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羅旺斯人與鄰國西班牙以及西西里很早就開始密切的商業交往，這讓他們可以及時地接觸到有關科學領域的最新書籍，可是在歐洲北部，這樣的書卻少得可憐。這個國家裡面，重現早期的基督運動趨勢在十一世紀之前的十年就逐漸明朗。可是不管如何牽強附會，這些理由都無法構成公開的反叛。一些小的村落裡，有些人時不時含蓄地說，教士就應該與教民一樣樸實無華；他們應該拒絕隨從爵士們出征疆場（啊，讓人無比懷念的古代犧牲者啊！）；他們應該學習些拉丁文，以便可以自己閱覽福音書；他們對公眾宣稱反對死刑；他們矢口否認有「煉獄」存在這個世界，可在那穌死後的六世紀，官方就把「煉獄」看做是基督天國的必須內容；而且（最重要的細節是〕，他們分文不會向教會繳納。稍有可能，對牧師權威不屑一顧的叛逆首領就會被查出來，若是他們拒不悔改，就會被掃地出門。可是邪惡仍然在蔓延，最後他們不得不召齊各地的主教，在會議上商量用什麼行動能夠有效阻止這一煽動性很大的危險騷動。這個爭執一直延續，直到一○五六年。這個時候已清楚地顯示出，簡單的懲罰和從教會驅逐是徒勞的。
想要「淳樸生活」的樸素鄉民只要一有可能在監獄的鐵窗裡表現出基督的仁慈和寬容的信條就興奮不已，若有幸被判以極刑，他們就羊羔似的順從地走向火刑柱。並且，就像中國詩句寫的那樣：死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一個人的犧牲總會換來更多前仆後繼之人。教會代表希望採用更加殘酷的暴力來統治，而一些地方的貴族與牧師（因為瞭解平民本意）則因不同意教會觀點而拒絕執行羅馬命令，他們反對說暴力僅僅是能夠更堅定異教徒反對理性的聲音，只能是白白浪費時間與精力。如此，兩種不同意見的爭吵持續了整整一個世紀。而十二世紀末，這場運動有了新的變化。在北方，和普羅旺斯隔隆河相鄰的小鎮里昂，有位叫彼得·沃爾多商人。他為人老成持重、正直善良、慷慨大方，滿腦子都是追隨救世主的楷模，這種思想深入骨髓。耶穌曾說過，讓駱駝鑽進針眼都比讓年輕富有的人進天堂容易。整整三十代基督徒冥思苦想想弄明白耶穌說這話時的真實含意。但是彼得·沃爾多不是這樣，他深信不疑的讀懂了這句話。他退出商界，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全部送給了窮人，從此以後，便不再積攢財富。
約翰說道：「汝等需自尋聖經。」二十個教皇將這句話評論了一番，認真細緻地制定了條條框框。規定在什麼情況下一個普通人才可以不經教士指點自行鑽研聖書。彼得·沃爾多卻不是這麼認為。約翰如此說：「汝等需自尋聖經。」那好吧，彼得·沃爾多就想自己讀讀聖經。一些和聖傑羅姆的結論不相符的東西被他發現了，他於是將《新約》用自己的語言翻譯出來，把手稿分發到普羅旺斯各個地方。剛開始沒有多少人注意他的活動。他對貧窮的熱情彷彿毫無危險。他極有可能被說服，為願意過真正艱辛生活的人創建某種新型的教堂的禁慾條令，他還責斥現有的教堂有點兒太奢侈太舒服了。為那些因信仰衝昏頭腦而經常製造紛亂的人們找到適當發洩場所是羅馬十分拿手的。不過所有的一切都必須按照規章和先例來。這樣來說普羅旺斯的「純潔人」與里昂的「窮人」著實相當棘手。
他們非但不把他們的行為告訴教皇，甚至還膽大妄為地公開宣稱就算沒有專業的教士指點，也不影響他們成為完美的好基督教徒，在自己的司法權限之外羅馬主教無任何權力告誡平民他們的信仰以及應該怎樣去做，就像培爾塔利的大公爵或者是巴格達的哈里發也無這種權力一般。在那時教會正處於進退兩難的境遇，實際上，它是等了很久才最後決定用武力來剷除這些異端邪說。然而倘若一個組織基於的原則是這樣的：僅僅一種思想和生活方式是對的，除此之外的全部是臭名遠揚為人不屑的，這樣的話，在它的權威受到質疑之時，它就肯定要用極端措施。教會倘若這一點都做不到，就會生存不了，這最終迫使羅馬立即採取果斷措施，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處罰條例，使後來的異教徒都心有恐懼。阿爾比教徒（用阿爾比城命名的異教徒，此城是新教義的發源地）和沃爾多教徒（因他的創始人彼得·沃爾多聞名）的政治地位在國家中並不高，因此沒有能力十分有效地保護自己，因而成為首批犧牲品。普羅旺斯被某位教皇的代表統治了好幾年，那位代表把那裡看成被他征服的領地作威作福，後來被殺了。英諾森三世從中找到了干涉的借口。
