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整個童年時代，小女孩都在經受欺侮和主動性的剝奪，但她仍認為自己是一個自主的人。在和家庭及朋友的關系中，在做功課和游戲時，她仿佛仍是一個超越的人：她的被動未來，只是一個夢。隨著青春期的到來，這未來不但在逼近，而且就扎根在她的身體當中，顯露出最具體的現實性。它保留著它一直存在著的主宰命運的特性。進入青春期的男孩子，在邁向成人時代是主動的，而少女，卻在等待這個嶄新的、難以預測的時代的來臨。從今以後，它的情節將是被編排的，時間將挾持著她向它流去。她已經在向童年的過去告別；而現在，好像只是一個過渡期。它沒有任何切實可行的目標，只有對時間的消耗。她的青春，在或多或少的掩飾下，在等待中消磨著。她在等待男人。
進入青春期的男孩子，無疑也在夢想女人，也在渴望她。但是，她不過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沒有概括他的命運。然而女孩子，自童年時起，不論是想滯留在女性氣質的范圍內，還是想超出這個范圍，要實現或擺脫，卻都有賴於男性。他有珀耳修斯或聖·喬治式的光彩照人的容貌；他是解放者；他有錢有勢，握有打開幸福大門的鑰匙；他是迷人的王子。女孩子認為，在他的愛撫下，她將感到被生命的巨流所席卷，就像在母親的懷抱裡所感到的那樣。
屈服於他的溫柔權威，她將重新發覺在父親懷抱裡的那種安全感：擁抱和注視的魔力，將再次使她呆若木偶。她一向承認男性優越。這種男性威望不是孩子的一種幻覺，而是有其經濟的和社會的基礎。男人無疑是世界的主人。周圍的一切都在告訴少女，變成他們的僕從是她的最高利益：父母這樣慫恿她；父親為女兒的成功感到自豪，母親則從中看到了錦繡前程；
朋友們對她最受男人注意感到嫉妒和羨慕。在美國的大學，女生的社會地位是由她“約會”的次數來衡量的。
結婚不僅是一項光榮的事業，而且也不像許多其他事業那樣令人厭倦：唯有它才既允許女人完整保持自己的社會尊嚴，又允許她作為愛人和母親獲得性的實現。這就是周圍人對她未來的設想，也是她本人的設想。大家一致同意，找丈夫，或有時候是找一個“保護人”，對她是一項最重要的任務。在她看來，男人是他者的化身，就像她對他也是這種化身一樣。但是她覺得，這個他者是處在主要者層次上的，而相對於他，她把自己看成次要者。她將擺脫兒童教養院式的家庭，擺脫母親的控制；她將開創自己的未來；但她不是主動地征服，而是舉手投降，從而被動地、溫順地受新主人的支配。
人們往往斷言，如果她對這種服從采取聽天由命的態度，那就意味著，她在身體和精神上都比男孩子們低劣，沒有能力同他們競爭：一旦放棄無希望的競爭，她就會把保障她幸福的任務留給優越於她的那個等級中的一員。但是，事實是，她的這種聽天由命態度，並非來自什麼先天的劣等性，相反，這種劣等性倒是導致了她的所有缺陷；這種聽天由命態度的根源在於進入青春期少女的過去，在於她周圍的社會，尤其在於指定給她的未來。
的確，青春期改變了少女的身體，它比以前更脆弱。女性器官在發揮作用時，是容易受到傷害的、嬌嫩的。她的奇怪而令人討厭的乳房是一個負擔，劇烈運動時的痛苦抖動，使她想起了它們的存在。今後，她的體力、耐力與敏捷將不如男人。她的荷爾蒙之不平衡，將造成神經和血管舒縮的不穩定。來月經是痛苦的：頭痛、疲憊和腹痛，使正常活動變得令人苦惱或不可能；心理障礙經常出現；由於神經質和焦躁，女人可能短暫陷入半精神錯亂的狀態；
神經中樞失去了對末梢神經和交感神經系統的控制；血液循環障礙和某些自體中毒，使身體仿佛成了設在女人與世界之間的幔帳，一股烈焰發出的熱氣籠罩著她，使她感到窒息與隔絕。
通過體驗這種痛楚和被動的肉體，整個宇宙仿佛是一個難以擔起的重負。過分的負擔淹沒了她，使她認不出自己了，因為對世界其他部分來說，她變成了一個陌生人。整體破裂了，時間的順序脫節了，其他人也只不過是被心不在焉地承認。如果推理和邏輯能力仍是健全的，它們就會像在憂郁症患者身上那樣，被用來表現機體紊亂狀態所引起的不穩定情緒。這些事實非常重要，但究竟有多重要，這要取決於女人對它們的態度。
大約在13歲，男孩子們經歷了真正的暴力見習，他們的攻擊性在增強，成為他們的權力意志和對競爭的愛好。而就在這時，女孩子放棄了粗野的游戲。她仍可以參加體育運動，但體育具有專門化和服從人為規定的意味，和自由的、習慣上的訴諸力量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它是生活的邊緣部分，而不是像自由的戰斗、一時興起的攀登那樣，能夠直接提供關於世界和自我的信息。女運動員永遠不會懂得男孩子把對手的肩膀按到地上那種征服者的自豪。況且，在許多國家，多數女孩子沒有得到從事體育運動的鼓勵。由於不許摔跤和攀登，她們的身體只能以被動方式承受事物。比小時候更為無疑的是，她們必須放棄擺脫既定的限制和出人頭地的想法：不許她們探險、冒險和擴大可能性的范圍。特別是，對年輕男人們十分重要的競爭態度，幾乎不為她們所知。當然，女人在她們自己中間也進行比較，但是，競爭，挑戰，與這種被動比較完全不同：兩個自由人相互對抗，是為了擴大對世界的支配權；爬得比同伴高，強行把一只胳臂壓彎，一般是表明一個人對世界的主權。這類專橫行為對女孩子們不適合，尤其是在它涉及到暴力的時候。
無疑，在成人世界，暴力在正常年代不起多大作用，但它仍纏擾著那個世界。許多男性行為，都源於潛在的暴力：街頭巷尾處處可能發生爭吵，這些爭吵會慢慢平息下去。但對男人來說，動用拳頭來感受他的自我肯定意願，這可以使他對他的主權感到放心。面對任何侮辱、任何把他貶到客體地位的企圖，男性都會求助於拳頭，從而使自己面臨被毆打的危險：
他不容許自已被他人超越，他本人就處在他的主觀性的中心。暴力是每一個人忠實於自己、忠實於他的熱情和自己的意願的真憑實據。徹底否定這一意願，就是放棄客觀真理，就是用抽象的主觀性把自己封閉起來。不動用武力的氣憤和反抗，是想像中的一種虛構。而不能在世界面前表達自己的情感，是一種嚴重的挫折。
在美國南方，黑人根本不可能用暴力去反對白人。這條規律便是解開“黑人靈魂”之謎的關鍵。黑人對白人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為此據以自我調適的行為，他所尋求的補償，他感覺與行動的整個方式，都要根據懲罰他的被動性來加以解釋。在法國被占領時期，甚至在憤怒時也決不使用暴力去反抗占領軍的那些人（不論是出於自私的謹慎，還是因為他們有要緊的工作去做），發覺他們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極大的改變：他人可以任意決定是否把他們變成客體；他們的主體性不再有具體的表現手段，它只是一種次要現象。
同樣，對於可以迫切要求別人注意他的存在的進入青春期的男孩子來說，和對於她的看法從本產生過直接效果的進人青春期的女孩子來說，世界的面貌也是不相同的。一個是不斷地對世界提出疑問；不論什麼時候，也不論對什麼事，他都可以起來反抗；因而他覺得，他在接受它時，是在主動地對它表示認可。另一個卻是一味地服從；解釋世界與她無關，在她關心的范圍裡，世界的面貌是永遠不變的。缺乏體力導致了更全面的怯懦：她不相信自己身體有她未體驗過的力量；她不敢進取、反抗和發明；她注定是溫順的、聽從的，只能在社會占有已為她准備好的位置。她認為事物的現狀是固定的。
有一個女人告訴我，她年輕時雖深知自己的身體弱點，卻始終堅決予以否認；因為一旦承認，就會失去在智力和政治領域從事任何工作的熱情和勇氣。我認識一個少女，她從小受到男孩子式的培養，精力異常充沛，自以為和男人一樣健壯；雖然她很美麗，又受月經的周期性痛苦折磨，但她卻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女性氣質；她有男孩子那種豪爽的性格、旺盛的生命力和主動的精神；她還像男孩子那樣魯莽，要是在路上碰見孩子或女人受欺辱，她會毫不猶豫地用拳頭干預。然而，有那麼一兩次令她不快的經歷使她明白了，在暴力上男性是占上風的。當她開始意識到自己實際上是多麼虛弱的時候，她的自信心便喪失殆盡；於是她開始向女性氣質演變，表現出被動性，接受依附性。對自己的身體沒有信心就等於失去了自信。一個人只要看看年輕男人置於他們體力的重要性，就會認識到每一個主體都會把他的身體看做自己的客觀表現。
年輕男人的性沖動，只會證實他對自己身體的驕傲：他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超越與權力的征兆。少女可能順利地接受她有欲望這一事實，但通常它仍帶有羞恥的成分。她的整個身體是她感到窘迫的根本原因。小時候她對自己“內部”所感到的那種懷疑，會促使月經危機產生出令她厭惡的可疑性質。正是由於月經對她的束縛所造成的那種心態，它才成為一種巨大的障礙。少女在某些時期所感到的威脅，也許是極其難以忍受的，以至她要放棄郊游和其他娛樂活動，以免她的恥辱被人知道。由此引起的恐懼，其影響遍及她的整個機體結構，加劇了它的紊亂和痛苦。我們已提到過，女性心理的其中一個特征是，內分泌液的分泌同神經調節密切相關：它們之間存在著一種交互作用。也就是說，在心理生活與生理實現之間沒有什麼距離這個意義上，女人的身體，尤其是少女的身體，是一個“歇斯底裡的”身體。青春期紊亂由於煩亂的心情而加劇了，而這種心清又是由於少女發現這些紊亂造成的。因為她覺得自己的身體可疑，因為她驚恐萬狀地對待它，所以在她看來它是有病的：它的確有病。我們已經看到，這個身體實際上是嬌嫩的，而且在它裡面確實在發生機體紊亂。但婦科醫生們一致認為，在他們的病人當中，有9／10是自以為有病的病人；就是說，她們的病或者根本不具備生理上的現實性，或者機體紊亂本身是由一種心態引起的：它是心理病症。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做女人的焦慮在摧殘著女性的身體。
