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的不寬容如古代高盧人一般，能夠分為三種：懶惰產生的不寬容，無知產生的不寬容以及自私自利產生的不寬容。第一種可能是最普遍的。各個國家與社會每一階層都可以看到，特別是在小村莊與古鎮上更為尋常，並且不單單在人類的範疇之中。我們家的一匹老馬在生命中的前二十五年在考利鎮溫暖的馬廄度過了安定的生活，無論如何也不願到西港的一樣溫暖的穀倉裡去，原因很簡單，一直以來它都住在考利鎮，對這裡的一磚一瓦都十分的熟悉，因而明白每天在康涅狄格州的美麗的風景中漫步時不會受到陌生事物的驚嚇。到目前為止我們的科學界耗費了巨大精力研究早已銷聲斂跡的波利尼西亞群島的語言，但很可惜，他們忽視了狗、貓、馬以及猴子的語言。可是，倘若我們知道名叫「杜德」的馬和曾經考利鎮的鄰居說些什麼，我們將聽到一場空前激烈的不寬容的大發洩。杜德已不再是小馬駒了，很多年以前它就已經定型，因此它認為考利鎮的習慣、禮節與風俗都很順眼，可西港的習慣、禮節與風俗就完全不對勁，到死它都會這樣覺得。
正因這種不寬容讓父母對子女的愚昧行為連連歎息，令人們荒誕地嚮往「過去的好日子」，讓野蠻人和文明人都穿上不舒適的衣服，令這個世界到處充斥著多餘的廢話，也讓那些懷有新思想的人成變成了人類的敵人。然而即便這樣，相對來說，這種不寬容還是無害的。我們大家遲早都會因這種不寬容而遭罪。曾經，它讓數以百萬的人背井離鄉，令那些渺無人煙的地方成為了永久的居民點，否則到現在那些地方依然會是一片荒涼。第二種不寬容還要嚴重一些。愚昧的人單單因為他對事物的一無所知就能夠成為非常危險的人物。可是，倘若他還因自己的智力不足而窮加辯解的話，那就變成了一個更為可怕的人了。在他的靈魂裡建立起了高高的堡壘，自我感覺良好，他站在咄咄逼人的要塞的最高點，對所有敵人（也就是不同於他的偏見的人）發起挑釁，質問他們有何活在世上的理由。這類的人不但苛刻還很卑鄙。他們一直生活在恐懼裡，非常容易變得殘酷不擇手段，喜歡折磨他們討厭的人。「上帝的特選子民」的觀念正是從這類人當中冒出來的。並且這種幻覺的受害者常常假想他們同無形的上帝存在著某種聯繫，藉以壯膽，為他們的不寬容辯護增色。
例如，他們一定不會說：「我們將丹尼·迪弗爾送上絞刑台，是因為他威脅到了我們的幸福，我們對他深惡痛絕，就是喜歡絞死他。」他們聚集到一起召開氛圍莊重的秘密會議，花上幾個小時、幾天或是幾個星期對上面說的丹尼·迪弗爾的命運加以詳盡地研究，最終判決一經宣佈，丹尼這個或許是僅僅搞了些諸如小偷小摸的人便儼然成了罪大惡極的最可怕的人物，竟敢違背上帝的意志（這意志只是私下授給那些上帝特選的子民，也只有上帝的選民才可以理解），因而對他執行判決是神聖的使命，法官也因此有勇氣給撒旦的同夥判罪而光耀門楣。老實忠厚、心地善良的人與野蠻粗魯、嗜殺成性的人一樣，極易受到這個最為致命的幻覺的迷惑，這在歷史學與心理學上早已司空見慣。一批批的人們興高采烈地觀看一千名可憐的犧牲者受難，他們絕對不是殺人兇手，是正直虔誠的老百姓，他們自己甚至還認為是在上帝面前做一件榮耀高興的事情。若有人給他們提到寬容，他們會加以反對，認為這是不光彩地承認自己道德意識的衰退。
