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居住處安竊聽器是監視技術中的勞斯——萊斯。
從非正式的觀察到系統偵查，再到發展線人，最後到監聽電話線路，這幾個步驟中在房間裡安裝竊聽器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監視層次。這就像執法機關永遠無法進入罪犯的頭腦去看一看整個事件的過程及人物，就有組絹的犯罪來講，高級竊聽可能是制止疾病的最厲害的的藥，至少也是改變生病過程的藥物。
但是厲害的藥物需要謹慎使用。美國司法部六對潛人公民家中的隱秘的麥克風，竊聽關於財產的私人談話這類行為採取十分保守的態度。關於在某人家中安竊聽器的道德及憲法問題可以寫上幾整本書，但最終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它們之間的清楚的分界線在哪裡，一方而人極及保證隱私權，另一方面是政府保護公民不受犯罪侵擾的責任，答案因人及時間而異——像其他事情一樣，司法思想也有時尚c要想在住宅內安裝竊聽器而得到法庭的認可，有幾件事是確定的。首先，除有理由的懷疑之外必經有「可能性原因」。就是說，在行為事實之前，罪犯確有可能在目標住宅內計劃犯罪行為。
這種可能性原因可以透過線人或直接監視得出，也可通過參考其他竊聽得出。必須有無懈可周的事實。僅僅說某個人兒犯罪背景或者說保羅-卡斯特蘭諾是甘比諾犯罪家族的頭兒並不充分，每個人都知道這點。
其次，審查第三條款所要求的宣誓書必須用正式而毫無錯誤法律用語表達。這是生活中的一個令人沮喪的現實，對聯邦調查局偵探來說不得不面對它，然後文件要經過一系列毫不留情的審查，首先是聯邦調查局決部，然後是司法部，有時甚至是司法部長本人。可以預見複審辯護律師也同樣會毫不留情，因為他們在無休止地進行尋找漏洞的工作，必然要竭力否決宣誓書，從而否決竊聽，不承認證據。
最後，由於已存竊聽器甚至還沒安放之前就已遭阻止的先例，這或許是由於執法機關無心地洩露去或者是在各特政機構中有組織犯罪地下組織安插了「鼴鼠」，申請監視的準備工作必須秘密進行。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當對斯塔滕島上的白宮進行竊聽——一個月球探側器，是的，一個可能的月球探測器——看起來有真正可能性時，卡斯特蘭諾調查的整個進程都改變了。破壞活動不再是隨意而荒誕的，那只不過是弄出巨大的聲響看看誰先退卻。
布魯克林——昆斯居住區再了聽不到工作之餘關於安迪-庫林斯如體被托米-阿格羅逐出來或喬-奧布賴恩如保拉住喬治-雷米尼在鏡頭前微笑之類的閒談了。現在信息是基於需要，謹慎是本質。
誠然，與甘比諾家族成員的接觸仍在繼續，但目的卻與原來恰恰相反。起初，是想使暴徒認為他們的行動要比實際多；而現在的目的卻是使暴徒相信他們的行動比實際少。讓甘比諾家族以為聯邦調查局還在摸索，很盲目，將有助於轉移其注意力，而聯邦調查局的焦點前所未有地集中在一個目標——用卡斯特蘭在自己房子裡自己的聲音自己的話抓住他。
目標進一步明確以後，執行小組進行了調整。
那些不直接參予卡斯特蘭諾專案的成員，甚至那些在甘比諾專家小隊富有經驗的人員都對竊聽斯塔滕島計劃毫無所知。讓他們知道對誰也沒有好處。
排除人員後，第三監視的幾名情報收集員建立了親密合作關係，喬-奧布賴恩複製的「遇難者行動」計劃，讓他自己都感到驚訝的是，他對這一工作從不感到厭倦，整日的正常任務使他每晚都和政府助理律師詹姆斯-哈蒙呆在一起，哈蒙是紐約東區打擊有組織犯罪力量的成員，幫助喬度過準備宣誓書的難關。安迪-庫林斯通過喬-加洛及「本壘打」調查，找到甘比諾組織上上下下的線索，發現一系列指向「教父」或「教皇」的線索，這有助於找出可能性原因。頭兒布魯斯-莫不再發了習慣性的沉悶的笑聲，而以幾乎不出聲的低語歡迎每一條新信息。
弗蘭克-斯佩羅（就是在這位偵探的公司喬-奧布賴恩第一次見到教父）監視卡斯特蘭諾的家，記錄來訪者，跟蹤汽車，為那些聲名顯赫的可疑的進出房子的暴徒建立一個流動表。同他的夥伴馬蒂-特裡科裡克一起，斯佩羅得出一個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能否認的結論：保羅-卡斯特蘭諾的托特山宅實際上是全美黑手黨的司令部及神經中樞。