顯然，如果說女人的生物學狀況的確是一種障礙，那就要歸因於她的總處境。只要神經與血管舒縮的不穩定不是病理性的，就不會影響她從事任何職業：在男性當中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氣質。每月有一兩天不適，雖然難受，也算不上是一種障礙；的確，許多女人對它是有個適應問題，尤其是對運動員、旅行家、舞蹈家和從事繁重勞動的婦女來說，這每月來一次的“災難”很可能帶來極大的麻煩。多數職業所需要的體力是女人力所能及的。而在體育運動中，人們盼望的結局不是與身體條件無關的成功，而是在每種體型的限度內所能達到的完美：輕量級拳擊冠軍和重量級拳擊冠軍沒有什麼兩樣；女滑雪冠軍並不比滑得更快的男滑雪冠軍遜色：他們屬於兩個不同的等級。在同男性比較時，恰恰是熱衷於自己比賽項目的女運動員，感到自己極少有障礙。不錯，女人的身體弱點不允許她從事暴力訓練；但如果她能用她的身體表現自己，並以其他某種方式面對世界，這種不足就會輕而易舉地得到補償。讓她去游泳、登山、駕駛飛機、搏擊暴風雨、冒險、探險，她就不會在世界面前感到我提到過的那種怯懦。正是在她無處發洩的總處境中，她的諸種特質——不是直接地，而是通過對童年自卑情結的證實——才呈現出它們的重要性。
而且，這一情結會嚴重影響她的智能水平。人們常說，青春期以後女孩子就在知識和藝術領域落伍了。這方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常見的原因是，進入青春期的女孩子沒有得到她兄弟那樣的鼓勵——而是恰恰相反。人們期望她仍然做一個女人，於是她除了職業學習方面的義務外，還要履行包含在她的女性功能裡面的那些義務。一位職業學校的女校長，對這個問題談了如下看法：
少女突然間變成了一個靠工作謀生的人。她產生了不再和家庭有關的新欲望。她經常要相當努力地工作……她晚上回家時累得要命，腦子裡塞滿了白天發生的事情……家裡又是怎樣對待她的呢？母親照例使喚她，留下一些家務活兒讓她做，她還要收拾自己的衣服。要完全擺脫那一直在纏擾她的秘密想法，是不可能的。將自己的處境與在家沒有任何義務的兄弟相比，她感到很不幸，遂起了反抗的念頭。
母親毫不猶豫地壓在女學生、女學徒肩上的家務瑣事和常見的笨活兒，最終使她們勞累過度。戰爭期間，我在塞夫勒親眼看到我們班上的學生，被學業之外的家務重擔所壓垮：一個患了脊椎結核，另一個得了腦膜炎。正如我們所將要看到的，母親對女兒的解放暗懷敵意，多少是在故意地欺侮她。但是，男孩子變成男人的努力卻受到尊重，他享有許多自由。女孩子必須留在家裡，她的行蹤受到監視：她絕不會被鼓勵去自尋歡樂。我們很少看到女人自行組織遠足或旅行，不論是徒步的還是騎自行車的；也很難見到她們致力於台球或滾木球之類的游戲。
不只是女人所受的教育使她們缺乏主動精神，習俗也使她們難以獨立。如果她們漫步在街頭，便會受到注視，便會有人上來搭訕。我就認識幾個少女，她們毫不膽怯，然而她們獨自在巴黎街頭散步時，卻沒有發覺樂趣，因為她們被人糾纏不休，必須時刻保持警覺，於是她們感到索然無味。如果女學生像男孩子那樣，一群一群地嘻嘻笑笑地穿街過巷，她們就會大大出丑；走路時邁著大步、唱著小曲兒、高談闊論，或哈哈大笑，或吃蘋果，都會把人激怒。這樣做的女學生會被侮辱、被尾隨或被人上前搭話。無拘無束的歡樂，本身就是行為不檢點。強加於女人並變成“有教養”少女的第二天性的自我控制，扼殺了自然的本性，壓抑了她的充沛活力，其結果是緊張、厭倦。
這種厭倦是傳染性的：少女們很快就會彼此厭倦起來。她們囚在自己的牢籠裡，不可能為共同利益團結一致。這就是她們離不開男孩子們陪伴的原因之一。這種自我滿足的無能，導致了貫穿於她們一生的、甚至表現在她們工作中的怯懦。她們認為，只有男人才能獲得顯著成功；她們唯恐把目標定得太高。我們已經看到，14歲的小女孩，在把自己和男孩子相比較時，宣稱“還是男孩子的處境好”。這種對自己的虛弱的深信不移，導致了懶惰和平庸。一個對男性並不表示特別敬重的少女，會因一個男人膽小而責備他。當別人說她自己就是一個膽小鬼時，她會得意地宣稱：“哦，我是一個女人嘛，那是不同的呀！”
這種失敗主義的根本原因，在於進入青春期的女孩子，不認為她對自己的未來負有責任。
她認為沒有必要對自己提出許多要求，因為她的命運最終將不取決於她本人的努力。她並不是因為認識到自己的劣等性才把自己交給了男人，而是因為她把自己這樣交給了男人，她才接受了她是劣等的這個觀念，才建立了關於這種劣等性的真理。
而且，實際上，她在男人心目中的價值，也不是通過增強自己作為一個人的重要性取得的，而寧可說是通過根據男人的夢想去塑造自己獲得的。在尚無經驗的時候，她並不是始終都意識到這一點。她可能和男孩子們一樣具有攻擊性，可能想用一種粗暴的權威、一種自得的坦率去征服他們。但是幾乎可以肯定，這種態度使她注定要失敗。所有的女孩子，從最低三下四的到最清高孤傲的，遲早都會懂得，要討人喜歡，她們必須放棄自己的權利。她們的母親囑咐她們，不要再把男孩子當成伙伴對待，不要去獻殷勤，而要扮演被動的角色。如果她們想建立友誼或開始調情，就必須處處小心，避免顯出主動的樣子。男人不喜歡garCOns manques〔男孩氣的女孩子]，女學者或聰明的女人；過分有膽量，過分有文化或知識，過分有個性，會把他們嚇跑。如喬治·艾略特所說，在許多小說中，最後總是愚蠢的白皮膚金發碧眼的女主人公，擊敗了較有男人氣的淺黑型的女人。在《弗洛斯河上的磨房》裡，瑪吉徒勞地想顛倒一下角色，但她終於死去，是金發女郎露西和斯蒂芬結了婚。在《最後一個莫希干人》中，是索然無味的艾麗絲，而不是勇敢的克拉拉，贏得了男主人公的愛情。在制。《小婦人》中，可愛的喬只是洛麗的童年伙伴：他把愛留給了毫無生氣的艾米和她迷人的卷發。
所謂具有女性氣質，就是顯得軟弱、無用和溫順。她不僅應當修飾打扮，做好准備，而且應當抑制她的自然本性，以長輩所教授的做作的典雅和嬌柔取而代之。任何自我表現都會削弱她的女性氣質和魅力。由於在做人的使命與做男性的使命之間沒有矛盾，相對來說，年輕男人的生命歷程比較容易完成。這一優越條件，甚至在童年就顯現出來。通過獨立和自由方面的自我表現，他獲得了社會價值，同時獲得了他的男性威望：他像巴爾扎克筆下的拉斯蒂提一樣，是一個野心勃勃的男人，財富、名望和女人都是他要追求的事業；促使他進行努力的榜樣之一，是受女人崇拜的、有權勢有名望的男人。
然而，年輕女人的情況則與此相反，她作為一個真正的人的地位和她做女性的使命之間存在著矛盾。青春期對女人之所以是一個非常艱難而關鍵的時刻，其原因只能從這裡去尋找。
在此以前，她一直是一個自主的人：現在她則必須放棄自己的主權。她不但像她的兄弟一樣（不過更痛苦）被分裂於過去與未來之間，而且在她對成為主動、自由的主體的固有要求，同她的性沖動以及逼她承認自己是被動客體的社會壓力之間，引發了一場沖突。她的自然傾向是把自己看做主要者：她怎麼能下決心變成一個次要者呢？但是，如果我只可以完成我作為他者的命運，我又該怎樣放棄我的自我呢？這是做女人必須與之斗爭的痛苦的兩難境地。
她在欲望與厭惡、希望與恐懼之間搖擺不定，她在降低自己的要求，她在獨立的童年期與順從的女人潮之間徘徊猶疑。正是這種無常，在她離開末成熟的青春期的時候，使她嘗到了青果的苦澀。
根據早年傾向，少女對這種處境的反應是變化無常的。這位“小母親”，未來的主婦，能很容易對自己的變化聽之任之。但是作為“小母親”，她可能已經具有對權威的愛好，從而導致她反抗男性的束縛：她准備建立一種母權制，其目的只在於不變成發洩性欲的對象和僕人。
這種情況往往發生在姐姐們身上，她們還在十分年幼時就承擔了沉重的責任。garcon manque 〔男孩子氣的女孩子〕在發現自己是個女人時，有時會產生一種強烈的受騙感，這可能直接導致同性戀。然而，她在獨立和暴力中所追求的，是對世界的占有：她一般不可能希望放棄她的女性權力和母性的體驗，不可能希望放棄她的命運的全部地盤。通常，雖然有一些反抗，少女還是接受了她的女性氣質；她在撒嬌的童年階段，在和父親在一起時及在她的性幻想中，就已經知道了被動性的魔力；她看到了它的力量，但虛榮心馬上又和她肉體所引起的羞恥心攪在了一起。令她心情激動的那只手、那副容貌，是召喚，也是祈禱；她的身體仿佛具有了不可思議的優點；它是財富，是武器，她引以自豪。她的嬌態，雖然常常在無拘無束的童年時代就已失去，現在卻又重新出現。她試用各種化妝品，試做各種發式；她不再掩飾自己的乳房，而是按摩，使之豐滿；她對著鏡子端詳自己的微笑。
性感同誘惑的聯系十分密切，以至在性的敏感沒有被喚起的所有實例中，我們所觀察的主體沒有任何想取悅於人的欲望。實驗表明，甲狀腺有毛病的人（因而感覺遲鈍，難打交道），可用注射腺液予以改變：他們開始微笑，變得快活，十分裝腔作勢。受唯物論哲學影響的心理學家們曾魯莽地宣稱，撒嬌是甲狀腺分泌的一種“本能”。但這種令人懷疑的解釋，在這個時期和在童年早期一樣是站不住腳的。事實是，在器質性缺陷的所有情況中，如貧血，身體變成了負擔。一個懷有敵意的陌生身體，既不會希望也不會允諾任何事情。它一旦恢復了平衡與活力，主體就會立即承認它歸他所有，並通過它，追求對他人的超越。
對少女來說，所謂的性超越，就是變成獵物，以便達到她的目的。她變成了客體，她把自己看做客體。她驚訝地發現自身存在的這種新形式：她覺得自己好像變成了雙重的人，不再與她自己完全吻合，而是從現在起開始存在於她自己之外。於是，在羅莎蒙德·雷曼的《請跳華爾茲》中，我們看到奧莉維亞在鏡子裡發現了一個陌生人：突然面對她自己的，是作為客體的她。這引起了一種短暫然而是迷惘的感受：
現在，每當面對鏡子就會產生一種奇怪的感受：
一個飄忽不定的、難得出現的陌生人，也許會冒出來：一個新的自我。
它發生過兩三次了……她對著鏡子看自己……
啊，這會是誰呢？……但這是別人。這是一副神秘的面孔，既郁郁寡歡又容光煥發：頭發亂蓬蓬地在後面翹著，仿佛被疾風吹起。是上衣弄成的嗎？她的身體裡面好像得到了和諧的裝配，既緊湊又舒展，既靜止又流動，充滿了活力。這是一幅帶有青春美的少女畫像。屋裡被映出的一切東西，仿佛都在陪襯著她，描繪著她，都在悄悄地說：這就是你啊……
令奧莉維亞驚愕的是，她居然認為她可以指望那個映像既能使她識別童年的夢想，同時又是她自己。然而，少女也在愛著這實際上是肉體的身體，它像別人的身體一樣令她陶醉。
