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歷史越來越難寫了。就像是我從小學拉小提琴，然而到三十五歲突然別人給我一架鋼琴，希望我同克拉威爾演奏能手一樣生活，原因在於「鋼琴也是音樂」。我已學會了某一領域的技巧後，卻不得不從事另一種完全不一樣的工作，我所學的是憑借某種明確建立的秩序對過去發生的事情加以觀察，也就是由皇帝、國王、大公以及總統在眾議員、參議員與財政秘書扶持下比較有效地管理的國家。並且在我年幼之時，上帝依舊被大家認定是心目中掌管所有的萬物之尊，一定要不失禮節地崇拜才可以。後來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舊的秩序被打倒了，皇帝與國王被廢除，不負責任的秘密委員將負責的大臣取代，在世界的相當多的地方，議會頒布的敕令將天國的大門關閉了，官方將某個已死的經濟學僱用文人認作古今一切先知的繼承者。當然全部的這些都不會持續很長時間，可這卻讓文明再過幾百年才可以趕上來，可是到那時我早已離開人世了。我一定要充分利用現在所擁有的一切，不過這並非易事。拿俄國的情況來講吧。大約二十年之前在這個所謂的「聖地」我待過一段時間，那時我們的外國報紙中總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篇幅被塗抹得漆黑，技術上稱其是「魚子醬」。
這樣的塗抹是為了擦去小心謹慎的政府不想讓心愛的臣民們知道的一些內容。這種監督被整個世界看做是「黑暗時代」的復甦，無法容忍，西方偉大共和國的人留存了幾份被抹有「魚子醬」的美國的可笑報紙，讓本國老百姓看，要他們明白舉世聞名的俄國人事實上是落後的野蠻人。我是在比較開明的社會環境中長大的，社會對米爾頓的格言十分信仰：「最高形式的自由是依據自己的良心自由地認知、闡述和辯論的。」就如電影上描寫的一樣，「開戰了」，因而我看到過去的時代，《神山布道》被宣稱是危險德國文件，不准許在千百萬王國臣民中到處流傳，編輯與印刷商要是出版了它就會被罰款或有牢獄之災。全部的這些似乎在表明，相對研究歷史而言，搞短篇小說或是經營房地產更為明智些。可這是服輸認栽，我必須堅持自己的工作，盡量銘記在秩序井然的國家裡，所有的正直公民都應有權說明、思考以及陳述自己覺得是對的的東西，只要不對他們的幸福造成影響、不打亂文明社會的禮儀以及不違背當地警局制度就可以。當然，這讓我備錄在案，變成了一切官方出版審視的敵人。依我之見，警方所要追查的應該是那些為了謀取暴利而印刷的色情雜誌與報紙。
至於別的，誰想要印什麼就讓他去印吧。我說這些並非說我是理想主義者或是改革家，我追求實際，最反感浪費精力，對過去五百年的歷史也十分熟悉。這段歷史清晰地表明，一切對文字與言論的所有暴力壓制都無任何好處。蠢話就如同炸藥一般，只有放在狹窄密封的器皿裡，再憑借外力的打擊，才可以產生危害。倘若讓一個可憐蟲去演說，最多他只可以招來若干個好奇的聽眾，他的一片苦心只會成為別人的笑柄。同一個人，假若被大字不識的粗魯的地方長官戴上手銬，送往監獄，再判個三十五年的單獨囚禁，他便會成為眾人同情的對象，最後還會被予以烈士的美名。可是要記住。不單單有為好事獻身的烈士，也還有為壞事喪命的亡命徒，後者手段較高明，對他們下一步要幹什麼人們無從得知。所以我主張，讓他們去說去寫吧。假如說的是至理名言，我們就要明白，要不然，就會很容易被忘記的。這點似乎被希臘人意識到了，在帝國時代之前羅馬人也是如此做的。不過在羅馬軍隊總司令成為半神半人的帝國人物、成為朱比特的遠房親戚、遠遠地離開了普通百姓時，所有的一切就都改變了。「欺君犯上」的滔天罪名被新鮮出爐了。
這是政治罪，自奧古斯都時代到查士丁尼當政時期，很多人單單因為上諫直言稍加冒犯，就被投進了監獄。可倘若羅馬皇帝被人們束之高閣，不去搭理他，也就沒什麼避諱的話題了。當教會統治世界的時候，一切美好的時光都一去不復返了。在耶穌死後沒幾年，善和惡、正統和異教之間就產生了明確的分界線。一世紀後半期，在小亞細亞的依弗索斯周邊聖徒保羅周遊了相當長一段時間。那兒的護身符與符咒早已聞名於世。保羅到處傳教，驅趕魔鬼，得到了很大的成功，讓一大批人承認了自己的異教錯誤。作為懺悔的象徵，人們在天氣晴朗的某天，手拿魔法書聚集在一起，價值一萬多美元的秘密符咒被燒燬，在《使徒行傳》第十九章你便能夠讀到這樣的記載。可是這完全是出於懺悔的人的意願，《使徒行傳》上並沒有說曾經保羅禁止過別的依弗索斯人閱讀或私藏這些東西。直到一個世紀之後，才邁開了這一步。依弗索斯城的一些主教下令，只要載有聖徒保羅的書都是禁書，忠貞不渝的信徒不該閱讀。在此後兩百年裡，被禁封的書不多，因為問世的圖書也屈指可數。然而尼卡會議（三二五年）以後，基督教變成了羅馬帝國國教，對書面文字的審閱自然而然地成為教士日常工作的一個部分。