他召進了一支正規十字軍，進攻阿爾比與沃爾多教徒。於四十天內自願加入討伐異教徒的遠征軍的人被允許在欠債中免交利錢，能夠赦免過去與將來的所有罪孽，還被允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用接受普通法庭的審判。這些好處相當可觀，正是北歐人垂涎欲滴的。進攻普羅旺斯那些繁榮昌盛的城市不但可以得到精神上的報答還能夠得到經濟上的實惠，千里迢迢的遠赴東方的巴勒斯坦打仗所能獲得的金錢和榮譽也不過如此，北歐人怎麼可能會選擇長途跋涉行軍路程而不願奔赴路程短一些的地方呢？在那個時候，人們早已遺忘聖地，法國北部、英國南部、奧地利、薩克森以及波蘭貴族紳士中的敗類都跑到南方去躲避地方長官，把已經空空蕩蕩的錢箱重新填滿，把所有災禍一股腦推到富裕的普羅旺斯人身上。十字軍殺死、燒死、絞死或大卸八塊的人的數目眾說紛紜，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萬人丟了性命。各個地方於嚴肅的大規模執行死刑之後基本說不出具體數目，但一般在兩千與兩萬間，與城鎮大小有關。貝濟埃城被十字軍佔領後，那些士兵無法分辨出誰是異教徒，誰又不是，左右為難。這樣的問題只能被送往隨軍的教皇代表精神顧問那裡。
有人吼道：「夥計們，上吧，把他們都殺死，一個也別放過。上帝才知道誰是真正的良民。」曾有個叫西蒙·德的英國人。是個在戰場上混了多年的正規十字軍。他無比凶殘，嗜血成性，一直用各種各樣的方式變換著殺戮搶奪。作為對他的「功績」的獎賞，大片剛被軍隊洗劫一空的土地成了他的戰利品，他的手下也按照「功績」分得各種賞賜。還有殘餘的幾個沒有遭到殺戮的沃爾多教徒只能慌張逃入人煙稀少的庇耶德蒙山谷，並且他們建立了一個獨立的教會，一直持續到十六世紀的基督教改革運動。阿爾庇教徒的命運比沃爾多教徒更加悲慘。遭遇百年的的殺戮與絞刑之後，這個名字在宗教法庭的報告中不存在了。但又過了三個世紀，阿爾庇的教義稍換面貌之後又重新出現，首倡者是個叫馬丁·路德的撒克遜教士。這個新出現的教義掀起了一場宗教改革，這令一千五百年來的教廷壟斷就此宣告結束。幸運的是，這些事情成功瞞過了英諾森三世的敏銳的眼睛，讓他錯誤地認為困難局面已經過去，絕對的服從信條又重新建立了。
《路加福音》一書裡有一條非常有名的故事，說的是一個想舉辦晚會的人，他看見宴席上有位子空著，還有幾個客人沒到，就跟僕人說道：「到大路上去，把他們拉進來。」這條命令現在重新出現了。「他們」，說的是異教徒，被拉了進來。教會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讓他們留下來，這個問題經過了很多年才得到解決。因為地方的一些法庭沒有能夠完成他們的使命，例如，阿爾庇教徒首次造反的時候組織的特別調查法庭就在歐洲其他首都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法庭對一切的異端邪說都單獨審判，後人就稱這些為「宗教法庭」。直到今天宗教法庭早就已沒有了任何作用，而這個名字還是讓人們有心驚肉跳之感。我們似乎看到了在哈瓦那的黑牢房，里斯本的逼供室，克拉科夫滿是銹跡大鐵鍋和紅色的烙鐵，棕色的兜帽，還有黑色的面紗，和一個長著肥大下頜的國王目不轉睛盯著一列列一眼望不到頭的男男女女緩緩地向絞架走去。
十九世紀後期出現了幾部通俗小說，這些書的的確確把那些令人髮指的野蠻行為記錄了下來，這中間百分之二十五的內容被人們看做是作者的想像，還有百分之二十五被看做是異教徒的偏見，即便如此，剩餘的血腥也足以能夠說明全部的秘密法庭都是讓人無法忍受的惡魔，在現代文明中這絕對無法被世人容忍。亨利·查理利在嘔心瀝血寫出的八卷書向人們描述了宗教法庭的所作所為。這裡我把這些縮減成兩三頁，想用這簡簡單單的幾句話給中世紀最繁雜的問題一個精準恰當解釋是癡人說夢，因為並沒有哪個宗教法庭能夠和現在的最高法院或國際仲裁法庭相提並論。各種各樣的宗教法庭存在於各個不同國家，而每個都有著自己與眾不同的使命。其中最負盛名的是西班牙的皇家宗教法庭與羅馬的聖宗教法庭。前面的一個有一定的局部性質，負責監督著伊比利亞半島和美洲殖民地的異教徒。後面一個的觸鬚則往歐洲各個地方伸去，聖女貞德在北部大陸被燒死，喬達諾·布魯諾在南部有著同樣的命運。
