾文派又指責他是無神論者。即便這些喧鬧傳進他的耳朵，他卻一點也沒有受到干擾。平靜地繼續自己的探究，在斯德哥爾摩同瑞典女王探討了哲學，後來安詳地死在那個地方。在十七世紀的人們心中，笛卡爾主義就彷彿是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達爾文主義一樣，引發了極大反響。
一六八○年當一名笛卡爾主義者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非常丟臉。它說明了這個人是現今社會制度的敵人，是索西奴斯教教徒，是個自認不可同體面人同伍的下等人。這並未阻止知識界大多數人飢腸轆轆地接受笛卡爾主義，正如我們的祖輩接受達爾文主義一般。不過在阿姆斯特丹的真正猶太人中，卻沒有人提及這樣的題目。在塔爾穆德與托拉赫笛卡爾主義也無人間津，所以它也便不存在。只要說明它存在於巴魯克·德·斯賓諾莎的頭腦裡，結局便早已注定，一經猶太教堂的權威人士插手調查此事，採取官方行動，則斯賓諾莎也會一樣的不復存在。阿姆斯特丹的猶太教會在那時剛經受一場嚴重的危機。在小巴魯克十五歲時，出現了一個名為尤里爾·艾考斯塔的葡萄牙流浪漢。他毅然摒棄了在死亡脅迫下被迫接受的天主教，回到了前輩的宗教中來。然而這個猶太人艾考斯塔並非等閒之輩，他是個紳士，在帽子上插根羽毛，腰上挎把劍已是習以為常。那些在德國與波蘭學校接受教育的荷蘭猶太教士所有的自高自大讓他訝異和不悅，他也非常自傲，他從不掩飾自己的觀念。在那種小社團中，如此開誠佈公的蔑視是不能被容忍的。
一場你奪我搶的戰役開始了，一面是自視清高的夢幻者，半先知半西班牙貴族，另一面是鐵面無情的法律捍衛者。結局是可悲的。首先，艾考斯塔在當地警察局被指控是幾本否認靈魂不朽的褻瀆聖靈小冊子的作者。這讓他和加爾文派教士產生了矛盾。然而事實很快就被澄清，控告也被撤消。所以這個強勁十足的反叛被猶太教會逐出了教會，他的謀生之路也被剝奪了。在此後幾個月中，這個可憐的人流浪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頭，後來因貧困和孤獨的驅使，他重新回到了教會。不過首先他要當眾認罪才行，任全部的猶太人鞭打腳踹，然後才可以被批准再次入會。這樣的侮辱讓他精神失常。他花錢買了把手槍，將自己的腦袋打開了花。在阿姆斯特丹市民中自殺事件引發很多爭議。猶太團體認為不能再次冒險掀起另一場風波。當「生命之樹」中這位最有前途的學生已確定無疑地被笛卡爾的新異端思想所玷污之時，猶太教便馬上有所行動，企圖遮掩。人們找巴魯克商談，只要他同意聽話，仍然去猶太教堂，再也不發表或散佈一切反對法律的主張，便能給他一筆年金。斯賓諾莎最反感妥協退讓，毅然回絕了這樣的事。
結果，依照聞名的古老《懲處準則》，他被教會開除了。那個準則一點都不給人們思考的餘地，都是照搬耶利哥那個年代的詛咒謾罵的字眼。面對千奇百怪的咒罵，他泰然自若地坐在家中，從報紙上知悉昨天發生的事。甚至當某個《準則》的熱衷者想了結他的生命時，他也不願遠離這座城市。這對猶太教士的威望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就算他們祈靈於約書亞與伊萊沙，在短短的六年的時間裡卻照樣有人再次公開向他們宣戰。他們急切地向市政廳提起訴訟，希望同市長面談，告訴市長這個才被趕出教會不多久的巴魯克·德·斯賓諾莎確實很危險，是個不可知論者，他不信仰上帝，在阿姆斯特丹如此令人尊重的基督社團裡是不應該容忍這樣的人的。那些大官員有個很好習慣，凡事都不介入，卻推給基督教教士的小組委員會去辦。經小組委員會研究以後。發現斯賓諾莎並未做給城市法律造成危害的事，就實事求是向市政府的官員作了報告。然而他們又認為同一教派的人能這樣團結一致是件好事，於是給市長提議，希望這位看似獨立的年輕人離開阿姆斯特丹一陣子，等避過風頭再回來。從那過後，斯賓諾莎的生活一直波瀾不驚，正如他從窗口看到的大地一般。
他於是離開了阿姆斯特丹，在萊頓周邊的萊茵斯堡小村裡租了一間屋子，白天打磨光學儀器的鏡頭，晚上抽著煙，按照自己的興趣讀點什麼或是寫點什麼。他一直都是單身。有傳言說他同拉丁文老師範·登·恩德的女兒有私情，可斯賓諾莎離開阿姆斯特丹的時候那孩子不過十歲，因而不大可能。他有幾位摯友，每年至少兩次會提出要接濟一點給他，讓他可以用全部的時間從事研究。他回答說他很感謝他們的好意，可他更願意獨立，除某個有錢的笛卡爾主義者每年給他提供八十塊錢的補貼外，他沒有再多要一分錢，一生都處於真正哲學家應有的令人尊敬的貧窮當中。他曾有機會去德國當教授，可他婉言謝絕了。有名的普魯士國王寫信給他，希望做他的資助人與保護人，他也沒有答應，依然過著寧靜快樂的流亡生活。在萊茵斯堡待了幾年之後，他搬到了海牙。一直以來他的身體都不好，半成品鏡頭上的玻璃末把他的肺感染了。一六七七年，他在孤獨中平靜地死去了。讓當地教士不悅的是，這個「無神論者」下葬的當天，不少於六輛宮廷豪門的私家馬車陪同到墓地。
兩個世紀以後，當紀念他的雕像落成時，警察們不得不大批出動保護參與這個隆重儀式的人的安全，以免他們被一大群狂熱加爾文教徒的怒火所傷。這便是他，他有何影響呢？難不成他只是將沒完沒了的理論裝進成堆的書裡、所用的語言可以將奧馬爾·卡雅姆氣得臉紅脖子綠的勤奮哲學家嗎？不是。他獲得的成就絕非憑借發揮才智或者是運用巧言善辯正確闡釋自己的理論。之所以說他偉大，主要是他的勇氣。
他屬於這樣的人：只知道一種法則，這種法則是在被人早已遺忘的遙遠的黑暗時代裡設定的無法變更的一套規矩，這套規矩是為那些自認為能夠解釋聖理的職業教士所創的精神專制體系。在他生活的環境裡，知識自由的思想同政治上的無政府基本上是同義詞。他明白他的邏輯體系不但會得罪猶太人，也同樣會得罪非猶太人。可他從未動搖過。一切的問題都被他視為普遍問題，全部看成是一種如影相隨的意志的體現，是終極現實的表現，它適合用在最後的審判日，正如適合於創世紀一樣。因此，他給人類的寬容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斯賓諾莎如同前面的笛卡爾一樣，拋棄了舊的宗教設下的狹小界線，用上百萬星辰作為基石，建立起自己嶄新的思想體系。如此一來，人類從希臘與羅馬時代就被歪曲的真正形象被他恢復了——作為真正的宇宙的公民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