她撫摸著自己，吻著自己的圓肩膀、胳膊肘，注視著自己的胸脯、大腿。自我快感成為做白日夢的借口，她以此尋求對她自己的深情占有。青春期時，在自我愛戀與使她變成被占有的客體的性沖動之間，存在著對立：她的自戀通常在性成熟期消失。和女人無論是對她的情人還是對她自己都是一個被動的客體不一樣，在少女的性沖動中有一種根本混淆。在復雜的沖動中，她渴望通過對注定要占有她身體的男性的效忠，得到對這一身體的贊美。不論是說她為了有魅力而想美，還是說她為了確信自己的美而去追求有魅力，這都未免過於簡單化：在她孤寂的閨房中，在她想出風頭的客廳裡，她分不清楚哪個是對男人的欲望，哪個是她對自我的愛戀。這種混淆也表現在瑪麗·巴什基爾切夫身上。我們已經看到，由於斷乳的時間晚，她比其他孩子更希望得到別人的重視和評價；從5歲到青春期結束，她把自己的愛全都獻給了自己的映像；她瘋狂地愛著自己的手、臉和優雅的風度。她寫道：“我是我心目中的女主角。”
她想當一名歌星，好讓如癡如狂的觀眾注視著她，這樣她就能驕傲地掃視他們作為回答；然而，這種“我向思維”（autism）是通過羅曼蒂克夢想表現出來的。她從12歲就在戀愛：就是說，她希望被人愛，而在她希望引起的愛慕中，她尋求的只是對自我愛戀的證實。她愛H 公爵，卻從未同他說過話，她夢想他能拜倒在她的腳下：“你將被我的光輝照得眼花繚亂，你將會愛我……你不愧是我唯一希望做的女人。”在《戰爭與和平》的娜塔莎身上，我們也發現了這種矛盾心理：
那天早上，她又回到她所喜愛的心境——自我愛戀和自我喜悅。“娜塔莎是多麼迷人啊！”她又說，好像是身邊的一群男人在說似的。“美麗、聲音悅耳、年輕；只要讓她平靜，她就不會妨礙任何人。”
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在《序曲》裡，也描述了把自戀同對女人命運的羅曼蒂克欲望完全混在一起的情形：
在餐廳，在搖曳閃爍的爐火旁邊，貝麗爾坐在墊子上在彈吉他……她的彈唱有一半兒是為她自己的，因為她正在注意自己的彈唱。火光映在她的鞋上，映在裝吉他的紅琴箱上，映在她白皙的手指上……
“要是我從窗外往裡看，看到我自己時，一定會為之傾倒，”她想道。她把伴奏彈得更輕柔了——她現在沒有唱，只是在聽。
……“我第一次久久地看著你，小姑娘——啊，你肯定會想到你是孤獨的，你和你那雙小腳一起坐在墊子上，彈著吉他。天啊，我永遠不會忘記”……貝麗爾突然昂起頭，又開始唱道：
連月亮也厭倦了……
但這時響起了很響的開門聲。女僕鮮紅的面孔突然伸了進來……然而，不，她不能忍受這個愚蠢的姑娘。她跑進黑暗的客廳，開始踱來踱去……啊，她是多麼焦躁，多麼焦躁啊！壁爐上有一面鏡子。她用胳膊撐著，望著裡面的淡淡影子，她看上去有多美，可惜沒有人看到，沒有人……
貝麗爾微笑了，她的微笑實在是太惹人愛了，以至她又微笑了……
少女的這種自我崇拜，不僅僅表現為對她自然容貌的愛慕，她還希望占有並且效忠她的整個自我。這就是那些她可以借以自由傾訴自己心聲的私人日記的目的。瑪麗·巴什基爾切夫的日記是很有名的，堪稱這一體裁的楷模。如以前同布娃娃談話那樣，少女也在同她的小小筆記本談話。它是朋友，是知己；她向它提問題，仿佛它是一個人。那一頁又一頁寫下了不能對親戚，也不能對同伴和老師講的真心話，寫下了作者在孤寂中感到無比喜悅的心裡話。
有一個從12歲時開始寫日記、一直寫到20歲的小女孩，寫下了以下幾句扉頁題詞：
我是你的小小筆記可愛優美又從不洩密告訴我你全部的心事吧我是你的小小筆記還有人寫下這樣的留言：“我死後方可閱讀”，或“我死後銷毀”。女孩子的這種保密意識，在青春期以前就開始產生了，現在肯定變得更加強烈。她把自己封鎖得如鐵桶一般，不願意讓周圍人知道她那隱藏得很深的自我。她認為那自我是她真正的自我，可事實上它是一個想像中的角色。她可能像托爾斯泰筆下的娜塔莎那樣假扮成舞蹈演員，或者像瑪麗·勒內呂那樣假扮成聖女，或者那個令人驚歎萬分的人物干脆就是她自己。在這個女主角同親友們所熟悉的她客觀本人之間，始終有著天壤之別。她也承認自己不為人理解，這時她同自己的關系反而更加熱烈：她陶醉於自己的與世隔絕，覺得自己就是與眾不同、優越、特殊；她向自己許諾，未來一定會對她現在的平庸生活進行報復。她用夢想逃避這狹窄而無價值的生活；她一向喜歡夢想，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醉心於這種傾向。她用富有詩意的陳詞濫調掩飾給她帶來威脅的世界；她把月亮的光輝、粉紅色的雲朵和輕柔的夜獻給了男性；她用自己的身體建成了大理石、碧玉和珍珠母般的神殿；她給自己講些無聊的神話故事。她之所以屢屢陷入這種愚蠢境地，是因為她對世界沒有支配力。要是她覺得自己該行動，就會對這一點看得很清楚；然而她更可能在困惑中等待。年輕男人也在夢想：尤其是夢想自己所扮演的主動角色的冒險。少女喜歡不可思議的事物勝過於喜歡冒險。在她看來，事物和人顯然都是變幻莫測的，有魔力的。魔力涉及被動力量觀念。進入青春期的少女注定是被動的，可她又渴望權力，所以她必然相信，她的身體具有魔力，可以使男人受她支配，她的整個命運都具有魔力，可以使她無須做什麼就實現自己的欲望。至於現實世界，她想把它忘掉。
“我在學校的時候，上課有時會走神兒，想入非非……”一位少女寫道。“我陷入愉快的怪想中，以至完全失去了現實感。我呆呆地坐在座位上，醒來時，吃驚地發現自己竟在教室裡。”
“和寫詩相比，我更喜歡胡思亂想，”另一位少女承認說，“我喜歡一邊凝望著星空下的群山，一邊瞎編沒頭沒尾的美妙故事或構思著傳奇。這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因為它比較股俄，給人以一種寧靜、心曠神怡的感覺。”
做白日夢可能會變成一種病態，並且可能會困擾人的一生，如下面的例子就是這樣：
瑪麗·B·是一個喜歡幻想的聰明孩子，在14歲進入青春期時，出現了狂妄症心理危機。她自稱是西班牙女王，擺出一副高傲的架勢，唱著歌，發號施令。兩年來，每次來月經，這種事就要重復一次。後來的8年，她過著一種正常的生活，但仍好幻想，並且抱怨自己的社會地位。將近23歲時，她的病情加重了，在醫院住了一段時間。
出院後，她在家躺了3年，脾氣乖戾、懶惰，成了家裡的負擔。她又被送進醫院，這次是永久性的。她對生活毫無興趣，但每隔一段時間（月經期？）她就會下床來，披著衣服，一副盛氣凌人的樣子。而且她沖著醫生微笑，常常表現出某種性沖動。她在自己的夢想世界陷得更深，她衣冠不整，常常裸體。然而卻佩戴著古怪的飾物，如用錫紙做的王冠和用緞帶做的手鋼等。有時她對自己的情況，也能作出清醒的評論，說自己像個孩子似的和布娃娃一起玩並打扮自己，仿佛生活在夢中，是個幻想世界中的演員。她說，她好像在過好幾種生活，而且無論哪一種生活她都是主角。她在自己的大房子裡舉行聚會。她生活在穴居人時代，有數不清的同床伙伴。她也曾有過朋友，那就是花兒、香水和貂皮。它們送給她豐盛的禮物。“當我赤裸在被窩裡時，總是想起往日的時光。”她羨慕鏡子裡的自己。她想成為什麼人就成為什麼人，她是白癡，在吸毒，有情人。她說，她是一位醫生的情婦。她說她有幾個年幼的孩子。她說，其中一個孩子在旅行，他的父親是一個非常瀟灑的男人。她有許多這樣的故事要講，每一個都是她在幻想中所過的虛構生活。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做白日夢的病態，是自認為生命功能不健全因而害怕面對生存現實的少女對自戀的一種滿足。瑪麗·B·只不過是把許多青春期女孩子常有的一種補償過程，推向了極端。
然而對少女來說，這種單獨進行的自我崇拜是不夠的。為了實現，她還需要別人意識到的她的存在，於是她經常向伙伴們尋求幫助和慰藉。當她比較年幼時，她最要好的朋友支持她逃出母性圈子，去探索世界——特別是性的世界。這樣，進入青春期少女的朋友，既是使她超出自我范圍的客體，又是將那自我還給她的證人。有些女孩子還相互展示自己的裸體，比較她們的乳房：也許我們還記得《穿制服的少女》中，描寫寄宿學校女生大膽取樂時的情景；她們的相互撫摸甚至具有全面性或准確性。如柯萊特在《學校裡的克洛迪娜》當中所指出的，以及羅莎蒙德·雷曼在《含糊的回答》當中所含蓄指出的，幾乎所有的少女都有同性戀傾向，而這一傾向與自戀愛好幾乎無法區別：每一個人都渴望在他人身上，體驗一下自己皮膚的柔潤、自己體型的曲線美；反之，在她的自戀中也蘊含著對一般女性氣質的崇拜。在性的意義上，男人是主體，所以在正常情況下，男人們被驅使他們接近有別於自己的客體的欲望，搞得相互分離。然而女人是欲望的絕對客體，這就是在中學、大學和藝術家工作室當中盛行那麼多“特殊友誼”的原因。它們有些是純柏拉圖式的，有些則明顯是肉欲的。在前者，它尤其是一個相互打開心扉、互談心事的問題；而最誠摯的信任的證據，就是讓所選定的朋友去看自己的私人日記。女朋友們之間不進行性擁抱，而是相互表白極端忠誠，並常以委婉方式互贈她們感情的信物。所以，娜塔莎用燒紅的鐵尺燙傷自己的胳膊，以證明她對索尼娜的愛。特別是她們相互起了許多可愛的名字，還寫了熱情洋溢的書信。例如，下面就是年輕的新英格蘭清教徒艾米莉·迪金森寫給她其中的一位朋友，一位年輕的已婚女人的話：
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想你，昨夜我夢見你了……我和你一起在一個極其美妙的花園裡散步，我幫你采——玫瑰，盡管我們采呀采呀，可籃子裡總是裝不滿。於是我整天都在祈禱能和你一起散步，再去采些玫瑰花。夜幕降臨，我感到很愉快。我不耐煩地盤算著時間，等待著深夜的來臨，期待著再夢見你和玫瑰，還有那永遠也裝不滿的籃子。
蒙杜瑟在他著名的《青春期的情感》裡，引用了許多類似的信：
親愛的蘇珊……我真想在這裡抄幾節雅歌：你有多麼美啊，我親愛的，你是多麼美啊！像那神秘的新娘，你是我的夏龍玫瑰、幽谷中的百合；和她一樣，你在我心中勝過任何普通的女孩子：你是一種象征，象征著美好崇高事物的精 華……所以，純潔的蘇珊啊，我以一種純潔、無私、含有宗教意味的愛，深深地愛著你。
蒙杜瑟列舉的另一個女孩子，在日記裡袒露了某種不那麼高尚的情感：
我的腰被那只雪白的小手壓著，我的手在她圓肩膀上搭著，我的胳膊靠在她裸露著的溫暖胳膊上。就在這時，我緊緊靠著她的酥胸，眼前就是她漂亮的小嘴，它雙唇啟開，露出了貝齒……我發抖了，感到臉上在發燒。
埃瓦夫人在她的《青春期》中，也收集了許多這種不正當心情的發洩：
