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阿米尼斯的好友。另一面是戈馬魯斯的狂熱追隨者。儘管戈馬魯斯出生於荷蘭家庭，可他的一生卻是在德國度過的，是條頓教育體系的傑出產物。他學識淵博，但對起碼的常識卻很缺乏。他精通希伯萊律學中的奧秘，可是心臟卻依照阿拉米語的語法規則在跳動。他的對手阿米尼斯卻截然相反。他出生在奧德沃特，是距離伊拉斯謨度過不愉快的少年時光的斯特恩修道院很近的一個小城市。他年幼時得到了鄰居、馬古堡大學傑出數學家與天文學教授的深厚友誼。這個人名為魯道夫·斯內裡斯，阿米尼斯被他帶回德國，讓他接受良好的教育。然而這個孩子在第一次放假回家時，瞭解到西班牙人已將家鄉洗劫一空，親戚全都遇難了。他的學業似乎因此而無法繼續，幸好一些富有愛心的有錢人士聽說這個幼小孤兒的遭遇，慷慨資助，送他到萊頓大學，學習神學。他努力刻苦，六年之後就學完了全部的課程，又開始去找尋新知識的源泉了。那時，出色的學生總能夠找到贊助人為他們的前程掏錢。很快阿米尼斯就拿到了阿姆斯特丹幾個行會給他的介紹信，興高采烈去南方找尋受教育的機會了。
作為一個受人尊敬的神學繼承者，他首先前往日內瓦。加爾文已經死了，不過他的僕從西奧多·貝扎如同天使般的牧羊人接替了他。這個捕捉異端者的老手有敏銳的鼻子，馬上聞出這個年輕荷蘭人教義中的拉姆主義味道，對他的拜訪也縮短了很多。對現在讀者來說拉姆主義這個詞一點意義都沒有。可是熟知米爾頓文集的人都明白，三百年以前它被當成是相當危險的宗教新說。它由一個叫彼爾·德·拉·拉姆發明或者創立的（你怎樣用詞都行）。在他還是學生的時候，非常厭惡老師過時的教學方案，因而他選了個令人訝異的題目作為他的博士論文：《亞里士多德教誨的所有都是錯的》。肯定的，這個題目沒有得到老師的好感，幾年之後，他又將自己的觀念寫進幾本才華橫溢的書中去了，這讓他必死無疑，他是首批聖巴塞洛梅大屠殺犧牲者。不過書並沒有隨著作者的死一起消亡，拉姆的書殘留了下來，在西歐和北歐他的驚異邏輯體系也受到熱烈的歡迎。
然而真正的虔誠者卻覺得拉姆主義是前往地獄之門的通行令，所以有人勸阿米尼斯前往巴塞爾，自從落入對全部的一切持探索態度的伊拉斯謨的魔爪中後，這個多災多難的城市一直將「自由派」當成榜樣。阿米尼斯於是起程北行。可他又作出一項令人費解的決定。他膽大妄為地踏進了敵人的境內，在帕多瓦大學學習了幾學期，他前往羅馬一次。一五八七年他返回故里的時候，他成了國人眼中的危險人物。然而他非常的謙卑，因而慢慢地贏得了人們的好感，成為了阿姆斯特丹新教的牧師。他不但發揮了自己的作用，還在瘟疫氾濫的時候獲得了英雄的美名。很快地，人們真心擁戴他了，派他重建城市的公共教育體系，他接受了，一六○三年，當他作為羽翼豐滿的神學教授要調往萊頓的時候，首都的全體居民都還戀戀不捨。要是他知道在萊頓等著他的是什麼，我敢肯定他是覺得不會去的。他前往那的時候，恰逢下拉普薩裡安派教徒與上拉普薩裡安派教徒之間的戰役發展得如火如荼。阿米尼斯的家庭背景與接受的教育都是下拉普薩裡安派。他本想一視同仁，對同事上拉普薩裡安派的戈馬魯斯不帶任何偏見。然而兩派的差異不可調和。
