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的耳朵有毛病，耳聾的人都天生謹慎。再者，他可以從阿爾卑斯山另一面的幾塊地皮中獲得收益，托斯卡那的執政者暗示他，被認為懷疑是「路德學說」的人在評論使宗教法庭惱羞成怒的題目的時候，別太過分就可以了。所以他用了很多筆名，在一本書出版之前，一定要讓朋友們過目一下，覺得比較安全方才送去印刷。如此一來，他的書沒在禁書的目錄之中，那本有關耶穌生平的書被流傳到了遙遠的南喀爾巴阡山，落到另一位崇尚思想自由的意大利人之手。他是米蘭與佛羅倫薩的某些貴婦的私人醫生，同波蘭與南喀爾巴阡山的貴族結為親戚。那個時候南喀爾巴阡山是歐洲的「遠東」，到十二世紀的初期還是荒野一片，久而久之成了安頓德國的多餘人口的聚集地。這片沃上被勤勞的撒克遜農民變成了一個繁榮昌盛、井井有序的小國家，有城市、學校，甚至還有幾所大學。不過這個小鄉村還是遠離旅遊通商的要道。一些人出於某種原因，希望遠離宗教法庭的忠誠者，最好和他們相距幾英里的沼澤地與高山，因而這個小國家成為了理想的棲身之所。至於波蘭，幾百年以來，只要人們提到這個不幸的國家就會聯想起保守與沙文主義的一般思想。
不過我要告訴讀者們，在十六世紀早期，它卻是貨真價實的庇難所，保護了一切因為宗教信仰而在歐洲別的地方忍受折磨的人，這是個讓人高興的意外吧。這個出人意料的情況是因為典型的波蘭風格導致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個共和國是整個歐洲管理得最差的國家，這是眾所周知的。波蘭的高層次的教士玩忽職守，可西方各個國家主教的放蕩不羈與鄉村牧師的酗酒鬧事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所以對波蘭的情況沒有引起充分重視。可在十五世紀後半葉，德國大學裡的波蘭學生迅猛增多，這吸引了維籐貝格與萊比錫執政者的眼球。學生們開始提出質疑。隨後，事態發展到由波蘭教會管理的克拉科夫波蘭學院衰敗到底，可憐的波蘭人要想接受教育就不得不背井離鄉。不久後，條頓大學受到新教教旨的影響，華沙、拉杜姆以及琴斯托霍瓦的學生也加入了進來。他們功成名就還鄉之時，已是羽毛豐滿的路德派了。在宗教改革的早期階段，國王、貴族以及教士想清除錯誤思想的蔓延還是非常容易的。
可是進行這樣的措施，必須要共和國的統治者團結在一項明確普及的政策下，這肯定非常矛盾，由於這個古怪國家最神聖的傳統是，一張反對票就可以推翻一項法律，就算是國會別的所有議員都支持也改變不了。過了不久，那個傑出的維籐貝格教授在宣傳他的宗教的時候又發明了一個經濟副產品，那就是將全部教會財產都沒收掉，從波羅的海至黑海間的肥沃平原上的博爾勞斯家族、烏拉蒂斯家族以及別的騎士、伯爵、男爵、王子與公爵，都顯而易見地傾向另外一種信念，也就是荷包裡要有錢的信念。這個發現之後，緊接著出現了為修道院的領地而進行的不大神聖的搶取豪奪，產生了聞名的「間歇」，從古至今，波蘭人就是憑借這種「間歇」拖延思考時間的。在這段時間裡，一切權力都保持平衡，新教徒便有機可乘，在不到一年時間裡便建起自己的教堂，並且遍及各地。最後，新教長期的爭論又將農民趕回到教會的懷抱之中，波蘭又一次成為天主教的一個毫不妥協的堅固堡壘。
