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竭力對上帝和自己誠實，所以他不得不將所有問題簡化為基礎的原則與教義，再將它交與人類感情的試金石進行檢驗。教皇庇護四世知道了他的死訊後說：「這個異教徒的力量在於他對金錢的冷漠。」倘若教皇是在讚頌他的死敵從不考慮一己私利，那樣的話他就說對了。加爾文一生都很貧窮潦倒，而且拒收最後的一筆季薪，原因是「疾病已讓他沒法再像從前那樣掙錢了。」不過他的力量卻表現在其他方面。他只有一個信念，生活也只有一個強大的推動力：把《聖經》中體現的真正的上帝看清楚，當他得出的結論在他覺得自己已可以經得住一切爭辯與反對的時候，他便將它歸入到自己的生活準則之中了。至此他依照自己的思維方式行事，完全無視自己的決定會導致的後果，變成了一個不可戰勝、無法阻擋的人。不過直到許多年以後這個品質才體現出來。在改變信念後的前十年，他還是要竭力對付一個十分平常的問題：謀生。「新學」在巴黎大學取得短暫勝利，有關希臘文詞尾的變化、希伯萊文的不規則動詞以及別的受到禁止的知識的幾次講課，都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就算是坐在有名的博學寶座上的教區長也被有害的德國新教義產生了污染，因而人們想採取措施，將那些現代醫學會稱之為「思想的傳播者」進行清洗。據說教區長曾收到加爾文提交給他的幾篇最會引起異議的講演稿，因而他的名字在犯罪嫌疑人名單的前列。他的房間被搜查，文章也被沒收了，還命人將他逮捕了。他聞訊在朋友家中藏了起來。當然，小學院裡的風浪持久不了，可是在羅馬教會裡謀職已不可能。到作出明確決斷的時候了。一五三四年，加爾文與舊信仰徹底絕裂。差不多與此同時，在俯視法國首都巴黎的蒙特馬特山上，羅耀拉同他的幾個學生也鄭重宣誓，後來誓言被納入了耶穌會法規。隨後，他們全部離開了巴黎。羅耀拉朝東走了，可只要想到他首次攻打聖地的不幸結局，便又沿路返回，來到羅馬。在那裡工作讓他的英名（或許是臭名）遍及世界各個角落。約翰卻不一樣。他的帝王國不受到時間與地點的限定。他到處漫遊，期望可以找到一席淨土，用剩餘的時間閱讀、思考還有平靜地宣講他的觀點。在他去斯特拉斯堡的路途上，查理五世與弗朗西斯一世開戰了，這不得不使他繞道瑞士西部。
在日內瓦他得到吉勒莫·法裡爾的熱烈歡迎，他作為法國宗教改革中的海燕，是從教會與宗教法庭的囚籠裡逃出來的著名人物。法裡爾打開雙臂歡迎他的到來，對他說在小小的瑞士公園裡能夠大展宏圖，並希望他留下。加爾文要求考慮一下，然後他留了下來。新天國為了躲避戰爭建立在了阿爾卑斯山的腳下。那時是很奇特的世界。哥倫布出發想尋找印度，卻不經意間發現了新大陸。加爾文想尋找一方靜地，用來研究與思考聖教度過餘下的一生。他漫步到一個三流瑞士小鎮，將它看成是精神首都，很快大家就將天主教王國的領土變成了龐大無比的基督教帝國。如果說讀歷史可以達到包羅萬象的目的，那為何還要讀小說？要說加爾文的家庭聖經是不是仍然被保存著我不清楚。倘若有，人們便會發現，記載著丹尼爾的書的第六章磨損得非常嚴重。這樣一個法國改革家非常有節制，不過他時常要從一個堅貞不移的上帝處讓你在故事中獲得安慰，那個人被拖進獅穴，可是他的清白挽救了他，以至於他沒有悲慘地早早死去。日內瓦和巴比倫不同。它是個讓人起敬的小城，裡面住著令人尊重的瑞士裁縫。他們對待生活很嚴肅，卻無法和這位新宗教領袖相提並論，在講壇上他如同聖彼得一樣滔滔不絕地布道。