致我心愛的仙女，我最親愛的愛人，我美麗的仙女。啊！說你仍然在愛我，說我永遠是你的最忠誠的朋友吧。我好悲傷，我是多麼地愛你，哦，我的L——我的愛說不出，道不盡，沒有任何文字可以形容。只說我崇拜你，實在太不足以表達我的感情了。
有時仿佛我的心都進裂了。被你愛真是太美了，我簡直不能相信。啊，我的寶貝，告訴我，你會長久地愛我嗎？
從這種崇高的感情跌落到少女有罪的私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時，兩個朋友中的一個支配另一個，像虐待狂似的施展著自己的力量。但這種事經常是相互的，沒有屈辱，也沒有斗爭。給予快感和得到快感，都如每一方自戀時那麼單純，而不像做夫妻時那麼雙重。然而，這種單純是缺乏生氣的。如果進入青春期的女孩子想參與生活，那麼，由於屈服於他者，她就會希望為她自己恢復父親凝視的魔力，要求得到她所極度崇拜的人的愛，並和他做愛。
她將轉向一個女人，這個女人不如男性那麼陌生，那麼可怕，但多少有些男性的威望：一位能掙錢養活她自己。在世界上有所表現的職業女人，會很容易和男人一樣有迷人的魅力。我們知道，在學校裡，學生們是多麼傾心於女教師、女管理人員。在《婦女團體》一書中，克萊門斯·戴恩以樸實的筆調描繪了最熱烈的情欲。有時，少女向她最要好的朋友吐露自己的最高情欲：她們甚至可能分享這種情欲，對極其強烈的感受引以自豪。瑪格麗特·埃瓦在《青春期》裡，援引了一個女學生寫給她朋友的一封信，信中這樣寫道：
我由於感冒躺在床上，只能想X小姐。我從未這樣深地愛過一位老師。頭一年我就很愛她，但現在是名副其實地戀愛了。我認為我愛得比你熱烈。我幻想我會吻她；一想到我將回學校去看她，就快活得幾乎暈倒。
她往往冒昧地向她的偶像直接表白自己的情感，如同一著作中所援引的另一個例子就是這樣：
一提到你，親愛的小姐，我就陷入難以言狀的境地……每當你離我很遠，我就想不論來去什麼也要和你在一起。我一直在思念著你。每當我看見你，我就熱淚盈眶，一C想躲起來。和你相比，我是多麼渺小無知。你一和我說話，我就感到窘迫和激動，仿佛聽到了仙女的聲音和愛的喃喃細語，而這是無法模仿的。我留心你的一舉一動，語無倫次，小聲講著一些蠢話。你會說那全是昏話，但我講那些話時心裡非常明白，我打心眼裡愛你。
李普曼在《青春與性》援引了一個職業學校女校長的一席話：
我記得我小時候，我們常吵著搶我們年輕老師的包飯紙，寧願為它付出20芬尼。她的地鐵車票也是我們收集的搶手貨。
既然她必須扮演一個男性角色，被愛的女人就最好是未婚的：婚姻並非總是讓年輕的求愛者沮喪，但會令她感到煩惱。她不喜歡讓她所崇拜的對象似乎在受丈夫或情人權力的支配。
這類情欲，往往是在暗中，或至少是在精神戀愛層次上顯露的。但和被愛者是男性相比，它朝明確的性欲的轉變要容易得多。即便少女與同齡朋友未曾有過溫存的體驗，女性的身體也不會使她感到懼怕。和姐妹或母親在一起時，她通常已經知道有一種使感情微妙地染上性感色彩的親匿關系。而和她崇拜的愛人在一起時，從感情到肉欲快感的轉變，會在不知不覺中完成。在《穿制服的少女》一書中，多蘿西·維克在吻著赫爾塔·蒂爾的嘴唇，這吻既有母性的含義，也有性的含義。兩個女人之間有一種消除羞怯感的共謀關系。一個女人在另一個女人身上引起的興奮，一般沒有經過暴力。同性戀的撫摸既不意味著破壞少女的重貞，也不意味著插入：它們使童年的陰蒂性沖動得到了滿足，不要求引起新的令人不安的變化。少女既可以實現她作為被動客體的使命，又沒有覺得自已被深深地異化。這正是勒內·維維安在某些詩裡所表達的。她在詩中贊美情人兼姐妹的輕觸柔吻，以及她們的做愛在嘴唇或乳房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她答應送給朋友的東西，即詩中被不得體地稱之為的“嘴唇”和“乳房”，顯然沒有使她受到蹂躪。而正是部分因為對暴力和強奸的恐懼，進入青春期的女孩子才往往把初戀送給年齡稍長的女人，而不是送給一個男人。在女孩子的心目中，男性化的女人既是父親的化身，也是母親的化身：她具有父親的權威和超越性，她是價值的來源與標准，她超出了既定世界，她是神；但她也還是一個女人。不論女孩子小時候得到母親的撫愛太少，還是相反，被母親寵愛得過久，她都會像兄弟那樣夢想得到溫暖的胸脯。現在，在這和自己的肉體貼近的肉體中，她又感受到了斷乳時失去的那種與生命的無憂無慮的直接融合。而且，在另一個人的這種久久的注視中，那使她變成孤獨者的分離被克服了。當然，每一種人際關系都隱含著沖突，所有的愛都會產生嫉妒。但是，在處女和她的第一個男情人之間隱隱出現的許多障礙，這裡卻得到了消除。同性戀的體驗可以變成真正的私通，它能給少女帶來十分幸福的平衡，以至她會希望永遠進行或重復這種體驗，對它眷戀不已。的確，它可以暴露或產生一種女性同性戀的傾向。
但是，這樣一種體驗通常只代表一個階段：它的簡單宜行恰恰就是它的死亡證書。在把愛情送給一個較年長的女人時，少女是在與她自己的未來戀愛：她會認同於她的偶像。除非這個偶像非常優越，否則她很快就會黯然失色。較年輕的女人一旦開始表現自己，她就會進行鑒別和比較：那個他人，雖然僅僅由於屬於同類和沒有威脅而被選中，卻不具備足夠的他性長期影響她自己。男神們的地位比較穩固，因為他們住的天國比較遙遠。少女的好奇，她的肉欲，使她渴望更強有力的擁抱。通常，她從一開始就把同性戀冒險只看做一種過渡，一種啟蒙，一件不會持久的事情。她假裝去愛，去嫉妒、憤怒、驕傲、快活和痛苦，同時又有些坦率地承認她在想，她在模仿她夢想中的冒險時，沒冒什麼風險，然而她至今還沒有勇氣或機會，將其付諸於現實生活。她注定要屬於男人，這一點她是清楚的；而且她希望有女人的正常而完整的命運。
男人使她眼花繚亂，可也使她感到恐懼。為了順應她對他的這種矛盾情感，她會把他身上的、令她恐懼的男性，與她虔誠崇拜的、令她愉快的神性分開。和男伴們在一起時，她感到局促而羞怯，她崇拜的是某個遙遠的迷人王子：他是一個電影演員，她把他的肖像釘在自己的床頭上；他是一個英雄，不論是死是活，反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是一個被偶然注意到的陌生人，她知道永遠不會再見到他。這類私情不會引起任何麻煩。通常，少女向往的是具有社會威望或才華出眾、然而卻是無身體魅力的男人：比如說，一位年邁而又相當可笑的教授。這些較年長的男人處在少女世界之外，因而，她可以如一個人把自己獻給上帝那樣，暗地裡把自己奉獻給他們。這不會使她蒙受恥辱，因為不存在任何肉體的欲望。入選者甚至可能是下賤的、丑陋的，因為只有那樣她才可以感到安全。選擇某個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可以使她把愛情變成一種不危及她的整體性的抽象的主觀體驗。她感受到渴求、希望與痛苦的刺激，卻沒有真正卷入糾紛。十分有趣的是，偶像離得越遠，他就越能是出類拔萃的。每天都見面的鋼琴教師最好沒有魅力，然而可望而不可及的英雄，如果英俊且有陽剛之氣則更可取。
重要的是，無論如何都要把性的因素排除在外，從而在他者並不真正存在的情況下，延長內在性沖動的自戀傾向。
在回避真實體驗時，進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常以這種方式，展開強烈想像的生活；有時，她的確是把她的幻覺與現實混為一談。海倫·多伊奇所描寫的一個少女的情況很值得注意。
這位少女想像與一個她從未和他講過話的年齡較大的男孩子，有一種很認真的關系。她一直在寫日記，情景很動人，有眼淚和擁抱，有分手與和解。而且還給他寫信，不過信沒有發出，是她自己答復的。所有這一切顯然是對她所恐懼的真實體驗的一種防御。
這是一種病態的極端，然而其過程卻是正常的。瑪麗·巴什基爾切夫同一位無法接近的貴族男子，曾保持了想像中的感情關系，希望在身為女人無法獲得獨立成功的環境中，提高她的自我。她想做名人，但作為女人如何實現這一願望呢？她需要一個男人，但他的地位必須極高。她寫道：“在優越的男人面前卑躬屈膝，應當是優越女人的最大驕傲。”於是，自戀導致了被虐狂，這一點我們在女孩子對殘酷丈夫和神聖殉道者的夢想中已經看到。這種自我仿佛是為他人並且是由他人形成的：他人越強大，這個自我就越高貴、有力。在他人面前消滅自己，是為了在自己身上並為自己實現他人。假如瑪麗·巴什基爾切夫被尼祿所愛，她也會成為尼祿。說實在的，這種對虛無的夢想，是對存在（tobe）的一種自豪意願。實際上，她從未遇到過一個男人，其出類技革足以讓她對他如癡如狂。拜倒在自己所虛構的遙遠之神的腳下是一回事，而委身於一個有血有肉的男性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許多少女在現實世界堅持追求這一夢想；她們在尋找一個在所有方面都比其他所有男人優越的男人，他擁有財富且名聲顯赫，是一個由於為他所愛將具有他的光輝和主要性（essentiality）的絕對主體。
她們奉獻自己的愛情，不是因為他是一個男性，而是因為他是那個崇高的人。於是，她們的愛情被理想化了。一個朋友對我說：“我想得到巨人，卻只找到了男人。”由於這種極高的要求，少女瞧不起僅僅是凡夫俗子的有志者，並回避性問題。她無所顧忌地堅持她自己所夢想的形象，它作為一種形象確實很迷人，但她決不希望遵循這種形象。因而瑪麗·勒·哈爾杜思在《黑幕》裡敘述了她如何興奮地想像自己是奉獻給某個男人的犧牲品，盡管她實際上是一個盛氣凌人的人：
我們痛苦地生活著。我非常費眼神地給他補衣服。由於得病，我們唯一的孩子正面臨死亡的威脅。
但我的嘴角上掛著溫柔的痛苦微笑，我的眼睛裡表現出在現實生活中我會非常討厭看到的沉默勇氣。