阿米尼斯不得不宣佈自己是的的確確的下拉普薩裡安派教徒。讀者肯定會問我，這兩派都是什麼呀，我不清楚，好像也瞭解不了這些玩意兒。然而據我所知，兩派的爭論由來已有很長時間，一派（比方阿米尼斯）覺得，在某種程度上人們有意志的自由，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還有一派是索弗克利斯、加爾文以及戈馬魯斯之輩，他們認為我們一生中的全部早在出生之前就已注定，命運全權取決於造物時上帝聖骰的一擲。一六○○年，大多數北歐人都是上拉普薩裡安派。他們喜歡聽布道說除自己以外的大部分人是命中注定要進地獄的，假如竟有那麼幾個牧師膽大妄為，敢於宣講善良與仁慈的福音，他們就立馬被懷疑得了罪惡的軟弱症，如同仁慈的醫生的一樣，不給人們開苦口良藥，卻用他們的慈悲心腸將病人置之死地。萊頓的很多愛說閒話的老婦人一發現阿米尼斯身為下拉普薩裡安派教徒，他的作用隨即終止了。他以前的朋友與支持者肆意咒罵他，他被折磨而死。後來，兩派都介入政治領域，似乎這在十六世紀是無法避免的。在選舉中上拉普薩裡安派大獲全勝，下拉普薩裡安派被宣判為破壞公共秩序的敵人與國家的叛徒。
這場荒誕滑稽的戰爭還未結束，奧爾登·巴內維爾特就身首異處了，曾經他是少言的威廉的助理。對共和國的建立有功，格羅蒂斯逃到瑞典女王的王宮中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雖然曾經他的溫順節制讓他成為國際法律公正體系的第一個偉大倡導人；少言的威廉為其獻身的事業好像中途而廢了。然而加爾文主義者並未得到預期般的勝利。荷蘭共和國不過是名義上的，其實是商人與銀行家的俱樂部而已，經幾百個很有勢力的家族統治著。對於平等與博愛，這些紳士一點也不感興趣，卻相信法律與秩序。他們承認並支持已經存在的教會。每到星期日，他們就熱情洋溢地來到四壁潔白的教會，過去這兒是天主教堂，如今是新教徒的布道所。但是到星期一，教士想拜見市長與議員們，想憤憤不平地說說這人德行不好的時候，官員們卻又「在開會」，無法接見這些虔誠的人。倘若虔誠的人持之以恆，號召成百上千名虔誠的教民在市政大廳門口「示威」（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官員們也會文質彬彬地垂青，接過虔誠的教士抄寫工整的訴苦書與建議書。然而，大門在最後一個穿著黑袍的請願者關上之後，官員們便會用那些文稿來點煙斗。他們已採納了確實有效的格言：「僅此一回，下不為例。」那些年上拉普薩裡安教派掀起的大規模的駭人內戰將他們嚇壞了，所以他們堅定地抑制了形形色色宗教狂的發展。後人們並不經常誇讚這些貴族。毋庸置疑，國家被他們視為私有財產，也無法長久地將祖國的利益與自己的利益區分得清清楚楚。同整個帝國角度相稱的宏觀是他們所欠缺的，所以基本上是小事精明大事糊塗。不過他們做的一些事值得我們由衷的推崇。國家被他們變成了國際交換站，在這兒，持有各種思想的人們都有最為廣泛的自由，可以暢所欲言、不用顧忌地去思索、去寫作、去出版。我並不希望描繪得過於動人。在內閣的威脅之下市議員也會常常會被迫鎮壓一次天主教的秘密集會，或者是沒收一本氣焰過於囂張的異端分子發行的小冊子。可是通常來講，只要人們不公然爬到市場區中央的肥皂箱上大聲詆毀宿命論，不將天主教的大串念珠帶進公共餐廳，承認南方衛理公會的上帝的存在性，便能夠確保某種程度上的平安無事。在幾乎兩百年內，相當多的人在世界別的地方因思想而受到迫害，然而荷蘭共和國卻變成了他們的真真切切的天堂。這個地方又一次變成為天堂的消息傳播開去。在以後的兩個世紀裡，荷蘭的印刷廠與咖啡廳裡擠滿了各各樣的熱情者，他們是精神解放軍隊裡的領頭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