不過到了十六世紀後半葉，波蘭得到了允許各種宗教派別共存的通行證。西歐的天主教與新教開始了掃除再洗禮教徒的戰役，倖存者於是往東逃竄，最終在維斯杜拉河畔定居。恰好這個時候，布蘭德拉塔大夫手拿索茲尼有關耶穌的書，表示想認識一下作者。喬古奧·布蘭德拉塔是意大利公民，醫生，才華橫溢。他曾就讀於蒙彼利埃大學，是傑出的婦科專家。他從頭到尾都桀騖不馴，卻很聰慧。他如同當時許多醫生一般（想想拉伯雷與塞維圖斯），不但是神學家而且還是神經病專家，角色時常變更。他把波蘭皇太后的病成功地治癒了，原本她總是有幻覺，覺得只要是懷疑三位一體的人就都是錯的，病好之後就悔恨自己的錯誤，之後就僅僅判決贊成三位一體教義的人。這位好皇太后已經去世了（是被情人殺死的），她的兩個女兒都嫁給當地的貴族了，作為醫療顧問，布蘭德拉塔在政治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他知道內戰已劍拔弩張，除非採取行動結束宗教上的爭吵才行，因而他竭盡全力想在對立教派之間調和，停戰。
然而達到目的，需要一個比他更為精通複雜錯綜的宗教論戰的人。他靈光一閃，想起了講述耶穌生平的那個作者。他寫信給索茲尼，請他東行。不幸的是，索茲尼抵達南喀爾巴阡山的時候，剛剛爆料了布蘭德拉塔私生活中的大醜聞，那個意大利人也不得不被迫離職，杳無音訊了。可索茲尼留在了這個遙遠貧瘠的土地上，迎娶了位波蘭姑娘，一六○四年死在了那兒。他畢生最後二十年是最有趣的時期，因為，這個時期他具體表達了有關他自己的寬容思想。十六世紀下半葉是出版大量宗教問答手冊，教理信仰、宗教和信條的時代，在日耳曼、瑞士、法國、荷蘭以及丹麥，人們到處都在寫這樣的東西。然而各地草率出版的小冊子都闡明一個糟糕的信條：他們（也僅有他們）才能夠代表真正的真理，一切宣誓過的執政者的責任，便是大力支持這種特殊形式的真理，用劍、絞刑台以及火刑柱對那些肆意信仰別的劣質真理的人進行懲處。索茲尼的信仰具有完全相反的精神。一開始它便打開天窗說亮話，它的真正意圖一定不是同別人吵架。
他繼而說道：「許多虔誠的人饒有見地地埋怨說，現今已經出版，還包括各個教會正在出版的各種各樣的教義與宗教手冊是基督徒間產生分歧的罪魁禍首，由於它們都企圖將一些原則強加於人們的良知上，將持異議者看成是異端分子。」由此，他用最正式的方法說明，索茲尼派絕不贊成剝奪或壓制所有人的宗教信仰。提及廣義的人性，他又作了下面的呼籲：「讓所有人對他的宗教進行自由評判吧，那是因為這是《新約》制定的法則，早先的教會已開了先河。我們這些悲慘的人有何資格要壓抑或熄滅上帝已在別人心中燃起的聖靈之火？我們誰能壟斷《聖經》的含義呢？我們應記住，我們唯一的主是耶穌基督，人們都稱兄道弟，有誰被賦予了壓制他人的力量呢？也許其中某個兄弟比他人有才一些，不過在自由與基督的關係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全部的這些都無以倫比，不過卻早了三百年。索茲尼派與別的新教派都不指望在那個動盪的年代長時間地堅定自己的立場。一股反對宗教改革的潮流已勢不可當地開始了。
成群的耶穌會神甫在失去的省份裡大展身手。新教徒們邊工作邊爭吵，這讓東部人很快又站在了羅馬一邊。現在來這些遠離文明歐洲的地方旅行的人們，很難想到曾經的這裡是最先進最自由的思想堡壘，也無法猜測到在可怕的路德山叢中曾有一個小村莊，在那兒世界首次得到了實現寬容的明確的方向。好奇心作怪，我近來一天早上來到圖書館，把我國青年瞭解過去的最為流行的教科書瀏覽了一遍。有關索茲尼派或索茲尼叔侄隻字未提，全部的書都從社會民主派跳到漢諾威的索菲亞，從撒拉森斯跳到了索比斯基。然而在這個被跳越的年代，為人熟知的偉大宗教革命領導人是大有人在的，這其中包括厄可蘭帕鳩斯與一些不重要的人物。僅有一卷提到了這兩個位傑出的錫耶納人文主義者，可是卻是出現在羅列路德或者是加爾文言行中的一個含糊不清的附錄上面。預見確實存在危險，然而我卻懷疑，在之後三個世紀的通俗歷史當中，這所有的一切都會改變，索茲尼叔侄自然會享有他們單獨的一小章節，可宗教改革的英雄人物則會降到次要地位。即使放在腳注上他們的名字也會顯得醒目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