何況，有個名叫內布查尼薩的，身為撒沃依的公爵。凱撒的後裔就是在同撒沃依家族的永無寧日的爭吵中決定同瑞士的別的地區聯手，成為宗教改革運動的一分子。日內瓦與維登堡的聯合彷彿彼此利用的婚姻，其結合是建立在共同利益而非彼此愛慕基礎上的。不過，當日內瓦改奉新教的消息一經傳開，一切對諸多新的千奇百怪的教義熱衷的傳教士——它們不下五十個——都湧向了萊芒湖溿。他們幹勁很大，開始宣講到目前為止活人可以想出的最怪異的教義。打心眼裡加爾文就對這些業餘預言家極其厭惡。他深深地懂得他們只會給自己所認定的事業帶來災難，他們是熱情的鬥士，然而走錯了路。在他休息了幾個月以後，頭一件做的事就是盡量準確、簡潔地把他希望的新教民能夠掌控的對與錯的界線寫下來。如此一來，沒有人能夠挪用老掉牙的借口說：「我不知道。」他與朋友德裡爾親自將日內瓦人分為十人一組用來檢查，只有宣誓效忠這樣一個怪異的宗教法才可能享有一切公民權利。後來，他給青年編寫了一本巨大的教義問答手冊。他還說服市議會，把一切仍堅持錯誤的陳腐觀點的人趕出了城。給下一步行動清掃道路後，他依據《出埃及》與《申命記》中政治經濟學家制定的規則，建立起了一個公國。
加爾文如同別的許多大改革者一樣，不像是個現代基督徒，更多的倒像個古典猶太人。他嘴裡說崇拜上帝耶穌，可內心深處卻對摩西的耶和華充滿嚮往。當然，在感情受到波動之時這種現象時常會發生。對仇恨和鬥爭的看法，卑賤的拿撒勒木匠相當明確，使得在他的見解與暴力辦法之間無法找到折中物。過去的兩千年裡，每一民族、每個人都希望用暴力達到目的。因而戰爭一爆發，一切有關的人就都默許了；人們暫時關上了《福音書》，在血泊與雷鳴中熱情歡心地打滾，沉迷在《舊約》的以眼還眼哲學中不可自拔。宗教改革確實是場戰爭，並且相當凶殘。無人乞求生命得以保障，也基本上沒有饒恕，事實上加爾文的公國是個軍營，所有個性自由的表現都被一一壓制了。當然，這全部的取得不是沒有阻力的。一五三八年，組織中的自由分子的出現給加爾文構成了相當大的威脅，被迫離開了城市。可是到一五四一年，他的支持者再一次執政。在一片鐘聲與教土們熱切的讚美聲中，喬安尼斯行政長官重新回到了羅納河的城堡。從此以後他成為日內瓦沒有加冕的國王，以後的二十三年中他力圖建立與完善神權形式的政府，這是從伊齊基爾與埃茲拉的時期以來還不曾見過的。
依據《牛津大辭典》的解釋，「紀律」一詞的意思為：「使受控制，馴服與執行。」它將加爾文夢想中的一切政治宗教結構的實質完美地表達了出來。路德的本性同大多數日耳曼人的一樣，是個感傷主義者。他覺得，只有上帝的話才能夠指示人們通往永恆世界的道路。可是這太不確切了，不適宜於法國改革家的口味。上帝的話能夠是希望的燈塔，不過道路黑暗漫長，還有很多誘惑能讓人忘記自己的最終目的。然而這位新教牧師卻是個例外，他不會走彎路。他知道一切的陷阱，也不會被人收買。假如偶爾脫離正道，每個星期的教士例會就能很快讓他認清自己的職責，在會上，一切真正的正人君子都能夠彼此自由地批評。所以他是所有迫切需求拯救的人心中的理想典範。在我們中曾爬過山的人都明白，有時候職業導遊猶如一個不折不扣的暴君。他們知道一堆岩石的險要之處，一塊看似平坦的雪地的危險他們都瞭如指掌，對自己所照顧的旅行者，他們有完全的指揮權，哪個蠢蛋膽敢不聽指揮，強言厲語就會迎面而來。在加爾文的理想公國中，教士們也肩負著一樣的責任。那些跌倒了、希望別人扶他一把的人，他們愉悅地伸出援助之手。
然而，假如一意孤行的人希望離開軌道，離開大集體，那隻手就會收回來成為拳頭，給予迅猛可怕的懲罰。在別的好多宗教組織中，教士也酷愛運用同樣的權力。可是地方長官常常嫉妒他們所有的特權，允許教士同法庭與行刑官抗衡的情況少之又少。加爾文對此很清楚，在他的管轄範圍內，他建立了某種教會紀律，事實上超過了法律。諸多奇怪的錯誤歷史概念在大戰之後出現了，而且流傳很廣，不過其中最讓人吃驚的是說法國人（較之條頓人來說）是崇尚自由的民族，憎惡一切的管制。幾百年以來法國都處於官僚體制統治之下，十分複雜，可效率卻比戰前普魯土政府低很多。官員上班遲到早退，領口也不周正，還抽著讓人反感的劣等紙煙。要不他們就肆意亂為，引發人們的反感，如同東歐政府官員一樣，可大眾卻馴服地接受官員們的粗魯，對於一個沉迷於反叛的民族來說，確實讓人驚訝。加爾文熱愛集權，是位典型的法國人。他在一些細節上已能夠和拿破侖成功的訣竅相媲美了。可他不同於那個偉大的皇帝。他缺乏雄心大志，他的胃不是很好，也缺乏幽默感，嚴肅可怕得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