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覺得中世紀的城市空氣對自由有益。確實是這樣。躲在高高大理石牆後面的人們完全能夠安全地對男爵與教士不屑一顧。不久之後，歐洲大陸的情況有很大的好轉，國際商業又變成了可能，因而產生了另外一種歷史現象。用三個雙字詞組表示出來就是：生意成就寬容。你在一個星期內的任何一天，尤其是在星期日，都能夠改變這樣的論點。溫斯堡與俄亥俄能夠支持三K黨，紐約卻不可以。倘若紐約人掀起一場運動，把全部的猶太人、天主教徒還有外籍人都驅逐出去，華爾街便會亂成一團，勞工運動拔地而起，一切都化為虛有，沒法收拾。中世紀下半期就是這樣，莫斯科是一個看似大公國的首部所在地，會激怒新教徒，可是位於國際商業中心的諾夫格羅德卻必須小心行事，否則就會惹惱前來做買賣的瑞典、挪威、德國以及佛蘭芒的商人，將他們趕到維斯比去。一個純農業國能夠用一整套豐盛的火刑來泰然處置農民。
然而，假如威尼斯人、熱那亞人以及布呂赫人在他的城內開始屠殺異教徒，那樣的話代表國外公司的人就會馬上逃離，繼而資金也將被抽回，城市經濟面臨癱瘓。許多國家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教訓（比方西班牙、教皇統治區與哈普斯堡的領地），卻依舊被所謂的「對信仰的忠誠」牽制，將信仰的對立者無情地驅逐出去。結果，它們要麼就化為烏有，要麼便縮小為第七等國家。不過往往商業國家與城市的掌控者都非常尊重既定的事實，瞭解自己的利益所在。因而在精神世界裡保持中立，天主教、新教、猶太人還有中國客人都可以照常經商，而且繼續忠誠他們自己的宗教。為了保持外表的體面，一項反對加爾文教派的法案在威尼斯通過了，但是十人內閣議會卻小心謹慎地告知憲兵，這條法令無須太過認真執行，讓那些教徒自行其事吧，無論信仰什麼都行，除非他們真的決定奪得聖馬爾可教堂作為他們的會場去。他們在阿姆斯特丹的好朋友也是這樣做的。每個星期日，新教牧師們都高聲責罵「放蕩婦人」的罪行。
可是在周邊的街道上，在一個不起眼的房間裡可怕的天主教徒也默默地做彌撒，門外還有新教警長盯梢，防止日內瓦宗教手冊的發狂的崇拜者闖進這個犯禁的會議之中，將他有用的法國與意大利客人嚇走。這並非說，威尼斯與阿姆斯特丹的人民已不再是自己教會的虔誠弟子。他們同以往一般，依舊是好天主教徒或者是新教徒。可是他們明白，漢堡、呂貝克或里斯本的十個商販的異端教徒的美好願望，要比日內瓦或者是羅馬的十個寒酸教士的認可更要有價值，因而他們便宜行事了。蒙田有開明與自由的想法（並非一直是一種），可他的父親與祖父卻從事鯡魚生意，母親身為西班牙猶太人的後裔，將這兩者聯繫在一起難免牽強附會。可是依我來看，商界長輩對蒙田的理念產生過很大的影響。他作為戰士與政治家，畢生的特點就是厭惡盲信與偏執，這起源於離波爾多主要港口很近的一家小魚鋪。假如我當蒙田的面這樣說的話，他是不會對我表示感謝的，因為他出生之時，一切「從商」的痕跡都從閃耀的家族紋徽中被小心地抹掉了。他的父親得到了蒙田地方的家產，便大手大腳地花錢，希望兒子成為一個紳士。
蒙田剛會走路，他的可憐小腦瓜裡就被專職教師塞滿了拉丁文與希臘文。六歲他被送到高級中學，二十歲未到就已成為波爾多市議會的羽毛豐滿的成員了。隨後他參了軍，還在法院幹過一段時間。三十八歲時父親去世了，他退出了所有與外界有關的活動，將剩餘二十一年（除了幾次違心地短時間介入政治）都花費在他的馬、狗以及書上，並且都頗有研究。蒙田可被稱為是劃時代的人物，有著許多弱點。他從未徹底擺脫一些感情與禮儀，這位魚販的孫子後代深信這才是具有真正的紳士風度。直到他去世時，還在說自己不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不過是個鄉村紳土，到了冬天為了打發無聊的時間，才簡略記下稍許有點哲學含義的雜亂思想。這都是廢話。倘若說有人將他全部的身心、靈魂、美德與罪惡以及所有都奉獻給了自己的書，那就是這位可以同不朽的達爾塔昂相比肩的快樂的紳士。因為身心、靈魂、美德還有罪孽全都屬於這位豁達開朗、很有教養和讓人開心的人，他的所有作品要比文學作品更高一籌，它們已慢慢變成明確的人生哲理，它們是以常識與實際的日常準則為基礎的。
蒙田生為天主教徒，死時依然是天主教徒，年輕時曾身為法國貴族，為了將加爾文主義驅逐出法國而設的天主教貴族同盟。一五七二年八月的某一天，三千名法國新教徒被教皇格列高裡八世歡慶殺死，這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一天，此後蒙田永遠離開了教會。他再也沒有加入別的教派，以及繼續參加一些重大禮儀，以免別人饒舌，可是自聖巴塞洛梅慘案發生的那天夜晚以後，他的那些著作便全與馬爾庫斯、奧裡利厄斯、愛比克泰德等別的十來個希臘羅馬哲學家的作品風格如同一轍了。一篇題目為《論良知自由》，十分令人懷念，他在文中，使用的語氣就如同是古時帕裡克利的同時代人物，而不像是皇后凱瑟琳·德·美第奇的臣子，他還用背教者朱利安的例子來說明真正寬容的政治家應獲得的功績。文章很精悍，最多才五頁，你能夠在他文章的第二冊的第十九章中找到。蒙田已看厭了諸多頑固不化的新教徒與天主教徒提倡的絕對自由，這樣的自由（在那時的情況下）只會產生新內戰。
不過一經條件允許，倘若那些新教徒與天主教徒睡覺的時候不再將兩把匕首與手槍放在枕頭下，則明智的政府就應盡可能避免左右其他人的思想，應允許一切臣民按照最能讓自己身心愉悅的方式熱愛上帝。蒙田並非唯一一個產生這樣的想法且公諸於世的法國人。早在一五六○年，凱瑟琳·德·美第奇的前任臣子麥克爾·德·豪皮塔爾與若干個曾就讀於意大利大學的畢業生（因此被懷疑是受到了再洗禮教的熏陶）就曾說過，對異端分子只適合用文字論戰。他的讓人訝異的觀念是，良知有它自己的原本面目，不是依賴武力能夠改變的。
兩年之後，在他的努力之下《皇家寬容法》頒布了，該法讓胡格諾教派有資格召開自己的會議，舉行宗教會議探討本教的事務，成為一個自由獨立的教派，而不是一個寄人籬下的小教派。巴黎有位律師讓·保丹，是個受人尊重的公民（他捍衛了私人財產，對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裡表達的共產傾向表示反對〕，他的觀點也是如此，不同意國王有權憑借武力強迫臣民進哪個教堂。大臣的演講與政治哲學家的論文受人歡迎的並不多，然而蒙田的書卻在以思想交流的名義下聚集在一起的文明人當中閱讀、翻譯以及探討，且持續達三個多世紀之久。他的業餘身份與他僅為了樂趣而寫作的說法，讓他深得人心；否則人們定然不會買（或者是借閱）一本被官方歸納為「哲學」的書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