在超越這些自戀結果時，有些少女比較現實地感到需要一個引路人，一個老師。逃出父母的控制以後，她們發現這種尚不習慣的獨立是令人窘迫的。她們所能夠做到的幾乎只是消極地利用它，陷入任性和放縱。她們仍然希望放棄自己的自由。任性的。高傲的、具有反抗精神的、令人難以容忍的年輕女郎，在私通時被一個通情達理的男人治得服服貼貼，這種故事是廉價文學和電影的標准樣式，也是既討好男人又討好女人的陳詞濫調。例如，德·塞居爾夫人在《如此童戀！》裡講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叫吉澤爾的孩子，對過於溺愛她的父親感到失望，開始依戀嚴厲的老姑母。成為少女時，她又受到一個愛吹毛求疵的年輕男人朱裡安的影響。他對她講刺耳的實話，羞辱她，並想改造她。後來她嫁給了一個品行不端的富有公爵，生活很不幸福。只是在作為寡婦接受了她的良師的熱烈愛情時，她才終於獲得了快樂和智慧。在路易莎·M·奧爾科特的《賢妻》中，任性的喬在她未來的丈夫嚴厲指責她的一些毛病時，開始和他相愛。盡管美國女人的自尊心很強，好萊塢影片還是一再表現這些難以馴服的年輕姑娘被丈夫或情人的適度粗暴所治服：打一兩個耳光，或者，最好是痛揍一頓，似乎是勾引的可靠方式。
然而實際上，從理想之愛到性愛的轉變，不全是這麼簡單的。許多女人多少都能坦率地承認，她們之所以謹慎地避免與所鍾愛的對象有任何親近，是因為擔心受騙。如果這位英雄、巨人、半人半神，對他所激起的愛作出反應，把它變成一種現實體驗，少女就會感到震駭，她的偶像就會淪為她所嫌棄的男性。有些風騷的少女“拼命”想吸引她們認為是“有趣的”或“迷人的”男人，然而如果他反過來對她們表現出過於濃厚的興趣，她們又會自相矛盾地心煩意亂。他之所以對她們有吸引力，是因為他仿佛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作為情人，他未免顯得太平庸了——“他不過是個男人，和別的男人沒有什麼兩樣。”女孩子責備他使她失去尊嚴，以此為借口回避會給她敏感的處女性造成威脅的肉體接觸。即使她委身於她的“意中人”，她在他的懷抱裡也仍是冷淡的，而且，如斯特克爾所說的那樣，“在這種事發生之後，一個思想清高的女孩子有時會自殺，或者，由於意中人原來是個‘野獸’，她想像中的整個愛情大廈會頓時倒塌。”
這種對不可能實現的理想的喜好，往往使少女與對她的一個朋友感興趣的男人相愛，而且這往往是一個已婚男人。她很容易被唐璜式人物迷住；她夢想征服並控制這個任何女人都不曾長期留住的勾引者。她懷著改造他的願望，不過她也清楚她不會成功，而這就是她所以選擇的一個原因。有些少女永遠不能體驗到真正的完整愛情，她們一生都在追求不可能實現的理想。
在女孩子的自戀與她的性欲注定她要有的那種體驗之間，顯然存在著一種沖突。女人不會接受她的次要者地位，除非她在這種放棄行為中可以重新變成主要者。可不是嗎，她在變成客體的過程中，成了孤芳自賞的偶像，但對讓她仍成為次要者的無情邏輯，她則予以唾棄。
她想做迷人的寶貝，而不是做被人獲取的物品。她喜歡像神奇的物神似的，充滿著魔力，而不喜歡把自己看做供人觀賞、觸摸和損傷的肉體：不錯，男人的確喜歡讓女人成為獵物，但他卻在逃避吃人女魔得墨忒耳。
她對能引起男性的興趣、激起愛慕感到驕傲，但對反過來被捕獲卻感到厭惡。隨著青春期的來臨，她開始懂得羞恥。而這羞恥將會長久存在，與她的風騷和虛榮融為一體。男人們的注視，對她既是奉承又是傷害。她只想讓人家看她展示出來的部位，可人們的目光總是太銳利了。於是，男人們發現這種前後矛盾是無所適從的：她袒胸露肩，裸露雙腿，可人們一旦去注視它們，她便會臉紅，惱怒。她喜歡刺激男性，但如果看到她已經引起他的欲望，她又會感到厭惡，退避三捨。男性的欲望是恭維，同樣也是冒犯。就她認為自己應當對她的魅力負責，或應當自動地運用這一魅力而言，她對自己的成功感到很高興；但就她的面容、體態和肉體是她必須忍受的事實而言，她又不想讓這個貪婪而無關的陌生人看到它們。
這就是這基本羞怯的深層含義，它令人困窘地妨礙了最大膽的賣弄風情。一個小女孩可以驚人地大膽，因為她沒有意識到采取主動會暴露她的被動性：一旦看到了這一點，她就會感到驚恐和煩惱。沒有什麼比看一眼的含義更曖昧的了。它在遠處存在，在那種距離它似乎意味著尊重，然而它卻不知不覺地占有了所看到的形象。未成年女人在這些陷阱裡掙扎著。
她開始放縱，但又立刻對自己升騰的欲望嚴加控制和壓抑。在她仍在騷動的身體裡，她時而感到撫摸是一種美妙的快感，時而又感到它是一種令人厭惡的搔癢。接吻最初使她激動，後來突然讓她放聲大笑。每次屈從之後緊接著就是反抗。她讓自已被吻，但又擦拭嘴唇借以賣弄。她笑容可掬，一往情深，後來又突然熱嘲冷諷，充滿敵意。她許諾，卻又故意忘記。
在如此表現出孩子氣的乖僻性情時，這個“不成熟的果子”在防范著男人。少女常被描繪成這種半野蠻半馴化的造物。比如，柯萊特在《學校裡的克洛迪娜》和《麥苗青青》中，就是以迷人的萬卡的形式這樣描寫她的。她對自己所面對和君臨的世界懷有濃厚的興趣，但她也對男人感到好奇，對他懷有一種肉體上的和浪漫的欲望。萬卡身上被荊棘劃破過，她捉喇蛄和爬樹，可當她的伙伴菲勒摸她的手時，她還是在發抖。她懂得了使身體變成肉體、使女人第一次展示為女人的興奮。她覺醒了，開始希望自己是美麗的：她時時梳理頭發，使用化妝品，穿薄薄的蟬翼紗；她以賣弄風情和誘惑別人為自娛。但她有時似乎希望為自己而不是為他人存在，於是她穿起又舊又難看的衣服，或穿不合身的褲子。她扮演的一個重要角色不准她賣弄風情，認為這是對原則的放棄。所以她故意用墨水塗抹手指，不梳頭發，一副邋遢相。這種反抗行為使她變得笨拙，她感到了這一點，於是很煩惱。她被激怒了，臉紅了，使自己加倍地笨拙，而且對這種想誘惑人且已流產的企圖感到戰栗。在這個階段，少女希望自己不再是一個孩子，然而她不承認自己正在變成成人。她一會兒責備自己的幼稚，一會兒又責備自己的女性服從。她處在一種不斷否定的狀態中。
這就是少女的特性，也是我們認識她大多數行為的關鍵。她不接受自然與社會為她指定的命運，然而也沒有完全拒絕它。她自身中的矛盾太多了，以至不能同世界作戰。她只准備逃離現實，或者同它做象征性的斗爭。她的每一種欲望，都引起了相應的焦慮：她渴望擁有自己的未來，然而又害怕與過去決裂；她希望“有”一個男人，卻又不希望自己成為他的獵物。而在每一種恐懼的背後都潛伏著欲望，蹂躪使她懼怕，但她又渴望被動。她就這樣注定是不真誠的，而且滿口遁辭。她注定要受種種表現焦慮和欲望的矛盾的消極觀念之困擾。
輕蔑的笑聲是用於青春期斗爭的最常見的戰斗方式之一。女學生和年輕女工在彼此講充滿柔情的或粗俗的故事，或談到她們的調情時，會“哄堂”大笑。她們從男人身邊走過或看到情人擁抱時，也會咯咯地傻笑。我聽說，女學生們穿過盧森堡公園的“情人巷”是專門為了發笑；另有些女學生們經常到土耳其浴室，是為了取笑大腹便便、懸著兩個大乳房的胖女人。戲弄女性的身體，挖苦男人和譏笑愛情，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否認自己和性交有關系的一種方式。在這些笑聲當中，除了有對成人的挑釁，還有對自己的窘迫和壓抑的克服方法。玩弄字眼和聯想是為了消滅危險的魔力：我曾看到小學生們在拉丁文課文發現femur[大腿〕這個詞時，便“哄堂”大笑起來。
如果少女任憑自已被亂摸或被吻，她就會更加理直氣壯地當著性伙伴的面，或和同伴們一起，用笑聲進行報復。我記得有兩個年輕姑娘，一天晚上在火車車廂裡被一個正在旅行的推銷員依次“摸來摸去”，他顯然會為他的幸運感到高興。她們間或歇斯底裡地大笑起來，在一種性沖動和羞恥的混合感覺中，恢復了尚未成熟的青春期的典型行為。
在這個年齡，少女們不但利用放蕩的笑聲，而且也利用強硬的言辭：有些少女用詞之粗野，足以使她們的兄弟感到臉紅。這種言辭無疑不那麼令她們感到震駭，因為在她們的一知半解中，她們所使用的表達方式並沒有在她們的腦海中引起很准確的聯想。況且，她們的意圖也不是引起這些聯想，而是在阻止它們，或至少是在減弱它們。女學生們相互講粗俗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為了滿足她們的性感受，而是為了抵制性沖動：她們希望看到性行為的可笑方面，將其看做機械的或類似外科手術的操作。然而和笑聲一樣，使用淫穢語言不僅僅是戰斗方式，而且也是對成人的一種挑釁，一種褻瀆，一種故作反常的行為形式。在蔑視自然與社會時，少女用種種奇怪的方式進行挑戰和抵抗。人們常會注意到古怪的飲食習慣：她吃鉛筆芯、封緘紙、木屑和活蝦；她吞服成打的阿斯匹林片；她甚至吃蒼蠅和蜘蛛。我認識的一個女孩子，她並不傻，但用咖啡和白葡萄酒調成一種可怕的混合液，強迫自己喝下去。
她還吃泡在醋裡的糖塊。我還看見另一個女孩子，發現她那份色拉裡有一條小白蟲，卻毫不猶豫地把它吞了下去。所有的兒童，都堅持用眼和手，並且更直接地，用口和胃去檢驗世界。
然而在未成熟的青春期，女孩子更喜歡在令她難以理解的和令她反感的領域裡探索。“令她厭惡的”東西，常常在吸引著她。這樣一個女孩子，盡管美麗、嬌氣、打扮得整整齊齊，但只要覺得自己像個勝東西似的，就的確會被各種“髒”東西所深深迷住：她擺弄昆蟲，盯住有月經污跡的衣物，吸自己傷口上的血。玩髒東西，顯然是抵制厭惡（這在青春期一開始就是十分重要的情感）的一種方式：如我們所看到的，小女孩對她的過於亢奮的身體，對她的經血，對成年人的性交，對她注定要歸屬的男性，都感到厭惡；她在抵制這一情感時，對她所反感的東西恰恰是欣賞、親近。她仿佛是在說：“既然我每個月都要流血，我干脆就用吸自己傷口的血來證明我並不害怕我的血。既緘我將來必須忍受令人作嘔的體驗，我現在也就可以吞下一條小白蟲。”
這種態度在這個年齡所常見的自殘中表現得更加明顯。少女可能會用剃刀劃破大腿，用香煙燒傷自己，剝自己的皮。為了逃避一次必須參加的無聊舞會，我年輕時的一位朋友用斧子砍傷了自己的腳，傷勢很重，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六個星期。這些虐待一被虐狂的舉動，既是對性體驗的期待，也是對它的抗議。經過這些考驗，一個人就可以堅強地面對一切可能的磨難，減輕它們所引起的痛楚，這包括新婚之夜的磨難。當少女把蝸牛放在胸脯上或吞服一瓶阿斯匹林片或傷殘自己時，她這是在向未來情人挑戰——“你對我的懲罰，決不會比我對自己的懲罰更可恨。”這就是她開始進行性冒險時作出的驕傲而陰郁的姿態。
雖然女孩子命定要做男人的被動獵物，可她仍在堅持自己的自由權利，甚至經歷痛苦和厭惡也在所不惜。她砍傷或燒傷自己時，是在抗議對她處女貞操的刺破：她用宣告無效來進行抗議。由於她的行為給自己帶來了痛苦，她是一個被虐狂，然而她首先是一個虐待狂：作為獨立的主體，她鞭笞、蔑視與折磨這依附的肉體，這個被她憎恨的順從所懲罰的肉體——