或許他們自己本來就不寬容，可是在那樣情況下他們反而會以此為豪，嘴裡還振振有詞，在潮濕冰冷的晨光裡站著丹尼·迪弗爾，他身穿藏紅色襯衣與點綴著小魔鬼的馬褲，一步步緩慢有力地走近執行絞刑的市場。圍觀的人等絞刑一結束，就回到舒適的家裡，飽飽地吃一頓燻肉與豆角。難道這本身不就足以證明他們所做所想是對的嗎？否則他們怎會是觀眾呢？何不同死者調換一下位置？不可否認這個觀點是立不住腳的，可卻十分常見，也很難給以回擊，人們對自己的思想便是上帝的思想這樣的觀念深信不疑，所以完全沒法明白自己會有何錯誤。餘下的第三種不寬容是由自私自利導致的，事實上它是嫉妒的一種表現，就像麻疹一樣普遍。耶穌來到耶路撒冷教導人們說，憑借屠殺十幾隻牛羊是得不到萬能上帝的垂愛的，所以全部靠典禮祭祀過活的人都誹謗他是危險的革命者，在他還未從根本上對他們的大股收入有所危害之時，便設法將他處死了。過了幾年，聖保羅到達艾菲西斯，宣傳某種威脅珠寶商買賣的新教義，由於那個時候珠寶商販賣當地的女神黛安娜的小塑像而賺取大量錢財，因而金匠行會差點要用私刑把這個不受歡迎的侵入者處死。
有些人靠某種已建立的崇拜來謀生，還有些人卻要將人們從一個寺廟引到另一個寺廟，在他們之間一直有著公開的戰爭。在探討中世紀的不寬容時，我們應該記住要對付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僅僅是在極個別的情況下我們才可以遇到三種不一樣不寬容中的一種。在引發我們注意的迫害案件裡，三種情況常常並存。加入一個組織擁有了雄厚的資金，統治數千英里的土地以及擁有數以萬計的農奴，便會將所有怒氣與能量都發洩在想重新建立樸實無華的「地上天堂」的農奴身上，這是十分自然的。如此一來，消除異端邪說就成為了經濟上的需要，屬於第三種——因自私自利導致的不寬容。可是還有一種人承受到了來自官方禁令的壓力，這便是科學家。這一問題更顯複雜。為了很好地理解教會當局對那些試圖揭示大自然奧秘的人所執有的惡劣態度，我們必須倒退幾百年，看看到六世紀的歐洲到底發生了什麼。野蠻人的入侵如洪水猛獸一般無情掃蕩著歐洲大陸各個角落。在渾濁的髒水裡還雜亂地矗立著幾個古羅馬的國家組織。不過，城牆裡面的社會已經消亡，書籍被波濤海浪捲走，在新型的無知泥潭下藝術也被人們遺忘。
收藏館、博物館、圖書館以及一點點累積下來的科學資料，全部的這些，都被亞洲中部的野蠻人用作火把點了簧火。我們有十世紀圖書館的一些目錄。至於古希臘的書籍（君士坦丁堡除外，那個時候君士坦丁堡被看做是遠離歐洲中心的地方，正如現在的墨爾本那麼遠）西方人所擁有的也少之又少。這樣說似乎讓人難以置信，可是書確實是沒有了。為了熟悉古人的思想，學者們頗費苦心，可找到的不過是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著作中很少章節的翻譯（譯文也非常拙劣）。想學習希臘的語言也沒有老師教，只有幾個希臘僧人，他們是在拜占庭的神學爭辯中被迫放棄自己的家園逃到法國或意大利避難的。拉丁文的書倒是有很多，可是大多數是四世紀與五世紀才寫成的。所剩無幾的古手稿被多次漫不經心地轉抄，倘若不花費一生心血專研，古代文學就完全沒發看懂。至於科學書籍，除去歐幾里德的某些最簡單的幾何作圖題倖免之外，別的書籍無論在哪所圖書館都找不到，更為可悲的是，這些書也並非為人所需。那個時候統治世界的人用仇視的眼光來看科學，完全不鼓勵數學、生物學以及動物學領域進行的獨立鑽研，更不用說醫學與天文學了，它們地位低下，不被人們所重視，一點實用價值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