有些書絕對是禁止的。還有些書被稱之為「危險品」，且有警告說，閱讀這樣書的讀者要小心性命不保。在出版作品之前，作者最好還是先得到當局的批准，確保平安無事，這成為了某種制度，作者的手稿一定要送當地主教審核。就算是這樣，作者也無法保證著作能夠久存於世。這個教皇宣佈這本書沒有害處，他的繼承人卻會宣佈它是褻瀆的，不正派。可是總體來講，這樣的方法卻也比較有效地保護了撰寫人免於自己同在羊皮紙上的著作一起被燒燬。那時的書籍還依靠手抄相傳，一套三卷本的出版要花五年時間，因而這項制度相當奏效。不過谷登堡的發明將全部的一切都改變了。他還有一個別名叫古斯弗雷什。自十五世紀中期之後，在不足兩星期內一些有魄力的出版商便能夠出版四百到五百本之多的書籍，在一四五三年到一五○○年的暫短期間，西歐與南歐的讀者竟然得到了不少於四萬冊不同版本的書籍，這相當於那時較大的圖書館歷年積累的所有藏書。書籍數量出人意料地迅速增長，讓教會充滿了擔憂。
明明知道某個異教徒在閱讀守抄的《馬太福音》，卻不可以輕易逮捕他，否則對有著兩千萬冊編輯整潔的書籍的兩千萬異教徒又將怎樣處置呢？他們給當權者的思想造成了直接威脅，看來不得不派定某個特別法庭審查以後一切的出版物，決定哪些能夠出版，哪些永不能見天日。這個委員會常常公佈些書目，覺得這些書包含「犯禁知識」，所以臭名昭著的《禁書目錄》產生了。它的名聲同宗教法庭差不多一樣的狼藉。對印刷出版的監督有人覺得是天主教會所獨有的。事實上這一點都不公正。很多國家的政府也怕出版物蜂擁而至，對國家的安寧造成威脅。他們早已強迫出版商將書稿送往檢查機關審核，只要是沒有蓋上官方批准大章的書都不可以出版。可是除羅馬以外，無任何國家將這種做法延至今日，就算羅馬的境遇同十六世紀中期完全不一樣。這也是勢在必行。
出版工作進展十分迅猛，紅衣主教為審查各種印刷品而組織的「《禁書目錄》委員會」，即紅衣主教會議，很快就應接不暇、對付不了了。除書籍之外，還有小冊子與油印紙稿，有報紙、雜誌還有傳單的形式，如來勢洶湧的洪水沖擊過來，再勤奮的人也不可能在兩三千年內通讀一遍，更別說是審查分類了。對不幸的臣民統治者採取了恐怖專橫的手段，可自己也因為專橫而自作自受。羅馬帝國的塔西陀就曾在一世紀宣稱自己「反對迫害作者」，覺得「此乃愚蠢之事，絕無公眾注意之書籍亦會因此而大放異彩。」《禁書目錄》將這個論斷證實了。宗教改革一舉成功。大執禁讀書目地位與日俱增，變成想完整瞭解現代文學的讀者的指明燈。這些還不算。
十六世紀的德國與低地國家的野心勃勃的出版商在羅馬有長期駐守的耳目，專門網羅被禁止或被刪節的最新書籍，得到後便由特別信使策馬加鞭翻越阿爾卑斯山與萊茵河，用最快速度送往贊助人手裡。隨後德國與荷蘭的印刷廠開始工作，夜以繼日搶印特別版，用高價賣出，經大批職業書販悄悄運往禁令森嚴的國家。然而畢竟偷運過境的書非常有限，並且在某些國家，比方說意大利、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禁書目錄》直到最近都還非常猖厥，壓抑政策的後果著實心驚膽寒。這些國家假如在進步的競賽中落伍了，原因很好找，由於大學生非但不可以使用國外的教科書，就連必須使用的國內產品也都是下等貨，質量低劣。最可悲的是，《禁書目錄》讓人們心灰意冷，無任何心思再進行文學和科學的研究了，由於頭腦健全的人不希望耗費心血寫下一本書，無能無知的檢查官卻將它「修改」得七零八落，要麼就讓無學識的宗教法庭調查委員會校訂得改頭換面。他寧願釣釣魚，或是去化裝舞會與酒館來打發時間。說不定他會坐下來，在對自己與人民的徹底失望中寫下唐·吉訶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