可是，她又不希望自己和它分開。因為不論怎樣，她都不願意完全放棄地的命運。她的虐待一被虐狂的失常涉及到一種基本的不真誠：如果她任憑自己去失常，就會意味著她通過放棄接受了等待著她的女人命運；而如果當初她沒有承認自己是肉體，就不會那麼仇恨地摧殘自己的肉體。
甚至她的暴力引發也源於聽從的深處。一個男孩子在反抗父親、反抗世界時，他的暴力是有效的。他和同伴尋釁鬧事、打架斗毆，是在用拳頭證實他的主體地位：他把自己強加於世界，他超越世界。然而這不是說進入青春期的女孩子也可以這樣地去證實、這樣地去強加。
這就是她心裡充滿怨恨的原因：她既不可以希望改造世界，也不可以希望超越世界；她知道，或者至少是相信，她是受束縛的——也許她甚至可能希望如此；她只能破壞。在她的憤怒中存在著絕望。她氣急敗壞，摔杯子，砸玻璃，扔花瓶——這不一定是為了征服命運，而只是為了象征性地進行抗議。女孩子由於現在的無能而反抗未來的奴役。她的徒勞的發作，遠沒有使她所受到的束縛放松，往往只能使這種束縛變得更緊。
她針對自己或針對周圍世界的暴力行動，始終具有消極性質：它們比較壯觀，卻沒有實效。好斗的男孩子，把他受到的微小傷害當成他積極活動的不足掛齒的後果，因此，他對此既不追求也不回避（除非自卑情結使他處於女孩子那種處境）。女孩子則時時注意自己所受到的折磨；她在心中細細品嘗著暴力和反抗的滋味，對結果沒有任何興趣。她的反常，來源於她仍被束縛在童年世界，因而她不可能或不願意完全從那裡逃脫這個事實。她想在牢籠裡掙扎，而不是想離開它。她的思想框架是消極的、反射的、象征的。
有時這種反常也可能會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不少的年輕處女都有盜竊廊。盜竊瘤是一種性質十分含糊的“性的升華”。破壞法律和違反禁忌的意願，被禁和冒險活動所引起的高度興奮——這種挑戰在女竊賊那裡無疑是主要因素，但它有雙重性。獲取無權獲取的東西，是為了傲慢地證實她的獨立性，是為了在被輸的東西和譴責這個竊賊的社會面前扮演主體角色，是為了否定法律和秩序。然而這種挑戰也有被虐狂的一面。這個竊賊被她所冒的風險，被如果她被捕那張著大口等待吞沒她的深淵所深深吸引。被捕的危險給竊賊行為帶來了一種能激起性欲的魔力；在指責的目光下，在捉拿的手掌中，在這一切所引起的恥辱中，她將會完全徹底地感到自己是一個客體。
獲取而未被捉拿，唯恐變成獵物而深陷痛苦，這是青春期女性性欲追求的危險目標。少女們的所有反常而有罪的行為模式，都有這同一種含義。有些少女專門寫匿名信，有些則以戲弄伙伴為樂：一個14歲的女孩騙全村的人相信，有一所房子在鬧鬼。她們還喜歡在暗地裡行使自己的權力、表示自己的不順從、向社會進行挑釁——喜歡冒被發現的危險！這最後一項在她們的樂趣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以至她們屢屢暴露自己，有時甚至譴責自己未曾犯下的錯誤和罪過。我們可以毫不驚訝地發現，拒絕變成客體導致了使自己變成客體：這一作用機制對所有被消極魔念困擾的人都是適用的。僅僅由於一種反應，歇斯底裡的麻痺症患者就會對麻痺症感到恐懼、渴望並引起了它：這和發生在精神性痙攣患者那裡的情形一樣，只有不去想它，治療才會奏效。
深度的不真誠使正常少女與這些神經症類型相聯系。狂躁症、痙攣、陰謀解以及行為反常——我們發現，她的許多神經病症狀是由於我謹慎指出的欲望與恐懼的矛盾引起的。例如，她離家出走十分常見。她出走可能是漫無目的的，到離家很遠的地方逛上兩三天，自己又回來了。毫無疑問，這不是真正的出走，不是真的要和她的家庭斷絕關系。這只是一出逃走的喜劇，如果有人想當真帶她離開，女孩子的心緒則往往會十分煩亂：她想離開，又不想離開。
出走有時與賣淫幻想相聯系。她幻想自己是一個妓女，她扮演這個角色時多少有些膽怯；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倚窗憑欄，向路人暗送秋波。有時，她離家出走時把這出喜劇演得如此逼真，以至真假難辨。這種行為往往表達了對性的欲望的厭惡，表達了一種有罪感：“既然我有這種想法、這種欲望，我比妓女也好不到哪裡，我就是一個妓女！”她想道。有時她竭力放縱自己：“讓我們干到底吧，讓我們有個悲慘的結局吧！”她這樣自言自語。她想委身於第一個到來者，以自我證明性行為是無足輕重的。
不過，這種態度也常常可能是表示對母親的敵意，不論是由於少女被嚴於律己的父親所疏遠，還是由於懷疑母親本人水性楊花；或者這種態度也可能是表示對過於冷漠的父親的怨恨。無論如何，這種魔念，和我提到過的常隨之而來的懷孕幻想一樣，有一種反抗與共謀的糾纏不清的混亂。這種混亂是精神失常的標志。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這些行為形式中，少女不想超越自然與社會的秩序，她既不打算擴大可能性的范圍，也不打算重新評估價值。她滿足於在其疆界與法則都維持不變的世界范圍內，表現她的反抗。這種態度常被認為是“邪惡的”，它意味著一種根本性的掩飾：承認善是為了蔑視它，樹立法則是為了破壞它，尊重神聖是為了能進一步褻瀆它。少女的這種態度主要應由這一事實來解釋：在不真誠的痛苦陰影籠罩下，她對世界和她的命運既否認又接受。
然而，她並不是只准備消極反對強加於她的處境，她也努力彌補其不足。如果說未來使她驚慌，那麼現在則令她不滿；她對成為女人猶豫不決，對仍只是個孩子感到心煩；她已經把過去拋到後面，可還沒有踏上新的生活。她忙忙碌碌，但一無所為；由於一無所為，她一無所有，一無所是。她只能用裝腔作勢和弄虛作假來填補這個“無”。人們常指責她狡猾、不誠實，是個“說瞎話的人”。實際上，她注定是隱秘的、說謊的。一個女人在16歲時就已在經歷痛苦的磨難：青春期、月經、性發動、初到的欲望、初次的性興奮、恐懼與厭惡，以及曖昧的體驗。她把這一切統統隱藏在心中，並學會了小心保守自己的秘密。單是必須收藏月經帶和隱瞞自己的身體狀況這一事實，就已在使她習慣於支吾搪塞。凱瑟琳·安娜·波特在她寫的《老人》這個故事裡，談到1900年前後，美國南方的少女們准備參加舞會時，為了暫不讓月經來臨，怎樣喝下令她們惡心的鹽與檸檬制成的混合液。她們唯恐年輕的男人們會從她們的眼神，同她們手的接觸，或者可能從某種氣味，發現她們身體的狀況，這個想法使她們心驚肉跳。當一個人感到兩腿之間夾著帶血的月經帶的時候，或者更一般地說，當一個人意識到做一個肉體的原始不幸時，要去扮演一個偶像，一個仙子，一個神情恍惚的的公主，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羞怯是對承認自身肉體性的本能拒絕，它與虛偽相差無幾。
然而，懲罰青春期女孩子的最重要虛偽是，她必須裝成一個客體，一個迷人的人，盡管她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無常的、分離的人，盡管她很清楚自己的缺陷。化妝品、假發、緊身褡以及“使乳房豐滿的”乳罩，全都是假象。連面孔本身也是假象：一時沖動的表情是裝出來的，被動的驚歎是模仿的。沒有什麼比突然發現十分熟悉的少女相貌呈現出女性功能，更讓人驚訝的了。它的超越性被放到一邊，並在模仿內在性；目光不再是銳利的，它們在沉思；
身體不再是有生氣的，它在等待；每一種姿勢，每一個微笑，都變成了欲望。少女毫無戒備，任人擺布，她現在只是一束等待奉送的鮮花，一個等待摘下的果實。
男人在鼓勵這些誘惑，因為他需要被誘惑：而後他又會煩惱、責備。但是他對自然樸實的少女又只會感到冷漠和敵意。他覺得，只有布下這些羅網的少女才是有誘惑力的。她本人雖在等候供奉，可她也在伏臥著等候獵物。她的被動性滿足了一種進取心，她把軟弱變成了奪取權力的工具。由於不允許她公開進攻，她只好依靠謀略和算計。表面上自由地奉送，這對她頗為有利：她因此被指責是背信棄義的，是叛徒，這有其道理。然而實際上，她是在被迫向男人提供關於她順從的神話，因為他堅持處在支配地位，而她的屈從一開始就只能是反常的。況且，她的騙術並非完全出於故意算計。如我們所看到的，她在初期先經歷了兒童的扮演階段，而後經歷了成為她自己的階段，要問她的天性實際上如何，這在她的處境幾乎沒有意義，因為她只可以存在（be），不可以行動（act）。對她的潛能來說，她的青春期幻想，比她日常生活的有根有據的事實更真實可信，在缺乏真實活動時，她的放縱使她有一種自大感。和兒童一樣，她用吵架、發脾氣、騙人、造謠和幻想來使自己受到重視。她沒有真正的意志，只有多變的欲望。然而她認為自己的前後矛盾是決定性的、絕對的；她雖然無法控制未來，卻會獲得永恆。瑪麗·萊內魯寫道：“我永遠想得到一切。”這一點在阿努伊的安提戈涅那裡引起了共鳴：“我想要一切，現在就要。”這種孩子般的專橫只會在夢想自己命運的人身上發現：這夢想跨越了時間，消除了障礙，但任何一個真正考慮設計的人，在衡量自己的具體力量時，都會感到一種有限性。少女想得到一切，因為一切都不依靠她。所以她的表現如同一個enfant terrible〔愛提尷尬問題的孩子〕。因而，易卜生的《建築師》中的赫爾達盼望索爾尼斯送給她一個王國：這並不是說她要去征服它。讓他建得很高然後爬上去，而她站在地面上，毫不理睬人的脆弱性，對她狂妄夢想的限度也毫不顧忌。對沒有冒過任何風險的人來說，成人們似乎永遠是可鄙的、謹小慎微的。然而女孩子，雖未經歷過現實考驗，卻能誇口自己有最驚人的美德而不擔心自相矛盾。
可是，她的無常也植根於這種缺乏控制。她夢想她是無限的，卻在供人仰慕的角色中仍是現在的她自己，而這個角色又有賴於陌生人的意向。對她來說，在這個她等同於自己又必須被動地接受它的存在的角色中，有一種危險。這就是她敏感和虛榮的原因。哪怕是一點點批評，一點點嘲笑，都會使她完全成為可疑的。她不是通過自己的努力，而是通過變幻莫測的贊許，去獲得自身價值的。這種聲望，由於不是建立在特定活動的基礎上，於是似乎是可以量化的。商品變得太普遍時，其價值就會跌落，因而只有在別人都不是時，少女才是珍貴的、非同尋常的、出眾的、卓越的。她的同伴是對手，也是敵人；她極力貶低她們，否認她們和自己有關系；她嫉妒，她懷恨。
