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想要理解這些情況確實很困難。對於二十世紀的人來說，都信仰進步，即便每個人的角度不一樣，我們不知道能不能讓世界趨近於完美。可是都認為應該要試一試，這是我們的神聖職責所在。是的，進步已成為某種勢不可當的趨勢，這樣的信念有的時候彷彿成了整個國家的國教。可是中世紀的人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想法。曾經希臘試圖實現一個充滿樂趣的美好世界，不過這樣的美夢不過是曇花一現！政治的動盪不安無情地將它摧殘，席捲了整個國家。以後的幾百年裡的希臘作家都成了悲觀主義者，他們凝視著曾一度是樂土的廢墟，悲觀地認為人世間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無功的！另一方面，從近一千年延綿不斷的歷史中，羅馬作家得出這樣的結論，從人類的發展中某種蓬勃向上的潮流應運而生，羅馬哲學家們，其中最聞名的是伊壁鳩魯，也饒有興致地為更幸福、更美好的未來教育下一代。隨後基督教來了。人們關心的中心點從這個世界轉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人們立刻墜入黑暗的地獄裡，沒有希望地逆來順受。那個時候的人是卑劣的。他們的天性與喜好都有邪惡的成分。他們沉溺於罪孽之中不可自拔，出生於罪孽之中，在罪孽中過活，後來在對罪孽的懺悔中死去。
然而舊的失望同新的失望間存在著某種差異。希臘人深信自己比別人更加聰明，得到了更好的教育，對那些不幸的野蠻人還心生憐憫。不過他們從不覺得他們的民族因為是宙斯的選民而同別的民族有任何差別。相反地，基督教一直都沒有脫離過他們的老祖宗。將《舊約》看成自己信仰的一本聖書之後，基督教徒便繼承了難以置信的猶太教義，認定他們的民族和別的民族「不同」，只有那些表示信仰某種官方建立的教義的人才可以有希望得到拯救，別的人則注定是要沉淪的。有些人精神上的謙卑很缺失，認為自己是數以萬計的同類中的得天獨厚之人，上文所說的思想肯定會給他們帶來很大的直接好處。在好多至關艱難的年代中，這樣的思想將基督徒成為了緊密聯繫、自成一體的整體，在異教氾濫的汪洋大海中超然地漂浮著。
對於特圖利安、聖奧古斯丁以及別的埋頭將教義寫成文字形式的人們來說，在向東南西北每一方向延伸的海洋裡的所連接的別的地方發生了怎樣的事，同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他們最終希望的要到達某處安全的海岸，在那個地方建立起上帝之城。至於別的努力奮鬥的人要達到或完成的事情，同他們毫無干係了。所以，他們給自己創造了有關人的起源與時空界限的新型的概念。埃及人、巴比倫人、希臘人以及羅馬人發現的秘密一點也引發不了他們的興趣。他們真誠相信，隨著基督教的誕生，過去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已不復存在了。例如有關地球的問題。古代科學家覺得地球是數十億星球中的一個。基督徒從根本上將這樣的觀點拋棄了。在他們看來，他們賴以生存的小圓圈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是專門為一群特殊的人創建的臨時棲身之地。
它的來龍去脈非常簡單，《創世紀》第一章已描寫得一清二楚了。當道需要確定上帝鍾愛的人在地球上生活多長時間的時候，問題就變得更加複雜了。大型的古物、被掩埋的城市、滅絕的怪物以及已成為化石的植物遍佈各個地方，到處部是。然而這些東西能被駁倒、忽視、否認或硬說是不存在。所有的這一切做完之後，再確定創世紀的具體日期就非常容易了。在這樣宇宙裡，所有的一切都是靜止的，從某年某月某時開始，在某年某月某時結束。地球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某個教派而存在，完全不給數學家、生物學家、化學家和諸如此類的人探索求知留任何餘地，原因在於這些人所關心的不過是普通規律與時間空間的永恆無限。確實，相當多的科學家抗議說，在內心裡他們是上帝虔誠的兒子。可是正牌的基督徒都更加明確地覺得，倘若一個人真心實意地認定要熱愛與忠於信仰，便知道得不會那麼多，也不會有如此多的書。