認真來說，宗教法庭沒有殺死過一個人，確實如此。死亡的過程是這樣：先由教士組成的法庭宣佈罪名，之後異教罪犯就被送往非宗教的政府機構手中，他們再選擇自己認為恰當的形式處置那些異教徒。但若是政府機構沒有判處他們以死刑，就可能招惹來更多的麻煩，甚至有可能會被驅逐出教會或是失去教廷的支持。如果異教徒「有幸」逃離此難，沒有被押送到地方當局，這些事也並不是沒有發生過，那麼前面將會有更大的苦難在等待著他，因為他的餘生將會囚在宗教法庭的牢房獨自忍受煎熬，直至孤獨死去。正是因為在火刑柱上痛痛快快一死比在監牢的黑暗中慢慢發瘋而死在心理上會好受一些，所以很多被冤枉的囚犯就無畏的大包大攬，把各種罪名歸於自己名下以求一死。要談論這個話題而不帶任何偏見是非常困難的。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這災難的五個多世紀裡，世界各處有成千上萬什麼都不知道的無辜平民僅僅是因為多嘴和鄰居道聽途說的談論而被人夜半三更從床上拉起，在黑暗污穢的監獄中度過幾個月或幾年，無奈悲痛地等著既不知名又不知姓的法官來審判。沒有人會告訴他們所犯何罪，也沒有人告知他們證人是誰，即不許請律師，也不許與外界聯繫。若是有人一味堅持說自己沒有犯罪，就很可能會受到非人的折磨直至四肢都被打斷或是更慘，異教徒可以揭發控告其他異教徒，可替他們說的好話只能是從風中吹過。如此命運的結果是直至他們被處死時卻連自己為何而死都不知道。更讓人難以相信的是，即使已經死去五六十年的人也不會得到安寧，他們會被從墳墓中挖出來並被判罪，而他們的後裔還得因此受到懲罰，在先輩去世五六十年後還要被荒謬地奪去財產。可事實如此，由於分享這些沒收來的財物正是宗教審判者斂財的重要手段，所以這種荒唐的事屢見不鮮不足為奇，一個連相貌都沒有見過的祖父據傳做過一件事而後果是孫子們變得身無分文一貧如洗，這種事屢有發生。
只要是看過二十年前全盛時期的沙皇俄國報紙的人都知道何為暗探。這些暗探都喜歡裝扮成「悲傷」的樣子並熱衷於引人注目的事情，例如扮成故作姿態小偷又或是早已金盆洗手的賭徒。他們神神秘秘地使人艱難的知曉他們的「悲涼過去」和深深的創痛促使他們參加革命，這些無恥的掩蓋卻常常能夠騙取真心反對帝國統治的人的信任，而只要他探知新朋友的秘密，就立刻跑去警察局告密，無恥的將犒賞裝進腰包，然後到另一個城市上演這卑鄙勾當。十三至十五世紀期間，南歐與西歐的街道上到處是這樣居心叵測的私人暗探。他們賴以生存的方式就是靠告密，而告密的對象是那些被傳出對教會或對是教義中的幾點持懷疑態度的人。如若這些人沒有嗅出異端邪說者的味道，便會人為地製造出幾個。暗探是知道的，被舉報的人不管是否清白無辜，殘酷拷打下也會讓他們乖乖承認罪名。他除了良心就不必擔任何風險，可以毫不猶豫永不停歇靠出賣自己的良心過活。有很多國家，任何人都可以匿名告發他人思想不端，時不時的告發讓人們心懷恐怖。
最終，這種制度導致連最親密的夥伴都不敢輕信，就連家人也互懷戒心，全無信任。滿城風雨的恐懼被管理宗教法庭大量工作的托缽僧毫無顧忌的利用，大約兩個世紀中他們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的確這樣，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宗教改革的很大因素就是無數平民對這些盛氣凌人的乞討者深惡痛絕了，他們是披著羊皮的惡狼，混進安分守己的公民家裡，睡最好的床，吃最好的飯，還趾高氣揚地說他們應該被奉為上賓，應該快活的生活著。這些乞討者唯一本領就是恐嚇人們說，如果他們認為自己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就向宗教法庭告發施主。教會完全能夠答覆說，宗教法庭如此做的作用在於起到思想健康檢查官的作用，發誓全部的職責就是杜絕錯誤思想在群眾中廣泛流傳。它還能夠舉出例子說明對那些因為愚昧無知而誤入歧途的這類異教徒的寬厚仁慈。甚至揚言宣稱除了叛教者以及屢教不改的人以外基本上沒人被處死過。可是這又怎麼樣呢？一個能夠讓無辜的人變為罪不可恕的死囚的鬼把戲，也能夠讓他表面上悔過自新。密探和偽造人從來都是好朋友。在密報的行當之中，幾封偽造出來的文件又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