顯然，這一切缺點都只能來自青春期女孩子的處境。在滿懷希望和雄心勃勃的這個年齡，在生存和在世界上占有一個位置的願望變得強烈的這個年齡，處在這樣一種處境，感到自已被動而依附，這是十分不幸的。在這個一心想征服的年齡，女人認識到，對她並不存在任何征服的問題，她必須和她自己脫離關系，她的未來要依靠男人的幸福快感。她不但在性方面，而且在社會方面已經產生了新的渴求，但它們卻一直未得到滿足。她對行動的所有熱情，不論是肉體的還是精神的，都立刻被挫傷。可以理解，她是難以恢復平衡的。她的喜怒無常的性情，她的眼淚，她的神經危機，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生理脆弱的結果，而是精神嚴重失常的明證。
但是，少女也可能確實在接受她千方百計用不可靠方式加以擺脫的處境。就她的缺點而言，她令人惱火，但就她的優點而言，有時她又令人驚訝。兩者同出一源。她對世界的否定，她的不安期待，她的虛無，都可以被她用來作為達到孤獨和自由頂點的跳板。
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少女是內向的、騷動的，是嚴重沖突的犧牲品，但這種復雜性使她豐富，她的內心生活發展得比她的兄弟們更有深度；她更注意自己的情感，所以它更微妙地富於變化；同男孩子們相比，她有更強的心理頓悟能力，而男孩子們只對外部世界感興趣。
她能夠給她對世界的反抗以重視，她能夠避開過於嚴肅和循規蹈矩設下的陷阱。伙伴們故意捏造的謊言會受到她的譏諷，被她所看穿。她每天都會感受到她地位的曖昧性：她能超出無效的抗議，勇敢地對公認的樂觀主義、陳舊的價值。虛偽和快樂的道德觀念提出質疑。《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瑪吉的情形就是如此，在她身上，喬治·艾略特體現了自己在青年時代對維多利亞英國的懷疑和勇敢的反抗。男主人公們——特別是瑪吉的哥哥湯姆，頑固地堅持公認的原則，把道德觀念凝固成正式慣例。但瑪吉想讓它們有生活氣息，她推翻了它們。她超然於僵化的男性世界之外而走到了孤獨的極限，成為真正的自由人。
對於這種自由，進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幾乎只能消極地運用。然而她的靜止性能夠產生一種可貴的感受性，因而她可以做到忠實、周到、通情達理和充滿深情。羅莎蒙德·雷曼筆下的主人公們以這種溫順的寬厚而著稱。在《請跳華爾茲》這部小說裡，我們看到奧莉維亞雖是膽怯的、窘迫的，可是幾乎不嬌氣，她以富有感情的好奇心環顧著這個她即將踏入的世界。
她跳舞時仔細傾聽一個又一個舞伴說的話，試圖根據他們的意願來回答他們，變成了一個應聲蟲；她激動，她來者不拒。《含糊的回答》中的女主人公朱迪恩同樣是迷人的。她沒有放棄童年的快活：她喜歡夜晚裸著身體到她花園旁邊的小河裡去洗澡，她熱愛自然、書籍和生活；
她不是一個自戀者；她不騙人，也不自私，更不想通過男人提高她的自我：她的愛是一種饋贈。她把愛情送給任何一個戰勝她的人，不論是男人還是女人，是詹妮弗還是羅迪。她給予但不失去自己：她過著獨立的學生生活，有自己的世界和設計。然而，使她區別於男孩子的是她的觀望態度，她的溫柔馴服。盡管如此，她還是微妙地注定要屬於他者：在她的心目中，他者的形象是如此美好，以至於她立刻愛上了鄰居家的所有年輕男人，愛上了他們的房子，他們的姐妹，他們的世界。詹妮弗使她著迷，不是因為她是朋友，而是因為她具有他性。而她之所以使羅迪及其表兄弟們人迷，是因為她願意為他們塑造自己，根據他們的願望塑造自己；她是忍耐、寬厚、接受和默從的化身。
瑪格麗特·肯尼迪的《永恆的寧芙》中的泰莎則完全不同，她自然而又溫柔忠誠，但對她所愛的人表示喜歡時也很迷人。她拒絕作出任何退讓：女性的華麗服飾、化妝品、假象、虛偽、故作優雅、謹慎和順從，全都讓她感到厭惡。她渴望被愛，但不想隱藏在假象後面。
她順從路易斯的一時興頭，但從不奴顏婢膝。她體諒他，激動時和他保持一致，但如果他們吵嘴，撫摸就不會把她征服。虛榮孤傲的弗洛倫斯可以被親吻征服，但泰莎卻創造了奇跡，可以在愛情中保持自由，這使得她對愛既不懷有敵意也不驕傲。她的天生質樸有著矯揉造作的全部吸引力；在取悅於人時，她從不傷害和貶低自己，從不處在客體地位。她的周圍全是一心一意搞音樂創作的藝術家，她的心裡沒有感到這貪婪惡魔的存在。她全心全意地去愛，去理解和幫助他們。她以深情而自然的寬厚，毫不費力地做到了這一點，因此，即使她在忘我地幫助他人，也仍然是完全獨立的。由於這純粹的真實性，她免除了通常的青春期沖突。
她能夠承受世界的嚴酷，而在自身中不分離。她既有無憂無慮孩子般的和諧，又有明智女人的和諧。敏感寬厚的少女是善於接受的、熱情的，所以很容易成為可以勝任偉大愛情的女人。
在找不到愛情時，她可以發現詩一般的境界。由於不能行動，她觀察，她感受，她記錄。
一種顏色，一次微笑，會在她心裡深深地引起共鳴。她的命運存在於她之外，分散在已建成的城市中，分散在已打上生活烙印的男人的面容上。她熱情地品味，然而用的是比年輕男人更超然、更自由的方式。雖然不能和人類世界融為一體，幾乎不能在那裡適應，但她可以和兒童一樣客觀地觀察它。她不只對把握事物感興趣，還探求它們的含意。她捕捉它們特有的輪廓，它們出人意料的變化。她很少感受到大膽的創造力，通常缺乏自我表現的技巧。但在她的談話中，在她的書信、文學隨筆和素描中，她表現出一種獨到的敏感。少女熱情投身於行動，因為她還沒有被剝奪超越性。她一事無成、一無所是這個事實，只會使她的沖動更加強烈。她是空虛的和無限的，所以她想從自己的虛無深處獲得一切（All）。這就是她把一種特殊的愛獻給大自然的原因：她比青春期男孩子更加崇拜它。大自然是未被征服的、無人性的，極其明顯地包容了存在的整體性。進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尚未學會利用世界的任何一部分：
因而這完全是她的王國。在占有它時，她也驕傲地占有了她自己。柯萊特常常描繪這種少女的狂歡，例如在《西多》中：
我愛黎明，想提著空籃子順著沙灘向那條河走去，那裡長著草莓和紅醋栗。3點半時，一切都是深藍色的，潮濕而又朦朧，我可以信步走進濃霧，直到大霧埋沒了我的耳朵和敏感的鼻孔……那時我會感到自己的價值和一種蒙受天恩的心境，感到與第一縷微風、第一只啼鳥和初升的朝陽融為一體……我會想回家，但只會在吃飽、走遍森林和喝兩口不容易發現的清泉流出來的水之後。
瑪麗·韋伯也告訴我們，少女在自己十分熟悉的鄉間所感到的狂喜：
當家裡的氣氛變得太可怕，安伯的神經緊張到極點時，她就要悄悄地溜出家門，走到北面的森林去……在她看來，多默是根據法律生活的，而森林卻在根據沖動生活。她逐漸意識到自然美，進而認識到她所特有的美。她開始覺察出兩者的相似之處。對她來說，大自然不是美的事物的集合，而是一種和諧，一首凝重質樸的詩……那裡表現出來的美，那裡發出來的光，不是來自花朵或星辰。一種震顫，神秘而又令人激動，仿佛和那光一起穿過……颯颯作響的森林……所以，她踏上這綠色的世界，是為了舉行重要的宗教儀式。6月初的一個寧靜的早晨……她終於來到了北面的森林，立刻被美緊緊抱住。在和自然交談時，對她來說實際上存在著某種較量，好像有一種心情在說：“我不會放你走的，除非你為我祝福”……
她靠在一棵野梨樹下，通過內心的傾聽，感覺到生命的狂濤洶湧澎湃，這使她聯想到大海的咆嘯。這時，一陣微風吹來，搖動著開滿花的樹梢，她又喚起了那種感覺，她像聽到那樹葉的陌生說話聲……每一片花瓣，每一片樹葉，都好像在品味著對它由之而來的深處的回憶。每一朵弓身彎曲的花，都仿佛充滿了對它脆弱而又過於莊嚴的回音……一縷縷芬芳從山頂吹來，飄散在樹枝中間。那有形的、並且懂得死亡也是有形的樹枝，在那無形的、永恆的芬芳掠過時。瑟瑟發抖……由於它，這個地方不只是樹的雲集，而且和星空一樣浩瀚……因為它占有自己，永遠處在受壓抑的、永恆不變的生命力之中。正是這，吸引了安伯，使她懷著極大的好奇G，走進大自然的這塊神秘的地方。正是這，使她現在突然感到一種狂喜……這就是吸引安伯屏住呼吸走進大自然這塊充滿靈氣的地方，並使她久久地停留在稀有的狂喜之中的原因。
許多不同的女人，如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娜·德·諾阿耶，在她們青年時代都經歷過這種激情——並保留了終生。
上面的幾段引文表明，青春期女孩子在田野和森林找到何等美妙的避難所，在家裡，母親、法律、習俗與慣例都處於支配地位，而她很想逃避她過去的這些方面，很想成為主權的主體。然而，作為社會的一員，她又只有變成了一個女人，才能踏入成人的生活。她用退讓為自身的解放付出了代價。但是在植物和動物當中，她卻是一個人，既擺脫了家庭的束縛，也擺脫了男性的束縛——成為主體，成為一個自由的人。她在森林這塊神秘的地方，發現了她孤獨靈魂的反映，在一望無際的平原，發現了她超越的具體形象。她本身就是這廣闊無垠的疆域，這高人雲端的絕頂。她能夠沿著這些通向未知未來的道路走下去，她會這樣走下去的。當坐在山頂時，她是世界所有財富的主人，而這財富就鋪在她的腳下，供她獲取。在湍急的水流中，在粼粼的波光中，她有一種對尚未經歷過的快活、眼淚和狂喜的預感。池塘中的漣漪，斑駁的陽光，使她對內心冒險隱隱懷有希望。
芬芳和色彩講著神秘的語言，但有一個詞發得特別響亮：這就是生命。生存不只是城市案卷裡記載的抽象命運，而且是富有肉感的未來。擁有身體不再是令人羞愧的污點；在女孩子於母親面前予以否認的欲望裡，她可以認出那在樹木中升騰著的生命；她不再是不幸的，她自豪地宣布自己和樹葉、花朵有血緣關系；她操碎花冠，知道有一天一個活獵物會塞滿她的手。乙。肉體不再是一種玷污：它意味著快樂和美。在與大地和天空的統一中，少女是那飄逸的芬芳，是那給萬物以活力，激蕩萬物感情的一縷生機；她也是植物的每一枝丫枝；她是植根於土壤和無限意識的機體，她是精神又是生命；她的存在和大地一樣是專橫的、勝利的。
她有時還在超自然地追求一種更遙遠、更燦爛輝煌的現實，容易沉湎於神秘的狂喜中。