有一本書就已經足夠了。這本書便是《聖經》，書裡的每個字母、每個逗號、每個冒號以及每個感歎號都是得到神示的人所寫的。倘若帕裡克利時代的希臘人要是曉得世上有這樣一本所謂的聖書，書裡包括支鱗片爪艱澀難懂的民族史、含混模糊的愛情詩、半癡半瘋的先知們描寫的虛無縹緲的夢幻以及對因某種原因而惱怒了亞洲諸多部落神靈的人大段大段的惡意痛斥，他們是不會感興趣的，只會覺得好笑。然而對於「文字」，三世紀的野蠻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們覺得，這是文明的奧秘之一，當他們所信奉的一屆教會會議將這樣一本特別的書作為完美無瑕和無懈可擊的經典推薦給他們之時，他們於是便誠惶誠恐地一一接受，將它看成是人類已知或希望能夠知道的全部，誰要是否認天國，在摩西與以賽亞規定的界線以外去進行任何探索，誰便會遭受他們的迫害。願意為原則而死的人確實有限。可是，一些人對知識的渴望是壓抑不了的，蓄勢已久的精力應該有發洩的地方才可以。結果，求知和壓制的矛盾衝突使得另一株弱小無味的智力幼苗產生了，後來人們把它叫做是「經院學派」。
這要回溯到八世紀中期。法蘭克國王小佩潘愛妻伯莎生了個兒子，相較於善良的路易王他更有理由被稱為是法國人的恩主聖人，由於百姓們為了路易王的釋放而必須交付約八十萬土耳其金幣的贖金，為了報答百姓的忠誠，路易王曾准許他們建立自己的法庭。這個孩子在接受洗禮的時候起名叫卡羅魯斯，好多古代憲章的結尾處都可以看到他的簽字。他簽字的時候有點笨拙，可是對拼寫他向來是馬馬虎虎的。他年幼時學過法蘭克文與拉丁文，可是他的手指因為在疆場上同俄國人與摩爾人決鬥而得了風濕，非常不聽使喚，後來他打消了寫字的想法，將當時最好的書寫家請來當秘書，給他簽字。
在整整五十年裡這個馳騁沙場的老兵只穿過兩次「城市服裝」（羅馬貴族所穿的外袍），還以此為豪，可是他確實瞭解學習的價值，將王宮改造成了私立大學，教授他的孩子以及別的官員的子女。這個西方的新皇帝身邊當時簇擁著許多的名人，他自己也饒有興致地和他們打發業餘時間。他對學院式的民主非常崇拜，甚至將禮節都放棄了，還如大衛兄弟那般積極參加諸多討論會，准許地位最低下的學者和他一起辯論。不過，在審視他們討論中感興趣的話題時，我們自然會聯想到田納西州任意一所鄉間中學的辯論小組的選題。至少這些人是很天真的。倘若說八○○年的情況確實是這樣的話，則一四○○年的情況一樣也不例外。這沒法責怪中世紀的學者，應該說他們的頭腦與二十世紀的後人同樣地敏捷活躍。
他們的境遇與現代化學家以及醫師有相同的地方，然而儘管他們有著調查研究的充分自由，可是他們的行為和想法卻不能違反一七六八年的第一版《大英百科全書》，原因很簡單，化學在那時還是一個不大為人所知曉的科目，外科也經常同宰殺相提並論。結果（我將自己的比喻有點混淆了），即便中世紀的科學家有雄厚的智力與能力，可試驗的範圍卻很狹隘，正如在一輛舊汽車的底盤上安裝一台羅爾一羅伊斯牌的現代引擎一般，一踩油門一連串故障就會出現。當他可以安全操縱、依照規定與交通規則駕駛這台古怪的新東西時，已變得荒唐之至了，就算費上天大的牛勁，也不能到達目的地。當然，對於他們必須遵循的進度，出類拔萃的人總是十萬火急的。他們千方百計想擺脫教會走狗無休止的監視。他們書寫了卷帳浩繁的書籍，說明他們承認是對的東西的反面，用以暗示出內心深處的思想。
他們做出諸多掩人耳目的假象：穿上了奇怪的服裝，屋頂上掛著滿滿的鱷魚，架子上擺著裝有怪物的瓶子，為了將左鄰右舍從前門嚇跑在爐子裡燒些氣味難聞的草藥，這樣就得到某種聲譽，說他們是對人無害的經神病患者，能夠暢所欲言地胡說八道，無須對自己的思想負很大的責任。慢慢地他們形成了整整一套科學的偽裝，甚至在現在我們也無法判斷出他們的真實意圖。幾百年以後，對科學與文學新教徒也像中世紀教會一般一點也不寬容,在這裡就不多說了。大宗教改革家們能夠淋漓盡致地大聲疾呼與謾罵，卻從沒未將恫嚇轉化為反抗的具體行為。羅馬教會卻不這樣，它不但有致異教於死地的能力，並且一旦時機成熟就得以施展。對那些喜好抽像地思考寬容與專橫跋扈的理論價值的人，前面所說的差異倒不足掛齒。不過，對那些必須作出選擇——是當眾宣佈放棄信仰還是受鞭苔——的可憐蟲來說的話，這差異卻提出了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他們有時缺乏勇氣表達自己認為是對的東西，希望將時間廢棄在《天啟錄》中野獸名詞的縱橫填字謎上，對此我們也不用太苛求他們。我能肯定，倘若倒退六百年，我是不敢寫現在這本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