在信仰時代，許多年輕女人指望上帝能填補她們內心的空虛。錫耶那的卡特琳和阿維拉的泰麗莎，她們顯然是在早年生活供奉聖職的；冉·達克也是一位少女。在別的時代，最高的目標是人性，於是神秘的沖動流入了明確的社會設計。然而也正是早年對絕對的渴望，在諸如羅蘭夫人和羅莎·盧森堡的女人心中，點燃了使她們生命倍生光輝的火焰。在屈從和幻滅時，少女有時也能從對抗的深處鼓起最大的勇氣。她可能進入詩一般的境界，也可能表現出英雄主義。要對抗她不可能與社會融為一體這個事實，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她必須開闊自己的眼界。
有些女人的豐富而有力的天性，在環境有利時，曾使她們在成年期能夠繼續進行青春期的熱情設計。然而，這些是例外。喬治·艾略特和瑪格麗特·肯尼迪讓她們的女主人公，瑪吉和泰莎，在年輕時死去，這並不是沒有道理的。勃朗特姊妹經歷了苛刻的命運。少女是動人的，因為她對世界的抵抗是孤弱的。但是世界太強大了，如果她堅持對抗，就會被摧毀。
貝勒·德·朱倫的譏諷能力和獨具的智慧使歐洲傾倒。然而她卻嚇跑了所有的求婚者：她對作出任何讓步的拒絕，使她受到長年過著淒涼的獨身生活的懲罰，以至她宣稱“vierge et martyre”〔處女和殉道者〕這個詞語完全是多余的。這種固執並不常見。大多數少女認為這種斗爭常常太不公正，於是終於屈服。狄德羅在給索菲·沃蘭的信中寫道：“你們全都會在15歲死去。”如果這種斗爭，像常發生的那樣，只是一種象征性的反抗，那麼失敗是無疑的。少女在夢想中要求許多，充滿希望，然而卻是被動的，所以只能贏得成人們的憐憫一笑。他們預料她會變得順從。果然我們在兩年後發現，那個曾經是古怪的、難以約束的孩子，現在平靜了下來，完全准備接受女人的命運。柯萊特為萬卡預示了這種命運，莫裡亞克早期小說裡的女主人公們的情況也是如此。青春期危機，是一種可與拉加博士所謂哀悼的“陣痛”相比的“陣痛”。少女緩緩地埋葬了她的童年，埋葬了她以前所是的那個獨立而專橫的人，順從地踏上了成人的生活。
我們當然不可能只根據年齡來明確分類。有些女人一生都處在幼年狀態；我描述的那種行為，有時會延續到一個很高的年齡。盡管如此，一般來說，在15歲這樣尚未成熟的少女同“大姑娘”之間，仍有著重要差別。後者在准備接受現實，她的活動幾乎不再處於想像階段，自身的分裂也不像以前那麼嚴重。瑪麗·巴什基爾切夫在大約18歲時寫道：“小時候，我的年齡越大，越是變得漫不經心。現在很少有什麼事會打擾我，而以前什麼事都在打擾我。”
伊雷娜·雷維利奧特這樣說道：
一個人要讓男人們接受，就必須像他們那樣去思考和行動，否則他們就會把你當成怪物，而孤獨會成為你的命運。至於我，我現在飽嘗了孤獨之苦，不僅需要我周圍有一群人，而且需要他們和我在一起……
我現在要生活，不想再那樣默默地、呆頭呆腦地存在、等待、夢想和自言自語了。
她繼續說：
由於被恭維、被追求，以及遇到的諸如此類的事，我變得異常野心勃勃。這不是15歲少女所感到的那種顫抖而驚奇的快樂，而是在報復生活、往上爬時所感到的冷酷而通人的狂怒。我賣弄風情，拿愛情逢場作戲……我增加了知識，學會了sang-froid〔沉著冷靜〕，習慣於洞察秋毫。我失去了一顆溫暖的心。
像是一次脫胎換個……兩個月我就把童年拋在了後面。
下面一個19歲女孩子的這些自白如出一轍：
啊，從前，在仿佛和現時代格格不入的思想同這一時代的要求之間，有著一種怎樣的沖突啊！現在我好像感到了某種平靜。我產生的每一種新的狂妄想法，沒有引起痛苦的騷動，沒有引起無休止的破壞和重建，而是奇妙地適應了我腦子裡已經有的想法……
現在，我在不知不覺地從抽象觀念向實際生活運動，其間沒有斷裂。
少女終於接受了她的女性氣質，除非她長得特別難看。而且，在完全安心地去生活以前，她往往幸運地沒有付出代價就享受到生活所提供的快樂和勝利喜悅。她還沒有受任何義務的束縛，無須負什麼責任，她自由自在，然而並不認為現在是空虛的或欺騙的，因為它只不過是一個階段。盛裝打扮和賣弄風情似乎仍然只是一場游戲，她對未來的夢想掩飾了未來的無用。弗吉尼亞·沃爾芙在《海浪》中，就是這樣記錄了年輕嬌氣的吉尼，在大學一次談話中表達的這種想法：
我覺得自己在黑暗中發光。我穿著長街絲襪，雙腿相互平滑地摩擦著。寶石項鏈垂在我的預前，使我略感寒意……我盛裝艷服，一切就緒……我的頭發吹成一種波浪形，我的嘴唇鮮紅。我現在就准備上樓加入男男女女——我的同輩們的行列。我從他們身邊走過，任憑他們注視，如同他們任憑我注視那樣……在這芬芳中，在這光彩中，我開始舒展了，就像一棵俄曲葉子的小草在舒展那樣……我心裡湧出數不盡的怪念頭。我時而調皮，時而快活，時而倦怠，時而憂郁。我有根，卻在流動。所有金光閃閃的人們都在那樣地流動，我對這樣一個人說：“來吧……”他靠得比較近，他朝我走來。這是我這一生所經歷的最令人激動的時刻。我的心在劇烈跳動，翻騰不息……我們坐在一起，我穿著緞子衣服，他穿著黑白相間的衣服，這不是很愉快嗎？我的同輩們現在可能在看著我。而我，也在死死盯著你們，男男女女們。我是你們中的一員。這是我的世界……門開了，它繼續開著。於是我想，下次門開時，我的整個生活都會發生變低……門開了。哦，來吧，我對渾身閃著金光的這樣一個人說。“來吧，”於是，他朝我走來。
但是，當女孩子成熟時，母親的權威使她感到更沉重的壓抑。如果她在家裡做家務，她會討厭只做幫手，因為她很想把自己的成果獻給她自己的家，她自己的孩子。她常覺得在同母親進行不愉快的競爭，要是有了新出生的小弟弟或小妹妹，她尤其感到煩惱。她認為，母親已經有過自己的黃金時代，現在該輪到她去生孩子、去管家了。如果她在外面工作，她會討厭回家後仍被只當成家庭的一員，而不是被當成一個獨立的人。
她不像以前那麼浪漫了，開始更多地考慮婚姻而不是愛情。她不再用動人的光環為她未來的丈夫增輝：她需要的是在世界上有真正的地位，需要的是踏上她的女人生活。在剛才提到的那本書中，弗吉尼亞·沃爾芙是這樣描寫一個富有的農村少女的癡想的：
快到炎熱的中午，當蜜蜂圍著蜀葵嗡嗡叫的時候，我的情人就要回來了。他將站在雪松樹下。我每問必答。我會把想好的話告訴他。我將會有孩子，有系圍裙的女僕和拿草耙的男工。還會有一個廚房，小羊恙生病時，他們把它送到那兒的窩裡去暖和，那裡還有掛著的火腿和亮閃閃的洋蔥。我會像母親那樣，系著藍色的圍裙，不聲不響地把食櫥鎖上。
在瑪麗·韋伯的《可愛的貝恩》中，可憐的普魯也有類似的夢想；
永不結婚可真是件可怕的事。所有的女孩子都會結婚的……要是女孩子們結婚，她們會有一間小屋，也許還會有一盞在她們大夫回家時才點亮的燈，或者只是蠟燭也無所謂，因為反正她們可以把它放在窗台上，而他會想：“我的妻子在呢，她把蠟燭點亮了！”
後來有一天，貝吉勒夫人用燈芯草為她們做了一個小床，再有一天，裡面躺了個，小娃娃，好莊嚴，好肅穆，洗禮儀式的邀請信發出去了，鄰居們都來了，像蜜蜂圍著蜂後似的圍著孩子的母親。當事情不順利時，我常會對自己說：“沒關系，普魯·薩恩！總有一天你會成為你自己小窩裡的女王的。”
對於大多數成熟的女孩子來說，不論她們在辛勤勞動還是在過著百無聊賴的生活，不論被禁閉在家還是有某種自由，找丈夫——或至少有個固定的情人，是一件越來越緊迫的事。
這種關切常常破壞女性問的友誼。“最要好的朋友”失去了昔日的光榮地位。少女把她的伙伴們看成對手，而不是盟友。我認識一個這樣的少女，她聰明，有天賦，在詩和散文中把自己描繪成一個“神情恍惚的公主”；她真誠地宣稱，她對童年伙伴不再有任何感情：如果她們又笨又丑，她會討厭；如果很迷人，她會害怕。對男人的急切渴望，往往會涉及陰謀詭計和蒙受恥辱，使少女變得心胸狹窄、自私和無情。如果迷人王子姍姍來遲，那麼則會加劇她的厭倦和酸楚的心情。
少女的性格行為是她處境的產物：如果處境改變，青春期女孩子的面貌也會隨之改變。
今天，她自己掌握著自己的未來，而不是委托給男人，這正在逐漸變得可能。如果她專心於學習、運動、職業訓練，或某種社會政治活動，就不會整天想著男人，對自己的感情或對性沖突的關注，也會小得多。然而，在把自我實現為一個獨立的個人方面，她仍會面臨比年輕男人更多的困難。如我指明的，家庭和社會習俗都不會贊成她在這方面作出努力。
而且，她即使選擇了獨立，也仍會在自己的生活中給男人和愛情騰出一塊地方。她很可能是在擔心，如果完全獻身於某項事業，她會錯過自己的女人命運。這種感覺往往不會被承認，但它確實存在。它削減了已明確樹立的目標，對它加以限制。在任何情況下，職業女性都希望能把職業成功和純屬女性的成就協調起來。這不僅意味著她必須花許多時間打扮自己，更嚴重的是，它還意味著她的主要興趣是不一致的。男學者在按部就班地工作的同時，還以思想的自由馳聘為快，因此產生最佳的靈感。然而女人的遐想方向卻完全不同：她要考慮個人的容貌，考慮男人和愛情；她將只給學習和職業留下最低限度的時間和精力，於是在這些領域裡，任何事情都是不必要的，多余的。這並不是一個智能弱、思想無法集中的問題，而寧可說是兩種不一致的興趣很難協調的問題。這樣便形成了惡性循環，人們常驚訝地發現，女人一旦找到了丈夫，便能多麼輕易地放棄音樂、學習和她的職業。在她的計劃中，她明顯涉及到自己的地方實在是太少了，以至實現計劃也不會給她帶來多少利益。一切都在聯合起來抑制她的個人野心，巨大的社會壓力仍在強迫她通過婚姻謀求社會地位和合法庇護。當然，她也不想靠自己的努力，去創造她在世界的地位，或者即使想，也是膽怯的。只要社會上還沒有完全實現經濟平等，只要社會習俗還在批准女人以妻子或主婦身份從某些男人的特權那裡獲益，那麼，她不勞而獲的夢想就會存在下去，就會阻礙她取得自己的成就。
但是，不論少女以何種方式進入成年期，她的見習階段都還沒有結束。無論是緩慢的漸進，還是突變，她都必須經歷性發動階段。有些少女在回避這個問題。如果她們童年時經歷過不愉快的性事件，如果錯誤的教育逐漸加深了她們對性行為的恐懼，她們就可能把童年對男性的厭惡保留下來。有時，環境也可能違背某些女人的意願，迫使她們延長處女生活。但通常，少女或遲或早都會實現自己的性命運。如何應付它，顯然基本上取決於她過去的經歷。
無論如何，這是一種新的體驗，它是在無法預料的情況下出現在她面前的，而她要獨立地對它作出反應。現在，我們必須來認識這個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